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者归去：大城外藏着起点

被抚平的世界。

一

1993年，杨坤进京北漂，到保利大厦唱歌，没几天被开除，转战公主坟舞厅，数日后，再被开除。

他脾气倔强，不爱讨好客人，背着行李游走北京，从宾馆一路住进澡堂，最后栖身地下室内。

那是北京五棵松附近一间地下室，出租前是小区存储旧货的防空洞，月租150元。

此后北漂十年，他搬家55次，地下室占半，成名多年后还常做噩梦，“梦到没钱没地方住”。

那些年，无光的房间和潮湿的走廊，成为许多人奋斗的起点，大城地下室内，住满追梦的人。

邓婕在地下室睡着门板，王小丫在地下室想念泡面，孙楠最讲究，从家借钱买二手冰箱，放地下室公用，但里面装的也只有土豆茄子。

相比他们，邓超住的阳光些，他在地安门附近租一间违建房，开门就是床，冬天时，牛仔裤洗完能冻折断。

为了御寒，邓超去废品收购站讨来海绵垫，剪成条状，一根根往墙缝里塞。

环境艰苦至此，但漂泊者们无人退却。那年的北京像磁石般充满引力。

他们大多坐着绿皮火车抵京，进站前列车减速，将肃穆感拉满。列车员用甜美嗓音介绍伟大首都，而北京站的钟声，预告着新生活开始。

那年的北京，足以让追梦人目眩神迷。北三环的国展占地五万平，海淀的国图是亚洲藏书之冠，玉渊潭边央视老楼内，56块荧屏组成高墙，上演着时代的欢喜。

从老楼向南，是高耸云天的中央电视塔，信号从这里发出，波荡全国各地。

那些年漂泊者心中，大城如塔，堆积着信息，纵横着机遇，无穷资源和因果都在此纠缠，前往北京，便等同有更多可能。

少年的黄光裕，在烛光下指着地图上的北京；安踏的丁世忠，17岁背球鞋进京，蹲在王府井柜台边卖鞋。

刚刚触摸互联网的马云，同样进京推销黄页，屡遭碰壁后，他静坐在北京长夜。

多年后，他在KTV唱汪峰的《北京北京》，唱至动情：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
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之音，我似乎听到了它烛骨般的心跳

信息和机遇吸引下，各路人马勇闯北京，张国立电影《混在北京》中，老迈的筒子楼楼口，走出一位位画家、诗人、编辑和翻译。

他们笑着拥抱北京，带着乌托邦般的美感。

现实中，北漂画家和文艺人士，聚拢在圆明园边，租住的村舍渐渐被称为画家村。

崔健在此醉酒，窦唯在此弹唱，朴树在此写了《白桦林》，音乐人、画家、摄影师闲时就去北大听讲座，讲座上有刘震云和余华。

有摄影师每天奔波各类讲座，至今满心留恋，“那时候眼睛睁得很大，因为一个月接触的新知识在南方十年都接触不到。”

清苦时，画家村众人，常熬白菜度日，但理想足以慰藉生活。他们来北京，便是寻找命运变化的可能。

1995年，画家村拆除，北漂们卷入商海，做雕塑的搞起装修，画水墨的开了餐馆，“诗意的时代结束了”。

同年，中央电视塔首办攀登大赛，人们沿着1485级台阶，向上跑去。

那些带着梦想进京的人，已知追梦的残酷。塔的时代，总需攀爬。

二

1999年，高校首轮扩招，这也宣告着四年后，更多北漂、沪漂、广漂的诞生。

新一代漂泊者，相比于九十年代前辈，目标更踏实，只求努力留在大城。

四年后，他们穿过非典的肃杀，走过萧条的招聘场，扎入一个个老旧小区或城中村内。

在北京，新北漂聚在唐家岭、天通苑、回龙观以及后来的北京像素。

天通苑位于北京正北，建成于高校扩招那一年，7.7平方公里社区，吞纳着40万人。

建成当年，它被评为亚洲最大社区，也被调侃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社区。

1999年，天通苑漫长的故事开始。每日清晨，小区门前主路总有凝固的车龙。公交车常中途开门，人群麻木挪动，步行到两公里外的地铁站。

和天通苑遥相呼应的回龙观，住的则是北漂的码农，十年前，他们流向海淀中关村，十年后，他们流向望京和西二旗。

有码农把租住房间，称为龙字开头的火柴盒，“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2008年，北京清空地下室，同年兴建的像素社区，成为年轻一代漂泊者的新坐标。

北京像素的建筑风格，源自蜂巢，凹凸方块如魔方般叠加，充满科技质感。

那些住进蜂巢的人，努力经营自己的梦：

一直在写，却从未卖过高价的编剧；一直在导，却从未上过院线的导演；一直在拍，却没有什么美感的摄影；一直在演，却从未露过脸的演员……

房客说，住在这里，就像生活在《楚门的世界》摄影棚。梦想被裹在小房间内。

类似故事发生在各个大城，社会学家称我们正处悬浮时代，人们找不到根基，被人潮推动行进。

深漂住在世界之窗公园对面的白石村，打开窗就能拿对面楼的衣服；沪漂聚集在在闵行区的康城，每天穿过迷你凯旋门，衣冠楚楚面对世界。

广漂住在暨南大学边的石牌村内。光线是稀缺品，没有光的房子六百块一个月。

漂泊者很快遭遇新围城。此时，已无垄断信息和高塔，但他们命运多了无数山峦。

望而却步的房价是山峦，居高不下的消费是山峦，而更难翻越的山峦是职场天花板以及漂泊大城的孤独。

2016年，新世相发起“4小时后逃离北上广”，号召拎包就飞。

有小伙领到一张北京飞往兰州机票，任务要求：认识一位董小姐，约她吃碗牛肉面，或去黄河上坐羊皮筏子。

两年后，逃离北上广已不再是话题。当年全国超100座城市发布人才政策。

在西安，在校大学生仅凭学生证、身份证就能在落户。传说中，为安排一位女博士落户，西安公安调警车接送，10分钟火速落完。

人潮开始有了新的流动方向，而绝大多数时刻，选择流动方向的是时代。

时代正指向一个城乡日益一体的方向，一个互联网逐步消弭壁垒的方向，一个更多人可以回到家乡并同时连接现代价值链的方向，一个重新实现自己的方向。

越来越多漂泊者，告别大城，告别山峦。他们无需逃离，从容离开。

三

2019年，94年湖南姑娘吴秋乔，告别北京，返回长沙，开了一家淘宝店，主营给猫设计汉服。

这是反向漂泊的旅程，但时代总有新红利，如今，她的店铺粉丝已超2.8万。

和她相似，从上海漂回家乡的陈春成，也有了新职业。

他在泉州一家植物园上班，业余兼职网络作家，最新小说讲一个修剪云彩的年轻人。

北漂十年的高贵兵，33岁后，回老家邯郸，开了家书店，起名人间食粮。

他不再焦虑攀爬，不需翻越群山，只想开家小而美的书店，受益于网络，书店已有第一批顾客和粉丝。

同样不再奔波的还有保定的耿帅。他曾漂过多个大城，从事最长工作是焊工。

而今，他是老家保定一名视频UP主，江湖人称手工耿，全网有1500万粉丝。

北漂时，他常伴抽风机噪音入睡，而今，长夜只有宁静。

归去的漂泊者，努力适应着改变的生活。短时间内，大城市的公平、机遇和视野，仍是小城稀缺品，但改变正在发生。

在河北巨鹿，阿里在此试点数字客服。红砖小楼里，年轻人坐在人体工学椅上，戴着耳机，听着音乐，键盘声如潮汐起伏。

对于大厂到来，小城人最初半信半疑，“这个阿里是不是套牌？”但很快，数字客服成为县城热门职业，有年轻人春节返乡，便去客服中心上班，再未回上海北京。

变化连锁出现，县城店铺用上人脸支付，当地企业学起电商渠道，连田间种金银花老农，都知薇娅和直播带货。

从事数字客服六成以上都是漂泊归来的人。北漂6年的杨迎肖说，最初冲击是收入，返乡后没有房租，开销降低，几乎能存下所有工资。

而更久冲击来自“在家门口也能上这么大的企业”，充满时代的魔幻感。

她喜欢坐在橙色新工位上，和年轻伙伴一起工作。巨鹿的阳光倾泻而下，大城往事和小城岁月，重叠在一处。

或许这就是互联网抚平世界的方式。下沉的互联网，催生新的职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小城人情社会；而快捷的移动网络，共享着全球视野。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预言：能够让个人自由参与全球竞争的不是马力，也不是硬件，而是软件和网络。

他在那本书中写道：

世界的竞技场已经被夷为平地。

在这个平坦的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人们，都得到了新的力量。

企业家不用前往北京探听商讯，艺术家不用聚集首都寻找多元，年轻人无需在大城也能找到心仪工作，信息的高塔已被推到，世界会是平的。

哆啦A梦的创造者藤子不二雄去世前，曾受采访，被问最喜欢哪个道具。答案是随意门。

在自家狭小又温暖的斗室，拉开门，世界就在眼前。

来源：摩登中产 微信号：modern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