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下）｜领土广阔的大元，为何国运不足百年？

​​

说起元朝，忽必烈建立的蒙汉二元体制是不可绕过的一项功业，这也使得元朝成为了华夏正统王朝之中，著名的少数民族政权。但元朝国运不足百年（1271年—1368年，不含忽必烈建国号前1206——1271年的阶段），其结局也不得不让人嗟叹。而如果探究其中原因，蒙汉二元体制存在的问题不可忽视。

蒙汉二元体制的核心，就是保证蒙古贵族的特权统治，这个核心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众说纷纭的“四等人制”。一般认为，四等人制充分体现了对蒙古人和色目人的优待，比如在刑法上，《元史·刑法志》中规定：

诸蒙古人及趁醉殴杀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

这等于给蒙古人一道免死金牌，这也成了元朝实行民族压迫的铁证。

但事情并不绝对，即便是地位最高的蒙古人，也有沦为奴隶者。而最末等的南人，也有身居中枢的重臣。论其原因，一般认为，元代是一个“根脚社会”，蒙古贵族和怯薛出身者，往往能够比较快速的进入朝堂中枢，身居高位。但在元代初期，忽必烈也是十分依赖汉人的，其原因莫过于和阿里不哥的争斗。在此期间，汉地源源不断的资源，以及士兵，成为了忽必烈的坚强后盾，所以在此时期，汉臣的影响力较大，数位汉人臣子入主中枢，史天泽甚至成为了元朝唯一在左、右丞相任上干过的汉人，太子真金手下，也聚集着一批汉族大臣，蒙汉二元体制就此建立。但随着李璮之乱，和太子真金的死亡，汉臣的地位急速下降，忽必烈趋向于保守。这也证明了元代统治者自身的危机感极强，汉化也只能说是因为统治汉地的必要行为。所以忽必烈之后的元朝政坛，基本确定了以蒙古人为尊，优待色目人的政策，至于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汉人和南人，只能处于从属地位。

作为少数民族的统治者，用各种措施保障本民族的特权统治，其实并不罕见，无论是元代之前的辽金，还是此后的清朝。但辽金（包括以前的北魏）均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汉化，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按张帆教授的观点：

北魏、金等非汉王朝接受汉文化更加顺利，是因为汉文化是鲜卑及女真统治者所能接触到的唯一先进文化体系。而蒙古则不同，他们在接触到汉文化之前，也接触到了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可资利用的资源更多。

这点没错，但元朝的扩张比以往的游牧民族更为凶猛，以儒家为尊的宋朝也彻底失去了苟延残喘的资格，所以元朝统治者的优越感极强，对汉文化的吸收，也仅仅在于用，而非全盘接受。但反过来看，蒙古族毕竟是少数，面对汉地数量众多的人民，也存在着极强的戒备心，所以纵观元代，即便有不少蒙古人和色目人，汉文化水平很高，儒家学说也始终没能成为元代的主流。

至于元代的科举制和国子学，本可能成为缓和民族矛盾的手段，但国子学实行时间长，录取人数少。生活在元代早期的姚燧，曾经形容过元代的三个入仕途径：

一由宿卫，一由儒，一由吏。由宿卫者……十之一。由儒者，十分之一半。由吏者……十九有半……

——（元）姚燧《送李茂卿序》

相对于出身宿卫（怯薛）者，多会被元代统治者重视，儒生和吏员（包含不少以吏员身份出仕的儒生）的处境十分艰难，能够掌握一方权力者，十分稀少。

至于科举制，元朝真正开科取士，已经是元仁宗年间了，且录取人数较少，难度上也会出现优待蒙古人和色目人，且四等人录取名额相等，这对于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汉人，也是不公平的。

而这些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汉族官员，数量也是极少的，难以撼动元朝统治者的根基，也无法促使元朝统治者以汉族的思维处理事务，更无法缓解长期积累的民族矛盾，最终，元朝就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灭亡了。

虽然元朝仅仅存在了百余年，但仍给后世留下了不少的遗产。

首先，就是领土问题，按《元史·地理志》记载：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陰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可以说，元代超越了强盛的汉唐，将青藏高原，以及云贵地区，也纳入了中央的领土范围，这也是中国今日版图的基础。

随领土问题而来的，自然是有效的管理，忽必烈在其中贡献最大，蒙古崛起早期，屠城、抢劫等恶习不断，甚至有把中原变成牧场放牧的夸张想法。而至忽必烈时期，蒙汉二元体制基本成型，这体现在地方治理中，则是行省制和宗王出镇的方式。

行省制，一般认为，这是元代结合大断事官制，以及汉地制度而成，这也是中国建立省级制度的开端（当然，和现在相比，有较大差别），体现了集权的倾向，而这种集权的倾向，在明清时代，更为明显。

而宗王派遣制，也很好理解，就是派遣宗王到边疆或难以治理的地区坐镇，这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如云贵地区，成为了元朝稳定的后方，即便元顺帝已经北逃，甚至元昭宗死后，元朝的梁王仍然拒不降明，明朝方面费了不少力量，方才拿下。

除此之外，元朝还在西藏设立宣政院，直接管辖，自此，西藏也成为了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元朝的领土下，混合了蒙、汉、藏、女真、契丹、党项等民族，这也是个民族大融合时期。

这些内容，都是前所未有的，换而言之，元朝可谓是治理多民族国家的一次实验。

当然，因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元朝自然也无太多经验可寻，所以也出现了很多的弊端，民族矛盾、蒙古传统和汉地制度的矛盾等等，在忽必烈早期，这些问题尚可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但自忽必烈晚期之后，情况就开始不乐观了。同时，因为重赏赐、社会动荡等情况频现，此后的元朝统治者，既无时间，也无能力对忽必烈时期的政策作出更好地调整，这也是元朝国运仅有百来年的原因吧，但他们所留下的遗产，却深刻的影响了明清两朝。

参考资料

（明）宋濂《元史》，（清）柯劭忞《新元史》，韩儒林《元朝史》，李治安《忽必烈传》，（明）黄溥《闲中今古录》，敖日格勒《蒙元时期汗位继承问题研究》，李翀《元代四等人制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