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海拾贝 文摘 京郊服装厂的日与夜

京郊服装厂的日与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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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三毛有一篇文章《西风不识相》,写了她在西方留学时遇到的一件琐事。校领导告诉三毛,此前有一个中国男生和外国男生同宿舍,外国男生叫来自己的女友同居了3个月,校领导问中国男生要不要换间宿舍?中国男生却笑着说没有关系。三毛说,自己听了心都抽了起来,恨那个不要脸的外国人,也恨自己太善良的同胞。

不知大家感觉如何,反正我觉得没什么稀奇的,因为这跟我在服装厂打工的经历比起来,完全不值一提——我曾经在服装厂,和26个男女同睡一间宿舍。我和一个小伙子睡在上铺,一对夫妻睡在下铺。少则3天,多则5天,下铺都能有节奏地晃动起来。

那时,有媒体报道过,北京郊区的服装工人超过了40万。后来,因“4·25北京大兴火灾”和“11·18北京大兴西红门镇火灾事故”,我打过工的几家服装厂都被迁走了。有的搬去了河北,有的搬去了江苏。

这40万服装工人曾发生过多少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啊,可惜没有人来记录。

1

2000年夏天,我第一次去北京打工。先是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后来又跟着一个河北老板安装水电和锅炉。

这年秋天,我和同事们一起,在位于朝阳区方家村的一家服装厂安装暖气。服装厂车间很干净,有很多年轻的男女趴在缝纫机上缝衣服。我穿着一身满是铁锈的工作服,看他们穿得干干净净的,真的好羡慕,心想如果能来服装厂上班该多好,不但能穿干净衣服,还有这么多好看的姑娘,多好。

第二年春天,我就跟着亲姐一起进了一间服装厂。工厂在大兴六合庄,厂房是一大片破旧的瓦房,到处是露天堆放的垃圾。北京的春天风很大,塑料袋挂在泡桐树上,随风飞舞。

起初我不会做衣服,只能做简单的手工,每月350块,包吃住。具体工作是用吊牌枪把吊牌打到衣服上,闲下来就剪剪线头,工作很轻松。那时候,服装厂雇用童工的情况非常普遍,厂里最小的工人只有15岁,熨烫工20岁,却已经在服装厂做了6年,他自己说:“我已经是一个老师傅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的身高不足1米6,初到服装厂时还没有熨烫衣服的烫台高,老板就给他一个凳子,让他在站在上面干。

这当然是一家正规的服装厂,有男宿舍和女宿舍,还有夫妻间,不过不是单间,要三对夫妻同住。他们纷纷用废布料把自己的床蒙得严严实实,跟蒙古包似的。

我们男宿舍有个30来岁的男人,也用废布料把自己的床蒙上了。他老婆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经常来和他同睡。一次深夜刚下班,我们还坐在床上聊天,他老婆就来了,撩开床上的布帘就钻了进去,不一会儿,大家都看到他们的床摇晃了起来。

当然没人说什么,大家很快就熄灯睡觉了。

服装厂熟练缝纫工的工资很高,手快的每月能挣1500元。

我也想学缝衣服,可老板不同意。那时候服装厂还很挑剔,根本不允许不会做的人踩缝纫机。想当缝纫工,必须先到下面的加工厂去“学习”。

正规服装厂大多是浙江温州老板开的。温州老板有钱,租的房子大,有厂房,有宿舍,在商场里还有摊位,他们都是自己买布料做成衣服,再拉到商场里批发零售;而加工厂则差多了,大多都是打工仔开的,这些打工仔在服装厂打工多年,也想当老板,但没有本钱,租不起厂房,也租不起摊位,只能随便租两三间房子,买十台八台缝纫机,再招几个学徒工,从服装厂里拿些活儿,做完之后送到服装厂,验收合格就可以拿到工钱了。

我找到的第一家“加工厂”是湖北打工仔开的,算上我只有9名工人。5个姑娘,4个小伙子。我刚开始当学徒的时候,没有工钱,只管吃管住。如果接到活了,大家就不停地干,连着干上两天一夜,把活儿干完,等老板用三轮车把成衣送到服装厂,大家才可以休息。

干活的时候一天吃三顿饭,基本上能吃饱;不干活儿的时候一天只有两顿饭,分量也少些,根本吃不饱。“宿舍”也不是单独的,我们睡觉的地方就在缝纫机的上方。老板用钢管和木板在离地一人多高的地方搭了个大通铺。由于是旧房子,跳起来就能用手够到天花板,所以床铺离天花板只有二尺多高。在床上就只能躺着,坐起来都碰头。穿裤子只能躺在床上穿,身子左一扭右一扭,才能把裤子提上去。

我们和5个姑娘就睡在一个大通铺上,中间只隔一层帘子。有个小伙子最后来的,只能睡在帘子旁,跟姑娘挨着。他还开玩笑说:“我给你们当‘联(帘)防队员’哈”。

2

这样的环境实在干不了太久,很快,我就去郑州的建筑工地又做了2年。我妈却劝我:“你别在建筑工地干了,晒得黑不溜秋的,哪个姑娘能看上你?还是去北京服装厂干,挣不挣先放一边,找一个媳妇是正经事儿。”

于是,2004年,我又去北京学做衣服了。

这一次,我在大兴区庑殿村找了一家加工厂,老板把我领到宿舍,指着双层床的上铺说,你就睡在这上面吧。我把行李扔在床上,跟着老板去了车间。

等到午夜12点下班——在那个年代,12点下班几乎是北京所有服装厂的标配,我又困又累,无精打采地走进宿舍。抬头一看,竟然有几个姑娘站在床边看着我,我困意皆无,羞得满面通红,急忙返身逃了出来。禁不住怪自己,怎么第一天就闯了女生宿舍,等会要被老板骂了吧。

但站在外面看了看,也只有这一间房亮着灯。没过一会儿,我看到有两个小伙子也进了那间宿舍去了。一个小伙子走过我身边,我问他:“男宿舍在哪儿?”

他略显奇怪地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说:“不分男女宿舍,所有的人都住这一间房。”

我这才跟着他,第二次走进这间宿舍,看到自己的行李还在上铺,这才安心地换上凉拖鞋,去水龙头下洗了洗,就爬上去躺下了。此刻灯还开着,我没敢脱衣服,只是合衣躺在床上。

我的下铺住着一对夫妻,床铺用布帘蒙得严严实实。过了一会儿,丈夫用塑料桶打来半桶热水,撩开布帘子,把水桶放在床边。又把布帘子盖上了。

“水来了,洗洗吧。”男人说

“好”女人答应了一声。不一会儿,就听到毛巾在水中淘洗的声音,还有香皂的味道弥漫上来。帘子鼓起好高,“哗啦哗啦”地响动着。

过了一会儿,女人的声音又传来:“你也洗洗吧。”又是一阵水声,接着男人撩开布帘,穿着拖鞋,把已经洗成灰白色的水提出去倒掉了。

水泥地面上溅得水淋淋的,满屋子香皂的味道,还有脚臭味和各种难闻的味道混杂成令人作呕的湿臭味儿。最后一个进来的人“啪”地一声关了灯,室内一下子陷入黑暗中。

劳累了一天,我躺下就快要进入梦乡时,床突然轻轻地有节奏地晃动起来,伴随着压抑的声音。很快,旁边另一张床也“吱扭吱扭”地响了起来。和我睡在一起的小伙子用手肘捅了捅我,忍不住“嘻嘻”地小声笑起来,又忙用手捂住了嘴。我能明显感受到他的肌肉在细微地颤动,应是强力憋住了笑。

说起来真的令人难以置信,一对夫妻睡在高低床的下铺,上铺睡着两个男人,前面一帘之隔睡着两个未婚的姑娘,后面一帘之隔睡着另一对夫妻,而他们就这样在“十面埋伏”中公然把床弄得吱呀乱晃。

可就是这么个条件,他们又能怎样呢?那天晚上,两张床就像比赛谁更持久似的,谁也不肯先停下来,未婚的男男女女都睡不着了,有人不停地翻身、有人咳嗽、有人叹气……

几天后,我才慢慢搞清楚,这间只有20多平方米的宿舍里一共放了7张双层床。除了床,就只剩下窄窄的过道了。这里竟然住了27个人。其中有4对夫妻、10个姑娘、9个小伙子。

后来,“4·25北京大兴火灾”发生时,我还在服装厂里,发生火灾的地方离我们很近,工厂工友也有亲戚在那场火灾事故中丧生。外人恐怕很难想明白,这么小的一栋楼,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伤亡。

其实很简单,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一间加工厂的宿舍里可以塞进多少人。

3

2005年,我和姐姐一起去位于南六环外的浙温经济开发区的羽绒服厂打工,往后4年一直在那里。

羽绒服厂老板也是温州人,他年轻时在温州种地,家里条件也不太好。那里重男轻女思想非常严重,老板娘连生了3个女儿,一直被人瞧不起,也愁坏了老板。后来,他们把3个女儿放在温州老家,一起来北京打拼。一是想发财,二是想躲出来生个儿子。

刚开始,两人的服装店只有一台缝纫机,慢慢发展成拥有十几台缝纫机的小服装厂。老板娘又生了2个女儿之后,终于在第6胎迎来了一个儿子。后来,老板买下5亩地——共50万,期限50年。2010年被征用,补偿400万有余。2011年,我还扒着围墙往里看了看,昔日的厂房已经成了一片瓦砾。

当我来打工时,老板的厂子已经成了年产十几万件羽绒服的中型服装厂了,老板当然已经非常有钱,安排大女儿负责管理车间,二女儿在商场卖货。我们和老板一样,都叫她们“大姐”和“二姐”。

老板有一辆奥迪,但很少开,偶尔出门就挤公交。平时看起来也很清闲,每天就喜欢背着手在厂里散步。不过,他散步时嘴唇仍在不停地蠕动着,似乎正在盘算要做什么款式,每个款式做多少件,就这么日复一日地算计着。

无论冬夏,每天早晨7:30,位于宿舍走廊里的起床电铃都会准时响起。

有想吃早餐的这会儿就该起床了。洗脸刷牙,然后去餐厅吃早餐。早餐通常只有冷硬的馒头和黑榨菜丝,稀饭是用昨天剩下的干饭煮的,清汤寡水的,米粒都沉在桶底。

不想吃早餐的就再睡一会儿,还有人会直接睡到8点,上班铃响起来,才会匆匆套上衣服往车间跑。好在宿舍离车间只有几十米,三窜两跳就到了。不像很多在写字楼上班的白领,从家里出来还要坐公交转地铁,花一个多小时才能赶到公司。

车间和库房之间有一个窗口,每天早晨,大家都会站在窗口前,从库管员手中领取当天要做的衣料。工厂的成本控制很严,线用完了,要拿着空线芯去库房领线;针断了,要拿着断针才能去库房换新针。

有一年春节,我幺妈跟我妈说:“把你们家的线给我拿几卷。”

我妈说:“我们家哪有线呀?”

幺妈不相信,“你家三个孩子都在服装厂打工,会没有线?我们村有一个人在服装厂打工,每年都能拿回来几十卷子线。”

其实,真想拿也很好拿,库管不在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从窗户翻进去拿东西。那时候,厂里几乎所有人都翻过窗口,连大着肚子的大姐自己也经常翻窗口。窗口不高,里面有一张桌子跟窗口齐平,背对着窗口,往上一跳,坐在桌子上,屁股一拧,转身180度,再跳下桌子,就到库房了。

但大家拿出来的东西都是在车间里用的,我们姐弟三人从没往老家拿过一卷线、一根针。

4

在厂里,我们的工资都是计件的,一点也不能偷懒。如果到月底结账了,工资比别人少太多,金钱损失是一方面,面子上也会过不去。所以,大家会挤出所有的时间来干活儿。除了倒开水和上厕所,一刻也不离开缝纫机,上厕所都是一路小跑。

我家乡的农民形容自己很忙,总喜欢说“我连放屁的工夫都没”。在服装厂,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放屁的工夫”都没有。因为坐在凳子上没法放屁,总要挪动一下屁股,这一挪,又比别人少缝一道线。

做到中午12点,下班铃准时响起,大家才站起来,匆匆忙忙往餐厅赶。

炊事员把蒸好的米饭倒在不锈钢大盆里,大家自己盛,吃多少盛多少。然后在窗口排队打菜,菜的份量很少,一个人只有一勺。羽绒服厂的伙食很差,经常是清水煮白菜,或炒些土豆条萝卜条之类的。每天食堂里吃什么菜,我们就知道市场上什么菜最便宜。

在北京服装厂里,工人来自全国各地,数湖北人最多,远超其它省工人的总和。无论到哪家服装厂都有湖北人,且不在少数,其中又以宜昌和恩施的土家族人最多。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大量的土家人能在北京服装厂站住脚,可能和他们独特的饮食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土家人大都生活在清江两岸的大山之中,擅熏制腊肉。经过一个冬天的熏烤,腊肉的水分都被烤干了,黑得跟碳棍一样。据土家族的工友说,这样的腊肉在家里挂三年都不坏。

每年正月,土家人来北京服装厂打工时,带的最多的就是这种黑腊肉,哪个人不带几十斤呢?有的人甚至能带100多斤,足够吃一年。当然,腊肉吃之前还要处理一下。用木柴生一堆火,把腊肉放在火上烧,烧得滋滋冒油,肉皮烧得焦黄,再拿去反复清洗,把表层的黑色洗掉,露出里面金黄色的肉。

中午快下班时,有很多土家人都会提前去餐厅,用自己的煤气灶炒一盘黑腊肉。这种腊肉非常好吃,有一股好闻的柴香味儿。有时候连老板的家人也忍不住要来夹一筷子。有了炒腊肉,服装厂食堂里的菜也就可有可无了。所以,无论服装厂的伙食如何差,他们也不会抗议。而其它省份的人,由于没有这种黑腊肉,很快就被饿跑了。

无论冬夏,吃过饭就上班,没有休息时间。有的人吃饭快,几分钟就吃完了,碗一冲就跑进车间接着干。

衣服做好,抱到质检房,质检员会在有问题的地方贴上胶布,再抱回来让工人修改。如果抱回来的太多,脾气不好的工人就要生气了。所以质检员是个得罪人的活儿,经常有工人跟质检员吵架,甚至还会动手打起来。

下午的工作要一直持续到晚上6点,下班铃声响起,大家再跑去餐厅吃饭。中午炒过黑腊肉的土家人往往不会再炒了,就吃食堂里的饭菜凑合一顿。和中午一样,吃过饭就干,没有任何休息时间。

也有工人会听收音机,坐在我对面的小伙子每天用录音机放流行音乐,每次放都是《两只蝴蝶》,听了几百遍之后,一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就恶心得浑身鸡皮疙瘩。一个土家小伙子也听烦了,一次,当这首歌的旋律再次响起时,他突然跳起来把录音机摔了。

为了给工人提神,老板也在车间的墙角安了4个大音箱,给工人放流行音乐。有一天,大姐心血来潮,拿着话筒站在库房的窗口边唱了一首《小薇》,出乎意料地好听。唱完大家都对着窗口鼓掌。大姐还挺不好意思。

一直干到午夜12点,下班铃响起。按月算工资的(熨烫工、手工、质检员)马上就跑了,而计件算工资的(缝纫工)却并不急,还趴在缝纫机上干得热火朝天,直到大姐笑着招呼大家:“好啦,下班了啦,明天再干也跑不掉的。”大家才依依不舍地起身离去。

下班之后,先去洗澡。10平米的洗澡间,挤进去30多个男人,白花花全是肉。不抢不行,老板抠门,只装了两个太阳能热水器,晚一会儿就没有热水了。如果是冬天,就一个星期洗一次。没有热水,就接一桶凉水,把烫衣服的蒸汽管插在凉水里,吹一会儿水就热了。那时候,有很多熨烫工总喜欢借此向姑娘献殷勤——帮她们吹一桶洗澡的热水。

洗过澡,大家再挤在水龙头前洗衣服。此时是一天中难得的自由时间,有小伙子看上了哪个姑娘,就会端着洗衣盆,找机会凑到姑娘的身旁,一边洗衣服一边说上几句话。如果有在流水线上打过工的人,应该都会露出会心地微笑吧——因为很多人的恋爱就是这样谈起来的。

有的男人体贴媳妇,会让媳妇先休息,一个人来洗夫妻二人的衣服;也有的男人不要脸,觉得娶了媳妇就该给自己洗衣服,完全不会考虑到媳妇也跟他们一样劳作了16个小时;还有的夫妻互相体贴,一个搓衣,一个淘洗,洗完了一起睡。

有人肚子饿了,就泡一碗面吃;有的则就着卤鸡爪喝瓶啤酒。等上床躺下时,往往已经凌晨1点过了,距离起床时间只有6个多小时了。那时候我常常感慨,夏衍笔下的包身工每天也只做12个小时,而我们服装工人比旧社会的包身工还多工作几个小时。

尽管已经这样了,有几个土家族姑娘还会把做的半成品口袋和帽子提到宿舍里,坐在床上翻好,以方便第二天做。大家见了,纷纷开始往宿舍里带手工活,以便能在上班时间做出更多的衣服。

其实,衣服如果做得比老板想象的快,老板就会压低工价,整体工资并不会上涨。现在人都说“内卷”,可看看我们底层农民工,十几年前就已经内卷到了何种程度。

我曾辗转过很多工厂,之前有一家,每到做新款时,各组就派一个代表,一起去办公室跟老板“议价”——几乎每次都谈不拢,谈不拢就罢工。那家厂的工人也团结,都不上班了,躲到宿舍里打牌。老板没有办法,只好把每件衣服的工价加两三块钱。而在这家羽绒服厂,我们只罢过一次工。而且其它省的工人都罢工了,只有十几个安徽人不罢工。罢工了一天,每件衣服只加了2毛钱,之后再也没人提罢工了。

最近刷微博时,我看到有人写,一位大公司高层的妻子去监狱见老公,老公一见她就哭。因为涉恶,这个男人被分配在劳动岗位,每天带着2副口罩,踩缝纫机9小时,劳动完头发、鼻孔、耳朵里都是毛絮。听说不交罚金,以后很难减刑。他被判11年,哭着反复叮嘱妻子,一定要把罚金交了,他想早点回家。

我一下就想起自己在服装厂打工的经历,感慨万千。我们差不多每天要做15.5个小时,劳改犯才做9小时,我们比劳改犯还多6.5小时。劳改犯有两副口罩,而我们连一副都没有。真是还不如劳改犯呀。

5

羽绒服厂虽正规,但居住条件依然很差。男宿舍不到20平,有3张高低床,床板1.5米宽,一张床板睡2个人,能睡12个人。我们宿舍住了11个,一个土家小伙自己睡。

夏初的一天晚上,大姐领进来一个男人。男人胡子拉碴,眉头紧锁,一脸愁苦,看上去足有40多岁了,姓周,河南人。大姐让他跟那个土家小伙一起睡,说完就走了。我们问他多大年纪?他说他25,我们都很吃惊,怎么看着都不像啊。

土家小伙嫌小周太脏,说什么也不同意跟他睡。我跟土家小伙说,要不咱换换?我跟我老乡睡。我把盆借给小周,他去洗了个澡,回来把胡子刮了,一下看上去就年轻了10多岁。

后来,老板安排小周打包衣服,一个月600块钱。有了工作,小周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人也变得开朗了。到月底领了工资,又买了身廉价的新衣服。穿着新衣服,站在镜子前面好一番搔首弄姿之后,他的自信忽然膨胀了一般,突然宣布他要追求“厂花”。

紧接着就发生的一件事,打破了小周的美梦。我们同宿舍的几个小伙子洗澡时,热水器突然没水了。小周满身的泡沫还没冲,往热水器里加冷水的开关在外面。小周把毛巾盖在身前,问大家,我就这样能出去吗?

几个工友几个对视一笑,一个说:“能出去,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开放得很……”

另一个说:“我上次就是这样出去开水龙头的,什么事儿也没有。”

小周就用毛巾挡在前面出去了。外面是一排水龙头,有10多个男女站在那里洗衣服。加水的开关在他们背后的墙上。我们伸头看到,小周走过去,踮起脚,左手按着身前的毛巾,右手去开水。

一个女人突然扭头看到光屁股的小周,尖叫了一声,大家都回过头来看,尖叫声此起彼伏。女人们都跑了,还有两个男人过来踢了小周几脚。第二天,老板听说这事,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没多久,小周就离开了。

这年秋天,我站在厂门口,远远看到一个人扛着蛇皮袋走过来。走近了才认出来是小周。小周变得比初进厂时更憔悴,眉头拧得更紧,胡子也更长了,浑身脏得冒油,跟个老流浪汉似的。

他说他刚坐公交车去新发地批了一袋梨,准备去摆摊卖。小周把装满梨的蛇皮袋放在地上,用袖子擦了把汗,要打开袋子请我吃,我赶忙拦着,小周正在和我说话时,往厂里看了一眼,突然扛起梨袋子转身就走了。

我扭头一看,“厂花”出来了。

6

服装厂星期天也上班,一个月只在月底有一天休息。而且所有的服装厂都在月底放假,那天坐公交车就特别挤。于是有工人向老板提议,希望能改个时间放假。老板巴不得晚几天发工资呢,就改成月初6号放假。

于是,每个月到了5号的夜里9点钟左右,小组组长就拿着账本轮流到办公室里算工资。只发40%的工资,剩下的60%到这年腊月放假的时候再一次性补发。如果中途离厂,那剩下的工资就要不到了,一直到2011年,服装厂才改为每月结清。

这天晚上是就是一月一度的“羽绒服厂狂欢夜”。深夜12点下班后,很多工人都欢叫着跑出车间,40多岁的老员工土家人老李总是笑着喊老板的二女儿:“二姐,今天晚上摸几把?”

二姐说:“行啊,到办公室来打。”

很快,几个人就在办公室里搓得哗哗响了。

负责给工人算账的通常是大姐的老公,二姐的老公也难得有闲暇的时间,就坐在电脑前打游戏。他是沈阳人,长得很帅,人也非常义气,工人都很喜欢他。

当初他和二姐谈恋爱时,老板不同意,嫌他家穷,他就一个人回了沈阳。他进到家里,发现他的爸爸和妈妈都奇怪地看着他的身后,他回头一看,二姐竟然来了。二哥很能干,每天晚上负责打包,把衣服装到面包车上,第二天一早开着车,带着二姐去商场里卖衣服。

这天晚上,所有的工人都睡得都比平时晚,有的甚至彻夜不眠。有喝小酒的,有去小超市玩老虎机的,谈恋爱的,斗地主的,还有十几个男人聚在一间宿舍里“炸金花”。

第二天上午,我们起床之后,“炸金花”的就散伙了。半个晚上的时间,有的人就把刚发的工资输得干干净净,垂头丧气地躺在床上睡了;有的人赢了不少钱,兴奋得睡不着,就拿着这些钱出去喝酒。

这一天,我们要去采买一些生活必需品,给老家打个电话,寄些钱。再去外面逛一逛,就像长久坐牢的人出来放风一样。下午回到厂里,做一顿丰盛的晚饭,好好吃一顿,早点休息,为接下来一个月高强度的劳作做准备。

我时常会在这一天在北京街头行走。工友们提醒我要时刻小心些,不要被查暂住证的抓住。看到有查证的,就躲着点儿。还有工友说,好几年前,他曾被抓住遣返回了老家。可是他是办理过暂住证的,联防抓人的时候,他把暂住证拿出来递给联防,却被一把撕成了两半,问他:“现在还有暂住证吗?”

“没有了。”

“那跟我们走。”

北京大红门有几座商贸城,以批发服装为主,总是人山人海的,我们这些在服装厂打工的人都喜欢去那里逛。

一次下午2点多,我走在商贸城外面的人行道上,看到对面是“北京工贸技师学院”。我以为是一所技校呢,就打算过去看看,是否能学一门手艺。我走到学院外面的路口时,突然发现有警察在查暂住证。只有一个警察穿着制服,别的都穿着便衣。我想扭头往回走,可已经离得太近,被他们看到了。

我心里盘算着,如果突然往后跑,他们肯定会以为我是逃犯,一齐扑上来。所以我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我衣着寒酸,一下就被盯上了,走过他们身边时,一个便衣先是指着我,又对我招招手:

“你——过来过来。”

我走过去。他说:“把暂住证拿出来。”

“没有暂住证。”

“没有暂住证罚款50元。”

“我没钱。”

“你给我放老实点儿,快把钱拿出来!”

“我真没钱。”

“好好好,你丫的嘴硬,给我上车,把你遣返回老家去!”

他把警车门打开,把我推了上去。车厢挺大,车窗都是深色玻璃,从外面看不到车内,从车内却可以清楚地看到车外。警车后部还坐着两个中年妇女,一个小伙子和一个老头。和我一样,衣着朴素,一看就是普通的打工者。都是拒缴罚款被塞进来的。

一个便衣又拦住了两个衣着时髦的年轻姑娘:“把暂住证拿出来看看。”

“我们没有暂住证。”

“没有暂住证罚款50。”

“我们刚来北京,还没来得及办呢。”

“刚来北京?那你们的火车票呢?”

“火车票扔了。”

“那不行,罚款50。”

“我们没钱。”

“你们脖子里戴着金项链,会没有50块钱?甭跟我掉腰子,快把钱拿出来。”

两个姑娘只好拿了100块钱出来,递给便衣,便衣又把钱递给那个穿制服的警察,那警察给她们写了一张纸条。其中一个姑娘还笑着恭维那名便衣:“你咋这么厉害呢,一眼就看出来我们不是北京人?”

那名便衣得意地说:“那是,我们是干嘛地呀!”

那姑娘接过警察写的纸条问:“我们走到前面再被查了怎么办?”

“不会的不会的,把纸条拿好了,这就是你们的护身符,今天肯定是不会再查你们了。”

有一个50多岁的男人,衣着破旧,长得瘦瘦的,弯着腰,背着个脏兮兮的蛇皮袋走过来,被一个便衣拦住了:“你——过来过来。”

那男人愣了一下,脸上显出惊恐的样子,把蛇皮袋一扔,转身就往后跑。两个便衣抢步上前,一把薅住了。把他扯过来,把他的脸按在警车的车窗玻璃上。另一个便衣把他的蛇皮袋踢到警车下面去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幕——其中一个中年便衣像黑社会一样,戴着个大墨镜,呲着牙,下巴往前伸着,用一只手按着男人的脑袋,恶狠狠地说:“他妈的,你跑什么?嗯?你跑什么?打你XX的……”

男人好胆小,居然哇哇地哭了起来。最终还是缴了50块钱,拿着警察写给他的纸条,背着蛇皮袋哭着走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一个便衣钻到车里来,问我们:“你们想好没有,是愿意罚50块钱,还是遣返回去?”

车里那个小伙子极不情愿地缴了50块钱,拿着纸条走了。又过了一个多小时,一个便衣又上来问了一遍,一个中年妇女叹了口气,无奈地缴了50块钱,也走了。中途不断有人被塞进来,又有人熬不住,缴钱走人。我就不缴,我倒要看看他们准备把我们怎么样。

一直等到傍晚,便衣又上来问了一次:“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再不缴钱真要把你们拉走了!”

我们这最后6个榨不出油水来的穷鬼都坐着不动。等了一会儿,警察可能要下班了,就把我们6个都放了,50块钱到底也没缴。

早知道现在会把这件事写出来,真应该把罚款缴了,留下那张纸条做个纪念。我现在也不知道那纸条上都写了些啥。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来源:网易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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