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最近我接触到一份民国资料，很值得聊上一聊。
它只是一页薄薄的信笺，不涉任何名人，亦无关任何重大事件，史料价值极为有限。但在其中，却深藏着一个颇为有趣的细节。
这是一份1938年日据上海时期，上海宪兵司令部签发的一份逮捕令。（图一）
逮捕令用日文写成，附有一男一女两张照片。大概意思是：男子叫许明杰，46岁，是许氏牙科诊所的所长；女子叫夏菁，44岁，没有工作。他们被逮捕的罪名，是给中国军队提供盘尼西林。他们在白克路21弄5号的住所，也遭到了搜查。落款时间是38年11月。
这个白克路，就是现在的凤阳路，路名是为了纪念租界工部局董事艾伯特白克。21弄的位置，大概位于今天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隔壁。
其时已经是全面抗战的第二年，广州、武汉刚刚失守，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而上海华界已经沦陷两年，只有法租界和半个公共租界尚在。从这份资料来看，似乎讲的是一对爱国人士的悲剧。
让我们暂停两分钟，大家可以再看看这份文件，仔细想想，有什么问题没有？
其实还真是不少。
比如这个抬头，“だいにほんていこくりくぐん”就是大日本帝国陆军”，“けんぺい”是宪兵，最后还接了一个汉字的“部”。把部队名称的汉字写成假名，就显得很不正规。
而落款更奇怪了。姑且不论“上海宪兵部”的用法是否正确，最起码纪年应该用“昭和十三年”，即使用公历，也该写成1938年，而不是“38年”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写法。
还有什么“牙”、“队”等中文汉字掺杂其中，就不提了。
当然，这些都不是致命错误。毕竟这是一份普通的逮捕状，经手人一时犯懒少写几个字，也不是没有可能。我不懂日文，也没研究过二战日军文书格式，姑且不在这揪错。
真正的致命破绽，存在于正文里。
许明杰夫妇被逮捕的罪名，是给中国军队提供盘尼西林。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在当时是极为贵重的抗生素药物，但它到底有多珍贵呢？
这里有一个热知识里的冷知识。
英国人弗莱明在1928年因为一次实验室的失误，偶然发现了青霉菌对葡萄球菌的杀菌作用，这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我小时候一直觉得，这么伟大的发现，接下来应该是震撼了整个世界，拯救了无数病人吧？
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弗莱明一直没有办法解决青霉素的提纯和量产问题，很快放弃了。医药界在经过初期的兴奋之后，很快把注意力转向另外一种杀菌神器——磺胺。
1932年，德国科学家从一种叫“百浪多息”的红色染料里分离出氨苯磺胺，它对于侵入人体之内的细菌有奇效。虽然磺胺不及青霉素杀伤力大，但架不住量产技术成熟，迅速成为时代宠儿，青霉素则被扔在角落里发霉，字面意义上的……
直到1938年，牛津大学的Howard Florey和Ernst Chain才想起来这个被遗忘的小可怜，重新捡起来进行研究，并在1940年5月才成功制成了第一种提纯青霉素——盘尼西林F；1941年，他们的论文《对青霉素的进一步观察》 发表在医学期刊《柳叶刀》上，才重新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那时候欧洲已经快被打烂了，量产的研发任务便交给了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数个大制药公司联手足足忙活了两年，终于在1943年实现了青霉素的量产，1944年达到了工业级的产量，开始源源不断地供应欧洲战场。这也就是为什么，弗莱明1928年发现青霉素，要等到1945年，才与钱恩共享了诺贝尔奖。
至于日本人，他们对于盘尼西林的兴趣始于1942年。当时德国潜艇会定期给日本运送一批欧洲医学期刊，日本军方读到Florey和Ernst Chain的论文之后，意识到这是个好玩意儿，但一直没怎么上心。
到了1944年1月，日本人突然听到个消息。英国首相丘吉尔罹患肺炎，被一种叫盘尼西林的特效药治好了。他们才开始认真起来。1944年2月，军方召集了一批专家，成了盘尼西林研发小组，而且野心很大，要求1944年8月前要实现量产，为此拨款19亿日元——同期美国的拨款数字折算下来，是635亿日元。
这个大跃进计划虽然极不靠谱，但日本人特有的轴劲儿多少起到了一点作用，居然奇迹般地在1944年12月和1945年1月两次在实验室成功生产出了盘尼西林。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据我查到的一份病历显示，东条英机自杀未遂之后，胸部受伤严重，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每三个小时注射两万单位的盘尼西林——不用问，这自然是米英鬼畜的产品，而不是身土不二的国货。东条英机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就这么脏了。
日本真正实现青霉素量产，要等到朝鲜战争爆发。当时美国为了减少后勤压力，才在日本本土开始扶持抗生素产业。
所以在1943年之前，普通人能接触到的最好的杀菌药物，只可能是磺胺。倘若许明杰、夏菁这对上海牙医夫妻能在1938年为中国军队提供盘尼西林，日本人绝不会只是发出一张简陋的逮捕令了事，应该派航空母舰把他们接回本土，然后严加拷问：“你们是从哪儿穿越来的？”
这一份资料，毫无疑问是伪造的。
我试图去搜寻这对夫妻的蛛丝马迹，并没有任何结果。小人物想在大时代留下一点印记，实在是太难了。只能推测造假时间大概是建国前后。那时候盘尼西林已经在中国深入人心，造假者不谙药品研发的历史，大笔一挥，留下破绽。至于他们制造这份假逮捕令的动机，更是无从揣测，也许是为了急于洗清自己身上的历史污点，也许是为了争取某种荣誉或奖励，那将是另外一个故事。
查完这一圈之后，我忽然产生了另外一个兴趣。
1938年的盘尼西林是假的，那么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见到盘尼西林的？
带着疑问，我又去找了一番。盘尼西林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最早只能追溯到1941年一本科学杂志上的两篇科普级文章。后来随着西方研究成果的深入，这边的介绍也日渐多起来。Penicillin的译名五花八门，有盘尼西林、配尼西林、本尼西林、班尼西林、潘尼西林，潘纳西林、贝尼西林等等……反正吧，这位住在西林的尼姑一点没闲着，不是被盘，就是被配。当然，我最喜欢的译名，叫做“片弥西灵”，西灵，西方来的灵丹妙药，还挺符合它的性质。
抛开公众认知不提，中国的医药学界对盘尼西林的关注并不晚。Florey和Chain那一篇在《柳叶刀》上的论文才发表不久，便被中央防疫处的技术人员关注到了。
在战争期间，中央防疫处被疏散到了昆明，无论人员、设备与资金都极其缺乏。幸运的是，乱世从来不缺国士。当时主持防疫处工作的处长叫汤飞凡，湘雅毕业、哈佛进修，英伦深造，履历金光闪闪，是中国第一代医学微生物专家，极具才华与眼光——顺带一说，他岳父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王何键。
当时中国尚可以通过滇缅公路与盟军联系，除了物资之外，各种学术成果也可以交流。在41年的一次工作会议上，一个叫魏曦的工作人员把Florey和Chain的论文拿出来做报告，汤飞凡立刻意识到，这对于中国来说意义重大，遂决心着手进行研发。
前面讲了，美国几大药企拼尽全力，尚且花了数年时间才实现量产；日本调动各路精英，一年时间也只勉强在实验室里做出成品。凭着汤飞凡手下这二十几号人，困守在昆明城外一处简陋的实验室内，手里只有十几个试管、烧杯和一台时好时坏的锅炉，想要研发出青霉素，简直是天方夜谭。
汤飞凡和其他科学家研发青霉素的过程，极为艰辛。他们一方面要千方百计获得国外的技术资料，以确定研制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绞尽脑汁地用各种土办法，来解决设备匮乏的窘境。比如制备青霉素的最后一步，需要用到冻干机来做干燥处理。昆明没有这种设备，当时一个叫黄有民的技师在库房里翻出一台真空泵，以它为核心，居然赤手空拳设计出了一台干燥机。所有部件全部手绘图纸，交给昆明电厂机械厂来制造，黄有民再自己组装。缺少硫酸钙，就用石膏粉代替；缺少真空表，就用水银气压表代替，再靠人工换算。
这个研发过程之艰苦，是可以单独写一篇文章来介绍的。这里不多赘述，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徐丁丁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央防疫处的青霉素试制工作》，或者直接去看汤飞凡的回忆录《吾国自制青霉素的回顾与前瞻》。
总之，在克服了重重艰苦之后，汤飞凡的团队奇迹般地在1944年9月5日，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批青霉素粗制品，只比日本晚九个月。当时一共生产了五瓶，分别送到重庆、英国牛津和美国威斯康辛进行检验，结论是每毫克含青霉素177牛津单位，越过了合格线。
与此同时，汤飞凡在昆明惠滇医院和昆华医院开展了临床试验，效果十分惊人，在骨髓炎、积脓症、新生儿眼炎、子宫内膜炎、背部痈疽、 蜂窝质炎和创伤感染 方面表现都颇为优异。
顺带一提，汤飞凡有一个学生叫张昌绍，他在43年10月的《中华医学杂志》上介绍了国外的盘尼西林的研究进度，把它第一次称之为“青霉菌素”。后来这个词演变成了“青霉素”，被大部分学者接受，遂成定名。
汤飞凡团队取得成功之后，士气大振，再接再厉，到45年春天的时候，他们出产的青霉素已达到了每毫克418牛津单位，然后又提升到了750牛津单位。可惜的是，受制于物质条件，中央防疫处的产量十分有限。除了供应前线之外，他们不得不拿出一部分青霉素在市场上售卖，每五万单位作价两万元，所得营收没有给研究人员发工资，而是用于购买各种实验设备。
国产青霉素研发过程，在抗战胜利后也没停止。到了1947年4月，重返北平天坛的汤飞凡团队在报纸上刊出了一则广告，宣布国产盘尼西林正式定名为青霉素，每毫克含十万牛津单位，与美国产品效果相当，至此中国实现了自研青霉素，为建国后的青霉素工业发展完成了至关重要的前置技术。
以当时的恶劣环境，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飞凡之名，实至名归。
最后说一个和盘尼西林有关的小八卦。
1946年的大阪，出现了一个叫王芝客的中国人，他自称是国民政府的将军、蒋委员长的亲切好友。他找到当地商人神秘兮兮地说，他从盟军总部那里拿到了一批日本陆军、海军在战败前藏匿的货物，其中包括了一大批战争末期生产的青霉素。这些货物应该赔偿给中国政府，但运回去得不偿失，蒋委员长要求他在日本当地把物资卖掉。
这些大阪商人哪里了解青霉素的研发历史，只知道这东西是特效药，很值钱，如果能拿到这批藏匿物资的销售权，利润绝对不低。王芝客收了他们两千多万日元的预付款，允诺给他们优先销售权，然后就……消失了。商人们等了很久都没等到货物，找到中华民国驻大阪办事处询问，才发现上当了。
好在警察十分机敏，很快将此人调查归案。发现王芝客根本不是中国人，而是地地道道的东京人，叫大塚博国，和川岛芳子还有点亲戚关系。这家伙天生是个诈骗犯，战前就曾经训练日本儿童冒充中国人，专门去骗大阪商人。这次落网之后，警察在他家里寻找赃物，结果搜出了价值七十万日元的青霉素。
所以大家以后看抗战题材的电视剧，千万记住了，但凡有从鬼子手里抢青霉素的桥段，编剧八成都是这位大塚博国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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