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卡林省江西，对革命有多重要

给你们3秒钟，你们能说出江西省的五个城市吗？

估计大多数人说不出来。

这个存在感非常稀薄的省份最近两年被广大“二次元”们赋予了一个绰号“阿卡林”。

·阿卡林=毫无存在感的角色

很多人都试图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分析江西存在感低下的原因，但其实历史的发展很多时候算的不单纯是经济账。

如果复盘整个中国近代史，江西其实是一个风云际会之地，存在感很强。

1927年夏天，在7月的最后一周，省会南昌最高级的酒店江西大旅社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年仅29岁的周恩来。

三个多月前，领教过工人罢工威力的上海滩资本家们为了自己的洋房、洋车和口袋里的钞票，把共产党作为筹码，出卖给了那个身为北伐军司令的宁波人。

没有人知道周恩来是如何从上海的屠杀中死里逃生，又是如何来到了江西。

但就在同一时间，周恩来的几位同志已经包下了这座酒店的一层。二十号房间里住着国民党二十军军长贺龙，二十四号房间里是第十一军军长叶挺，九号房间里住的是刘伯承。

·江西大旅社，南昌起义总指挥部

而几里之外，南昌国民政府省公安局局长朱德则坐镇在自己的司令部里。

遭到背叛的共产党人此时已经意识到，没有自己的枪杆子是搞不了革命的。

酒店里的所有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几天后南昌城里的第一声枪响。

从结果来看，起义军仅用4个小时就大获全胜，南昌起义成功了。

但是之后，由于敌我实力相差悬殊，试图攻占大城市的计划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在湘赣边界地带组织秋收起义的领袖毛润之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他放弃了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带着经过三湾整编的革命队伍，一头扎进了赣南的井冈山中。

·罗霄山脉

赣南山区虽然风光旖旎，但是当年的江西省绝对不是什么清新浪漫的地方。

经过清末的衰落、太平天国与湘军交战时的反复屠戮，外加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此时的江西，特别是四省交界的赣南，完全是个信奉丛林法则的三不管地带。

首先，当地有着庞大的封建宗族势力。它们一方面控制着当地农民，一方面也是乱世中自保的手段。为了争抢有限的生存资源，宗族间还时常爆发血腥的械斗。

而另一股势力就是当时遍布江西的各种秘密会社和土匪，而且二者有时互为表里，密不可分。

中国的秘密会社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顽强的生命力，在战乱年代的南方尤其明显。

赣南地区有些村镇，甚至一大半的青壮年都加入了哥老会等秘密组织。

如今一些“网络街（gai）溜子”自称小牛马，其实这个词儿很可能就是源自江西。

当时那些加入“会匪”组织，不事生产、游手好闲又渴望发横财的社会最底层就经常自称“小马牛”或者“牛马”。

不同于现在某些扯虎皮做大旗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那年头儿的“会匪”都是真正的黑社会，手里有枪，号令一方，江西的基层社会在这些人手里也是彻底糜烂。

以寻乌县为例，区区2700人口的小城，娼妓竟多达162人，占全城人口的6%；仅大余一个县就有鸦片烟馆140间，赌场50所。

而这种情况在当时根本不是个例。

鱼龙混杂的江西是各方豪强势力的天堂，同时也成了升斗小民们的地狱。

当时江西最大的产业要数萍乡地区的安源煤矿，这个由洋务运动领袖盛宣怀创办的企业是当年中国人控制的最大矿产项目。

·安源煤矿公司总部，很气派

围绕煤矿开采与铁路运输，安源地区形成了多达数万人的路矿工人队伍，但这群人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悲惨的“打工人”。

矿坑中常年保持40℃的高温，通风和安全措施极差，几乎年年发生重大事故，即便不死于事故，大量矿工也会早早地死于尘肺病。

这些赤身裸体，每天进行12～16小时超强体力劳动的矿工，拿到的收入仅能勉强糊口，如果不幸死于矿难，全部赔偿只有16块大洋，这笔钱在当时的江西能买200多斤大米。

但就是这种日子，如果和江西农民比起来，简直称得上“小康”了。

赣南山区地瘠民贫，从当时农民中流传的歌谣就能看出来：

冬天没被服盖，夜长

春天没米吃，日长

而比贫穷更可怕的是地主的压榨，方法也很简单粗暴，就是放高利贷。

每到青黄不接的时节，或者农民家中出了变故，地主们就主动借款或者谷子给他们，农民的抵押物多半是房屋或猪牛。

但是这个高利贷可比今天的小额贷、套路贷狠多了，利率能高达75%。当时民谣里唱的“一担谷子借九年，九十九担到堂前”，可能都算不上夸张。

这种钱只要借了，农民就根本没有还清的可能，不仅家里的仨瓜俩枣要被拿走，连农民自己也要给地主家白打一辈子工。

再加上地方当局压在农民身上二三十种捐税，农民们每天都在生存的边缘苦苦挣扎。

如果把早期的共产党比作创业团队，那刚进入江西的他们面对的就是地狱模式。

不仅社会环境险恶，而且当时的红军要人没人，要钱没钱。

领袖毛润之带上井冈山的队伍，名义上是一个师，实际上经过一路拼杀，把伤兵加上也只有700人，勉强算两个营。

而当时共产党队伍的主要领导者还是一群三十出头，甚至二十多岁的青年知识分子。

但从一个团队的领袖身上往往就能看出整个团队的气质。比如几年后的1935年，伟大领袖在红军翻越六盘山之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而同一时间，正在四川度假的凯申委员长写下的是这样的东西：

朝霞映旭日，梵贝伴清风。

雪山千古冷，独照峨眉峰。

就是这群青年带着革命者的乐观与韧性，坚信这片土地上还有可以被动员起来的力量。

而江西恰巧就是这样一片土地。

旧中国社会的底层一直孕育着暴力的种子，这种暴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安源的路矿工人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光讲道理终究是没卵用的，这些工人大哥们养成了一种好勇斗狠的风气，结成的各种内部帮派，有时也靠武力维护自身利益。

而早在井冈山革命之前的5年，共产党人就意识到了这是一支可以被团结与改造的队伍。

·《毛主席去安源》，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油画，没有之一

其实理论是灰色与抽象的，实践才是鲜活的。

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绝不是政治教科书上的一句套话，就拿毛本人来说，在安源做调查时，他都是亲自下到矿井里和工人们同吃同住。

毛后来常说不吃辣椒搞不了革命，其实说得就是如果你吃不了工人、农民的饭，不能用工人和农民的语言来进行交流，在中国是没资格进行革命工作的。

后来漫长的革命岁月里，这些共产党人也的确保持了这样的作风。

靠着这种工作方法，1922年2月，毛润之和党内的其他同志在安源建立了中国产业工人中最早的党支部，而且筹钱给工人们建了个俱乐部，一边组织工人争权利，一边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期间还组织过上万人规模的大罢工。

·罢工的胜利成果——《十三条协议》

到1925年，安源已经有了“小莫斯科”的称号，因为当时全国有五分之一的党员都在安源。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当1927年，革命队伍进入井冈山时，安源的路矿工人已经成为真正的革命先锋队。

不仅能分散到工农革命军中的手榴弹队、大刀队、警卫队和宣传队中作为中坚力量，而且能主动深入农村对广大农民进行动员工作。

1928年4月，朱德与毛润之在井冈山会师组建红四方面军之前，朱德的队伍已经在赣粤闽边界地区边打边跑了大半年，而这群年轻共产党人筚路蓝缕的创业之路也来到了拐点。

·十年后身在西北的伟大领袖与朱德总司令

建立中央苏区根据地，对新生的革命力量来说既是新鲜的试验，也是残酷的试炼。

几千人的队伍既要壮大力量、扩大地盘，又要应对血腥的“围剿”。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人第一次获得了控制政权组织的经验，也在血火之中积累了最初的军事斗争技术，锻造了人民军队的基因。

我们在历史课本上经常看到关于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的内容，但看似轻飘飘的几句话背后是面对国民党百万重兵高压扼杀下的巨大牺牲。

五次反“围剿”中，红军与国民党军的兵力对比始终相差悬殊，其中第四次“围剿”，双方兵力比甚至高达1∶12.5。仅前三次反“围剿”作战，红军战斗部队的伤亡就超过12000人。

“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背后，是江西作为革命摇篮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当时中央苏区控制的赣南，总人口有200多万，青壮年男性在70万左右。而最终加入到红军队伍中的人超过30万。在兴国、吉安等县，参军比率甚至超过70%。

但是你们知道吗，这30万江西子弟兵中仅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超过25万。到1955年，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军衔时，这些从江西出发一路征战大江南北的年轻军人已经十不存一，只要活着的几乎都成了我军的高级指挥员。

当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后，国民党又对苏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中国老百姓第一次领教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不是在日本鬼子手里，而是在国民党手里。本着“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原则，国民党在沦陷的苏区实行“连坐”制度，一人通共，十户株连，全家问斩。

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一地，国民党就杀了十几万人，被全家杀绝户的情况比比皆是。

国民政府自己统计的数据显示，1933年江西省人口有1900多万人，到1936年时减少到了1580万。

1934年，被国民党长期封锁的江西苏区如同一根拉得过满的弹簧，在超过了张力的极值后，它的历史使命也被迫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中央红军离开根据地实施战略转进，带着几十万新生力量从江西出发，开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艰苦卓绝与传奇的大远征。

残酷战火中的江西铁血青年们，将自己个人的命运牢牢钉在中国这艘古老又即将焕发生机的巨轮上，之后又历经15年革命的惊涛骇浪，最终将红旗插遍中国。

来源：X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