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枉是便宜卖纸人

作者：马伯庸

盗版书这事儿，古已有之。

唐代有个人叫冯宿，文宗时担任东川节度使。任职期间，他曾经给皇帝上表：“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於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

什么意思呢？当时的历书，都是由钦天监每年发布，以备农时。但这是一门利润颇丰的生意，因为人人都用得着，冯宿发现，每年政府还没发布之前，盗版历书已经在安徽和四川等地开始流通了。盗版分利是小事，万一里面印错了日子耽误了农时，那可就是大麻烦了。

冯宿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到了僖宗朝，盗版历书果然闹出乱子来了。

当时江东一带的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盗版历书，错谬百出，连大月小月都搞错了。当地人一人拿一本，发现日子对不上，打了起来闹去衙门。当地官员居然回答：“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道。” ——月份大小，左右只差一天而已，又耽误不了多少事，有毛好争的，纯粹浪费时间，滚滚滚。

可见盗版之害，从唐代开始就是有的。等到了出版业发达的宋代，类似的事情就更多了。虽然那时古人并没有版权保护概念，但著作权至少要拎清，谁写的书，谁得利，这本该是常识。奈何盗版商人可不管这一套。

北宋有一位大儒叫李觏，是盱江书院的创始人，一生著述不少。在他编写的《皇续稿序》中，这位读书人不无郁闷地留下这么一段记载：“庆历癸未秋，录所著文曰《退居类稿》十二卷，后三年复出百余篇，不知阿谁盗去，刻印既甚差谬，且题《外集》，尤不韪。”

翻译成白话文很简单：”我写了那么多数，不知被谁给盗版了，而且盗版质量太差啦。“

别说李觏，就连苏轼这样的文坛超级偶像，也要为这种事头疼。

苏轼有一次给朋友陈传道写信说：”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况欲更令人刊耶?……今所示者，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

苏轼的书被盗版不说，还粗制滥造，脱字漏字，甚至还把其他人的文字掺杂进来——也难怪苏轼气得恨不得亲自去毁版。盗文事小，欺名事大，把旁人著作搁到他的名下，赚钱的是盗版书商，挨骂的可是苏轼。

这些宋代的盗版商人胆子超大，不光盗印名人著作，连政府公务员用书都敢盗。庆历年间杭州曾经出过一个案子，有一个叫翟昭应的太子舍人人，把宋代的刑法全书《刑统律疏》改了个名，叫《金科正义》，然后偷偷刻版往外卖。

别说公务员用书，就连教科书他们都敢盗。陆游曾经写过一个段子：有位教官给学生出了道《易经》题：’乾为金，坤又为金，何邪？’ 学生们大惑不解，拿来正版一对照，原来原文是“乾为金，坤为釜”。再一问，原来老师拿的是盗版书——麻沙本。

所谓麻沙本，指的是福建建阳的麻沙。这个地方特产红梨木，木质松软易于刻字，所以当地刻书业非常发达，和崇化、建瓯并称“闽刻”。这些建阳书商头脑灵活，胆子大，走的是一条低端量产路线：价格尽量低，印数尽量大，版权授权尽量没有，谁家书火就翻刻谁家的，只要有利润就成。

纸张？得用当地最便宜也最丰富的特产——竹纸。竹纸很脆弱，用久了纸张容易折裂，翻书翻快了，啪一声，书页就裂了。但这没关系；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建阳书商往往一块板子翻印好多本，印到后来字迹特别模糊，根本看不清。不过这也不重要；至于校对不准、刻字太浅，排版混乱之类，就更不重要了。

这种指导思想之下，可想而指书本质量如何。时评 “雕版薄脆，久而裂缩，字渐失真”，《经集会通》有云：“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 这个黧字，意思是黑里带黄，多与枯皱连用，形容老人皮肤。白白的书读成了黑黄枯皱。

当时读书人里流行一个段子。有一版麻沙本的《道德经》，前头几页还是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后来突然就冒出来一句“佛说是经已，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这是拿错了雕版，又懒得校对，稀里糊涂楞是把释道经典给搁一块了。也行吧，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

南宋有位学者叫周煇，是个藏书家，而且绝不藏私，谁来借书都可以。他写过《借书》一文，说“聚而必散，物理之常。父兄藏书，唯恐子弟不读，读无所成，犹胜腐烂箧笥”。这是真会读书之人——当然，这是题外话。

他写过一本笔记《清波杂志》，里面讲到过一件牵涉到韩愈、沈括和葛立方的盗版书八卦。

当时有一位叫葛立方的诗评家，写了本诗评叫《《韵语阳秋》，里面提到韩愈的《城南联句》有一句是“竹影金锁碎”。沈括曾经评论说这句话是形容阳光的，可惜句中没用日字。葛立方对沈括这个说法不以为然，他说：“杜子美云：’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榆绿槐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诗正要如此。”

讲到这里，周煇话题一转：“ ‘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榆绿槐影’ 这两句诗明明是苏轼《召还至都门先寄子由》里的，怎么写成了杜甫的呢？哦，葛老大估计不是笔误，而是买的麻沙本的盗版书，把子瞻印成子美啦。

周煇倒没怎么怪罪葛立方，他拍着桌子大骂：“若麻沙本之差舛，误后学多矣。”

关于麻沙本的质量问题，历朝历代没少有人吐槽。岳珂《桯史·稼轩论词》：“《顺庵词》今麻沙尚有之，但少读者。” 又讲了个故事:”《朝天续集》有韩信庙诗，“淮阴未必减文成”，后来被麻沙本给盗了，错写成了“淮阴未必减宣成”，意思完全不通了。”

还有方岳有《题刊字蔡生》：“生毋谓我不读书，待捡麻沙见成本。” 刘仲尹《夏日》：“床头书册聚麻沙，病起经旬不煮茶。” 到了晚清还有人抱怨：“麻沙百过目生眩，铁擿三绝手尽胝”。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还讲了个考辩的故事：“……此本《目录》末有“武夷主奉刘深源校定”一行，亦不知为何许人。书中所记皆北宋事迹，体例与《宋史全文》约略相似，而阙漏殊甚。盖亦当时麻沙坊本，因焘有《续通鉴长编》，托其名以售欺也。” —— 这就是标准的麻沙盗版了。

这些建阳书商获利甚大，甚至把主意打到了朱熹头上。朱熹曾经写过一本《论孟解》，结果被建阳给盗了版，全国卖的十之八九都是麻沙本。朱熹特别郁闷，给朋友写信说：“《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刊行，方此追毁，然闻鬻书者已持其本四出矣。” 语气里充满了深深的无奈。

好在宋代官府在版权保护方面颇有作为，很快捉住了盗版商，毁掉了盗版，然后下文说只许朱家自己翻印刻版。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代，朱家后代仍可以独享这个专利，算是古代版权保护的一个经典案例。

不光是朱熹，就连朱熹的表侄子都因此受益。

朱熹有个表侄子叫祝穆，也是他的弟子，喜欢旅游，后来写成一本书叫《方舆胜览》，结果立刻被人给盗版翻刻成了《节略舆地纪胜》。祝穆大怒，效仿老师告去官府。官府连忙发布公告：“近日书市有一等嗜利之徒，不能自出己见编辑，专一翻版，窃恐或改换名目，或节略文字，有误学士大夫披阅，实为利害。……两浙路转运司状，乞给榜檄约束所属，不得翻刻上件书版，并同前式，更不再录白。”

宋代总体来说，对盗版的打击还是挺给力的。罗璧《识遗》一书说：“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 如果你刻的是经书，得提请国子监审查。如果你刻别的书，也得先刻一本出来，给有关部门审核，别是抄别人的。

宋人还发明了牌记，就是版权声明。宋刻《东都事略》上有声明：“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 ——所谓的覆版、携镌，都是盗版的古称。

到了明清时代，盗版书的纷争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加猖狂。

明代是中国刻书的一个高峰期，有官刻、私刻、坊刻等。官刻是朝廷官方的印书机构所出的书，除国子监、太医院、经厂还有穷极无聊的宗室藩王自己办的刻坊；私刻是私人出资延请刻工雕版成书，多是一次性的，比如给自己老师老爹刊印著作。真正决定明代印刷行业气质的，是坊刻。坊刻就是书坊出的书，书坊的地位跟现在的图书出版公司差不多。

明代的书坊非常兴旺，各地尤其是江南苏杭，本来就是工商聚集之地，市民阶层初步形成，又多文人墨客，文化昌盛，连带着印刷业也跟着发展起来。江南一些大城市有专门的图书铺子一条街，里面卖书的叫坐商，还有走门串巷的书客。定期有书市，运输有书车、书船，物流非常发达。雕版印刷的工坊也鳞次栉比，大的书商往往都是有自己的后端工坊和前端销售网点，产销一条龙。

明代书商们无所不印，经史子集、医书农书，道藏佛典等等，时人诗文乃至高考作文精选，每年刊行数量巨大。但他们很快发现，明代的老百姓、尤其是城市里的老百姓——所谓初步形成的市民阶层和市井文化——最喜闻乐见的是各种通俗小说。书坊里卖的最好的，永远都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畅销书。清人金缨《格言联璧》：“卖古书不如卖时文，印时文不如印小说”，正是书商经营的诀窍。康有为亦有诗为证诗证：“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奈小说何。”

罗贯中、施耐庵生不逢时。他们虽然写出好书，但没赶上市场上的好时候，古人又没版权意识。三国水浒被各大书商印了一次又一次，版本无数，但他们并没得到什么大利。这些畅销书从明初开始，出了一遍又一遍，连书商自己有抱怨说“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时间长了，市场饱和，人民群众难免腻烦，需要书商推出新产品，市场出现了新的需求。

书商们看到这种巨大利益，自然不会不心动，决定要把这个市场做大做深。当时的情形是：“宋元旧种, 亦被搜括殆尽, 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 意当别有秘本图书而衡之”

问题是，当时士林风气视小说为小道，都不愿意写，愿意写的也不敢露名，这可怎么办？

到了嘉靖年间，稿荒和对新书的渴求已经到了巅峰。书商们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条特别奇葩的路来。

这条奇葩之路，是福建建阳书坊清白堂主杨涌泉想到的。

杨涌泉当时在印一本书，是记录岳飞事迹的《精忠录》。印完了审校，他突然脑子一激灵：《精忠录》是史书啊，没什么意思，但如果把它写成三国那样的小说呢？关于岳爷爷的通俗演义，那得多牛逼啊！

杨涌泉想到这儿，赶紧去找他的亲戚，也是个书商、忠正堂主熊大木。杨涌泉说我水平是不行了，但你读书多，写东西没问题。咱们找不到人写稿子，可以自力更生嘛！熊大木一听也对，挽起袖子，当即就搞出了一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

熊大木在序里谦称“才不及班、马之万一，顾奚能用广发挥”，自己其实内心很自得。

熊大木认识字，可实在没什么写作天分。罗贯中是七实三虚，他是十实无虚，就是把史书拿大白话讲了一遍，还舍不得删，把岳飞的所有奏章、题记、檄文、书信全扔进去了，文学效果惨不忍睹。熊大木自己也觉得太枯燥，脑子一转，往岳飞传里硬夹了一段路遇关胜的故事，还得意洋洋地加注释说这个关胜是梁山的人曾经征讨方腊云云，借来水浒传的大皮给自己宣传。

别看这书写得糟糕，当时销量却十分惊人。现在能查到的版本，就有七种，也就是说至少先后被七家出版商翻刻过，甚至其中一个版本还是内府本。换句话说，嘉靖修道有暇，还让经厂刻成御本来欣赏。

熊大木一战成名，士气大振，一口气又”翻译“了《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南北宋志传》与《全汉志传》三部通俗小说，销量都不错。

自古跟风者众，熊大木的成功，引燃了建阳书商们的雄心。这些书商亲自挽起袖子，开始改史写文，一时如过江之鲫，有道是十亿书商九亿写，还有一亿在发帖——当然，质量也极其堪忧。

到了万历年间，在这股低劣仿古的大潮中，建阳书系出现了一位绝世强者，姓余，名象斗。

余象斗字仰止，坊名双峰堂、三台馆，自称三台山人。此人生平履历不详，但研究明代出版， 却是绕不开的一位巨擘。

他有个长辈叫余邵鱼，当时也投身到这股创作大潮，写了本书叫《列国志传》，讲春秋战国的，销量不错。余象斗接了书坊生意以后，亲自写了一本《列国前编十二朝传》，从盘古讲到商周。在这本书后面，余象斗夹了一页广告说：“至武王伐纣而有天下，《列国传》上载得明白可观，四方君子买《列国》一览尽识。” 然后把《列国志传》重新翻印了一遍。读者买了《列国前编》，自然就得去买《列国志传》，两部书互相带动，又大赚了一笔。

得了甜头，余象斗先后又推出了《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

全像列国志传》、《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列传》、《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和《新镌全像东西两晋演义志传》等等，几乎要把中国历史搞过一遍。

万历二十年，一部神书横空出世，书名《西游记》。市场上都疯了，没见过这么牛逼的小说，情节有趣，文笔也极赞，是文人中的高手，跟原来那些粗制滥造不可同日而语。余象斗一看，一拍桌子：”他卖的好，咱们也能卖的好，跟风呗！“

但跟风也得有人写啊？没问题，我余象斗也是文人啊！我也写过小说嘛！

然后这位有眼光没节操的营销大师亲自上阵操刀，速成了一部讲真武大帝的《北游记》，然后又出了一部讲华光的《南游记》，全是自己写的，文字粗陋不堪。他还从吴元泰那儿买来讲八仙的《东游记》，弄了一部杨致和的《西游唐三藏出身传》，东南西北一时聚齐。读者早听说西游记的大名，听说又出了三部，高兴坏了，立刻掏钱去买。

万历二十二年，有一个作者叫安遇时，通过与耕堂出了本公案小说，叫《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余象斗看见成了畅销书，一拍桌子：“跟！” 可是时间紧、任务急，又没人会写，怎么办？余象斗一拍桌子：”抄“，找人搬来了刑部和各地衙门的卷宗，硬是拼凑出一部《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这部公案是部奇书，罗列了一百多件案子，一半的故事惨不忍睹，一半连故事都没有，就是把判词、诉状往那儿一扔……但当时正流行公案小说，读者照单全收，高高兴兴也买了，销量大好。

在他之后，一群反应迟钝的书商在抓住这个主题，一时间奇案、公案满天乱飞，市面上全是此类。可大明的案子素材也就那么多，又没人会编新的，于是这些人就互相抄袭，让这类书的质量更加惨不忍睹。最后连官府都看不下去，一纸禁文下来说，才算稍微消停。

这几件事可以看出余象斗的行事风格：紧随市场风潮，运用营销手段刺激销量。无关产品质量，无关人品节操——这是一个标准的市场营销天才。

余象斗在市场营销领域的杰作还不止于此。比如他对图书插图十分重视，每本书做得好似连环画，上面是图，下面是字。虽然余家的刻工比起苏杭一代的雕工水平差得远，但架不住图多，图多就易读，读者就愿意买。在书的细节上，余象斗也下了大工夫，他印的书，多冠以“新镌”、“新刻”、“新锲”、“新刊”、“新锓”，他往旧书掺杂私货，就可以当成新书来卖了。

余象斗出过《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 往里面多加了花关索的一段故事。水浒传也难逃他的毒手，被出了一版《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看名字就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书名后缀还往往以“批评”、“评林”结尾。这是因为余象斗首创了弹幕体，对一些旧书夹以注释批评，读者边读边看他在书旁发的议论，等于是买了一条导演评论音轨。这样一来，既可以借名著的东风，再赚读者一笔，又不会被说是旧书新印，里面有原创的内容，更刺激读者去买。

余象斗虽然人品有限，但还有个不错的原则，就是只做忠义，不碰色情。他出的书，多是历史演义或怪力乱神，但总体来说三观颇正，忠义廉耻不会轻忽。双峰堂发行量那么大，却几乎一本色情书都没有。嘉靖、万历年间色情书那么泛滥，销量那么好，余象斗也没碰过。

老先生活到76岁，临死前还刻了一本《五刻理气详辩纂要三台便览通书正宗》，真是生命不息，出书不止。

更牛的书商，还会自己养一批专职写手，那就更便宜了。比如明代有一位奇幻作家叫邓志谟，极有才华，”两脚书橱“这个外号，就是从他这里传出来的。邓志谟寄寓在福建建阳，在余象斗家当塾师，半是写手半是编辑。

余象斗给他的任务，就是写神魔小说，学西游记，于是他写了诸如吕纯阳飞剑记、许旌阳擒蛟铁树记、咒枣记等一系列奇幻小说，编了故事黄眉、故事白眉等辞书，销量颇高。但他的利益，都被他的出版商余象斗拿走了，以致于生活只能勉强糊口。

邓志谟给朋友写的信里哭诉：“仆穷愁著书，雕虫技尔，然不能藏之名山，徒为梨枣也者。” ——梨枣指梨木和枣木，这是雕版最常用的两种材料，代指出版。邓志谟觉得自己写的这些雕虫小技上不了厅堂，藏不进名山，但是没办法，还必须得写，因为他太穷了，“弟今岁厄甚，薄田数亩，悉燔于骄阳，稼穑之枯，且如蜀之眉山草，家人泣馁也。”

像这种小作者，命脉全被出版商掐住。出版商让写什么，就得写什么，不然全家都要饿死。和现在的一些人的境遇……呃，也差不多。

清代的大才子李渔，本来怀才不遇，写书卖给书商。书商说你这故事不错，就是太短，你再给我写十个，凑个短篇集我就给你出。李渔只能答应。

他很快意识到，这样下去永远没出路，就对自己进行了一次市场分析：“一艺即可成名，农圃负贩之流，皆能食力。古人以技能自显，见重于当世贤豪，遂至免于贫贱者，实繁有徒，未遑仆数。即今耳目之前，有以博弈、声歌、蹴趵、说书等技，邀游缙绅之门，而王公大臣无不接见恐后者。”

我就是天生吃这碗饭的，干嘛不干呢？所以李渔痛痛快快甩开文人那点矜持。自己写书，自己印书，还自己卖书，开了个芥子园书肆，还自己当导演自己当编剧，还找来乔、王二姬来排戏，活得潇洒自得，成了彻底的职业作家。

但和现在一样，李渔这种大作者，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他的克星。

盗版。

李渔写的小说和戏剧太受欢迎了，出一部火一部。盗版商对这么大一块肥肉自然不会放过，出一部就盗一部，而且铺货极快。李渔在南京开了个书店，自印自卖，可往往一本推出，马上苏州就有了盗版，再过两天，杭州市面上也出现了。数月之间，全国各地都有了盗版。读者可不管这个，看见署名李渔的就买，大把大把的银子全让盗版商给赚了。

这里面还有段轶事。李渔自己家有书坊，印书用的板子平时都搁在库房里。他又一次外出，写信给家里人说咱家东墙太简陋了，别让贼人钻进来，拿几块板子过来挡一下吧。结果偷金贼没来，偷文贼来了一堆，把那几块雕版全偷了，扛回去印书——据说“盗版”一词，就是从这儿开始有的。

更有无良书商，干脆找个枪手写本烂书，也说是李渔写的，影响极坏。李渔大怒，叫上女婿沈心友去告官维权。李渔在苏州告赢过几次，当地官员孙道台判书商赔偿，还发了公告。书商群起攻之，朝廷要维稳，要大事化小。李渔虽然满腔愤懑，却也无可奈何。他要起诉的书商太多了，为这个甚至把家都从杭州迁到南京，方便上庭。

他在《闲情偶寄》里对盗版一事说得十分慷慨：“是集中所载诸新式，听人效而行之。惟笺帖之体裁，则令奚奴自制自售，以代笔耕，不许他人翻梓，已经传札布告诫之于初矣。倘仍有垄断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 减一二，或稍变其形，即以他人之功冒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亚也，当随所在之官司而控告焉，伏望主持公道。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 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总之天地生人，各赋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尝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夺吾生计，使不得自食其力哉！”

这一篇声讨盗版的檄文铿锵有力，搁到现在，一点不过时，特此录全，推荐大家仔细读读。

冯梦龙在《智囊》里讲过一个故事，说某书坊主怕自己的书被盗，还没出，就先跑到衙门说有人盗版。衙门发出海捕文书去抓盗版者。其他书商吓得惶惶不可终日，纷纷把盗版书撤回来。他趁机再上市，打了个时间差，巧妙地避过了盗版问题——不知道这个办法，是不是李渔想出来的。

说到盗版，不得不再提一下天才营销家余象斗。这哥们儿盗版盗起来毫不脸红，还换着马甲盗。余君召、余文台、余元泰、余世腾、余象乌，都是他的马甲。发起狠来，他甚至把熊大木的《大宋中兴岳王传》那么烂一本书给盗了，重出一本，作者名改成了余应鳌，真是丧心病狂。以至时人评价说“福建书坊专以获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开价高，即便翻刻”。

当时建阳书坊的质量不好，金陵的刻本质量高。余象斗二话不说，把要出的新书全都加上京本二字，鱼目混珠。如果你们看到《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新刊京本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西汉志传》之类的名字，还有双峰堂的印记，别多疑，肯定是盗版。

别看余象斗盗别人书毫无含糊，可容不得盗自己的书。前面讲了他盗了吴承恩，凑出《四游记》。南北二记是他自己写的，质量低劣，《东游记》是吴应泰的手笔，水准不错，销路最好。结果这书就被苏杭书商给盗了，余象斗大怒，再刊的时候，在序言里大骂说盗版的都是浪棍、都是逃奴，无耻之甚乎！据说他在自己每本书里加自己的肖像，也是有类似于激光防伪标签儿一样的防伪功能，至于效果只有天晓得。

除了李渔之外，清代还有一位大才子袁枚，也是盗版重灾区，这一辈子被盗版的次数，比我看过的都多。他在《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三里，专门收录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很长：

《余所梓尺牍、诗话被三省翻板近闻仓山全集亦有翻者戏作一首》——看看，光读这个诗名，就知道作者心情有多糟糕。

此诗不长，但足可以为千古读书人对盗版的心情：

自梓诗文信未真

麻沙翻板各家新

左思悔作三都赋

枉是便宜卖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