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教家长焦虑，政策教资本做人

一纸文件，敲碎了 K12 行业烧钱烧出 “好未来” 的幻梦。

7 月 24 日，被称为 “双减” 政策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正式落地，全面限制从学前到高中的课外补习业务，并要求现有机构改制为非营利组织。新东方、好未来、跟谁学等教培机构股价跌妈不认，相比年初的高点，已跌去了 90% 以上。

即便如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这般历经过大风大浪的人，听到 “转型做托儿所业务” 的提议后，也没忍住潸然泪下 [1]。但擦干眼泪之后，还得面对现实：7 月 24 日当晚，新东方、好未来等机构相继表态，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一项政策引起教培机构大地震。有人思考转型，有人开始撤退，有人炒股爆亏。

本文将主要解答以下两个问题：

1. 政府部门对教培机构的监管态度是什么？

2. 为什么新政会覆盖从幼儿到高中全年龄段？

K12 教培行业的崛起史，也是一部监管史。

最初的监管文件可以追溯到 2008 年：教育部与国务院七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教育收费进一步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首次在国家文件中提及了 “补习班”“培训班” 等概念 [2]。

不同时期的监管政策，取决于当时的 K12 教培行业发展特质。参照监管对象、监管举措等纬度，可以将监管政策大致划分为以下 2 个时期：

1. 2008 年 - 2017 年，整治校内补习。

由于此前宽松的政策环境，以及课外培训需求的激增，K12 教培行业迈入草莽扩张阶段：2007 年，学而思（好未来前身）创始人张邦鑫在拿到了第一笔投资之后开始扩张，第二年就在上海、武汉、天津建立了分校；同一时间，新东方已在全国各大主要城市都建立了学校。

各地的学校、教师也深陷其中，推出了各种形式的校内有偿培训班。

因此，在 2008 年公布的首份监管文件中，明确禁止学校、教师举办或与社会机构合办培训班、补习班等形式的有偿培训班。

2012 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审计署又推出了《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的八条措施》，再次明确严禁了包括 “占坑班（指通过培训选拔学生升入初中）” 在内，任何形式的收费培训行为。

2013 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文件，将重点打击公办教师在校外培训机构兼职代课的形式。一年后，教育部再发文件，又提及要集中整治中小学补课乱收费等现象。

持续多年的大手笔整治，给新东方、好未来等民营 K12 教培结构空出了一片蓝海。2016-2018 年，教育行业的投资并购日益频繁，3 年间交易规模从 236 亿涨到了 520 亿，上涨了不止一倍 [4]，成为了资本市场的 “小甜甜”。

监管政策开始悄然发生改变。

2. 2017 年底至今，整治校外补习。

试水由上海率先开始：2017 年年底，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联合工商局等部门，推出了针对民营教培机构的管理文件，提出设置民营教培机构的从业门槛。

随后的 2018 年 2 月，国家教育部联合民政局、人社局以及工商局，正式颁布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监管矛头从校内转向校外。

同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对民营教培机构的教学场地等各方面提出了详细要求，并禁止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 3 个月的费用。

随后的一年内，各省市也相继出台了各自的管理文件。

监管文件的两板斧，敲得资本市场冷静了不少。2019 年，教育行业投资并购交易规模暴跌至 197 亿元，不足 2018 年的四成。

但这并未引起从业者的足够重视，反而被行业、资本解读为 “供给侧改革”：中小玩家离场，头部机构进一步壮大。

龙头企业份额扩大，加上疫情居家时期对在线教育的广泛需求，资本市场迅速用脚投票。新东方、好未来等头部教育机构市值飙涨；2020 年教育行业投资并购交易规模高达 633 亿元，创了历史新高。

错误理解政策意图，后果很严重。教培行业，很快就从看似阳光大道，变成了飞蛾扑火。

这次 7 月 24 号发布的 “史上最严双减” 政策，可以简要归纳为四点 ——

（1）全年龄段：压减校外培训，不仅涉及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前、高中阶段也包含在内，堪称团灭；

（2）公司改制：现有的培训机构全部改制为非营利机构，也就是赚钱了也不能分红，收费还要纳入政府指导价管理，并且不再审批新的培训机构；

（3）适可而止：例如周一到周五补课最晚下课时间晚上 9 点，网课课间间隔 10 分钟等等，也就是说，补习可以，但不能搞成军备竞赛、不能诱发社会焦虑；

（4）高度重视：文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级别高于以往的教育部门。

一句话总结：整改力度空前。

如此新规一出，企业和资本市场暂时也没了招。只是，由于补课需求一直会在，K12 教培机构们或许会以新面貌重新生长起来。

可来自政府的监管，似乎远未至终章。

教育一直与社会平等、就业流动、阶级再生产等重大问题直接挂钩，而且在中日韩等东亚国家被压缩的现代化进程中，教育模式的建立是始终与国家发展、经济建设融为一体的。

在改革开放以后，到 2001 年全新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前，中国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可以用四个特点简单概括 ——

（1）分流

1986 年，中国确立了从小学到初中的九年义务教育，而从初中升学高中、高中升学大学则开始细分，逐步发展成学术、职业教育分流。

一些人通过中考进入高等中学继续教育，落榜的则进入中级专科学校；而高中毕业后统一参加高考，再筛选考得好的进入大学继续学业，而此处落榜的则在高级专科学校进行职业教育。

（2）选拔

在基础教育阶段，用重点中学、重点班的体系进行选拔。在很长时间内，这让中国的教育更接近于选拔而不是欧美语境下的 “教育”。

（3）累积性强

由于是层层选拔，每一次考试后容易形成了 “累积性优势”，重点小学、中学、大学一条龙。中间掉队一次就很难反超，例如考去了中专很难重新考上本科。这导致了 “不能输在起跑线” 的早期教育也越来越吃香。

（4）标准化

教材、考试内容的标准化、客观化程度高，而且考的就是教学内容。

这一套体系尽管长期被认为是 “填鸭式教育”、“应试教育”，但实际上，一方面，很成功地为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源源不断地选拔出了优秀的劳动力。

另一方面，社会底层子弟凭个人努力来学习是有机会进入大城市高校从而实现阶层跃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城乡户口割裂，但教育机会 “意外” 造成了长距离的代际流动：农村子弟考入城市，虽然比例小但人数多，成了新的城市人，让中国城市和阶级维持开放和流动。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就业机会的丰富，社会所需要的工种越来越精细，想要维持阶层地位的中产阶层越来越壮大，教育内部开始出现显著变化。

第一，2001 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破天荒地出现了课堂讨论、小组合作等教学形式，跟标准化教学相比，不同层级学校的推进程度迅速产生差异。

第二，有付费能力的阶层对教育参与的程度越来越深，学生、家长、学校教师、补习教师构成紧密的合作关系，补习市场不断扩张，从学业补习到特长培养，范围越来越广。

第三，同一城市围绕学区房产生资源分割，教育资源的地区差异非常大。

简单说，当教育从高度同质化走向市场化的时候，人们获得了更多用钱去买到的机会，但也为经济优势阶级创造了阶级区隔、教育不平等的空间。

这个教育市场化的结果，迅速反映到了职业不平等、“二代化” 上。

在代表着中国社会学研究最高水准的学术期刊《社会学研究》上，李路路等人在 2018 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固化还是流动？—— 当代中国阶层结构变迁四十年》的论文。论文使用了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06 年 - 2016 年的数据，检验人们 30 岁时的职业阶层跟父辈的相似程度，有了一个让人震惊的发现：

改革开放以后，“子从父业” 的比例长期下滑，但在最近十几年里重新回升，在劳动力市场上实现阶层跃升、“逆袭” 变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