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海拾贝 文摘 马伯庸:从一份民国逮捕令说说青霉素的历史

马伯庸:从一份民国逮捕令说说青霉素的历史

@马伯庸:最近我接触到一份民国资料,很值得聊上一聊。

它只是一页薄薄的信笺,不涉任何名人,亦无关任何重大事件,史料价值极为有限。但在其中,却深藏着一个颇为有趣的细节。

这是一份1938年日据上海时期,上海宪兵司令部签发的一份逮捕令。(图一)

逮捕令用日文写成,附有一男一女两张照片。大概意思是:男子叫许明杰,46岁,是许氏牙科诊所的所长;女子叫夏菁,44岁,没有工作。他们被逮捕的罪名,是给中国军队提供盘尼西林。他们在白克路21弄5号的住所,也遭到了搜查。落款时间是38年11月。

这个白克路,就是现在的凤阳路,路名是为了纪念租界工部局董事艾伯特白克。21弄的位置,大概位于今天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隔壁。

其时已经是全面抗战的第二年,广州、武汉刚刚失守,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而上海华界已经沦陷两年,只有法租界和半个公共租界尚在。从这份资料来看,似乎讲的是一对爱国人士的悲剧。

让我们暂停两分钟,大家可以再看看这份文件,仔细想想,有什么问题没有?

其实还真是不少。

比如这个抬头,“だいにほんていこくりくぐん”就是大日本帝国陆军”,“けんぺい”是宪兵,最后还接了一个汉字的“部”。把部队名称的汉字写成假名,就显得很不正规。

而落款更奇怪了。姑且不论“上海宪兵部”的用法是否正确,最起码纪年应该用“昭和十三年”,即使用公历,也该写成1938年,而不是“38年”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写法。

还有什么“牙”、“队”等中文汉字掺杂其中,就不提了。

当然,这些都不是致命错误。毕竟这是一份普通的逮捕状,经手人一时犯懒少写几个字,也不是没有可能。我不懂日文,也没研究过二战日军文书格式,姑且不在这揪错。

真正的致命破绽,存在于正文里。

许明杰夫妇被逮捕的罪名,是给中国军队提供盘尼西林。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在当时是极为贵重的抗生素药物,但它到底有多珍贵呢?

这里有一个热知识里的冷知识。

英国人弗莱明在1928年因为一次实验室的失误,偶然发现了青霉菌对葡萄球菌的杀菌作用,这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我小时候一直觉得,这么伟大的发现,接下来应该是震撼了整个世界,拯救了无数病人吧?

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弗莱明一直没有办法解决青霉素的提纯和量产问题,很快放弃了。医药界在经过初期的兴奋之后,很快把注意力转向另外一种杀菌神器——磺胺。

1932年,德国科学家从一种叫“百浪多息”的红色染料里分离出氨苯磺胺,它对于侵入人体之内的细菌有奇效。虽然磺胺不及青霉素杀伤力大,但架不住量产技术成熟,迅速成为时代宠儿,青霉素则被扔在角落里发霉,字面意义上的……

直到1938年,牛津大学的Howard Florey和Ernst Chain才想起来这个被遗忘的小可怜,重新捡起来进行研究,并在1940年5月才成功制成了第一种提纯青霉素——盘尼西林F;1941年,他们的论文《对青霉素的进一步观察》 发表在医学期刊《柳叶刀》上,才重新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那时候欧洲已经快被打烂了,量产的研发任务便交给了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数个大制药公司联手足足忙活了两年,终于在1943年实现了青霉素的量产,1944年达到了工业级的产量,开始源源不断地供应欧洲战场。这也就是为什么,弗莱明1928年发现青霉素,要等到1945年,才与钱恩共享了诺贝尔奖。

至于日本人,他们对于盘尼西林的兴趣始于1942年。当时德国潜艇会定期给日本运送一批欧洲医学期刊,日本军方读到Florey和Ernst Chain的论文之后,意识到这是个好玩意儿,但一直没怎么上心。

到了1944年1月,日本人突然听到个消息。英国首相丘吉尔罹患肺炎,被一种叫盘尼西林的特效药治好了。他们才开始认真起来。1944年2月,军方召集了一批专家,成了盘尼西林研发小组,而且野心很大,要求1944年8月前要实现量产,为此拨款19亿日元——同期美国的拨款数字折算下来,是635亿日元。

这个大跃进计划虽然极不靠谱,但日本人特有的轴劲儿多少起到了一点作用,居然奇迹般地在1944年12月和1945年1月两次在实验室成功生产出了盘尼西林。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据我查到的一份病历显示,东条英机自杀未遂之后,胸部受伤严重,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每三个小时注射两万单位的盘尼西林——不用问,这自然是米英鬼畜的产品,而不是身土不二的国货。东条英机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就这么脏了。

日本真正实现青霉素量产,要等到朝鲜战争爆发。当时美国为了减少后勤压力,才在日本本土开始扶持抗生素产业。

所以在1943年之前,普通人能接触到的最好的杀菌药物,只可能是磺胺。倘若许明杰、夏菁这对上海牙医夫妻能在1938年为中国军队提供盘尼西林,日本人绝不会只是发出一张简陋的逮捕令了事,应该派航空母舰把他们接回本土,然后严加拷问:“你们是从哪儿穿越来的?”

这一份资料,毫无疑问是伪造的。

我试图去搜寻这对夫妻的蛛丝马迹,并没有任何结果。小人物想在大时代留下一点印记,实在是太难了。只能推测造假时间大概是建国前后。那时候盘尼西林已经在中国深入人心,造假者不谙药品研发的历史,大笔一挥,留下破绽。至于他们制造这份假逮捕令的动机,更是无从揣测,也许是为了急于洗清自己身上的历史污点,也许是为了争取某种荣誉或奖励,那将是另外一个故事。

查完这一圈之后,我忽然产生了另外一个兴趣。

1938年的盘尼西林是假的,那么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见到盘尼西林的?

带着疑问,我又去找了一番。盘尼西林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最早只能追溯到1941年一本科学杂志上的两篇科普级文章。后来随着西方研究成果的深入,这边的介绍也日渐多起来。Penicillin的译名五花八门,有盘尼西林、配尼西林、本尼西林、班尼西林、潘尼西林,潘纳西林、贝尼西林等等……反正吧,这位住在西林的尼姑一点没闲着,不是被盘,就是被配。当然,我最喜欢的译名,叫做“片弥西灵”,西灵,西方来的灵丹妙药,还挺符合它的性质。

抛开公众认知不提,中国的医药学界对盘尼西林的关注并不晚。Florey和Chain那一篇在《柳叶刀》上的论文才发表不久,便被中央防疫处的技术人员关注到了。

在战争期间,中央防疫处被疏散到了昆明,无论人员、设备与资金都极其缺乏。幸运的是,乱世从来不缺国士。当时主持防疫处工作的处长叫汤飞凡,湘雅毕业、哈佛进修,英伦深造,履历金光闪闪,是中国第一代医学微生物专家,极具才华与眼光——顺带一说,他岳父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王何键。

当时中国尚可以通过滇缅公路与盟军联系,除了物资之外,各种学术成果也可以交流。在41年的一次工作会议上,一个叫魏曦的工作人员把Florey和Chain的论文拿出来做报告,汤飞凡立刻意识到,这对于中国来说意义重大,遂决心着手进行研发。

前面讲了,美国几大药企拼尽全力,尚且花了数年时间才实现量产;日本调动各路精英,一年时间也只勉强在实验室里做出成品。凭着汤飞凡手下这二十几号人,困守在昆明城外一处简陋的实验室内,手里只有十几个试管、烧杯和一台时好时坏的锅炉,想要研发出青霉素,简直是天方夜谭。

汤飞凡和其他科学家研发青霉素的过程,极为艰辛。他们一方面要千方百计获得国外的技术资料,以确定研制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绞尽脑汁地用各种土办法,来解决设备匮乏的窘境。比如制备青霉素的最后一步,需要用到冻干机来做干燥处理。昆明没有这种设备,当时一个叫黄有民的技师在库房里翻出一台真空泵,以它为核心,居然赤手空拳设计出了一台干燥机。所有部件全部手绘图纸,交给昆明电厂机械厂来制造,黄有民再自己组装。缺少硫酸钙,就用石膏粉代替;缺少真空表,就用水银气压表代替,再靠人工换算。

这个研发过程之艰苦,是可以单独写一篇文章来介绍的。这里不多赘述,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徐丁丁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央防疫处的青霉素试制工作》,或者直接去看汤飞凡的回忆录《吾国自制青霉素的回顾与前瞻》。

总之,在克服了重重艰苦之后,汤飞凡的团队奇迹般地在1944年9月5日,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批青霉素粗制品,只比日本晚九个月。当时一共生产了五瓶,分别送到重庆、英国牛津和美国威斯康辛进行检验,结论是每毫克含青霉素177牛津单位,越过了合格线。

与此同时,汤飞凡在昆明惠滇医院和昆华医院开展了临床试验,效果十分惊人,在骨髓炎、积脓症、新生儿眼炎、子宫内膜炎、背部痈疽、 蜂窝质炎和创伤感染 方面表现都颇为优异。

顺带一提,汤飞凡有一个学生叫张昌绍,他在43年10月的《中华医学杂志》上介绍了国外的盘尼西林的研究进度,把它第一次称之为“青霉菌素”。后来这个词演变成了“青霉素”,被大部分学者接受,遂成定名。

汤飞凡团队取得成功之后,士气大振,再接再厉,到45年春天的时候,他们出产的青霉素已达到了每毫克418牛津单位,然后又提升到了750牛津单位。可惜的是,受制于物质条件,中央防疫处的产量十分有限。除了供应前线之外,他们不得不拿出一部分青霉素在市场上售卖,每五万单位作价两万元,所得营收没有给研究人员发工资,而是用于购买各种实验设备。

国产青霉素研发过程,在抗战胜利后也没停止。到了1947年4月,重返北平天坛的汤飞凡团队在报纸上刊出了一则广告,宣布国产盘尼西林正式定名为青霉素,每毫克含十万牛津单位,与美国产品效果相当,至此中国实现了自研青霉素,为建国后的青霉素工业发展完成了至关重要的前置技术。

以当时的恶劣环境,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飞凡之名,实至名归。

最后说一个和盘尼西林有关的小八卦。

1946年的大阪,出现了一个叫王芝客的中国人,他自称是国民政府的将军、蒋委员长的亲切好友。他找到当地商人神秘兮兮地说,他从盟军总部那里拿到了一批日本陆军、海军在战败前藏匿的货物,其中包括了一大批战争末期生产的青霉素。这些货物应该赔偿给中国政府,但运回去得不偿失,蒋委员长要求他在日本当地把物资卖掉。

这些大阪商人哪里了解青霉素的研发历史,只知道这东西是特效药,很值钱,如果能拿到这批藏匿物资的销售权,利润绝对不低。王芝客收了他们两千多万日元的预付款,允诺给他们优先销售权,然后就……消失了。商人们等了很久都没等到货物,找到中华民国驻大阪办事处询问,才发现上当了。

好在警察十分机敏,很快将此人调查归案。发现王芝客根本不是中国人,而是地地道道的东京人,叫大塚博国,和川岛芳子还有点亲戚关系。这家伙天生是个诈骗犯,战前就曾经训练日本儿童冒充中国人,专门去骗大阪商人。这次落网之后,警察在他家里寻找赃物,结果搜出了价值七十万日元的青霉素。

所以大家以后看抗战题材的电视剧,千万记住了,但凡有从鬼子手里抢青霉素的桥段,编剧八成都是这位大塚博国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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