倒下的首富：中国光伏行业的冠军“魔咒”

2010年9月，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来上海参加世博会，在下榻的酒店里，一位来自好客山东的中年男子正在笑眯眯地等着他。

此人就是黄鸣，山东皇明热水器公司的创始人。这次见卡特，黄鸣并非只是来凑个喜提美国总统的合影，而是有一个更大的计划：他通过一位美国华人教授，搞到了一些报废的电池板，黄鸣想让卡特以前总统的名义，把这些太阳能板捐给一所位于德州（山东）的太阳能博物馆。

这些报废的太阳能板可是大有来头，跟卡特的渊源很深。在1979年，卡特在白宫举办了一场“屋顶上的发布会”，庆祝白宫装上了一个由32块太阳能板组成的热水系统。因为当年产业不成熟，这个小系统只能给楼下的餐厅和洗衣房烧热水，但整套系统造价高达28万美元。

当时美国刚从第一次石油危机中缓过来，被中东“卡脖子”的日子历历在目。卡特上台后决心要在能源上“自主可控”，考虑到太阳能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作为扶持对象刚好合适。于是卡特表示，太阳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激动人心的冒险的一部分[4]。”

在屋顶上，卡特对着镜头说了一句废话：没有人可以挡住光。

白宫屋顶发布会，1979年

当年的卡特还是图森破。在一年后的总统竞选中，因为伊朗人质危机和经济滞胀，卡特被里根所击败，而里根认为“最好的能源政策就是没有政策”，一手取消价格管制，一手放开国内供给，油价逐渐回落。像光伏这种投资大、补贴多、见效慢的行业被打入了冷宫。

然后到了1986年，白宫屋顶上那些当年占据美国媒体头条的太阳能板，就被里根的手下偷偷拆掉了，然后便流落到了各地。其中有16块太阳能板被安装在缅因州一所社区大学的自助餐厅的屋顶上，还有一些则因缘际会，飘洋过海来到了山东德州企业家黄鸣同志的手里。

卡特和黄鸣“交接”现场，2010年

卡特向黄鸣“交接”太阳能板的一幕，颇有象征意义。因为在他们交接的同时，全球光伏行业的中心已经逐步转移到了中国，产业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并且涌现了一批世界级企业。唯一略显尴尬的是：黄鸣和他的公司，其实并没有真正站到过光伏舞台的中央。

皇明的主要产品是太阳能热水器，这应该是老百姓最熟悉的太阳能产品了，在广大的农村，家家户户都曾以屋顶上装一个太阳能热水器为骄傲，但它主要功能是“集热”，而非“发电”。而且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楼房上不易安装太阳能热水器），这个行业也在不断萎缩。

而在太阳能热水器之外，故事才真正精彩——中国光伏产业20年里诞生了无数“首富级”人物，比如施正荣、彭小峰、李河君、朱共山等，如今的他们有的元气大伤，有的沦为旁观，有的深陷债务风波，有的成为通缉要犯，以至于有人调侃：“光伏出首富，首富多末路”。

龙头企业陷入不断陨落的诅咒，但中国的光伏行业却又能顽强的崛起，这是为什么？

2000年春天，师从全球太阳能之父马丁·格林教授的施正荣，放弃了在澳大利亚如日中天的事业，以及香车别墅的生活。他不顾老丈人的反对，回到阔别十多年的祖国，加入了创业大军，和他一起回国的除了一双妻儿，还有体积达到3立方米的技术资料[3]。

为了找启动资金，37岁的他带着一个公文包和一台笔记本电脑，顶着烈日走访上海、大连、杭州、无锡以及老家扬中，拜访政府和VC，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对着50多页的PPT滔滔不绝讲上几个小时，PPT主题很微商：“给我800万美元，还你一个世界第一的企业[17]。”

但不巧的是，当时互联网泡沫刚刚开始，纳斯达克指数非理性下跌，中国三大门户的股票如同废纸一般，股价低到不足1美元，国际资本纷纷出逃，一些效仿”硅谷模式”成立风投基金的地方政府也出现了严重的PTSD，不敢随便拿纳税人的钱开玩笑。

另一方面，在世纪初，房地产、汽车和家电才是政府眼中的阳春白雪，纳的税多，还带动就业，像光伏这样陌生、冷门、前景模糊的行业显然不受待见，施正荣为此吃了不少闭门羹，直到在无锡遇见了伯乐。

2000年，无锡的GDP可以排到全国12名，在解放思想上步子迈的也比较快。为了做背调，无锡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4人小组，远赴澳大利亚，一方面是想摸清楚施正荣的背景和成分，另一方面，是想知道光伏到底有没有前景。

在得到正面结论后，无锡尚德在2001年正式成立，施正荣以技术专利和40万美元的现金共持股25%，成为中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二年，公司第一条10兆瓦的太阳能电池生产线投产，产能相当于此前4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产量的总和。

如果从量上看，施正荣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将中国光伏产业和国外的差距缩短了15年。有了这种很适合上地方日报头版的突出战绩，无锡政府自然喜不自胜，当地领导曾放出一句狠话：“谁要是把施博士放走了，市委和市政府将追究其责任。”

光伏产业链简图

2004年，尚德正愁产品没有销路时，欧洲送来神助攻：德国更新了《可再生能源法》，强制光伏发电并网，并且给予为期20年，每度电0.45-0.62欧元左右的补贴，力度空前，需求井喷。尚德因为提前布局了产能，踩对了点，换来了大把的欧元和美金。

不到五年时间，施正荣已经走到了成为人生赢家的倒数第二步：2005年下半年，施正荣已经敲定要去纳斯达克上市，但没想到上市计划被纽交所CEO发现了，立刻派出派董事总经理和特别代表张磊——也就是日后高瓴资本的创始人——专程飞去无锡截胡[3]。

2005月12月14日，纽交所大门前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无锡尚德挂牌上市，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主板上市的中国民营企业，融资近4亿美元，远超新浪和盛大。上市晚宴上，施正荣兴奋的说：“一夜之间公司就出了二十多位新百万富翁”，他老婆张唯半开玩笑地对他说：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挣一分钱，我就管花钱。”

尚德在纽交所上市，2005年

2006年，施正荣成为新首富，同年一月，作为冲出亚洲的民族企业，无锡尚德的上市经验汇报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然后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两登《新闻联播》，施正荣也被央视评为“年度经济人物”。英国《卫报》的角度更加清奇，将施正荣评为“能够拯救地球的50人之一”。

对于无锡尚德的风光，最受震撼的当属地方政府——大家意识到光不仅能发电，还能发财。于是在“尚德效应”和“无锡模式”的影响下，地方政府开启了一场疯狂的“追光”运动。

一时间，有一百多座城市提出要建设“千亿光伏产业园”，不少地方打出“光伏之都”或者是“新能源之都”的称号，在服装加工企业密布的浙江嘉兴，早年前流传着一种说法“织布十年不如干光伏两年[18]”，在小商品之都义乌，连生产袜子和内衣的浪莎都忍不住想进来插一脚。

2012年，《中国企业家》杂志为光伏的这十年“非理性繁荣期”做出了一段高度概括的总结：

“过去十年，如果有一个行业笼罩的光环能与互联网相媲美，一定是光伏；如果有一个行业的造富能力能与互联网相媲美，一定是光伏；如果有一个行业吸引资本的能力能与互联网相媲美，一定是光伏；如果有一个产业激发地方政府的追逐热情超过房地产，一定还是光伏。”

和当初的互联网泡沫一样，残暴的欢愉终将会以残暴收场，同样的剧情也将再次上演。

无锡尚德从零到世界第四大光伏企业用了6年，赛维LDK花了不到3年。

2005年，30岁的彭小峰坐拥亚洲最大的劳保用品企业“柳新集团”，身家过亿，但他不甘心一辈子生产制服、手套、背心和鞋这样的低端廉价品。当年5月，他和江西新余一位官员聊到光伏，对方听说他想在苏州建厂之后，立刻上报给了市长汪德和。

当过卷烟厂一把手的汪德和嗅到了商机，立刻约他见面。彭小峰说他想做一家世界级企业，需要启动资金5个亿，而他最多只拿出3亿，剩下的需要政府解决，当时新余一年的财政收入才18亿，全市银行的贷款权限加起来都没有2个亿，为了拿下这个项目，汪德和利用各种关系，才给彭小峰凑齐了这笔巨款。

彭小峰也没有辜负栽培，短短两年时间，赛维就成了亚洲最大的硅片厂商，紧跟着尚德在美国上市，融资4.69亿美元，创历史之最，成为江西省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一个月之后，赛维就将2亿元连本带息如数还给了新余市政府，新余也成了江西GDP增长最快的城市。

上市之后，不差钱的赛维迎来了一段狂奔期。到2008年一季度结束，赛维签订下6笔大单，订单直接排到了2018年，订单总量超过13GW，相当于当年全球光伏装机量的两倍，又过了一个季度，赛维硅片产能和销量正式超越挪威REC，成为世界第一。

速度之快，令人咂舌，而这离不开外部宽松的融资环境和彭小峰的资本策略：用钱换时间，打闪电战。

赛维LDK的一位前员工曾说：“我们买断了供应商70%的产能，这就意味着，别的企业想进入这个行业，最多只能拿到另外30%的产能。也就是说，这一年，它永远也赶不上赛维[6]。”一位新余官员则抱怨过：“我们给他搞定100亿、200亿的贷款，他连一顿饭都没请我们吃过。”

如果把光伏产业比作是一个汉堡，那么两端的面包分别是硅料和电站，中间的肉主要是硅片、电池片和组件，一环接一环。

彭小峰对于“第一”有着近乎宗教般的向往，仅仅是硅片老大并不能满足他的野心，他的目标是缔造一个打通所有链条的帝国，这其中难度最大、利润最丰厚的当属硅料，也是整个产业的命脉所在。

2008年之前，全球绝大部分硅料产能都在海外，随着行业热度陡增，价格已经从2003年的每公斤30美元暴涨至2008年的400多美元，巨大的套利空间也产生了一些疯狂的举动：比如位于四川的峨嵋半导体工厂的垃圾堆被“淘硅者”翻了个底朝天。

当时还没有“卡脖子”这个说法，外界对中国光伏行业评价是“两头在外”（原材料和市场）。有一个非常生动的说法是，中国光伏是一个靠天吃饭的行业，但靠的是外国的天，只要外国打个喷嚏，中国企业都要重感冒。

为了摆脱“等米下锅”的窘境，国内光伏企业一边和海外厂商签订锁量锁价的“不平等条约”，一边上马硅料业务，但其中赌性最强、步子迈最大的非彭小峰莫属。

2008年年初，赛维投资120多亿在新余马洪镇建设1.5万吨的硅料产线。当时，全球硅料价格被炒到500美元/kg的历史最高点，而马洪工厂的设计成本为仅30美元/公斤左右，如果能顺利投产，意味着赛维将拥有一台印钞永动机，彭小峰也将成为整个产业的大功臣。

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光伏需求急剧萎缩，产品价格暴跌，仅仅一年时间，硅料价格从400多美元跌到了每公斤50美元。原本投产一年就能回本的马洪工厂，资金链瞬间紧张起来。但艺高人胆大的彭小峰没有悬崖勒马，而是选择加杠杆，扩产能。

硅料价格走势

2010年8月，赛维在合肥开建1.6GW的电池片工厂，是当年全球一次性开工最大的光伏项目。2011年，赛维宣布投资100亿，在内蒙古建设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硅料生产基地，年产规模达6万吨，是新余的4倍。

但殊不知，赛维当时资金链已经极度紧张，2011年四季度亏损5.89亿美元，资产负债率高达87.7%，欠债60亿美元，单单是每年要还的利息就是2-3亿美元，但即便如此，已经穷途末路的彭小峰依却不肯低头。

2012年，彭小峰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把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境外势力狠狠批判了一番：“他们（分析师）从来没有看对过一家伟大的公司。现在行业看赛维，就像10年前看乔布斯[13]。”

同一年，欧美国家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双反”（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全球装机量骤降，整个产业一片哀嚎，这也成为了压垮赛维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后，马洪工厂停产两年，每天都有人上总部讨债，合肥工厂被卖给了做饲料起家的通威，心高气傲的彭小峰被迫辞职。2016年，赛维被法院裁定破产重整，新余GDP增速也回落到不足5%，一段速生速死的故事就此终结。

对于赛维的失败，外界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外因是关键，但更多人认为是因为彭小峰赌性太强，盲目自信，认定行业成功秘诀是规模，只要战线拉的够长，产能够大，对手就永远追不上，公司永远就不会倒。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以硅料为例，因为技术会不断的进步，最新的工厂才是成本最低的，而不是规模最大的。

昱辉阳光创始人李仙寿曾在2012年写过一篇文章，名为《真实的谎言》，揭露了这个行业癫狂的一面。

“光伏行业说穿了是以‘武林争霸，一统天下’为指引，‘砸锅扩产’为手段，皇权思维和大跃进作风…产能是何其容易，只要有钱；出货量是何其容易，只要价格足够低；可我得到了什么？除了排名！我们早已陷入扩产一降价一营收下降一继续扩产的恶性循环，险恶的人性是这个行业的天敌。”

2012年10月10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征收34%到47%的关税，与此同时，欧盟正式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当时，欧洲是中国光伏产业最大的出口市场，占70%左右，美国占10%，一时间，所有人都如临大敌。

当年11月，央视《对话》栏目为此专门做了一期节目，名为“光伏血战的秘密”，请了通威、协鑫以及汉能集团三家公司的一把手讨论，整个过程，只有汉能创始人李河君最放松，聊至投机，还情不自禁翘起了二郎腿。原因不难理解：当时“双反”针对的是晶硅产品，而汉能做的是薄膜，毫发无损。

对于“双反”，大部分的人的理解是：中国人凭借自己的勤劳与智慧，短短十年就站到了这个产业的金字塔尖，抢走了欧美国家的蛋糕，所以欧美国家要打压中国人的势头。但李河君却认为，这里面隐藏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在李河君眼里，欧洲国家之所以一边削减补贴，一边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压根不是为了扶持本土的晶硅企业，而是为了抢占新一代技术的制高点，也就是薄膜。

光伏发电有两种技术路线：晶硅和非晶硅，后者主要指薄膜。和晶硅相比，薄膜的优势在于体积轻薄，硅耗低，生产流程少，温度系数低，弱光效果好，除此之外，因为柔性化的特点，应用场景更广阔，尤其是建筑、3C电子、汽车等。但缺点在于转化效率不高，性价比优势不足，所以相对冷门。

2009年，汉能通过薄膜正式切入光伏产业，在当年的公司年会上，李河君发表了一个名为《我有一个判断》的演讲，他预测未来晶硅的道路上将会“一片死尸[9]”。某种程度上，李河君的预言是对的。

“双反”让国内一大批光伏破产倒闭，包括一些小手工作坊，也包括尚德和赛维这样的巨头，也让浪莎的这样价值投机者也放弃了插一脚的想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晶硅从此一蹶不振，薄膜就能轻松逆袭。

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全球多晶硅价格暴跌，2012年硅料只要每公斤22美元，加上新产能陆续释放，晶硅电池成本一年之内下降了40%，薄膜曾经略胜一筹的成本优势丧失殆尽，变得越来越小众。

目前，整个行业还是晶硅的天下，薄膜占比又退回到了和十五年前一样的5%，而且放眼全球只有美国First Solar和汉能两个主要玩家，这和李河君当初的预测截然相反。

对技术一窍不通的李河君，觉得薄膜的成本和转化率问题统统可以靠技术解决，所以才放弃拥挤的晶硅赛道。事实上，当初李河君在选择技术路线时，内部有人提出过一个想法：在汉能旗下的水电站旁边建晶硅厂，利用电价优势，碾压竞争对手，赚快钱，但被李河君否决。

要知道，在转战光伏之前，李河君主要做的就是水电生意，最得意的作品就是比葛洲坝水电站还要大10%的金安桥水电站，这座世界上最大的民营水电站被视为汉能的印钞机，每年稳定贡献数十亿的现金流，这也是汉能斥资百亿，豪赌薄膜底气所在。

不到两年时间里，汉能在全国跑马圈地，成立了九大制造基地。2011年，通过资本运作控制了在香港上市的设备厂商铂阳太阳能（后改名为“汉能薄膜”），打开了融资渠道，然后在不到1年时间里收购了三家海外薄膜太阳能公司。

李河君认为，这些收购都是成功的抄底：“全球700多家光伏公司、最领先的薄膜技术都在我们的数据库里，我们选中了其中5家并购对象，只要掌握它们，全球的薄膜技术制高点就被我掌控了。”

在利好消息的提振下，汉能股价从2012年底的0.33港元，一路飙升至2015年3月最高的9.05港元，涨幅高达26倍，李河君身价也一举超过马云，继施正荣之后，成为中国新首富。

相比历任首富，李河君的脑路相对清奇很多。他认为光伏产业的未来不是位于西北沙漠里的集中式电站，而是一个个的屋顶以及无数的生活场景，他的终极目标是让14亿中国人用上汉能的“薄膜全家桶”——用汉墙和汉瓦来盖房子，开着汉能的太阳能汽车上班，背着汉包去出差，夏天还可以躲在汉伞下乘凉。

让马斯克汗颜的汉能的太阳能汽车

做光伏的人大多有撂狠话的习惯，李河君曾对一个著名企业家讲过一个观点：“你什么时候放弃地面电站，什么时候才算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光伏[14]。”

2015年3月9日，李河君作为政协代表在两会上发言，成为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之一，不过这次发言被另一位政协委员剑雄被炮轰，认为这是在为他的上市公司做广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直播带货，而且是在人民大会堂。

不久之后，上市公司隐秘的角落也被撕开了一道口子。2015年5月20日，因为被质疑存在大量关联交易，涉嫌操作股价被香港证监会调查，汉能薄膜发电股价一天暴跌近50%，20分钟之内市值蒸发1400多亿港币。

此后，汉能进入长达4年的停牌期，李河君也没能摆脱光伏首富的宿命：2019年6月，汉能薄膜正式从香港退市。在这之后，汉能的业务并无多大起色，资金链持续恶化，频频陷入欠薪欠债风波，”现金奶牛“安桥水电站也被拍卖，汉能回A也遥遥无期。

在这场技术路线的大赌局中，晶硅大获全胜，李河君曾经的“121计划”（到2020年，汉能收入一万亿，市值两万亿，盈利一千亿）早已沦为泡影，只留下了一个落寞的背影和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要么我们死掉，要么伟大。”

虽然有人把光伏和互联网相媲美，但无论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光伏的本质就是制造业。在世界工厂干制造，就难逃成本的宿命。

施正荣对此曾有过一个经典论述：“任何一种产品只要有中国人去卖，就会卖到亏损为止；任何一种原材料只要有中国人去买，就能买到几百倍的高价。”

光伏产业的残酷之处在于，打赢了内战还不行，因为它的对手是火电厂，终极目标是实现“平价上网”（和燃煤上网标杆电价相比），在没有到达这个历史性拐点之前，企业必须拼命投资，买设备，扩产能，攻克技术难题，不断革自己的命。

从2002年无锡尚德第一条电池线投产，到欧美发起双反的2012年，中国光伏度电成本从当初的5元/千瓦时，下降到0.8元/千瓦时（当时全国燃煤上网标杆电价从每度0.23到0.5元不等）。

中国光伏度电成本走势

如果换作其他行业，十年时间成本下降85%，产业格局也就基本稳定了，寡头效应也就形成了，利润也就开始产生了。但光伏不是这样，在没有实现平价上网之前，整个产业就谈不上格局已定，龙头的强大有时候也只是昙花一现、过眼云烟。

赛维和尚德倒下之后，整个产业迎来了一次大洗牌，主战场也从海外转移到了国内，曾经的“民营电王”朱共山从彭小峰的手中接过了“世界硅王”的大旗。2015年左右，他执掌的协鑫系“能源帝国”跃升为全球最大的硅料和硅片厂商，占全球约四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然而这个地位却被“一根线”颠覆了。

2015年，国家推出“领跑者计划”，对光伏组件转化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时，单晶产品80%可以满足上述要求，而多晶产品只有20%可以满足，存在明显的政策倾斜，这被认为是国家在有意引导整个产业从门槛较低的多晶，转向效率更高的单晶路线，从而加速产业的自我造血。

在中国，有的钱可以从市场里赚，有的钱可以从改革里赚。随着顶层供给侧改革的落地，一直坚守单晶赛道、一度当过无锡尚德供应商的隆基股份浮出了水面。也正是在2015年左右，隆基在硅片切割技术上取得巨大突破。

在光伏行业内，上游硅片厚度与切割时的损失量是影响晶体硅电池成本、甚至并网发电成本的第一个决定性因素[12]。

隆基采用的金刚线技术，使得硅片切割效率显著提升，降低了硅片生产过程中的非硅成本。隆基创始人李振国曾这样解释，“采用砂浆切割，切割一吨硅棒，大概要消耗300公斤的钢线、300公斤碳化硅、300公斤聚乙二醇，如果改成金刚线切割，只需要40公斤金刚线。”

技术的领先，加上政策的支持以及供应链的成熟，单晶的性价比优势不断提升，市场需求呈几何式增长，短短五年时间，单晶市场份额从不到两成增长至如今的九成。

凭借这一波技术浪潮，隆基开启了疯狂扩张，股价在5年多时间里翻了25倍，把在美国上市的同行们远远甩在了身后，去年成为全球硅片和组件环节双料“世界冠军”，净利润高达85亿元，也一度被股民们封为“光伏茅”。

话虽如此，光伏和茅台，本质上却是两个物种。赤水河永远流淌，但在光伏行业，唯一不变的事情是技术会不断进步，永远在变的就是产业格局。

金刚线的普及一方面加速了平价上网时代的来临，与此同时也让整个产业陷入了一次动荡的产能替代周期：曾经的“硅王”保利协鑫被揍了个鼻青脸肿，旧的产线不断贬值，沦落只能论“斤”卖。在经历2018年的“5.31”补贴退坡后，协鑫更是元气大伤，股价持续走低，不得不出售电站续命。

隆基本身的地位也绝非稳固：最引人关注的无非是硅片环节上的尺寸之争，以中环和天合光能为首的公司组成210阵营，挑战隆基、晶科和晶澳组成的182阵营，如果挑战成功，隆基的“茅台”成色就要大打折扣。

而在硅料环节，保利协鑫希望通过“颗粒硅”来扭转乾坤。在电池片领域，通威、爱旭、汉能甚至包括做风电的明阳智能也都在大力推进转化率更高的HJT（异质结电池）的量产。每一个细小的技术进步，都是行业格局的变量。

简而言之：光伏产业的核心是技术迭代带来的成本优势。新技术的出现，意味着新产能将会打败老产能，投资成本甚至会低于老产能的残值。与此同时，先行者因为庞大的资本开支，以及过高的负债率无法跟上新一轮的技术升级，“先发优势”便可能沦为“先发劣势”。

这个行业里的所有玩家，从政府到企业，从上游到下游，付出的所有“代价”最后换来的，就是光伏发电的成本持续降低。每一次新技术的成熟落地，都会带来一次行业洗牌，也会见证新王的加冕和旧王的退去。

当然唯一不改的，是全世界离真正的清洁能源又前进了一小步。虽然那些意气风发的首富们，大部分都成了“代价”。

工业革命时代，煤炭被称为工业粮食，石油被称为工业血液，手里没粮，心里发慌，身上没血，一命呜呼。然而，传统化石能源存在分布以及供需不平衡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很多地缘政治问题，甚至成为战争的导火索，普法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数不胜数。

为了避免这样的激烈冲突并且实现能源独立，21世纪以来，许多国家开始将光伏等新能源作为战略产业，美国、德国、西班牙、日本、中国莫不如是，没有国家希望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里，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剥离过去二十年光伏产业的种种光怪陆离，会发现最大的赢家，其实是中国的光伏产业本身。

2019年后，中国光伏正式进入了“平价上网时代”，在光照条件好的地方，上网价格已经低于火电，整个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去年中国光伏新增装机量48.2GW，占全球三成。与此同时，中国光伏组件的出口目的地十分分散，“卡脖子”的顾虑已然烟消云散。

光伏产业的全球争霸赛中，无论是硅料、硅片、电池片还是组件，无论是市场份额还是技术实力，中国都是绝对世界第一，无论今后的技术路线再怎么变化，可以确定的是，最后的赢家一定是中国公司。

在2016年那期《对话》节目，施正荣作为一名“败军之将”被请到了现场，在那之前，他一个人在澳洲闭关数月，自己开车、买菜、做饭、瘦了15斤，他说：“一家企业的成败不重要，重要的是成就了一个行业。”

回顾中国光伏行业过去的二十年，这也许是一段最恰当的陈词总结。

来源：远川研究所 微信号：caijingyanj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