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商超，都市人集中倾泻物质消费欲望的地方。在深圳中心区，几乎每隔几公里都会有一个大型商超，日日高速运转。而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年人，维持着这些大型购物场时时刻刻的光鲜与堂皇。
家门口商场的超市应该算得上是深圳福田中心富人区的专用超市了，是一棵包菜可以卖到三十块的超市。
蔬菜、鲜肉很少打折，以原产地和新鲜为招牌，保质期仅一天，吸引周边的人购买。卖不完的即将过期的蔬菜水果会在晚上十一点左右被一个打扫卫生的大叔一车拉到停车场附近，他会从垃圾车里挑出还可以吃的蔬菜，分给在商场里打扫卫生的老年人。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靠着超市卖剩的面包水果度日，有时候，附近酒店自助餐剩下的白米饭也会被这清洁工捡来当做第二天的主食。有一个患有糖尿病的大叔，每天的三餐就是将这些捡来的冻在冰柜里的白米饭拌上老干妈用开水化开了吃。
这个商场附近是超过十万一平的公寓楼、最赚钱的银行和难进的国际幼儿园。这让我想到《寄生虫》里的场景，在人来人往的繁华商场，没有人会去关注这些五六十岁的清洁工是怎么在这个大城市生活的。
有很多清洁工为了挣多一点钱，会选择连上两个班，从早上七点开始上班，直到晚上十一点下班，站立工作16个小时，只有在早上十点半和下午四点半各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一个月的工资是五千块，不管吃住。
所有的人睡觉时间都不够，常常有清洁工在商场的角落里靠着墙就睡着了，他们尽可能找时间想办法休息，比如频繁地去厕所，但去多了也不行，被主管发现会被在群里通报批评，一旦检查时被发现哪里有灰尘或脏印子也会被发到微信群通报。
清洁工的队伍里没有年轻人，并且永远缺人，最终只有来自农村且年龄偏大的人能留下来做长期工，年轻的临时工一天最高能拿到两百块的工资，有很多便是来自三和。
疫情冲击下，近一年临时工尤其多，很多暂时找不到工作人就先来这里度过困境。一位来自湖南的男人，家里的养鸡场因为疫情倒闭了，他想着先来做几个月，形势好点了再把养鸡场重新开起来；一位负责清洁商场外围的地板的大叔，疫情之前他在香港开货车，香港封关后，他在深圳回不去了，就一直在这里做日结。
清洁工人找不到管事的人，商场经理三天一换，两天一换，招来一个新人，呆不了三天就不见了，清洁工在入职的时候合同里写一个月可以休息四天，但在现实中，永远请不到“假”，老板会以各种理由拒绝，比如，你看别人都没休息，你再多做一天明天给你假……性格不够强硬的话，在这个群体里面会吃亏，最脏最累的活会被分配给最不会表达自己诉求的人。
大部分都会受不了，干几个月就会离开，最终留下的都是年纪大没有别的出路的老年人，他们从偏远的县城或农村来，干不了别的活，挣钱是他们的最大目的，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挣点钱自己花，不用问儿女要钱。
商场的废纸盒、饮料瓶是清洁工额外的收入来源之一，一旦监工不在，就有人去搜罗有用的垃圾，基本都要靠抢，行情好的时候，一天能多个几十块钱的收入。
商场的保洁大叔来自江西，每天打扫完最后一遍卫生后，他把剩下的菜分给在同一栋商场周边做保洁的人。
每天十一点下班，他们常用黑色的垃圾袋带回江西大叔给他们的菜，冬瓜、番薯、水果辣椒、莲藕……各种各样被故意划伤的菜被带回家。它们并没有坏，只是过了一天，它们已不够新鲜。超市的菜要想卖到足够贵，而不被投诉，就只能每天都上最新鲜的东西，那么不够新鲜的就会被丢弃，整推车地往外扔——这是人们获得“新鲜”背后的代价。
江西大叔送菜也分人，更多时候，送菜是一场交易，有时候，他需要对方用捡来的纸壳废品跟他换菜。猪肉、牛肉等一些肉类制品他是不会送人的，他偷偷低价卖掉。这成为他保洁工作的之外的另一份额外收入，多的时候一天可以赚百来块。
不到两个月，江西大叔拿即将过期的肉往外卖的事被超市主管知道了，他被开除了，去了不远处的商场重新找了一份保洁工作。没有人会问他的来处。
管理保洁的公司是被层层转包的外包公司，想要去这里找到一份保洁的工作其实非常简单。只要多停留一下，找到一个正在打扫卫生的清洁工，跟他闲聊几句，他就会告诉你经理的电话，并且告诉你，非常缺人。
管理处设在商场的负一层，经理是里面最大的“官”，应聘者去管理处做完登记，签完简单的合同，录入指纹就可以上班，没有体检，所有很多保洁员腿脚不方便，患有慢性病也正常上岗了。
因为人员流动性大，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如果在岗的保洁员能介绍一位新保洁员入职，并且能干满两个月会有一百元的奖励，即使如此，依旧招不来人。
商场的经理也经常换，今天还是一个40多岁的女人，改天就换成了一个中年男人，他们也是在深圳各大商超之间来回跳槽，从海雅缤纷城到COCOPARK，从家乐福到华润万家……
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工资低。在这家商场全日制员工（合同上写一个月休息四天）每天工作8小时，一个月2500元；每天工作16个小时，5000元。四天休息日不休的话，8小时制，加班费80元一天，16小时制，加班费160一天。
按照2018年8月1日深圳市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全日制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为2200元/月；非全日制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0.3元/小时。
很显然，保洁们的工资是极低的，且没有任何保障。一开始，人手不够的时候，管理处还会从外面找临时工（一个临时工需要付给劳务中介20元中介费），一天220元，这招致了全日制保洁的不满，要求涨工资，后来管理处就干脆不找临时工了，全日制保洁的活就变得越来越多，一个人顶几个岗位。
这个体制中，年轻人的角色是那些监工的人，大多是年轻女孩，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在需要清洁的区域巡逻，发现烟头、树叶、污渍时拍照上报到有领导的群里，保洁很讨厌这些年轻人，说他们没有同理心。
一次检查中，一位左腿患有滑膜炎的阿姨被当面指责地板上的黑色污渍没有擦干净，阿姨当场就哭了，说着对方听不懂的方言，她的大概意思是，那块污渍根本就擦不掉，她要让女孩自己来试试。检查的女孩听不懂，有些悻悻然，她没再投诉阿姨了，以后也很少再去阿姨打扫的区域检查。后来阿姨听到监工们在那讨论说，山里来的人很难缠，撒泼打滚，又独自生了一场闷气。
外包用工的模式几乎可以应用到深圳的每一个大型商超，每一个“美丽”的公园，每一栋高档的写字楼。深圳几乎所有的保洁和绿化工都是一群来自全国各地50至60岁左右的老年人，那些被媒体讲述的家中有几套房，闲不住却出来打扫卫生的传奇人物，这座商场的清洁工们没有遇到。他们只知道，必须要时刻保持被分配领域的干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移动，遇上垃圾要赶快扫起来。他们在心里很厌烦那些随手丢垃圾的人，但处于所在的位置，他们并不想去干涉，只能默默忍受，好在这样的人毕竟只是少数。
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是因为儿女在深圳工作，有一部分是为了活下来。一位62岁的大叔被老乡带到这家商场前，曾在北京扫过五年马路，北京的冬天太冷了，冻得手脸皲裂，痛得不行，一个月也只有三千多块。他来深圳，最大的理由是，深圳冬天不冷，他很担心在北京有一天冻死在路上都没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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