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海拾贝 文摘 困在流水线,一个职校生的逃跑计划

困在流水线,一个职校生的逃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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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岗实习是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一环。每年的毕业季来临前,大量的职校实习生走上工厂流水线。但校企逐利、缺乏保障下的实习,让一些学生成了廉价的劳动力。连续的夜班和加班后,今年7月,湖北十堰汉江科技学校一名17岁学生,在工厂实习期间跳楼自杀。经历了盘剥、克扣和高强度劳动,一些职校实习生试图从流水线中挣脱。

文 | 魏芙蓉 编辑 | 王姗
来源丨公众号极昼工作室(media-fox)

01

再也受不了了

林阳义决定逃跑。两个月来,他在脑海里把步骤预演了好几遍:等这天下班,回宿舍收拾东西,工服不脱,混在人群里跑。他在灰白色的工服口袋里揣了一包软“中华”,如果被工厂门口的保安拦下,就递上它。顺利的话,逃离这个地方,只要15分钟。

这座电机厂位于山东省济南市,轰鸣声和机油味里,17岁的林阳义面无表情地站在传送带前,他左手拿起一台电机,右手攥着插头插入其中,用脚踩下启动器。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一套工序重复近5000遍。

传送带载着电机缓缓向前,这条流水线上的23名工人,13人都是和林阳义同龄的学生,个个面无表情。

他们都是济南一所公办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林阳义读机电专业,2019年,中专学习的最后一年,学校开展“产教融合”项目,林阳义和同学们被要求进入这所工厂进行为期一年的顶岗实习。

招生简章上,电机厂是常年和学校合作的本地知名企业。中专二年级的暑假,第一次听到关于这家电机厂的实习介绍时,林阳义很满意——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休息一天,不加班,工资计件。他的父母都是工厂普工,他也计划以后当名电工, “靠手艺吃饭,工作不忙,工资也不错”。

进厂之前,林阳义咬咬牙花40多元买了一包中华烟,他虽然不抽烟,但觉得进厂拜师,学好手艺,烟是少不了的。

校企合作下的“产教融合、工学交替”已经成为职业教育的一种常见办学模式。按照《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最后一年要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实习时间则不少于半年。

在广西,17岁女孩杨晓林幼教专业,也被学校要求进工厂实习4个月。今年4月底,在班主任带领下,大巴载着杨晓林和近百名幼教专业的女学生们从桂林出发,十几个小时后,车辆在广州一工业区停下,杨晓林和同学们这才第一次被告知具体工作内容——制作和包装验孕棒。

到工厂的第一天,跟车的班主任离开了。一个操着广州话、戴着劳务派遣公司工牌的陌生男人成了女孩们的“驻厂老师”。承诺的4人间宿舍变成了10人间;16元的时薪变成13元。后来在车间,杨晓林遇到了同样来自河南、云南和贵州的职校生,“一条线上,只有一个老员工,全是年轻的学生脸。”

林阳义的兴奋劲在进厂第一天就消失了。没有任何培训,第一批到厂的100多名学生当天就被安排上了流水线,林阳义的任务是给电机铁芯刷上深蓝色涂料,涂料气味刺鼻,即使戴着口罩他也不住地咳嗽、眼睛涌泪。流水线一侧的板凳通通撤了,班长的解释是:坐着不方便干活。第一天过后,流水线上的学生就少了一个,“跑路了”。

继第一批机电专业的学生之后,旅游、化工、计算机专业的,越来越多的学生被送进这家电机厂。日产量在林阳义刚进厂时还是3000,第一个月末就变成了4000,第二个月直接加到5000,最高的时候加到7000多。林阳义跟老员工打听,对方说往常产量最高的时候5000多。

四天,林阳义磨穿了一双棉手套。工厂劳保用品发放更新慢,最夸张的时候,一次性口罩林阳义戴了半个月,“臭了,戴上都闻不到刺鼻的涂料味。”

那包烟在他口袋里揣了几个月都没能派上用场,他的工作,“有手有脚就能做”。一旦上了流水线,一站14个小时,不能说话,手机上交,上厕所打报告。转子绕线、器件组装、电机测试,林阳义在十几条流水线上交叉忙活。

“我X,老子不干了!”干了快一个月,流水线上一男生突然扔了手里的工具,头也不回地走出车间。

进厂前的所有承诺最终都成了泡影。第二个月,学生们也要开始倒班了——中班凌晨两点半下班,夜班则天天是大通宵。不到一个月,跟林阳义同批入厂的学生又跑了十几个。

林阳义决定逃跑的那天,在流水线上挨了批评:动作要标准!他的速度不得不慢下来,每天5000的产量要求又逼在眼前,他手忙脚乱,下游流水线的责骂和督促声稀稀疏疏在耳边响起来。

他再也受不了了。

晚上九点,班长刚通知完下班,林阳义跑出车间,顾不上买晚饭,直冲向宿舍,毛巾、裤衩、肥皂盒通通丢进行李箱。路费不够,他找同学借了50元。

还没踏出宿舍门,舍友的一句话拉住了他:你不打算要毕业证了吗?

02

学生工更好“拿捏”

“一个学生工嘴上说要走,提了3-4次,一般都不会离开,到第5次或第6次才可能会真的走。”26岁的王寅对这些操作和心理变动可谓“熟门熟路”。

两年前,以公司合伙人的身份,王寅加入到一家劳务派遣公司,主营校企合作外包业务。每年的6、7月份和11、12月份,大量像林阳义和杨晓林一样的“准毕业生”走出学校,进入工厂实习,王寅扮演的就是连接工厂和学校的角色。

河南、河北、海南和东北地区的职业高中、普通中专和技工学校,王寅所在的公司一年要对接上百所,大多是民办类院校。

“学生工”是劳务派遣市场上的香饽饽,中职院校的学生从学校无缝衔接到工厂,价廉、量大且稳定,有时比大龄社会工更能胜任工厂智能化的操作要求。一到夏季南方水稻收割期或临近过年,企业遇上了巨大的用工缺口,王寅总能接到工厂的电话,希望能尽快介绍一批学生工。

2016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制定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中提到,学校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学生实习。

但在王寅看来,这一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具备足够的约束力,“如果学校想从社会实践中抽成,一般都会选择跟我们合作”。劳务公司通常会换个“马甲”——以科技公司或咨询公司的名头出现,“学生表面上是签给了这些公司,实际上被派给了工厂。”

每年王寅都会大量联系中职院校的招生老师,通过他们找到校长或校董——“电子商务专业的推荐到电话销售岗位;学计算机的就说这工厂靠智能化制造,需要电脑操作”,“很少是完全对口,大部分都是‘指鹿为马’”。

“工时”、“工价”、“包车路费”都是劳务公司和学校最在意的因素。和同业公司竞争同一所学校的学生时,王寅代理的是一家工作时间10小时的电池研发和制造厂,在时薪一样的情况下,不敌另一家代理富士康的劳务公司——12-14小时的工作时间,意味着更丰厚的抽成空间。

把学生送上流水线前,王寅经常需要扮演企业HR的角色进校宣讲。“10小时工作制”、“1.5倍加班工资”、“一周双休”是基本话术。为了让工厂生活更具吸引力,他还会准备一些诱人的工作餐图片,把工厂里为数不多的女性员工组一个大合照,“基本上都是吹得天花乱坠的”。

王寅迎来第一笔“大”订单是在半年前。他把海南一家汽修技术学校的100多名学生送进了西安一家国产品牌汽车制造厂——学生每天工作8—15小时,基本工资1450元,8小时外加班工资1.5倍。

按照当时的行情,劳务公司通常抽取500~600(每人每月)的管理费,劳务公司和学校各派一人驻厂,统计出工情况。这次的工厂加班“凶猛”,因为花了不少功夫“安抚”学生,公司从学生工资中收取了1300元的管理费,学校则扣除了每人每月200元的“人头费”。6个月后收入管理费78万元,公司还不忘“给驻厂老师分一点,渠道老师分一点,学校也象征性给一点”。

一年时间,王寅一人谈下的合作就有十几所学校,来自各地的职校学生,经他搭桥,大多被送到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工业区,以及天津的自动化产业区。

“学生工通常比社会工更好‘拿捏’”,王寅知道,这也是工厂喜欢用学生工的重要原因。遇到一些“刺头”学生时,“他们(学校)可以记为旷课、开警告处分,乃至是劝退”,和学校接触时,有老师曾告诉他。

事实上,一张毕业证就足以“震慑”住他们。进厂之前,杨晓林曾跟老师提出过申请,希望能自己找幼儿园进行实习。可班主任的回答却让“自主实习”听来困难重重——要经过学校审批,还要去教育局签字。对方不忘提醒她,“不实习的话拿不到毕业证,就算考到大专也不能读”。杨晓林最终接受了统一安排。

在制药厂实习的日子,劳务公司的中介承担了学生们的督工工作。每天早上不到七点,男中介都会用钥匙开门进入女生宿舍,叫醒学生,清查宿舍,确保每人都上了工。

超过10小时的日工作时间,通宵夜班,身体过敏……不到一个月,杨晓林就动了回家的念头,但身份证和银行卡被中介以“登记发工资信息”的理由收走了,迟迟没有发还——这在教育部的文件中是被明令禁止的。

林阳义的逃跑计划也卡在了毕业证这关。他在进厂之前就被老师告知:不完成实习,不能拿到毕业证;工厂根据学生的实习表现打分,评分低的,也拿不到毕业证。

至于那些最早逃离流水线的学生,他后来得知,有人辗转被送到了其他工厂,“一样是上流水线,一天干12小时”;有人则是直接被告知拿不到毕业证。

那天晚上,面对身后舍友的发问,林阳义犹豫了——在学校待了两年,就为了这个毕业证,一走就什么都没了。父母比自己更看重这张毕业证,“你跑,你爸妈也会打死你的”,舍友进一步劝他。林阳义只能搁置了逃跑计划。

03

“好像从世界上消失了”

对林阳义来说,“留守”并不意味着服从,反抗从未停止,因为压榨每天都在发生。

车间里的工人通常分为三类:正式工、小时工和学生工。下午5点,小时工下班了,6点,正式工也走了,流水线上只剩下实习生,为保证流水线不停,实习生需要持续工作,等到18:30的夜班员工接班,晚上9点,他们才能下班。

加班是流水线的常态。如果要平稳度过一天休息日,那意味着要提前把产量干足。2019年的国庆节林阳义得到了一天假期,在那个假期到来前,午饭时间被取消了,他一连加班五天,只有第一天吃了午饭。

一路飙高的日产量让人难以负荷。有时候中午吃顿饭的功夫回到流水线,林阳义发现传送带转得更快了,自己“拼了命干也跟不上”。他很快发现了端倪——传送带下藏着的速度调节按钮,班长总趁员工离开时调快它。后来只要发现不对劲,林阳义就偷偷调回常速。

工厂生活里,有时候比劳累更难忍受的是恐惧。体验过十几种工序,林阳义最不想去的是仓库。遇上叉车不够的时候,实习生们就会被派去仓库徒手搬箱子——一个装满了电机的木箱重上百斤,六个男生合力才能搬动一个。在这里,林阳义曾亲眼见过学生被木箱砸中;也有手推车倾翻撞倒学生。受伤的实习生们被送到医院,好在只是皮外伤,休息一下午,第二天就被催着上了流水线。

林阳义是实习生里出勤多,干活快,处罚少的那类。第二个月末,他拿到了人生第一份工资——1400元,林阳义难以接受,他找其他同学打听一圈,也都1500左右。

林阳义的母亲在电子厂工作十几年,总碰上工资少发的情况,因此母亲总是自己计件,一旦少了就去找领导,领导大多会表示,“算错了,补上补上”。这之后,林阳义也给自己计件,但没想到,下个月他干得更多,到手的工资却更少了。

因为工资问题,林阳义没少跑主任办公室。“你算错了”,最初对方还会平静回复他。但去的次数多了,主任便怒了:你干活不行,毛病不少,不想干就别干了!

“工资计件”、“不上夜班”、“不加班”……进厂前自己得到的所有承诺都变了。最初几个月,抱怨和质疑常常在实习群里刷屏。实习群由带队老师建立,所有实习事宜都需要跟他沟通。林阳义印象里,那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一两个月才在工厂露个面。

“同学们啊,你们实习是来学技术的,不是来享福的啊”,带队老师总是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不实习拿不到毕业证啊”。

“那为什么骗人?”和很多提出异议的学生一样,林阳义的消息刚发出,就被踢出了群。

实习生们的意见最远曾被反馈到了系主任处,但得到的回复是:听带队老师和领导安排。问题绕了一圈又回到原地。

在又一次请假要求被拒后,隔壁流水线上的实习生闹了一场罢工。十几个实习生聚集在宿舍讨论,试图跟工厂提出:“提高工资”、“真正按件计费”、“每个月休息两天”。但罢工计划在实施前就传到了车间领导那里。大部分学生扛不住压力,在宿舍里坐了一个上午就放弃了。只有少数几个人坚持了四五天,后来被记为旷工,遭工厂开除。

林阳义也尝试过组织罢工。他有一次给自己流水线上的二十多个人发消息,但最后应邀来到宿舍的只有两人,“其中一个还是来看热闹的”。林阳义并不意外,“没有人真正愿意罢工,害怕拿不到毕业证,这个小地方,大家都不想惹事。”

在工厂,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比想象中更弱。宿舍六个人住在同一屋檐下,却因为上不同的班次,总是凑不到一块,偶尔在食堂碰见,彼此打声招呼。一天下来,林阳义说过的话不超过10句。他有时候忙得忘记充话费,手机被停机,就彻底断了和外界的联系,“感觉像从世界上消失了一样”。

重复劳动和超负荷的工时不断啃噬他的耐心。林阳义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个机器人,“没有思考”,“麻木了”,很多次在流水线上,轰地一下,他发现车间突然安静下来,等到人群走出车间,他抬头一看:晚上九点多了,“原来是下班了”。

如果说前半年还有抗争,林阳义后半年的生活就只剩下了忍耐。“让加班我就加班;让罚我款就罚款;领导批评干活不行,我立马道歉”。他不再反驳,“因为要罚款你怎么反驳都没用,不管干多少,工资只有那么一点。毕业证最重要。”

父母了解他在工厂的遭遇,“全国的工厂都是这样的”,他们淡淡地安慰他。

压抑情绪得不到释放。有段时间他变得易怒——食堂免费的绿豆汤没了,他发脾气;被扣钱了,他闷声走进厕所,一脚甩向门板。又一次被车间领导训斥后,林阳义失控了,他含着眼泪,“疯了一样”冲上宿舍五楼的天台——

视野之下是一条通向车间的小道,想象着自己的身影如何从这里坠落,林阳义朝着眼前的水泥围墙一步步靠近。

● 林阳义待过的电机厂仓库。

04

逃不出的流水线

回想起当时,林阳义庆幸自己没有跳下去。因为恐惧,他退了回来,转过身,呆呆地靠在水泥墙上。

高强度劳动极易粉碎一个人的意志。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及时“刹住车”。

今年6月,湖北十堰丹江口市汉江科技学校90多名学生根据学校安排到深圳工厂学习,经历了高强度的劳动和昼夜颠倒的作息后,实习的第15天,该校一名17岁中专生在深圳工厂宿舍楼从6楼跳下,不幸身亡。

去年11月,山东省沂水县职业学校一名16岁学生,也在学校安排的工厂实习时坠楼身亡,警方称疑因“有心理问题自杀”,此次实习也被指存在强制加班、实习岗位内容与所学专业不对口等情况。

林阳义觉得自己和他们的区别,只是差了最后一跳,“亲身经历了才能感受到那种绝望”。

2016年,教育部等五部门曾制定《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要求职校生实习岗位应与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除相关专业和实习岗位有特殊要求,不得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不得扣押学生身份证。遗憾的是,近年来,有关职校生实习中的“高危工种”、“加班夜班”、“收取人头费”等问题依然频繁见诸报道。

看到汉江科技学校自杀学生的报道,杨晓林哭了,“看那些细节,都像在看我自己”。在厂里连上夜班后,她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呕吐、发烧、食欲减退。她想请假,总不被批准,后来索性旷工。今年6月,从制药厂离开后,杨晓林的精神状况并未得到好转,需要靠药物入睡,前不久,她被确诊重度抑郁。凭借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学校同意她中止实习。

● 杨晓林提供的诊断证明。

劳务派遣公司的王寅不否认这其中的问题。从业之初,他原希望推动“三方共赢”局面。可他也发现,“越来越多时候,我们要去跟学校强调你们一定不能让学生跑,然后跟企业保证你们怎么压榨都可以”,察觉到从业“心态变了”,今年年初,他离开了这个行业。

林阳义在2020年的夏末迎来了工厂生活的尾声。8月的一天,他去车间上班,四五辆大巴车停在工厂路边,穿着蓝色校服的学生拖着行李箱从车上下来,他意识到,实习快要结束了。林阳义擦着学生队伍经过,看着他们打闹谈笑,“像大学放假的感觉”,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实习正式结束的三天前,在微信群里,林阳义和同学们才被正式通知了离厂日期。

那天中午,看到手机屏幕上车间主任宣布的日期时,所有人都沸腾了。林阳义有些不敢相信,他问带队老师,又跑去问班主任,得到肯定答复,最终放下心来。那天下班后,林阳义一个人去小卖部买冰红茶、干脆面、辣条,蹦跳着回到宿舍,舍友上夜班了,他一个人独自庆祝。

流水线上的生活晃过一年,到这时,他所在的实习微信群里,48人已经剩下不到20人。

重获自由的那天,凌晨四点半,天空还没放白,林阳义拎着箱子逃出了宿舍。

他终于从学校捧回了那本毕业证,朱红色的封面,他揣在包里,如获至宝。他和同学一起约着报名了大专考试,少数几个同学去当了保安,总之就是“打死都不想进厂了”。

继续求学的念头在这一年里越来越强烈。之前在车间,有好心的老员工总喊他一起吃饭,“你跟我姑娘一样的”,有一天他告诉林阳义,自己姑娘也17岁,刚上大学,“你这个年纪也应该在读书,不应该在工厂”。看林阳义总打两块钱的土豆丝,那天他给林阳义加了个鸡腿,五块钱。

但父母首先站出来反对他。夫妻俩都在工厂兢兢业业干了十多年,他们仍希望孩子进厂,找一份有退休金的工作。

和父母僵持、争吵了数十天,最终,林阳义读书的计划止步于父亲的一顿毒打,他妥协了。

那张毕业证也没有发挥他期待的作用。因为中专学历,他连续遭到两家工厂的拒绝,“最少要大专的”。最终,第三家电子厂接收了他。

兜兜转转这两年,他又成了流水线上的一员。

(文中人物为化名,实习生徐朝阳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不可思议编辑部 微信号:bukesiyi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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