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海拾贝 文摘 漂泊者归去:大城外藏着起点

漂泊者归去:大城外藏着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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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抚平的世界。

1993年,杨坤进京北漂,到保利大厦唱歌,没几天被开除,转战公主坟舞厅,数日后,再被开除。

他脾气倔强,不爱讨好客人,背着行李游走北京,从宾馆一路住进澡堂,最后栖身地下室内。

那是北京五棵松附近一间地下室,出租前是小区存储旧货的防空洞,月租150元。

此后北漂十年,他搬家55次,地下室占半,成名多年后还常做噩梦,“梦到没钱没地方住”。

那些年,无光的房间和潮湿的走廊,成为许多人奋斗的起点,大城地下室内,住满追梦的人。

邓婕在地下室睡着门板,王小丫在地下室想念泡面,孙楠最讲究,从家借钱买二手冰箱,放地下室公用,但里面装的也只有土豆茄子。

相比他们,邓超住的阳光些,他在地安门附近租一间违建房,开门就是床,冬天时,牛仔裤洗完能冻折断。

为了御寒,邓超去废品收购站讨来海绵垫,剪成条状,一根根往墙缝里塞。

环境艰苦至此,但漂泊者们无人退却。那年的北京像磁石般充满引力。

他们大多坐着绿皮火车抵京,进站前列车减速,将肃穆感拉满。列车员用甜美嗓音介绍伟大首都,而北京站的钟声,预告着新生活开始。

那年的北京,足以让追梦人目眩神迷。北三环的国展占地五万平,海淀的国图是亚洲藏书之冠,玉渊潭边央视老楼内,56块荧屏组成高墙,上演着时代的欢喜。

从老楼向南,是高耸云天的中央电视塔,信号从这里发出,波荡全国各地。

那些年漂泊者心中,大城如塔,堆积着信息,纵横着机遇,无穷资源和因果都在此纠缠,前往北京,便等同有更多可能。

少年的黄光裕,在烛光下指着地图上的北京;安踏的丁世忠,17岁背球鞋进京,蹲在王府井柜台边卖鞋。

刚刚触摸互联网的马云,同样进京推销黄页,屡遭碰壁后,他静坐在北京长夜。

多年后,他在KTV唱汪峰的《北京北京》,唱至动情: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
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之音,我似乎听到了它烛骨般的心跳

信息和机遇吸引下,各路人马勇闯北京,张国立电影《混在北京》中,老迈的筒子楼楼口,走出一位位画家、诗人、编辑和翻译。

他们笑着拥抱北京,带着乌托邦般的美感。

现实中,北漂画家和文艺人士,聚拢在圆明园边,租住的村舍渐渐被称为画家村。

崔健在此醉酒,窦唯在此弹唱,朴树在此写了《白桦林》,音乐人、画家、摄影师闲时就去北大听讲座,讲座上有刘震云和余华。

有摄影师每天奔波各类讲座,至今满心留恋,“那时候眼睛睁得很大,因为一个月接触的新知识在南方十年都接触不到。”

清苦时,画家村众人,常熬白菜度日,但理想足以慰藉生活。他们来北京,便是寻找命运变化的可能。

1995年,画家村拆除,北漂们卷入商海,做雕塑的搞起装修,画水墨的开了餐馆,“诗意的时代结束了”。

同年,中央电视塔首办攀登大赛,人们沿着1485级台阶,向上跑去。

那些带着梦想进京的人,已知追梦的残酷。塔的时代,总需攀爬。

1999年,高校首轮扩招,这也宣告着四年后,更多北漂、沪漂、广漂的诞生。

新一代漂泊者,相比于九十年代前辈,目标更踏实,只求努力留在大城。

四年后,他们穿过非典的肃杀,走过萧条的招聘场,扎入一个个老旧小区或城中村内。

在北京,新北漂聚在唐家岭、天通苑、回龙观以及后来的北京像素。

天通苑位于北京正北,建成于高校扩招那一年,7.7平方公里社区,吞纳着40万人。

建成当年,它被评为亚洲最大社区,也被调侃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社区。

1999年,天通苑漫长的故事开始。每日清晨,小区门前主路总有凝固的车龙。公交车常中途开门,人群麻木挪动,步行到两公里外的地铁站。

和天通苑遥相呼应的回龙观,住的则是北漂的码农,十年前,他们流向海淀中关村,十年后,他们流向望京和西二旗。

有码农把租住房间,称为龙字开头的火柴盒,“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2008年,北京清空地下室,同年兴建的像素社区,成为年轻一代漂泊者的新坐标。

北京像素的建筑风格,源自蜂巢,凹凸方块如魔方般叠加,充满科技质感。

那些住进蜂巢的人,努力经营自己的梦:

一直在写,却从未卖过高价的编剧;一直在导,却从未上过院线的导演;一直在拍,却没有什么美感的摄影;一直在演,却从未露过脸的演员……

房客说,住在这里,就像生活在《楚门的世界》摄影棚。梦想被裹在小房间内。

类似故事发生在各个大城,社会学家称我们正处悬浮时代,人们找不到根基,被人潮推动行进。

深漂住在世界之窗公园对面的白石村,打开窗就能拿对面楼的衣服;沪漂聚集在在闵行区的康城,每天穿过迷你凯旋门,衣冠楚楚面对世界。

广漂住在暨南大学边的石牌村内。光线是稀缺品,没有光的房子六百块一个月。

漂泊者很快遭遇新围城。此时,已无垄断信息和高塔,但他们命运多了无数山峦。

望而却步的房价是山峦,居高不下的消费是山峦,而更难翻越的山峦是职场天花板以及漂泊大城的孤独。

2016年,新世相发起“4小时后逃离北上广”,号召拎包就飞。

有小伙领到一张北京飞往兰州机票,任务要求:认识一位董小姐,约她吃碗牛肉面,或去黄河上坐羊皮筏子。

两年后,逃离北上广已不再是话题。当年全国超100座城市发布人才政策。

在西安,在校大学生仅凭学生证、身份证就能在落户。传说中,为安排一位女博士落户,西安公安调警车接送,10分钟火速落完。

人潮开始有了新的流动方向,而绝大多数时刻,选择流动方向的是时代。

时代正指向一个城乡日益一体的方向,一个互联网逐步消弭壁垒的方向,一个更多人可以回到家乡并同时连接现代价值链的方向,一个重新实现自己的方向。

越来越多漂泊者,告别大城,告别山峦。他们无需逃离,从容离开。

2019年,94年湖南姑娘吴秋乔,告别北京,返回长沙,开了一家淘宝店,主营给猫设计汉服。

这是反向漂泊的旅程,但时代总有新红利,如今,她的店铺粉丝已超2.8万。

和她相似,从上海漂回家乡的陈春成,也有了新职业。

他在泉州一家植物园上班,业余兼职网络作家,最新小说讲一个修剪云彩的年轻人。

北漂十年的高贵兵,33岁后,回老家邯郸,开了家书店,起名人间食粮。

他不再焦虑攀爬,不需翻越群山,只想开家小而美的书店,受益于网络,书店已有第一批顾客和粉丝。

同样不再奔波的还有保定的耿帅。他曾漂过多个大城,从事最长工作是焊工。

而今,他是老家保定一名视频UP主,江湖人称手工耿,全网有1500万粉丝。

北漂时,他常伴抽风机噪音入睡,而今,长夜只有宁静。

归去的漂泊者,努力适应着改变的生活。短时间内,大城市的公平、机遇和视野,仍是小城稀缺品,但改变正在发生。

在河北巨鹿,阿里在此试点数字客服。红砖小楼里,年轻人坐在人体工学椅上,戴着耳机,听着音乐,键盘声如潮汐起伏。

对于大厂到来,小城人最初半信半疑,“这个阿里是不是套牌?”但很快,数字客服成为县城热门职业,有年轻人春节返乡,便去客服中心上班,再未回上海北京。

变化连锁出现,县城店铺用上人脸支付,当地企业学起电商渠道,连田间种金银花老农,都知薇娅和直播带货。

从事数字客服六成以上都是漂泊归来的人。北漂6年的杨迎肖说,最初冲击是收入,返乡后没有房租,开销降低,几乎能存下所有工资。

而更久冲击来自“在家门口也能上这么大的企业”,充满时代的魔幻感。

她喜欢坐在橙色新工位上,和年轻伙伴一起工作。巨鹿的阳光倾泻而下,大城往事和小城岁月,重叠在一处。

或许这就是互联网抚平世界的方式。下沉的互联网,催生新的职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小城人情社会;而快捷的移动网络,共享着全球视野。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预言:能够让个人自由参与全球竞争的不是马力,也不是硬件,而是软件和网络。

他在那本书中写道:

世界的竞技场已经被夷为平地。

在这个平坦的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人们,都得到了新的力量。

企业家不用前往北京探听商讯,艺术家不用聚集首都寻找多元,年轻人无需在大城也能找到心仪工作,信息的高塔已被推到,世界会是平的。

哆啦A梦的创造者藤子不二雄去世前,曾受采访,被问最喜欢哪个道具。答案是随意门。

在自家狭小又温暖的斗室,拉开门,世界就在眼前。

来源:摩登中产 微信号:modern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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