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家族企业权斗的老板遗孀

1

我的朋友小丁又离职了。他原先在一家豪车4S店做销售，收入挺不错，旺季时月薪可以拿到1万多。后来不知发什么神经，立志要考公务员，先跑去本地执法局当了2年临时工（那里活儿不多，能沉下心思备考，还能解决社保），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算上去年的省考，已经失败两次了。

一天晚上，小丁找我出去宵夜，满腹牢骚，说自己再也不想努力了，还问我：“除了公务员之外，世上难道就没有轻松稳定、收入又高的职业吗？”

又过了几天，小丁在朋友圈晒出一张照片，底下的评论立即炸了锅——在海边的沙滩上，小丁紧紧地搂着一个中年女人。那女人微胖，眉眼间有岁月的痕迹，但风韵犹存。

看着满脸灿烂的小丁，我八卦心骤起，赶紧打电话问他：“你小子行啊，这么快就傍上富婆啦？”

小丁“嘿嘿”笑，说那是他小嬢（方言：姑姑）：“50多岁的人啦，看着挺年轻的吧？”

我一愣：“她就是‘利明’的丁总？”

“利明”是本地的一家知名大公司，主营塑料制造，创始人是一对姓朱的亲兄弟，其中的弟弟就是小丁的姑父。前些年，小丁的小嬢就接手了丈夫的职位，摇身一变，成了利明的总经理。

这几天，小丁为工作的事挠破了头，这事儿传到了他小嬢的耳朵里。也是赶巧，利明公司正好空出一个生产部主管的岗位，要求不高，薪金却很丰厚，小嬢便向亲侄子抛出了橄榄枝。

“想通了？当你的大少爷多自在。”我说。

小丁笑得很欢快，说八字都还没一撇呢，可别瞎摸着高兴。

小丁为人仗义，刚入职没几周就撺掇我去“利明”看一看。

“利明”旗下产业众多，年产值近亿。除了主营的塑料外，另有一家汽配厂和一家模具厂。厂区大得能跑马，光办公楼都有好几栋。我是做服装业的，也卖发泡纸和绒布之类的辅材，这年头找个新客户不容易，像“利明”这种营收良好、躺着都能挣钱的优质企业，简直是一众供应商眼中的香饽饽。

有丁总的面子开路，我跟车间的几个管理人员见了面，留下名片，算是拜过了码头。据说，“利明”的业务已经遍布华北几十个二线工业城市，常年交易的客户超过200个。虽然有些客户规模极小，到了年末，收款单往往不会超过十来万元，但架不住基数大，加在一起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利明”的创始人——朱家兄弟发家致富的传奇故事，我也是从小丁那里听说的。

多年前，朱家兄弟一穷二白，还在本地的一家塑业龙头企业打工。起初他们负责外省的销售业务，一个月有二十天都在出差，后来两人在华北地区摸打滚爬，把里里外外的关系网处得相当不错。等把生产到销售各个门路一五一十地摸清后，两兄弟便一脚踹掉老东家，开始单飞。

华北一带的二三线城市是被大公司冷落的一片区域，朱家兄弟就盯准了那里。他们定位精准，又十分勤奋，工业机械里的风扇、按钮、线管，汽车上的水壶、水箱、传感器……几乎什么都做。

塑料业是一门很传统的生意，讲究资历和信誉，朱家兄弟靠一些细水长流的小订单把利明做了起来。因产品质量过关，价格适中，口碑渐渐传了出去。小丁告诉我，“利明”这些年从来不打广告，价格也不算优惠，却总有陌生客户主动上门，时不时还能接到外国订单。

家族企业的发展一片向好，可朱家老二却突遭横祸。几年前，公司想在文成县某个乡镇选一处厂房，朱家老二来来回回跑了很多趟。文成县位于山区，必经之路除了高架桥就是密密麻麻的盘山公路。在一次开车途中，极轻微的碰撞事故让朱家老二的车一路滑到山底，命丧当场。

他死后，朱家大哥顺势退休，将公司交给儿子打理。小朱总是个年轻人，不显山不露水，将公司经营得越来越稳。我能攀上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别提有多高兴了。

2

2个月后，我接到了“利明”的订单，开始为他们供应包装绒布。有些汽车零件金贵得很，包装盒里要放一块绒布防止表面划伤。这不是什么大生意，利润微薄，可这是跟“利明”做的第一单生意，我捏着鼻子也得做。

在一个行业的生态链里，供应商之间等级分明。第一种供应商是拥有独家产品的大厂，地位超然，比如给“利明”提供原材料的公司，来自江苏，是一家国际化的大企业，人家愿意给“利明”供货，是给朱家的面子；第二种供应商是自己找上门的小商家，有求于企业，自然委曲求全，这种供应商就是砧板的鱼肉，谁都能上去薅两把羊毛；第三种是公司某位高管发话要求仓库对接的供应商，有高管的照拂，底下的员工多少要留点情面，不会过分苛难。

这么说来，我属于丁总那一派的人“御赐钦点”的。开发部、生产部、车间，一步步地接洽，小丁跑上跑下使了不少力，我总不能给他们丢脸。可交完货没两天，小丁的电话就跟催命似的：“你小子干的都是什么事儿？出质量问题了！”

我并不是绒布的源头厂家，只是个二道贩子。那家工厂与我合作多年，我一直都很信任，对质量掌控的力度的确不够，结果给“利明”的这批货就出了问题。同批次的绒布不仅有一些细微色差，布面上还有不少瑕疵，像是拿砂纸搓过似的，没有一点儿档次感，与样品差异甚大。

我从厂家那儿找到了解决办法，转过头又与“利明”的仓管大姐商议。材料仓库是工厂重地，仓管员握有验收大权，供应商得罪不起。这位大姐是重庆人，只比我矮半个头，面宽体阔，说起话来中气十足，一点儿面子也不给，一看就很“辣”。

总仓库里人来人往，领料的，交单的，送货的，忙得热火朝天，她却直声嚷嚷，说质量不行，次品率太高，又说偷工减料，不讲诚信。几个管理人员在旁边看热闹，渐渐围拢到一起，大姐一看事情闹大了，便说要全部退货，而且耽误了工期还要罚款，以儆效尤。

绒布都是定制的，打上了“利明”的logo，已用掉了一半。一旦全部退货，随之而来的就是返工费用，那我这半年可就白干了。我请小丁去车间打听，一位老工人拿来绒布一看，摆摆手，毫不在意地说，这批绒布虽然有些瑕疵，但这种情况在厂里相当常见，“车间有专门的质检人员把关，完全有能力处理好，哪里用得着返工退货？仓库不嫌麻烦，车间还嫌麻烦呢”。

我明白过来，这是仓库大姐借题发挥，故意给我使绊子。

说不过仓管大姐，我只好跑去搬救兵。小丁的情面太小，我把心一横，直接进了“利明”的财务部。当时丁总正在理账，见我进去，她诧异地抬起头问：“你是小丁的朋友吧？”

我将前缘后果统统摊出去，又将补救办法告诉她，丁总略一沉吟，说愿意出面替我说几句好话。一番交涉后，她终于让车间主任点了头，然后车间出人，将那批剩下的货挑挑拣拣，选出堪用的，减少我的损失。作为补偿，由我来支付那几个工人的加班费。

我心里刚安定下来，刚刚还躲在角落里的仓管大姐冷不丁地挤出来，朝丁总一摆头，说：“丁总，我得事先跟你讲好，这一批货确实不太行。万一客户那边提意见，老板要是怪罪下来，我可担不起这责任。”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却是分毫不给丁总面子。“利明”的股份由朱家兄弟各占一半，老大的儿子是老板，老二的遗孀就不是老板了？丁总脸色一黑，没有多说什么。

这场风波结束后，我找到丁总一再道歉，她没有苛责我，直说那位仓管大姐是厂里的老资历，说话总有些傲，对她也不例外。

“我早就跟仓库打过招呼，看来呀，我的面子也不够大。”丁总摇摇头，略显疲倦，“以后放聪明点，再撞到她枪口上，我可不一定保得住你。”

按理说，朱家老大退休后，丁总在这个家族企业里辈分是最高，应当是主心骨。可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之下，丁总似乎并不像外表看起来那样光鲜，处境甚至有些尴尬。

3

一周后我外出拜访客户，凑巧路过“利明”，就打算进去看看小丁。谁知进了生产部办公室的门，里面竟空荡荡的，小丁孤零零地坐在角落里，正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键盘，往电脑里输单子。

我幽灵似的晃过去，睡眼惺忪的他吓了一跳。一周不见，原本神气十足的小丁眼圈通红，像是接连熬了三四个通宵。

“做亏心事啦？垂头丧气的。”我说。

“可累死我了。”小丁一拍桌子，将那些垒成小山似的文件都推到一旁。

我们开始聊天，说起了那批绒布引发的风波，我说这些天我始终弄不明白，一个仓管员怎么能那么横。

小丁撇撇嘴，唉声叹气：“别提了，我这儿的工作更不好做。”

他是生产主管，上头还有一个生产经理，人家是朱家大哥的亲外甥。小丁入职几个月了，明明做过工作交接，也划定了工作范围，可车间的工程师进了生产部从来不找他谈事情，甚至都不瞧他一眼。堂堂一个生产主管，愣是让他干成了小文员，每天打通知、写生产日志、往车间送各种莫名其妙的文件。

如此混日子，1万元月薪照拿不误，当然轻松。可小丁是个颇有想法的人，这种“架空”使他感到煎熬。

“朱家人是不是在挤兑丁总啊？”我小心翼翼地问。

小丁站起来左看右看，确认四下无人，这才露出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看起来倒是和和气气，可是看那些人的嘴脸，心里头坏着呢。”

他说前段时间，生产部要换几个插线板，他去找小嬢签了字，却被姓朱的会计给顶了回去。

“还得找小朱总签字。”那个女会计皮笑肉不笑，装模作样地说，“咱们公司管得严，尤其是办公支出，最重节约。”

又过了几天，姓朱的生产经理想换一套画进度的白板，拿着小朱总的签字就去报了账，连丁总那儿都没去过。

“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么！”小丁眼珠子一瞪，恨得牙关紧咬。

丁总进公司负责管理财务部，她本是不情愿的。

她年轻的时候在幼儿园做幼师，一路做到园长。丈夫去世了，可他的一半股份还在，要是家里没个人出来应付场面，实在说不过去。如果儿子朱峰能接班，那是最好不过的，可他考上了杭州的检察院，已经多年没有回乡了。于是，一个整天与幼儿打交道的园长被赶鸭子上架，成了大企业的二把手。

这种人生变化，想来就很艰难。其他家族成员也一时难以接受，甚至会生出一种微妙的情绪。

朱家亲戚不少，有钱的却不多，朱家兄弟发财后，一帮穷亲戚死活往“利明”里头挤。生产部的经理和几个主管都姓朱，车间的两个主任也姓朱。财务部两个会计是朱家的外甥女，出纳则是朱家老大的亲女儿。至于业务部门，除了常年驻守外省的业务部经理，其他事务都由小朱总的妻子负责。她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掌控利明的外贸业务，是货真价实的老板娘。

换句话说，除了小丁和丁总，整个利明公司的大小头头全是姓朱的。

“要是朱峰没那么优秀就好了。哪怕不做老板，只要进公司混混日子，也能让小嬢轻松一点。”小丁说。

我满头雾水，搞不清楚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小丁白我一眼，解释道：“你不懂，家族企业是以男丁为核心的，就跟从前的宗族一样，母凭子贵。朱峰进‘利明’，丁总便是朱家的媳妇，是名正言顺的大股东；朱峰不在，丁总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外姓人。你以为那些观念说抛掉就抛得掉？说起来很难听，却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我皱了皱眉头，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像电视里斗来斗去的清宫戏。

“家族企业里的权力斗争不比宫斗戏简单。我小嬢是如履薄冰，这几年就跟走在钢丝绳上一样。”小丁说，得亏法律上规定了继承权，要是搁几十年前，他小嬢怕是得让朱家人赶回去，“孤儿寡母被扫地出门的事还少吗？”

我觉得丁总大可不必跟朱家人搅和，退股拿钱就好了嘛，可小丁骂骂咧咧地说，朱家还有一笔糊涂账，“那几个朱家外甥的工资已经支到2025年去了，这些账该怎么算？”

原来，朱家老二身故之后，“利明”设在文成县的那家新公司才正式注册成立。然而新公司花了账上的钱，工商注册信息里却只留小朱总一个人的名字。丁总曾隐晦地提过意见，小朱总态度暧昧，总将这话题远远地绕过去。

眼下，“利明”的营收的确不错，但也不是什么“现金奶牛”，这些年攒下的利润都铺到更新、更大的摊子里去了。他们在文成县建了标准化的厂房，还在江西那边弄了上百亩地，都是真金白银买下的，丁总现在要退股，朱家人拿不出钱，不可能答应。

4

早些年，经济形势一片大好，附近的工厂有缺人、缺材料供应、缺托运部的，却从来不会缺订单。一件件产品从流水线上拿下来，出门就变成了一张张钞票，工厂生意红火，谁也不会关注隐在幕后的供应商。

可是疫情爆发后，工厂接到的订单量越来越少，老板们失去了向外开源的途径，便开始从内部节流。一个个瞪起眼，狠抓质量、工艺，抠抠搜搜地维持企业正常运转。下面的经理与仓管见状，自然依葫芦画瓢，逼得供应商们如坐针毡，唯恐自己的材料上出点纰漏，生意被同行抢了去。

僧多粥少，不少人走起了歪门邪道，私下送礼打点关系。有人往仓库送，有人往生产部送，有人往行政部的头头那儿送，还有人雨露均沾，人人有份。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往工厂送礼的人络绎不绝。

其中，给老板送礼是有点讲究的：送的东西太次，不像话，平白惹人生气；送的太贵重也不好，比如整上几条野生的东海大黄鱼，老板们心里不免会犯嘀咕：“这家供应商的利润究竟有多高，才能送出这么昂贵的礼物？”

我有个亲戚开红糖厂，榨糖用的是祖传古法，工序复杂，流程花哨，做出的红糖粉和流水线产的东西其实没两样，但明显比工业制品更受欢迎。这些年，手工红糖的营养价值被吹上天，深受女性消费者追捧，每年我都要做几批红糖粉，预备中秋和春节送礼用。

这东西一斤不过十五六块钱，外头却很难买到。拿到合作的工厂去，上到老板娘、财务人员，下到车间管理、仓库员，只要是女性，几乎人人有份，一个不落。当然，分量不同——普通员工送一份，是15斤的量，到了老板娘那一级的，必须送3份以上，以示差异。

中秋临近，周末一大早，我就到“利明”送节礼了。刚进行政楼，迎面就碰上了叶老二。

论辈分，叶老二是小朱总的表哥，他戴一副黑框眼镜，文质彬彬，一看就不是愿意下车间的人。他待人接物的能力不出众，干不好销售，也不会做账，进不了财务部，就整天在厂里瞎晃悠。一会儿在销售部喝茶，一会儿又在仓库里吹牛，没干过什么正事。

我曾问过小丁，叶老二究竟是干嘛的，小丁笑着说：“他呀，是小朱总的狗腿子，就是个传话的。”据说，小朱总自恃董事长的身份，一般很少到车间里去，如果有什么意见想向下传达，就派叶老二过去说。

“就这？”

“就这！一个月1万2，年底另有2万过节费。”

我收起思绪，垒起6罐红糖，送进了丁总的办公室。谁知叶老二后脚就摸了进来，将那些红糖提走了一半。我一愣，忙提醒他，说这些是给丁总的：“你媳妇要是喜欢喝红糖水，明天我再专程跑一趟就是。”

“没事，丁总一个人也吃不完，等下还是要分掉，不如我先挂个号。”叶老二挑眼看我，满不在乎地说。

财务部的会计也帮腔，说丁总独居，一个女人消耗不了多少东西。她早餐开一盒饼干，自己只吃两块，剩下的都发给会计们。买个西瓜也要切出四五份分给大家。偶尔收到供应商的礼盒，也会顺手散给朱家的亲戚们。

叶老二笑嘻嘻的，得寸进尺：“中秋的红糖，丁总只留下一罐，其他的全归我了。”

既然朱家人这样说，我也无可辩驳，只是心里有些莫名的难受。

第二天，小丁忽然打来电话，得意地说：“你行啊，和我小嬢串通了？要给朱家人一个下马威？”

他说丁总在午会上发飙了，当着三四十人的面指名道姓，把叶老二骂了个狗血淋头。起因就是我送的那6罐红糖——不过在丁总口中，这些红糖是“利明”的公产，是她专程为车间茶水房预留的，而叶老二却把公司当成自己家，东西随随便便拿。

叶老二无话可说，我和小丁都很讶异，难道隐忍了六七年的丁总开始反击了？

5

年初，市政府出了个上市公司扶持计划，“利明”也在名单上。参与这个计划的奖励相当诱人，不仅有税费双减，官方的招商资源也会对其倾斜。最关键的一点是，有了地方政府背书，银行开出的融资额度能高出好几倍。

不过，单论全市范围内有潜力运作上市的公司，两只手数得过来，“利明”还差得远。市政府的意图很简单，是想加快市场兼并，将一些企业做大做强，使其早日成为地方标杆。按照市政府的要求，进入扶持名单的企业必须明确股权归属，将法人代表和公司监事的职责一项项落实。还要改革财务管理制度，寻求国际化的体系认证，这是公司正规化的必经之路。

既然市政府有意扶持，企业自然没有不跟上的道理，可小朱总还在拿捏不定——谁都看得出来，这些新规则对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可一旦改革，那些靠血缘关系占住高位的朱家人将失去话语权。

“利明”成立30年以来，经营管理相当粗放，家族企业的弊病一个也没少，有各种难以去除的毒瘤。借着这个名正言顺的机会，丁总提出要革新公司的用人制度。以财务部为例，出纳仍由朱家老大的女儿担任，做会计的外甥女只留一名，另外还得引入专业会计师。其他部门的人更是得撤的撤、换的换，一些有能力的外姓工程师要扶正，朱家的混子们统统赶去江西的分厂……

我听小丁说得神乎其神，很难相信朱家人肯答应。小丁眨眨眼，道出了这次改革的背后的隐情。

原来，朱家老大让出董事长的位置后也没闲着，又与人合伙搞了个钢材公司。这两年，朱家老大没少让“利明”做担保从银行里借钱。可钢材行业周转慢，资金回笼难，一来二去，弄得几桩官司缠身，朱家老大早就成了被执行人，坐不了飞机，也住不了高级酒店。作为担保人，“利明”也被拖了进去，处在被牵连的边缘。如果丁总真要清算，法律上是完全支持的。

小丁的语气变得很神秘：“我小嬢请了杭州的律师，听说价钱不便宜，但人家办事利落，几条后路都留好了。至于朱家老大的案子，那是朱家台面上的Bug，台面下的，她也有后招。”

这几个月，丁总一直在偷偷查账，她发现前两年小朱总经手的几笔款子没有走厂里的账，而是进了他自己的微信。小朱总是二婚，他有个儿子被判给了前妻，据说这几笔款子他转给了前妻，充当儿子上私立中学的学费。

“儿子都判给前妻了，小朱总还偷偷出钱供他上私立学校，一年15万。啧啧，这事儿要是爆出来，小朱总的后院该起火了。”

这些小事一点点被丁总掌握在手里，一旦捅破，双方闹僵，不仅享受政府的扶持彻底没戏，连“利明”是否能运转下去都成了未知数。那段时间，“利明”里明显冷清了许多，所有员工都收敛言行，等着小朱总和丁总的磋商结果。

“谈得合适，大家相安无事，一起发财；谈不拢，丁总就把盖子掀了？”我似乎有些明白了，一家人真到了利益当头的时候，谁都不会让步。

6

那天我去“利明”送发票，远远地就看见丁总跟我招手，问我愿不愿意载她一段，送她回家。我忙不迭地答应。她一上车便自觉地系上安全带，右手死死地攥着车顶的拉手，半刻也不愿放开。路上话也不多，看起来有点紧张。

我好奇地转头看丁总——从一系列的雷霆手段来看，她实在不像那种娇弱的女人。大概看出了我的狐疑，她“噗嗤”笑了，说自己胆子小得很，能搭便车就不握方向盘。“利明”附近不好叫车，如果外出有事，她就在厂门口转悠，逮着哪个相熟的供应商就去搭车，“让我老公的事儿给弄怕了，一上车就开始慌，手都哆嗦”。

见丁总聊起往事如此坦然，我也敞开心扉向她抱怨生意难做。她安慰了几句，想了想又说：“以后仓库要是为难你，你就去找开发部的邓工，他是讲道理的人。”

我点点头，心下了然。丁总大概许下了前程，成功将一位颇有威望的老工程师拉拢到了自家的阵营里。

送到地方后，丁总向我致谢，又一再嘱咐我慢点开车，简直跟我妈一模一样：“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呀。尤其是你们年轻人，速度快起来不像话。”

后来我将这件事告诉小丁，他叹了口气，说起小嬢和他姑父的往事。

那些年，丁总还在幼儿园做园长，每天早上夫妻一同出门上班，到了傍晚，丈夫再忙都要抽空去接她，一起吃晚饭。偶尔家族聚会，两人总是一起出现，恩爱数十年如一日，几乎形影不离。

“世事无常。”我默默地点头，心里满是惆怅。

一个月后，权力斗争终于落下了帷幕。

“利明”旗下的几个公司都做了资产评估，重新安排了各高管的职务。除了朱家兄弟的直系亲属，公司总部不再允许朱家人入职，再亲的表甥、表侄也不行。丁总授意小丁离开，生产部的朱姓经理也离任了，换了一位外姓高管，丁总又提拔邓工升任开发部经理。

生产部和开发部掌控工艺流程，是实体工厂的要害部门，两大经理的势力不容小觑。这次人员变动意味着丁总将“利明”的核心部门掌握在自己手中，拿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

短短一年多时间，小丁又成了一个无业游民。那天他约我喝酒，攒着劲吹牛：“我小嬢的手段多着呢，下一步就是反击。等把朱家人赶出去，或是另起炉灶，我再去当生产主管，还不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我怎么觉得，咱俩都变成了丁总的棋子呢？”我半开玩笑地说。

小丁倒没有多大反应：“棋子就棋子吧，怎么说也是我小嬢。”

我问他怎么不去江西的工厂上班，凭着丁总的关系，一个月拿个万把块是轻轻松松的。他推说江西的厂子太偏僻，虫子多得要命，“毛虫，蚂蚱，灰天牛，一脚一个”。

“要我说，我小嬢还是对朱家人太仁义。要是把小朱总的事儿抖出去，一个家都得散咯。”

我朝他翻个白眼：“你看，怪不得朱家人对丁总又防着又盯着，有你这么个侄子，老想着把朱家人怼下去，他们能不小心谨慎么？这件事能够和平收场，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如今，厂子稳定下来，丁总的好日子也来了。账目一清二楚，每年四五百万拿着，多自在。丁总的前半生已成过去式，她理当拥有更加美好的人生。

小丁听了我的这番言论，闷闷地喝酒，也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憋出半句：“哪有那样的好日子。”

他说，丁总上周买了辆宝马X6，预备给儿子结婚用。可朱峰远在杭州，一时半会儿用不上，丁总觉得新鲜便开了几天。她原先开的是丈夫留下的老奔驰，已经十多年没换了，开上新车没多久，厂里的风言风语就多起来，几个长舌妇在背后指指点点，话里话外说丁总在外面养了小白脸，那辆崭新的宝马车是送给情夫的。

小丁说完骂了几句，接着灌下半杯酒，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也识趣地闭上嘴。在某些人眼里，寡妇的日子必定是要黯淡无光的，如果她有了钱和自由，生活中又多了一点鲜艳的色彩，那多半就要和“贞洁”这两个字扯上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单身女人的艰难，从丈夫的车滑落山崖的那一刻，就未离开过她。

（文中人物、厂名均为化名）

来源：网易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