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海拾贝 文摘 乾隆嘉庆时代,大清如何由盛转衰?

乾隆嘉庆时代,大清如何由盛转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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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邓玲玲

脚本:山 鸦

编绘:锄 头

官方微博:@铲史官漫画

话题聚焦:乾隆帝真的对西方一无所知吗?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致英吉利国王书》

这段文字,出自乾隆皇帝交给英国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回信,由马嘎尔尼使团带回英国,经常被拿来证明“十全老人”的愚昧于自大,以及其对英国的不了解。与之相应,老皇帝对跪拜礼仪的偏执,似乎也成了英国使团外交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

然而,结合其他记载,这种“傲慢”,只是乾隆帝对英态度的一个侧面,而非全部。现存档案中,乾隆帝本人曾这样讲:

“若该贡使于进谒时行叩见之礼,该督等固不必辞却;倘伊等不行此礼,亦只可顺其国俗,不必加之勉强。”——《清高宗纯皇帝实录》

此段廷寄,发布于英国使臣抵达天津前后。大意是:“英使如果愿意跪拜,那当然很好;若不愿意跪拜,官员们也不必勉强,顺着英国人的风俗就好。”

如果照此,“跪拜礼”纠纷本不该发生。一些学者认为,纠纷的根源,或不在皇帝本意和英使本身,而出在皇帝与清朝大臣们的关系上:若英国人跪下来,迎接“贡使”的大臣必然有功;加之乾隆帝平素“圣意难测”,臣僚们也难免会处事保守,以免老皇帝变卦。为了讨取乾隆帝的欢心,臣子们还提前吹了牛,声称英夷“倾心向化”。然而,随着会面临近,官员们越发瞒不住了——才有了这出闹剧。多年后的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阿美士德使团的礼仪纠纷,也与此如出一辙。

“傲慢”之外,乾隆帝对英使,还有另一重态度:重视,警惕。

会见英使,并非乾隆帝第一次接触西欧人或英国人。明朝后期以来,一直有西洋人在钦天监供职,他们与清朝皇室交往密切:顺治帝曾在德意志人汤若望的教堂里过生日,亲切称呼汤为“玛法”(满语“爷爷”)。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历仕康、雍、乾三朝,乾隆帝在做皇子时,就与这位“洋大臣”不无交往;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他更以皇帝之尊亲自为郎世宁操办70大寿,足见二人关系密切——西洋臣子陛见必然行礼,乾隆帝焉能相信“洋人的腿不会打弯”?他曾向法国设计师蒋友仁(米歇尔·伯努瓦,Michel Benoist),详细询问过西欧各国概况,尤其关心俄罗斯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以及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情况。乾隆帝从蒋友仁手中得到一份世界地图,他对地图上远离欧洲的“新荷兰”“新西班牙”很感兴趣——这正是欧洲殖民者剑与火的掠夺后,烙印在新大陆上的疤痕。

英国人与中国人的直接接触,或始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英国商船“伦敦”号抵达澳门。仅仅两年后,另一批英国商船就与明军发生武装冲突;英人还杀掠了珠江沿岸的中国村镇。明军称这支英国人为“红夷”——似乎将其与荷兰人相混淆。这种错误认知延续到清代,清人也一度认为英国是荷兰的属国。而乾隆帝的“英国印象”,至少可以追溯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英商人洪仁辉(詹姆斯·弗林特,James Flint)违背“一口通商”旨令,强闯宁波、天津海关控告清朝官员之事——显然,这不会给乾隆帝留下什么美好回忆。

看到英王乔治三世的国书后,乾隆帝曾发布上谕以整饬水师。其中明确指出了英国人的潜在军事威胁:

“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 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 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即如宁波之珠山等处海岛,及附近岙门岛屿,皆当相度形势,先事图维。毋任英吉利夷人潜行占据。”——《清高宗纯皇帝实录》

除了对沿海的布防外,乾隆帝对英国人在内陆边疆的活动,也有所察觉:征讨廓尔喀的清军将领福康安,曾向清廷禀报,一支名为“第哩巴察”的势力,出现在廓尔喀以西,或有觊觎西藏的图谋。英国使团到访后,乾隆帝曾派在锐健营中担任佐领的“降番”(廓尔喀俘虏)观察,确认了“第哩巴察”(“噶哩噶达”)正是“英夷”。这位廓尔喀军官,还向乾隆帝介绍了英国人在南亚次大陆耀武扬威的情形:

“其人最为强横暴虐,人皆怨恨,称为‘披楞’,犹言恶人……廓尔喀王子亦因噶哩噶达(英国)强悍,常遣人往彼馈送物件。”——《清通鉴》

由此,乾隆帝对英国更加警惕,这也是后来使团遭到冷遇的原因之一。

可惜的是,乾隆帝乃至彼时整个清朝,对西方的警惕也仅限于此了。英国人则显然技高一筹——这次不愉快的外交活动后,马戛尔尼使团,在离京沿途对清帝国进行了一次细致的调查,从武器装备到水文地理、风土人情,乃至流行歌曲,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对于已经饱掠了北美、印度等地的18世纪英国人而言,以显微镜般的视角窥探一个异质文明,再找个说辞进行一场“冠冕堂皇”的战争——哪怕是贩毒战争,早就是轻车熟路了。

回首近代的不堪过往,时常有国人感慨,若清廷与英通商,历史的轨迹可能会改变;亦或是将这口锅扣在乾隆一人身上。但这历史演进的轨迹,恐非如此简单就能撬动———自从16世纪麦哲伦环球航行后,任何东方古国,都不难找到西洋人的身影:他们或是明清皇帝的钦天监正,或是印度宫廷的包税商,抑或奥斯曼帝国的技师、缅甸王家的军械工、东非君主的雇佣军。可几个世纪后,当西洋人乘坐铁甲舰,用击发枪和后膛炮为所欲为时,这些古老文明中,又有谁逃过此劫?

18世纪的东亚文明圈内,不仅清廷“一口通商”,李氏朝鲜与日本德川幕府都在施行“海禁”“锁国”等贸易管制。相对开放的越南,一度与欧洲交往深入,广南阮氏还借助法国势力改朝换代,将太子送往巴黎;鸦片战争前夜(1830年代),国王阮福晈主持下,还曾效法英美的海战技术,引进西方蒸汽机船。然而“黑船来航”之际,越南非但没能摆脱悲惨的命运,还举国沦为殖民地,只能倚靠在宗藩体系内向清廷呼救;倒是锁国已久的岛国日本成了一匹黑马。可见历史发展的轨迹、走向,并不是仅从几个因素就能断定的。

英使团离开后半个世纪,道光皇帝在《南京条约》上屈辱地盖下了玺印。不知彼时,他可否会想起祖先立下的旗子:

“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康熙帝《清圣祖实录》

“朕知今日无所惧,然洋船千百沓至,必将生事!”——雍正帝言,见于传教士著作《启示和奇妙信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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