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作者：雅婷
编辑：木村拓周
996 某程度上的“结束”，可以标记在 2021 年的年中；但 996 是怎么开始的，没有人能说清楚。
在搜索引擎和科技媒体的搜索结果里，这个专有名词大概于 2014 年前后以个别公司特殊现象的形式被零星提及，2018 年前后使用频率明显变高，成为描述当代青年工作生活的常备元素之一。直到 2019 年初，程序员们在 GitHub 上发起了反对超时工作的倡议，伴随着同期的福报争议，996这个词铺天盖地式出现在了互联网各处。
在 2010 年代中期，创业大街和互联网造富神话鼎盛的淘金时代，对这种工作制度的质疑声音不易被听到。996 被低调但大方地放在台面上，连同那些从硅谷进口的新时代职场文化标签：扁平化、民主化的工作氛围，充满创造性的平台，财富自由的机会以及改变世界的理想。
过劳和无偿加班在那个语境下是积极、进步的，指向的是一个和“犬儒、平凡、不思进取”所相反的方向。
再到今天，以 996 为代表的过劳和加班现象，被互联网大范围议论。夹杂在因垄断和境外上市所引发的强监管之下，互联网企业的用人问题也开始引起重视。腾讯、快手、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公司接连宣布了取消加班政策的公告。
看起来，996 文化被取消了。但那些被 996 改变了的东西，能否再复原到原来的模样？996和大小周取消之后的劳动者们，进入了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们采访了三位近期公司取消了强制加班政策的“大厂员工”，试图探寻这个问题。
“我不怕加班，我怕的是加班不给钱。”拥有超过10年工作经验的受访者大飞告诉我们。
在今年春节后转行加入互联网大厂之前，大飞在广告传播行业工作超过 10 年。在他过往的工作经历中，加班直到问题被解决，是一种常态。来到这个实行“大小周”的大厂之后，大飞开始常规性的周六加班，但并不感觉工作节奏难以接受。甚至，这半年是他感觉“工作以来最轻松的一段时候”。
996是互联网行业的原创术语，但超时工作甚至无偿加班，在互联网行业兴起之前就普遍存在于一些角落。其中，过去年轻人热衷跻身的、以跨国4A公司为代表的广告传播行业是重灾区之一。
在广告业的日子里，大飞目之所见身边“优秀”的人，几乎都没有早下班的。受限于行业的“服务性质”，他们也难以实现“真正”的下班，“即使时间下班了，但你心里想着稿子和案子，那算不算下班？当时的下班，只能说是肉身下班”。
在这方面，互联网企业尤其是所谓“大厂”，显得更为规范，加班的收入会被大厂明文写进制度中。
大飞入职时，和公司所谈的薪酬是一个总价，其中就包含加班工资。在公司近期宣布取消大小周之后，大飞算了一笔账，发现自己“亏了”约20%。这让他的“跳槽”失去了薪资涨幅层面的意义。
大飞倾向于把是否接受 996 或大小周这样的工作模式，视作为个人选择——个体牺牲一些休息时间，交换更为丰厚的薪金。而在我们的采访中，一些在近几年各行各业窗口期已经关闭才参加工作的、更年轻的大厂员工，则在面对996或大小周工作制度时，表现出更多“不得已”的疲惫。
吱吱两年前来到目前这家互联网大厂工作，这是她毕业的第一份工作。两年来，她尽力适应着大小周的工作制度，参与不同的项目和岗位，对自己的现状还算满意，但总觉得时间过得又慢又长。
吱吱强调，“我一直都是那种坚决拥护取消大小周的人”。这个立场一方面出于对劳动者权益的关注，一方面也来自她的个人体验。最初听闻大小周要被取消的时候时，她第一感受是一股打从心底的轻松，“你知道那种大周上班时间无限被拉长的感觉吗？我常常都不敢想，怎么都工作了这么久了，这周才刚刚开头”。
经历周六上班近一年的晓薇也有类似看法，刚毕业一年多的她是从双休公司转到了现在的互联网大厂。身体劳累是一方面，晓薇还举出了网上传播更多的例子，以说明自己对周六上班工作制的不满，“看起来只多了一天，但实际上是6:1和2.5:1（工作时间比休息时间）的差别。而且不管是8小时工作制还是双休，原本都是靠好多人的力量才奋斗出来的，现在把双休说成是福利，其实是倒退了”。
晓薇认为自己是有“大厂情结”的。
晓薇本科就读于国内某重点大学，毕业后去海外留学读硕士。回国之后，因为比较怵大厂校招复杂的笔试，她选择先去规模相对较小的创业公司工作。那份工作是双休，工资也不算低。
创业公司人员通常鱼龙混杂，难以招聘大量高学历人才，全公司“最高学历”的晓薇很快就得到了重用，“当时老板对我真的挺满意的，也给我很多资源，如果留下不走的话，我现在可能就是管理层了”。
但当猎头主动找到晓薇时，“大厂情结”还是冒头了。尽管之前没有受到过互联网传统数据运用管理方面的训练，晓薇还是顺利通过面试，成功入职。薪水并没有比原来高出多少，但更大的平台意味着更大的机会。工作内容也有所变化，可以“多学点新知识”。
入职后，晓薇体验了一种类似普通班尖子生转班到尖子班的感觉：身边的同事都是国内外顶尖学校出来的顶尖毕业生，晓薇原本的名校光环倒显得平平无奇。压力于是开始降临，最开始对数据工作还不熟悉的晓薇，每天做完数据、报表和文档后，基本就到晚上十一二点了。
“精神上也非常紧张，也休息不好，总是想着我还有那么多事情没做完，怎么样才能真的有产出。”晓薇回忆。但总体而言，大厂的工作方法论，同事的人才济济，让晓薇在短时间内学到了更多。
晓薇的经历，代表了互联网进入巨头垄断态势之前的一种互联网人典型职业路径：由于专业不吻合或者其他原因，无法直接进入头部企业，先去中小型创业公司工作，累积工作年限后，再转去大厂，通常是职位平移。后来，互联网行业竞争白热化，行业马太效应严重，大厂越来越大，许多中小企业则或被并购、或被淘汰，更多年轻人直接通过校招进入大厂。
吱吱就是校招进入目前这个大厂的，在学生时代已经对互联网行业的工作内容和氛围很向往。“刚毕业那会儿心气高，也很有热情，做这个工作感觉还是很幸福和热血的，很享受把一个项目从 0 捏到 1 的过程”。
热情驱使之下，吱吱在那段时间主动或被动地承担了很多额外工作，一人担任数职，做成了不少事，“那好像就是工作以来最有成就感，最好的时候”。
但随着业务开始渐趋稳定，超负荷快节奏的加班变成了一件长期的事情，吱吱逐渐感到力不从心，工作热情开始下降。“不能总像个草台班子一样，我也不可能同时适合那么多岗位。其实合作型的项目，也都应该让同事做好自己的事，不用再说更多的话，不是什么关键问题也就算了”。
工作经验丰富的大飞，认同“中型企业就业机会逐渐消失”的观察。实际上，大飞认为年轻人热衷于跻身大厂，部分原因正在于此：小微企业和大厂，都有可能面对工作机械重复、没有成长的问题——前者来源于小微企业的业务扩展性差，年轻人可能只为一个在垂直领域有完善资源和变现方法的老板打打下手；后者来源于大厂的精细化分工。大飞认为，既然如此，年轻人自然更倾向去大厂，因为有更好的薪酬待遇，“毕竟大厂应届生很多岗位都能开到 14K了”。
薪酬之外，大飞认为完善的企业福利制度也是大厂的极大优势。“一个人的吃饭、社保、医保甚至搬家，都是有一条龙服务的，很多事情你甚至不用自己垫钱等报销，公司都是会给你预付的，真的是什么都有”。
这让大厂看起来像个新国企，或者说新体制，也就是曾经的年轻人会因墨守成规而渴望逃离的地方。“《肖申克的救赎》好像讲过这个事情，那些像监狱一样的体制，会让人首先抗拒它，然后习惯和适应它，然后离不开它。”大飞对我们说。
吱吱并不认为大厂的福利制度“能把人洗脑成认可996”，而且感受到所在公司福利近两年在逐渐下滑。更重要的是，吱吱认为，和自己因长期加班而产生的身体和精神上的疲惫相比，公司的那些福利根本算不上什么。
两年多的高强度工作，吱吱最直观感受就是自己视力下降得很快，同时心口偶尔会有一些小刺痛。最惊险的一次，是吱吱又一次长期连续加班后，突然感到了心口刺痛。联系上那段时间频繁的过劳猝死新闻，吱吱立马去了离公司最近的医院挂急诊。吱吱留意到等候就医的人有不少都是来检查心脏的，并且看上去也面容年轻。
医生告诉吱吱，“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有这样的心口小刺痛，刺痛也还好，只要不是钝痛就行了”。
身体之外，精神的劳累也挥之不去，这也导致吱吱的生活变得单调。大小周的一个显著副作用是社交生活变少，基本半个月才能见一次朋友，“大周真的很难在安排要出去的事了，只剩的那一天周末，我还是要做点家务，再给自己留一点恢复精力的空档”。
公司附近有一家很有名的饭店，吱吱每次经过，排位的队伍总是浩浩荡荡。由于公司实在很近，吱吱心想，总有机会吃到的。但由于多数时候都是十点后才下班，两年多来，她和同事从没拿到过合适的号。看着晚十点也人声鼎沸的饭店，她问同事说，“为什么总有这么多人能吃上这里的饭？”同事回答她，“你不知道世界上有人是可以6点下班就过来拿号的吗？”
在难以应对周六上班的疲惫和社交生活骤减这件事上，晓薇和吱吱有着大致相同的感受，每周只休息一天的话，就总会感到自己好像一整周都在工作，有空闲时间也只想宅在家里恢复精力。长久以往，自己很难主动约朋友，朋友也很难把自己叫出来，那确实会大幅度减少社交活动。
此外，除了工作制度和时间安排，晓薇也时常感到，自己很难完全认同现在这个公司，以及互联网逻辑里，要以数据来衡量大部分工作价值的标准。
晓薇做过十万加的流量爆款，也体验过因为产品数据翻新而产生的自豪。但她内心更向往的，还是能强调产品艺术价值的生产模式，“现在这个平台因为更在意流量，所以它不会考虑很多长线的投入和发展”。而晓薇认为，一款好的作品其实还需要考量流量和数据以外更多的东西，晓薇由此而经常感到迷茫，难以在其中寻找到可支配的平衡。
对已经能习惯周六加班的大飞来说，新工作为数不多的失落，则主要体现在自己对换工作的期待上。大飞之所以离开一个十年经验的领域，加入到一个新的行业去做一个细分工作，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在原工作里感受到的无形瓶颈，和一些个人难以超越和言明的“困境”。
基于此，他才主动寻求从乙方到甲方的转型、从有些垂垂老矣的广告传播行业到更有活力的互联网行业转型。他也想去看看自己此前花费心思和精力去设计的东西，甲方通常是如何决策的。而等他真正成为甲方以后，他发现原来那些过度为工作消耗自己的时刻，要投入极大心血成本去实现的事情，“很多时候，在甲方这边，就是很随意的决策，一拍脑袋的事情。”
上世纪90年代末，一篇来自外刊名为《不眠的硅谷》的文章被译介到国内，受到了国内不少企业家的推崇，流传最广的传说是，任正非曾多次向自己的员工推荐这篇文章。
企业家们推崇这篇文章的理由大致相同：《不眠的硅谷》把抽象的“硅谷精神”集中到了“不眠”这个符号上，其背后透露出的积极、努力的工作精神，值得被放到当时中国经济发展背景下来学习。相比起“等靠要”的消极态度，《不眠的硅谷》里描绘的那些生怕因为睡觉就错过伟大专利发明，每天只睡四小时但年收入能达千万的“硅谷职人”，是国内职场值得学习的典范。
时过境迁。当越来越多人能从实际经验里意识到，自己年收入的飞跃，和睡眠时间并没有直接联系之后；当创造一个明天、改变一个时代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昂之后；当长时间的压抑、疲惫和剥削时常就被动噤声于内部论坛、微博和各大文章之后，多数人对不眠、奋斗和互联网科技本身都产生了新的认识。
超时工作的正当性被逐渐瓦解，转折点可能在2016年前后。最敏锐的互联网创投圈感受到经济环境下行的开始，抛出“寒冬已至”的论调，其后是创业大街的萧条和中型互联网企业大并购，揭示着窗口的关闭；2017 年华为等公司的“35岁被优化”传闻使得互联网行业的隐形年龄歧视浮出水面；2019 年，程序员们因不满加班时间过长，互联网公司普遍违反劳动法，在互联网发起了“工作 996，生病 ICU”为口号的反对声音，而后又迅速“被遗忘”。
直到今年年初，随着拼多多员工自杀等社会新闻，大厂人高强度的工作时间，又再次出现在舆论中心。2021年的上半年，政府开始以反垄断的名义调查各大互联网企业，并要求其做出整改。2021年的6月之后，快手、字节跳动、美团优选、Boss直聘、vivo 等不少互联网公司纷纷宣布取消大小周。2021年8月25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10个超时加班典型案例，提示用人单位违法行为风险，促进依法规范用工，明确劳动者维权预期，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
耐人寻味的是，互联网行业的用工不规范问题已经曝露四五年了，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得以解决，甚至没有引起舆论之外的重视。最终在2021年的夏天，大小周、996们在互联网行业遭遇巨大反垄断监管压力下被取消。
这让“取消996”这件事，看起来不像是劳动者群体维护自身权益的结果，反倒像一个意外时期的意外收获。其所带来的“正面性”和对年轻互联网人的宽慰效果，似乎也因此打了折扣。
大飞认为，国内互联网公司在普遍恢复双休这件事情上，其实是释放出了很明确的信号，“互联网的红利是逐渐在消失了，互联网要做的事情也很难靠堆人来完成了，互联网对年轻人人才的聚拢和需求也都在减弱”。
尽管如此，大飞还是觉得互联网大厂仍是年轻人较理想的工作去处，“因为它真的够大，你在一个事情上碰到天花板了，你未必要出去创业，可以内部切换赛道，做新的事情。可能得到中高层才拥有这样的机会，但它确实是存在的”。同时大飞还认为，部分大厂人的压抑感可能也来源于工作的重复和晋升窗口的关闭，而这个问题并非“996与否”能回答的。
吱吱对目前行业情况的理解则是更加直接，“现在做什么工作不难，互联网校招的难度每年都在提高，很多人的心态也是先把坑给占上了”。在吱吱看来，已经少有人会再对互联网公司抱有阶层跃升的幻想了，也很少有人会想在这里真的干到退休，“公司中高管就那么几个，都是跟着老板打拼过来的，你再做还能做到什么地步呢？”
吱吱目前比较实际的生活规划，就是趁着公司在北京还有人才引进计划的福利，抓紧时间落户，然后在北京买房。户口对于吱吱而言，还是个有盼头的事情，她的家庭和自己的工资也都有切实的支撑，能让吱吱压力较小的在北京买房。但吱吱自己不会把买房看成是要在这里扎根的准备，相比于留下来，她想得更多的还是一笔划算的理财。
晓薇和吱吱关于“准备在北京买房”的说法几乎一样，户口和首付对于她们来说都还是按部就班的事情。在晓薇的理解里，取消周六加班或许还和生育率的问题的能挂上钩，“现在提倡生三胎，年轻人如果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谁还有精力谈恋爱和生小孩？”
996工作制被取消了，但那些被996及其背后更根本的经济逻辑所改变了的东西——健康的体魄，自由松弛的精神状态，对工作的热情，对扁平开放透明的职场文化的追求，对参与一项富有创造性事业的期盼，对互联网科技进步主义的信仰，对改变世界或财务自由的乐观面孔——无法在这个瞬间就被修复。
文中出现的大飞、吱吱、晓薇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