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事事的乡镇年轻人

乡镇青年是未能走出出生地的一个群体，他们往往在中学辍学，进入城市打工后，又辗转回到村镇。乡镇青年在经济上难以独立，又难安于家庭生计，一些人游手好闲，成为悬浮的问题青年。

“有没有办法帮我借到一千五百块钱，月底还给你。”我盯着屏幕，是哥哥发来的消息。上一条消息来自前一天：“在吗？借一千五百块钱给我，这几天发工资了还给你。”这是他向我借钱惯用的伎俩。说是借，其实从未还过，多年来这种路数我见过太多。

我念中学的时候，他一百两百地借，到了大学，他三百五百地借，在得知我开始实习后，借钱数额直接涨到一千五。这些年我和母亲因为他借钱的事，深受其苦。

哥哥今年27岁，在社会摸爬滚打十多年，至今没有固定工作。近年来镇上的年轻人热衷于买车，实现了当年有车有房的梦想。哥哥说他买车是想跑网约车，希望母亲能够给他一笔钱，作为买车的首付款，以后自己跑车挣钱还贷。母亲很清楚他的阴谋，拒绝了他，不说他买车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车贷压力最后还是会转移到她身上。

“等你老了就知错了，做你儿子最辛苦。”他冲母亲吼道，这时母亲是说不出话来的。

我上大二那年，母亲因病住进了医院。她知道我正准备一个专业资格证的考试，只把消息告诉了哥哥，但他一直没去探望，也没有一句问候的话。去年母亲旧病复发，再次入院，远在外地读研的我第一时间发消息给他，建议他去照顾一下母亲，可一直联系不上他。

在母亲养病期间，他还是借钱买了车，因为办理手续差3000块，他便打电话向母亲和我讨要。最终母亲心软了，把钱转给他，我想这不是因为他的死缠烂打，而是母亲觉得有愧于他。

哥哥善于抓住母亲这种愧疚心理，常常能直击她的要害：“给我点钱，你未来儿媳妇要买手机。”不管真假，母亲听着心里高兴，往往就会给他千把块钱。同样的路数，到我这里则变成：“给我点钱，带你嫂子出去走走，吃个夜宵。”

如果我不给，他会说：“凭什么你能心安理得地问母亲要钱，我就不能？上学很了不起？”这样的话我很难招架得住，自觉有些理亏，也只好拿钱给他。

在我印象中，迄今为止，他有过两个女朋友。第一个女生是他在工厂认识的，那年他辞工回家，把女朋友也带了回来，两人一起住了一个多月。母亲每天换着花样给他们煮饭，每顿饭至少四菜一汤，我一天起码洗四五次碗。第二个女生比他大四岁，离异，有一个女儿。母亲突然当了奶奶，还不是亲生的，心理上无法接受，但也没说什么，只当是尊重他的择偶自由。

后来她们都离开了哥哥，表面看是性格不合，每天因为琐事吵架。实际上，作为女生，我想她们的离开，是因为在哥哥身上看不到希望。他早已在内心砌了一道高墙，不愿意走出来，别人也无法走进去。这道墙的形成，我想一方面是源于他自己，一方面是源于我们这个家庭。

生于1994年的哥哥比我大两岁。作为长子，他的到来让奶奶和父亲欣喜不已，给他取名为“康”，寓意“健康、富足”，寄予家人的厚望。他比我早上学一年，逢年过节，奶奶拜神时的祷告语都是：“保佑阿康读书聪明，考上清华北大。”那时候，懵懂的我以为清华北大是一所学校，心里一直这么憧憬：要和哥哥一起上清华北大。

我家位于粤西山区的一个自然村，后来搬到一个不到五万人口的镇上。以往镇上的人靠种植沙糖桔为生，2011年前后因为嫁接品种的问题，沙糖桔树大批量死去，此后种砂糖桔的人越来越少。近几年，镇里兴办起沐浴球厂、电子厂，企业把年轻人聚集到了一起。

搬家前，我和哥哥每天要步行一小时才能到学校，住在镇里后，去学校只需五分钟，这也是母亲主张搬家的原因。每次学校公示学科竞赛获奖名单时，公告墙下都围满了人。他们在那张红纸上寻找儿女的名字，一旦找到便两眼放光，每一次获奖，都意味着他们的儿女离城市又近了一步。而这名单上从未有过哥哥的名字。

图|我们的小学

到了初中，哥哥的学校离家8公里，平时需要住校，周末才能回家一趟。那所学校每个年级有两个尖子班，尖子班学习氛围很好，重点高中的升学率达到百分之八十。而哥哥在的普通班根本没人学习，纪律也很差，学生们按村镇划分帮派，打架斗殴事件频频发生。母亲常为此事担惊受怕，决定让哥哥退出寝室，由她负责接送，力保他的人身安全。这已是她做出的最大努力。

和哥哥一起考上清华北大的憧憬很快破灭。初二还没读完，哥哥再也学不进去，执意退学，去大城市追随他的两个朋友。他们和哥哥同岁，早早退学打工，回来时像是变了个人，留着杀马特发型，穿着紧身牛仔裤，不系皮带，裤脚踩在脚底。他们倾尽钱财，买一辆摩托车，装上酷炫的车灯和音响，在很多个夜晚行驶在喧闹的街头，放着DJ音乐，一直开到酒吧或KTV。

从他们身上，哥哥仿佛看到外面大千世界的美丽景观，殊不知那只是世界的一个微小侧面。他对此完全没有判断的能力，家里也没人能够引导。

因为学历不高，在大城市他只能去一些小型工厂卖苦力，日夜两班倒，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没签订劳动合同，工资也要押一两个月。电话里，他常常抱怨工资太低，工作太累，和厂里人的关系也不好。有一次，他在一个电子厂里和人打了一架，双双被开除，工资一分钱也没给。母亲不忍心看他在外面流浪，给他打去路费，让他先回家待一段时间。

接下来的几年，每到八九月份他就会辞工回家。有时他连离职手续都不办理，对厂里扣押的工资也不管不顾，收拾两身换洗的衣服，买上一张车票，不声不响地出现在家门口。过完年，他向母亲要一笔钱，作为路费和生活费，然后再次返回那座城市。经同学介绍，或在电线杆上随便撕掉一个招工信息单，进入一个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差别的工厂。

那些年他的命运就是在这么个圈子里循环往复，始终走不出去。他的脚步虽然到达过城市，认知和见识仍停留在小镇，而他从没思考过哪里出了问题。

每次从外地回来，他会到两个朋友开的小作坊帮忙，给人搞装修，每个月能赚三四千块钱。发了工资，他从不会考虑存一部分，而是去酒吧喝酒，到KTV唱歌，不出一周便把工资挥霍一空。即便如此，这样的工作他最多干三个月，剩下的时间每天不出门，躲在家里玩游戏，睡觉。

他的人际圈子并不复杂，常年联系的朋友就那么几个，寿哥、灿哥和他关系最要好。寿哥比他早辍学半年，在镇上的电子小作坊打零工赚钱。那几年，镇上很多老瓦房都推倒重建了，新房都需要安装不锈钢门窗。寿哥跟着当地一个师傅学了这门手艺，现在自己开了家不锈钢安装店。

图|小镇街道

寿哥常在朋友圈发视频，拍的是他安装门窗的过程，一到傍晚，配的文案就是：预计六点收工，有人喝一杯么？下面常有哥哥的回复：就到。

灿哥家里条件相对宽裕，父亲是镇上唯一的牙医，母亲开了一家小发廊。他同样早早辍学，后来在哥哥的介绍下，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俩人在18岁那年结婚，目前已经有一双儿女。

在家里人的经济支持下，灿哥有了更多选择。结婚后，他父亲为他买了一辆车，又在居委会旁边买了块宅基地，建了一栋三层楼房。去年，他只身跑到海南的菜市场，做起了菜贩子，虽然辛苦，也算混得风生水起。

相比之下，哥哥没有固定的营生手段，在社会上摸爬滚打11年，至今无半分积蓄，日常要靠母亲接济才能勉强生活。他向母亲伸手要钱的理由五花八门：过生日、充话费、买衣服、加油、换手机、参加朋友婚礼、撞坏别人的车、去医院检查身体。

起初母亲认为他刚出社会，在工厂打工不容易，时常接济，但没想到会是个无底洞，母亲形容他为 “成年吞金兽”。

另外，我家经济条件也一直很一般。父亲曾是位果农，在我和哥哥还小的时候，他在老家种橘子树，橘子的收成决定了一家人的生活水平。那时母亲一边帮忙打理橘子树，一边在邻居家的小作坊里卷鞭炮，以补贴家用。

哥哥18岁那年，母亲和父亲因感情不合分开，这对哥哥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在母亲当家的家庭单元里，男人一旦失去女人制定的规则，他们的生活将会变得不能自理。没人再给哥哥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他的生活变得邋里邋遢，人也更加颓废。

他原本就爱喝酒，母亲离家的前几天，他白天睡觉，夜里和朋友流连于酒吧、KTV，直到喝得酒精过敏。母亲给他打电话打不通，焦急万分，便让我去看看。我到的时候，看到他全身红肿，活像一个从地里挖出来的红薯。我把他送到医院打点滴，千里之外的母亲每半小时打来一个电话，询问他的情况。

哥哥扭着头，不愿接电话，坐在输液区的椅子上，目光呆滞，思想游离，魂不知道飞哪去了。

也许从外界看来，因母亲离开家庭，哥哥、父亲和我成了被抛弃者。家里的亲戚们时常责怪母亲，认为她应该看在哥哥和我的份上，留在家里。母亲自己也认同这种说法，时常责怪自己没能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家，导致哥哥日益沉沦。父亲也常常把哥哥没出息的原因，怪罪到母亲头上，说她管教无方。

2018年端午假期，父亲打来了十几个未接电话，回拨之后听到他的呜咽声。他断断续续地告诉我，双脚失去了知觉，坐在沙发上起不了身。我给邻居打电话，请他们帮忙把父亲送去医院。当时哥哥在东莞，我在广州。我给他发消息，商量着一起回去看父亲，他回复：“我借老板的车，你给我300块加油，还有高速费。”我立即把钱转给他。

检查报告出来，父亲因脑梗塞导致偏瘫。我走进病房，看到父亲用手腕挡着脸，哭了起来。哥哥把我叫到病房外，靠着墙，双手放在后背，哽咽着复述医生的话。然后他把父亲的银行卡交给我，说里面还有一千四百块钱。他用手背擦了擦通红的双眼，说：“老豆可能真的不行了，也没钱给他治，要不接回家吧。”

那段时间我正准备考研，没有积蓄，他建议我向母亲求助。但母亲已经重组了家庭，让她承担父亲的医药费并不合适。况且，在哥哥长年累月的索取下，母亲的积蓄大概已所剩无几。后来在同学和老师的帮助下，我才筹够父亲的医药费。

医院距离我家有40公里的路程，我和哥哥住在医院旁边的一个小旅馆，白天我推着轮椅带父亲做检查，夜里换哥哥守着。父亲想要去厕所，哥哥就把父亲的一只胳膊搭在肩上，半扛半走地挪动。病床到洗手间不过几米的距离，但我总觉得前路漫漫，仿佛无论走多久，都无法抵达。

母亲不忍心弃医院里的父亲不管，他们虽然没了爱情，毕竟还是亲人。在她眼里，我和哥哥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怎么能照顾好别人呢。她最终赶到了医院，在她的悉心照顾下，父亲的身体也逐渐恢复正常。父亲还没出院，她便催我们赶快离开，各忙各的去，这里有她就行。

走的那天，我和哥哥买了同一时段的车票。去车站的路上，我对他说，近几年父亲可能没办法再工作，希望他能定期给父亲打生活费。他满面愁容，眼神闪躲，向我点了点头。

图|车站里的哥哥

我正要转身离开，他说：“借我五百块钱，下个月还你。”本来想骂他一顿，看到他那怯弱的样子，我欲言又止，什么也没说，把钱转给了他。我们的检票口相距很远，他伫立在检票口，提着一个装着衣服的透明塑料袋，形影消瘦。

在父亲心中，哥哥身上一直寄托着家族的希望。

儿时，我们住在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自然村里，房子位于通往镇上的马路边，我和哥哥是彼此唯一的玩伴。他常常拉着我去小溪里摸鱼抓虾，每次他从石缝里抓到一条小鲇鱼，都会兴奋得喊：“妹妹，你快看”。那副天真烂漫的少年模样，至今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夏天的夜里，母亲会在门口的水泥地铺上一张凉席，我们顶着满天星斗，躺着地上，一边乘凉一边数萤火虫。

图|乡间小路

没过几年我家搬到了镇上，哥哥很快有了新玩伴，渐渐和我疏远。他不再叫我“妹妹”，我也直呼他的名字。那时他对做饭产生了兴趣，每天放学回家，他会用一个不锈钢锅烧柴火饭。尽管他才十岁，但火候掌握得极好，烧出来的饭不夹生，也没有半点多余的水分。母亲常常夸他烧的饭比她都好。

但是在父亲的认知里，男孩碰灶头是没出息的表现，不应该把时间花在这上面，此后便不再让他烧饭。可他又不爱学习，一时间不知道要做什么，于是开始跟着镇上的男孩走街过巷，为此闯出不少祸事。

有一次他被一个开药店的大叔打伤，在居委会调解。我和母亲赶到的时候，那大叔正指着哥哥的额头大骂：“就算把你打残废，顶多也是赔你一点医药费。”

大叔指责哥哥勒索他儿子，哥哥说大叔的儿子借了他的钱，一直不还。双方各执一词，没有结果，最后不了了之。回家后，父亲并没有教训他，也没问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是拿活络油帮他擦淤青的膝盖。

与父亲一样，我家叔伯们都是农民出身，一方面他们都对男孩宠爱有加，另一方面又都坚持“读书无用论”。堂弟们的现状和哥哥差不多，早早退了学，有的在镇里做小生意，有的在外面打工，都没混出什么名堂。

因为回家少，我和他们的联系也不多。上大学后，我和哥哥接触的时间都很少，我不知道他在哪个厂里上班，他不知道我在哪所学校读书。我们仿佛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一打来电话，一定是借钱，我们的血缘关系仅靠他借钱维系。

父亲和叔伯们时常指责我感情冷漠，心里没有这帮兄弟姐妹，教育我不要读那么多书，早点出来赚钱，到时候帮扶一下兄弟姐妹。父亲住院那次，表哥和表姐过来看父亲，他们把我拉到病房外，整整两个小时，一直劝我不要考研，回家考公务员，方便照顾家人。我知道他们的话不对，但没做过多解释。

2019年8月，我被西南地区一所高校录取为研究生，去报到前，父亲让我回家吃个饭。饭间，他问我毕业后是否打算回来广东就业，有没有考博的打算。原以为他是担心我孤身一人在外求学，怕我辛苦，“你早点出来工作也好，到时也能帮你哥一把。”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叮嘱他要保重身体。

“我这辈子只能这样了，没给他留下什么家业，他虽然一事无成，好在还年轻，才二十七岁，可能还有点希望，你能帮衬就帮衬点。”说罢，他仰头喝一口茶，绕过饭桌往门外走去。停在门口，他又背对着我说：“不能帮衬也不会有人怪你，各有各的命。”

直到这一刻，我似乎才明白父亲的想法，和他的无奈。彻底否定一个人太容易不过了，可父亲没那么做。没有谁能比父亲更了解儿子，这些年哥哥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要说失望没人比他更失望，但除了母亲，他也是那个唯一还对他抱有一丝希望的人。

今年五一假期，我回了趟家，晚上哥哥开车到高铁站接我。回去的路上，我们和一辆车发生轻微刮蹭，对方车里下来几个大叔，举着手机，对着哥哥拍照。我想下车帮忙，却怎么也打不开车门，他把车门反锁了。

坐在车里，我望着他瘦弱的背影，置身于来往的车流中显得弱不禁风。和几个身宽体胖的大叔站在一起，他没有底气，但也并不惧怕，一副据理力争的模样。等他重新上车，只是淡淡地说一句：“掉了点漆，没事了，回家吃饭要紧，老豆为你杀了只鸡。”

车缓缓驶向家的方向，路边的桉树从车窗上滑过，远处有一盏灯时明时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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