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邓玲玲
脚本:山 鸦
编绘:朱 彦
官方微博:@铲史官漫画
话题聚焦:起义农民缔造的皇朝,为何终于农民起义?
当代明清史的奠基人孟森先生,有这样一段话:
匹夫起事,无凭借威炳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自始皇以来,得国最正者,唯汉与明。——孟森,《明史讲义》
大致意思是:自秦以来的所有朝代中,汉、明两朝政权的建立,最合乎道义。创始人的“初心”,不是贪权恋势或勃勃野心,只是一群老百姓活不下去被逼造反。
这种“草根皇帝”,对民间的疾苦自然很清楚。汉高祖刘邦,曾分派三十户百姓,祭祀秦末起义的首倡者陈胜,这种祭祀至少延续至司马迁时代——这或许对汉朝皇帝们有着警示教育意义。明太祖虽然小心眼一些,在《元史》里把其他红巾军同行大都写成“妖人”“贼”(郭子兴除外),但惩治贪腐仍不含糊。他在亲自编撰的《大诰·初编》中,列出“乡民除患”条款,规定百姓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自行拘捕不法官吏,将其绑缚进京;御史刘志仁、周士良出巡不守法纪, “受银一百五十两、金三十四两、钞二万五千二百贯” , 终被“凌迟示众”。
对于农民的生计——土地问题,明太祖也很重视。洪武元年(1368年),他就派遣官员核实田亩,开始绘制土地清册(因绘制每块田地,状如鱼鳞,又名“鱼鳞图册”);洪武二十年(1387年),他下令丈量全国土地,以准确掌握全国土地所有权状况,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期间,明廷还清查全国户口,编纂成《赋役黄册》,与《鱼鳞图册》对照,一定程度上保障自耕农利益。明太祖确立的卫所制度,也是半军半屯,确保兵员有稳定的土地收入。此外,明初还有一部分官田,禁止买卖,来确保政府支出。
但明朝终究仍是个封建王朝,要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上;明太祖的儿孙们,也都是坐拥封地的藩王——更何况这些“天潢贵胄”们过久了富N代生活,早已不能对乃祖早年的叫花子岁月感同身受。到明中后期,明太祖的苦心孤诣都没有什么卵用了,标明土地产权的《鱼鳞图册》也成了样子货,被官员讥讽为“伪册”。
剧烈的兼并下,失去土地、交不起赋税的百姓只好逃亡,沦为“流民”。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山西代州繁峙县有户籍的百姓就跑了一半;南直隶池州府(今安徽池州)的六个县的百姓,则跑了三分之二。到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北直隶刘六、刘七在霸州组织流民暴动,搞到京师戒严。
这种危局,在张居正组织全国清丈土地后有所缓解。奈何“人亡政息”,改革努力最终付之东流。明神宗赐予爱子福王的大额封赏,是对土地兼并的推波助澜;而福王还仅仅是河南数十个王爷之一,省内甚至有“中州土地,半入藩府”之说。阶级矛盾尖锐的河南,后来成为李闯王的逆袭之地,恐怕与这群王爷不无关系。唐太宗李世民曾言“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此语载于《贞观政要》,明神宗不会没看过,或许是他对三儿子的溺爱情难自已吧。
这份厚重“父爱”背后,是中央朝廷对勋贵土地控制力的下降,百姓们的顿顿雁粪、观音土与“易子而食”,直至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成长为大明的掘墓人。与明太祖一样,这些起义者同样出身韭民阶层:张献忠据说是延安捕快或戍兵;李自成则是米脂驿卒。明朝曾发掘李自成祖坟以断“龙脉”,结果其父祖墓葬中连棺材板都没有,陪葬品不过一个黑碗。
明崇祯十七年、顺永昌元年(1644年),大顺军东征北京途中,李自成发布的圣旨曾言:
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大顺皇帝永昌元年诏》
意思就是“百姓们忍受的痛苦,朕见过,也亲身经历过。”按《明季北略》记载,李自成进京后,焚毁了明朝诸帝牌位,却独独保留了明太祖那一块,“迁太祖神位于历代帝皇庙”,个中或有一丝惺惺相惜之情。
最终,李自成的帝业功败垂成。按史学家顾诚先生的分析,大顺军并非军纪不佳,败亡的根源在于其“拷饷”政策:大顺进京后,留用明朝四品以下官员,对高官则进行拷打,强征其财产作为军饷——这也正是吴三桂对大顺降而复叛,最终放清军八旗长驱入关,最终导致农民起义失败的直接原因。
参考资料
(清)张廷玉《明史》,《明实录》,朱绍侯、龚留柱《中国古代史教程》,樊树志《晚明史》《重写晚明史》,顾诚《明末农民战争》,黄卫平《大顺史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