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后，“温州模式”失灵了

2019年7月，正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我厂里的冰箱竟开始罢工。食堂的老张跟我抱怨了好几次。

“别说猪肉和豆腐，连早晨刚买的小白菜，放到下午就蔫儿了，闻起来一股酸味儿。天儿太热，我买的两箱冰糕都快化完了。”老张擦了把汗，眼睛瞪得滚圆。

我这家工厂规模虽小，老张却是一位惹不起的“大人物”。他是食堂总管，身兼采买、主厨、洗刷。他老人家要有点儿不高兴，每日三餐吃食堂的20多个员工就要饿肚子。

可是，容量大的冰柜并不便宜，我只好在二手物件上想办法。我打电话给朋友小深，他常年跑社区，认识不少三教九流的人物，一准有主意。听我说完，他神神秘秘地说：“把你厂里那辆小四轮开出来。走，咱们去中心路‘打土豪’。”

中心路是镇上的一条繁华的步行街，离我的厂子不远。小深坐在副驾，一路指挥我左转右转，开到一条小巷子里才停了下来。我抬头一看，是一家雅致的小西餐厅，招牌的底漆是乳白色，下面的大门用一整块落地玻璃隔出。3间店面一溜打通，天花板上铺设了大量白色灯管，照得店里极通透，跟站在阳光底下没什么两样。侧面还临河，风景很不错。

我心想：这不是小深发小虎哥的西餐厅吗？这家西餐厅去年年底开张时，我还来过一次，蘑菇汤和海鲜饭味道还不错。

虎哥的西餐厅是火过一段日子的。开张头俩月，餐厅全场75折优惠，排队的食客从门口站到了巷子外头，还上了本地的美食自媒体，被冠以“网红餐厅”的名号。可60天后，虎哥将优惠一收，翻台率立即降了不少，餐厅的营业额大不如前，渐渐冷落了下去。

“关张啦？这才半年工夫。”我狐疑地问。

“啥也别问，要什么只管拿。”小深“啪”地关上车门。

虎哥远远地看见我们，很快从店里迎出来。他朝我一摆头，豪爽地说：“来，来，看上什么就跟我说，直接拖走，甭客气。”

小深的眼睛骨碌碌地转，开始去柜子里翻找那些漂亮的小摆件——带翅膀的铁艺烛台，剔透的水晶杯，边缘描金的木制酒架，一件件都很精致。

我提起脚进了后厨，找到一台九成新的商用冰柜，香槟色的外壳，方方正正的，将我塞进去都绰绰有余。我四处摸了一溜，笑得合不拢嘴：“这台冰柜不错，简直跟新的一样。”

虎哥的店铺关张，我和小深却兴高采烈的，这不能怪我们不仗义，实在因为虎哥太“土豪”——开一家西餐厅，对他来说，不过是洒洒水而已。

虎哥是实打实的富二代，一点儿水分都不掺的那种。他执行力极强，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前几年，本地的“高压鱼头”火了，虎哥决定跟风，也开了一家“水库鱼头”，算是他在老家餐饮业烧出的第一把火。这家店成绩不错，3个月回本，半年就挣了小30万纯利。后来，虎哥的精力就全花在开店和关张上。牛排店、自助火锅、烤鱼排档、奶茶店、韩餐……粗略一算，他经手的餐饮店已经有10多家，有些像“水库鱼头”一样挣钱，时隔多年仍然在贡献利润，有些就跟这家西餐厅一样，租约日期一到，即刻关张。

这几年，餐饮生意起起落落，虎哥倒也不太在意。他本来就是个随性的人。我认识他5、6年了，还从未见他在哪件事上为难过，也极少发脾气。我觉得，这个失败的西餐厅项目当然也不会让他变脸。

餐厅后厨的一体灶是移动式的，拆卸起来很方便，排气扇、餐具、锅碗瓢盆都已经让二手店的小卡车拉走了，冰箱和摆件则归了我和小深——这小子得寸进尺，还带走了一台原价8千块的咖啡机。

隔壁开奶茶店的小姑娘也挤进来看热闹，她20岁出头，浑身上下充满了青春气息，眼波流转间，虎哥被迷得神魂颠倒，于是将一台崭新的烤箱拱手送出。

动产已经交待完去路，剩下的不动产可就倒霉了。虎哥的手里头掂着一支长长的撬棍，跟大猩猩金刚似地搞起了“破坏”。东敲西捣，看起来暴躁得很，似乎跟屋子里的装修有仇。门头崭新的艺术漆、一体桌，极具设计感的玻璃收银台、水晶吊顶，林林总总一大堆，让他毁了个精光。

狂风暴雨过后，西餐厅里一片狼藉，虎哥环顾一圈，大概觉得差不多了，就朝门外的清运小工一挥手：“统统拉走，一点儿东西也别留下。”

半小时工夫，西餐厅被搬了个空，连一片墙纸、一块铝板都没有留下来。尘埃落定，虎哥点起烟，拉过一张拆吊顶用的塑料垫脚椅，大马金刀地往那儿一坐。

虎哥人如其名，身高1米9，体重200斤出头，身形威风。但身外的气势此时掩盖不了他的颓丧，他的眉毛深深纠在一起，跟打了结似的，圆嘟嘟的脸上写满了挫败感。他不太讲究衣着打扮，老是理个小平头，套一件黑色短T恤，看起来很朴实。如今这身装扮好像放大了他的窘境，让他看起来像个走投无路的创业者。

我打算将钱转给虎哥——这样大的冰柜，要是放在二手店里出售，起码也要2千块钱。可他几番推托，始终不肯收下。我随口问他，那个西餐厅装修花了不少钱，关张就关张，干嘛要连装修一起毁掉：“何不留给房东？或许还能退一点租金。”

虎哥听了愤怒不已：“狗日的房东，平时抠抠索索，催个水电跟催命似的，一有事就成了缩头乌龟。餐厅后头的杂物间不让用，后厨的卫生间也不让用，餐厅的厨师想要上个厕所只能跑到隔壁的奶茶店解决。楼上住户漏水，一直滴到西餐厅的厨房里，房东又玩消失，到处找不到人影。”

租约到期后，房东老太婆却巴巴地来说好话，求虎哥将装修保留原样。据说，续租的人看上了这套价值不菲的装修，想要来个“原样入驻”，开一家融合菜餐厅。

“我花了大价钱做的装修，凭什么留给她？”虎哥咬牙切齿地说，“当初交到我手里的时候，这房子就是个毛胚，如今原样归还，既合情又合理。”

虎哥平日里是个谦谦君子，说话从不带脏字。看来，这回真让房东老太婆给惹恼了。

过了几天，我去上海参加一个小型服装展会，正好碰上虎哥也要去上海，于是约定同行。

几周前，展会主办方信誓旦旦地说，这是长三角地区“性价比最高”的展销会，铺位租金只要别家的一半，保证“订单接到手软”。结果我们这些参展商都上了当，我在偌大的会场里整整站了一天，往来订货的客商还没有参展的工厂多。

原本预计办3天的展会，只开了2天就潦草结束了。时间空出来，我开着车去找虎哥，他在上海青浦区的一家大型钢材市场里。

虎哥的父亲沈老爷子当年是个能人。30年前，温州人里有一半都在外省经商，沈老爷子是个中翘楚。置得一笔家业后，老爷子就在全国各地买房、买铺面，所以沈家在全国几大城市都有一些产业，上海青浦区的这几间商铺就是其中之一。

虎哥这次来上海，是来领补偿款的。这几年，青浦区发展很快，到处是高耸的大楼。借上这波东风，那座钢材市场被整体纳入拆迁计划，据说地皮已经售给一家地产商，预备盖一个高档住宅小区。

沈老爷子签了字，早早搭动车回去了，留虎哥在这里处理一些后续文件。等事务处理完毕，虎哥就领着我进了附近的一家快餐店，他站在店门口左看右看，忽然很感慨地说：“我来过这里，也是在这儿吃的饭。”

虎哥的神情变得很深沉：“头一回来我还小，读小学还是初中来着？反正什么都不懂，就跟着我爸出去瞎玩。从徐州苏州一路玩过来，上海真漂亮，外滩，南京路，和平饭店，接着我爸就去买了这几间铺子。后来那次是过来收租金，顺道去了趟东方明珠。之后——就是这次咯——时间过的真快啊。”

“就来过3次？”我好奇地问。

他说，这里的商铺签的是长租约，3、5年才签一次，有时还会委托物管公司代签，业主们没有必要露面。

我对他说起自己参加展会被骗，时间和金钱上的双重损失让我肉疼不已。虎哥一拍脑袋，哈哈大笑：“无商不奸嘛。上海可是大都市，鱼龙混杂，有些人就靠这些偏门捞钱，老老实实做生意的，怕都饿死了。”

“以后我大概也不会来上海了。”虎哥忽然说。

“铺子都清理完了？”我问。

“这是最后一家咯。”虎哥坐下来，意味深长地说，“这里的字一签完，我家在上海的地界里，就是个光零零的白板了。”

沈家置业的时间早，大部分产业几乎都到了更新换代的时候。有些铺面整体搬迁整改，由政府发给补偿金，有些商铺变得越来越冷清，便低价转出去，或被地产公司置换为住宅。沈老爷子当年置下的一处处商铺，都变成了银行账户里一个个枯燥的数字。

我听虎哥这么说，心里忽然有点想笑。这些话其实挺真诚的，但要是说给外人听，难免有点凡尔赛的味道。

我问虎哥，接下来打算做点什么，还是干餐饮？

“不干了，不干了，心累！”他摆摆手，“我倒想上个班，大学毕业后还没上过班呢。”

“你没上过班？”我停下筷子，啧啧称奇。

虎哥说他真没上过班。沈老爷子是个纯粹的温州商人，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属于“轻资产”的皮包公司，经营的产业几乎都集中在贸易方面，名下连一家实体工厂都没有。虎哥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帮忙打理父亲的产业与商铺，有时打个“飞的”收收租金，有时去邻市处理一下重要合约。这些事都不太紧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他的确没有什么朝九晚五的上班经历。

“办个工厂什么的，汽配、塑料、工艺品，什么样的都行。”我给他出主意，既然虎哥的亲戚都在外省经商，乌鲁木齐、包头、哈尔滨、金华，干什么的都有，办个工厂也不愁销路。

虎哥摇摇头，说这些年开了这么多店，他都留下心理阴影了。他的初次创业项目是家牛排餐厅，地点选在包头——许多温州人都有第二故乡，沈家也不例外。沈老爷子当年在内蒙创业，大部分产业都集中在包头，虎哥的童年也是在包头度过的，直到初二那年才回温州准备参加中考。

说起来，温州这个城市又有什么吸引力呢？对他来说，温州不过是故乡的名字，内里究竟有何种意味，谁也无法真正清楚。他知晓包头的各条街道，每个购物中心，风景名胜，比温州的五马街、雁荡山，都要熟悉得多。

可是，虎哥的初次创业并不算成功。虽然前前后后收回了成本，但后期出了不少管理上的纰漏。他遇人不淑，餐厅的厨师长伙同一帮徒弟将仓库的物资盗出转卖，一年下来，餐厅只出不进，亏了很大一笔钱。厨师长是包头本地人，一大家子就住在附近，虎哥再年轻气盛，也不敢追究，拿回赔偿就认了，牛排店草草关张后，店面很快就被转租了出去。

这几年，互联网产业高歌猛进，最近大热的社区生鲜电商，虎哥几年前就尝试过。刚开始还有些生意，勉强做到薄利，结果本地的“大润发”也开始搞配送服务，“专业队”下场就是不一样，几张轻飘飘的优惠券打在虎哥身上却有千钧重。等“大润发”迈开步子，虎哥的“小团伙”连两个月都没撑住。

“心累。”虎哥半眯着眼睛，又将这个词重复一遍。

有一回，我在一个朋友的婚宴上碰到虎哥夫妇，于是坐了同席。

酒菜轮番上桌后，虎哥发挥自己的特长，将酒店里的各样菜式拎出来细细讲解。从白果的不同种类、梭子蟹肥瘦的分辨，一直聊到了中外啤酒的工艺之分。当然，这是我们私下的耳语，虎哥绝不会在主家面前指点江山。

“国产啤酒就是些西贝货（假货，“西贝”组合为“贾”，“贾”通“假”），这些假洋鬼子更可恨！”虎哥敲敲桌子，一脸嫌恶。他将配料表指给我看，说里面的大米和糖浆都是发酵过程中的代用品，正宗的精酿酒不可能用到这些东西。

虎哥是啤酒发烧友，为了喝遍比利时和德国周边的名酒，他曾在欧洲足足待了一个月。他见过的世面多，我自然一脸叹服，末了，他又说那些在国外有名气的精酿，如今在北上广也能喝得到，这几年精酿酒屋发展很快，他考察过一段时间，跃跃欲试。

我问他怎么不行动，他摇摇头说，温州这地方小，容不下这些高端定位的产品。有机会的话，还是得去北上广定居。

“那些地方是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尝得到世界上的所有美食。”说罢，他指指身边的妻子，“要不是牵挂太多，家里管的又严，我早就飞走了。”

虎哥妻子温柔娴静，只在旁边笑吟吟地望着丈夫吹牛。我从旁人口中听说，虎哥妻子是米兰大学的高材生，学的是艺术设计，回国后却没有进大公司工作，而是回了老家。她娘家是开金店的，她就顺理成章地接了班，管着两间金铺。

我悄悄问虎哥：“让一个海归艺术生管金店？这不是屈才嘛！”

虎哥笑，说温州没有几家瞧得上眼的设计公司，妻子娘家人又不愿意让她离家太远：“这金店嘛，大概也算专业对口吧？”

虎哥说，妻子的同学和朋友几乎都去了杭州，她也动过念头，但很快就放弃了。她已经结了婚，父母都退了二线，这也意味着人生已经被家庭和事业束缚住了，很难为了理想任性。

“大别墅住着，帕拉梅拉开着，怎么就忧郁起来了？”我开玩笑。

虎哥眨眨眼，苦着脸说：“因为大家过得都不快乐啊。”

我不禁哑然失笑，原来富二代也是有烦恼的。

一直以来，我和小深都觉得虎哥算得上是一位颇有能力的富二代。可在他父亲沈老爷子眼里，虎哥却是个败家的懒汉。

两个月后，虎哥过生日，我和小深去的时候，生日宴已经结束，他家只剩下几个要好的朋友就着桌上的半块蛋糕喝酒。过了一会儿，瘦瘦小小的沈老爷子从外面回来了，他显然已喝过不少，脑袋晃晃悠悠，看起来有些走神。见家里坐着一堆年轻人在喝酒，他自顾自地加入了我们。

都说最好的醒酒药是另一种酒，老爷子灌下一小瓶“毛铺”，脸色红得跟涂了胭脂似的，人却倏地清醒过来。借着酒劲，他目光如电，一拍桌子，开始数落我们：“你们这帮年轻人，没志气，顶没用！”

这一打击就是一大片，我们都缩起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明白老爷子的用意。虎哥母亲跑过来打圆场，仍按不住老爷子的兴头，最后只好罢手离去。

老爷子瞥了虎哥一眼，越说越激动：“我30岁的时候，早出去闯世界了，哪有闲工夫待家里喝酒？”

年轻时，沈老爷子跟着叔伯们打渔、养螃蟹，辛辛苦苦干了几年，却仍然攒不下钱。90年代，温州的第二波经商热开始兴起，他加入了背井离乡的大军，比别人走得更远，一直跑到了内蒙。

那时候，正是“温州模式”的高光时刻。“温州模式”被经济学家们叫做“小狗战术”，从温州走出去的中小商人们涌向全国各省市，将轻工业产品卖到全国。挂着温州名号的商贸城、毛衣市场、鞋市场在全国各地开花，一派欣欣向荣。

当时，沈老爷子手里资金不足，也没有什么亲戚可以投靠，单凭一口家乡方言，就在内蒙的温州圈子里扎下了根。他先是卖馄饨、炒粉干，做温州老乡的生意。几年后，他攒了点钱，又开始鼓捣卤菜。

温州的卤菜在浙江一带小有名气，熏鹅、熏鸡、卤牛肉，风味独特。沈老爷子在老家时混过几天宴席班子，一来二去，卤菜店就让他鼓捣出来了。

第一桶金拿到手，沈老爷子又在包头开了一家五金店，卖纽扣、衣扣、皮带扣。那些年，他给当地几家小服装厂供货，客户里还包括一些蒙古商人（包头有几个规模很大的外贸市场）。他的五金店标榜“自产自销”，实质上只是一个门面，所有货源都来自温州和义乌的工艺厂。

头几年，老爷子还将工艺厂发来的产品包装一一拆开，剪去上面的厂标和地址，重新打包，以防客户越过他直接去找生产商。没过多久，他就犯了懒，干脆将工艺厂的原包装一并送到客户手里。

“麻袋上面一五一十地印着厂名，地址和电话也有，明明白白，要是跳过我，直接找厂家订货，价格上一下子就能打下两成。可人家就愿守着我的店，非让我挣钱。”老爷子笑得很得意，“也活该温州人挣钱，那些内蒙人可真傻，傻到家了！”

采购要找“源头”，如今已是常识，可30年前那些刚刚从计划经济走出来的地方，却不是所有人都能想明白。那时既没有互联网，企业的采销体系也很死板，对市场的反应总是慢上半拍。靠最粗浅的商业思维，也能在那片蓝海中大杀四方。

依靠着一手信息差，沈老爷子在内蒙混得不错。后来他参股了一家新筹建的温州商贸城，没两年就发了家，赚得盆满钵满。

“找工商的人吃顿饭，请市里面招商的领导喝两次酒，生意就上门了。”老爷子说得轻描淡写，“人情的费用必须得花，这些东西省不得。你们还是大学生哩，读了十几年的书，都读到哪儿去了？”

父亲借着酒劲训儿子，周围还有一大帮朋友看着。我和小深颇尴尬，虎哥冷着脸，只顾往嘴里灌酒，一言不发。

我只好没话找话，试探地说虎哥那个餐饮公司弄得还不错，怎么说也挣上钱了：“虽说西餐厅前些日子关了张，但前后算算，亏的也不算多。”

“不错？不错个屁！老子当年白手起家的时候，哪有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多钱，这么多铺子，都留给他，那就是一块能往天上跳的跳板，他跳起来了吗？”沈老爷子吹胡子瞪眼，露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马云也是吃米饭长大的，你们就不打算当下一个马云？”

我小心翼翼地接茬：“如今想要创个业呀没那么容易了。”

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风口一过，庸者就会落下来，摔个嘴啃泥。人有三六九等，木分紫檀花梨，到了比拼智力的时候，温州人并不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出色——就拿温州街头市占率最高的奶茶店来说吧，是台州人开的；人流最密集的零食铺，是宁波人的手笔。最懂“商机”、爱作“先锋”的温州人，现在就连本土防线都快守不住了。商海漫漫，能留下的都不是庸才。

听了我的长篇大论，沈老爷子一脸不快，大概是看在虎哥的面子上，倒也没有继续和我胡闹，就一步三摆地回自己的房间了。我们继续推杯换盏，却都默契地选择了沉默。

父辈的勇气与经历让我们钦佩，可是那个遍地黄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商人的门槛比过去高了许多，这是个再也没有草莽英雄的时代。

我们只是平凡的人。

爬出西餐厅这个大坑后，虎哥消停了一段时间。隔几天，他就去住海边的民宿，游游泳，晒晒太阳，一副社会闲散人员的做派。据说，沈老爷子看不下去了，跟他吵了好几次，父子之间火药味儿很浓。

当时，恰逢市区里有一家新商贸城开业，沈老爷子就置了两间铺子。他又搭上熟人的线，在市郊弄了个小加工厂，生产服装业里的五金钻饰。

一个负责生产的实体工厂，配一个拓展销路的门市处，这是最基础、也最有效的创业手段。万事俱备，沈老爷子亲自出马，将虎哥逮了回去，愣是逼着他下场经营。

钻饰铺子开业那天，我和小深也去送了两个花篮捧场。虎哥父母在店铺里头忙得脚不沾地，兴高采烈，虎哥反而在一旁搓着手，无所适从。

“历史是个轮回。”我对小深说。

小深不明所以。我解释说，当年的沈老爷子做的第一门大生意就是纽扣，兜兜转转，虎哥又回到了这个行当。一旁的虎哥听了，深深地叹了口气，倒也没有多说什么。

在温州，开业是一件极重要的大事，到了晚上，主家惯例要招待一顿宴席。宾客们多半都是沈老爷子的朋友，也有几个半生不熟的闲人。酒过三巡，不知是谁提了句：“这个新商贸城，本地的老板倒是越来越少了。”

大家来了兴趣，都把目光转移到一个胖胖的秃子身上。这人姓黄，是商贸城的经理（看来沈老爷子的面子不小）。他点点头，算是默认了这一看法：“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该外省人出头了。”

温州本地的商业渊源很长。自上世纪起，本地出现过不少综合门类的商贸城项目，五金，电机，鞋革，塑料，五花八门。其中最具知名度的，莫过于市区的黄龙商贸城。电器、皮鞋、服装、杂货，所有想得到想不到的东西，都能在那儿买到。

数十年过去，城建更迭，这个老旧的市场也难逃消亡的命运。几年里，各个功能区被分拆出去，搬迁到不同的地方。虎哥所经营的钻饰店，本也是黄龙商贸城的分流项目。

当年黄龙商贸城里的那拨温州商人，早已经变了模样。他们要么攒下一大笔钱，脱离了阶层，飞去了沪杭天堂；要么沦落尘微，消失在悠悠的岁月中。当今的几个新建商贸城，已经成了外省人的天下。就拿虎哥所在的鞋服市场来说，单是服装街上近50家商铺，安徽人就占去了1/4，江西老表们则瓜分了另一个山头。往日独属于温州人的地盘，如今仅仅剩下一半。

这些外省老板，过去都是本地商人手把手带出来的。时光匆匆逝去，经验渐长的伙计们也攒下了一笔钱，开始在温州人的地盘里攻城略地。有些安徽人开的店铺，也雇佣温州本地的青年男女。

就连市场里曾经通用的温州话，如今也风光不再了。

温州方言是一门极复杂的语言，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韵。平阳腔带点儿唱词的味道，抑扬顿挫；苍南腔往往夹杂着闽南语的调子，乍一听像是福建人；瑞安话属于温州方言里的正音，本土闻名的鼓词艺术以瑞安话为标准；瓯海鹿城一带的市区话则有着浓重的后鼻音，听起来颇为有趣……以前，大家进了市场，买卖两方讲什么话的都有，但肯定脱不开温州的三市四区五个县。碰上不会讲方言的店家，买家往往还要露点不太高兴的脸色。时过境迁，安徽口音的普通话，晦涩难懂的江西方言渐渐占领了市场，隐隐开始威胁到温州方言的“霸主”地位。

“那些外省人，价格杀得太狠，生意都让他们做死了。”酒桌上，有好事者开声嚷嚷，“五十万要挣，五万也要挣。五千，五百，只要能挣钱，他们不在乎放多大的水。这帮孙子！”

“都是做生意嘛，分什么外省人本地人。”黄经理忙不迭打圆场。

黄经理是江西赣州人，他扎根温州二十多年，已经能够熟练操使温州话。他女儿嫁的也是温州后生，一切嫁娶仪式都随了温州习俗。谈吐中，他已经将自己当成了本地人了。

“哪里一样，哪里会一样？”又有人出声辩驳，附和声很多。

那些本地的老板们，看到昔日的打工仔变成了竞争对手，都气鼓鼓的。黄经理一脸纠结，话音也越来越低，逐渐偃旗息鼓。他心里肯定明白，凭他的威望，绝对调和不了两方的矛盾。

酒桌上的气氛立时僵硬，一直到宴席散去，都没有人再提起这些话题。虎哥一直冷眼旁观，忽然转过头对我说：“你看，这商贸城里的水很深呐。”

我点点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利益就有最激烈的竞争与冲突。

温州商人都有敏锐的鼻子，他们已嗅到了危机。而这个危机来得比想象中要快。

去年底，虎哥忽然联系我，说他的堂兄想要出手一批涤纶丝，价钱很便宜，问我愿不愿意盘下来。涤纶丝是服装业的原材料，分成不同的类型，各种类型下又分为不同的支数、规格，对标不同的细分行业。虎哥掏出手机递给我，我瞥见照片上的箱唛，立即摇摇头：“这种材料我用不上。”

虎哥吞吞吐吐，很为难的样子：“帮帮忙嘛，有没有同行用得上，给介绍一下。”

虎哥的堂兄原本为一家外贸公司做贴牌。前几年效益不错，屯了满仓的原材料，结果碰上疫情，外贸公司资金运转困难，开始收缩战线，几乎停止了业务，留下他堂哥在风中凌乱。

既然用不上，那就折价清仓，同行之间兑个货也属正常。但那批涤纶丝规格特殊，量又不小，有40吨，一般人小打小闹还真吃不下。消息一放出去，材料贩子立即落井下石，价钱杀得极狠，几乎和废品一个价了。

“就算客户那边出问题，也该有点苗头呀，怎么进了那么多材料？”我有些疑惑。

虎哥摇摇头，说他这堂哥老实巴交，原先是个修摩托的力工，后来卖电瓶车配件、卖挖机配件，折腾了几年也没挣上钱，实在不是一块经商的料子。做纺织这一行辛苦是辛苦，倒是让他攒下点本钱。趁着那段时间材料行情低迷，堂哥便狠下心，进了一大批材料。他怎么也想不到，好端端一个大客户忽然就收了工。

“我堂哥说了，6折，只要能卖出去，死活也认了。他已经在附近的汽配厂找了个工作，厂房也退了租。安安稳稳地上个班，比创业要容易得多。那房东也算仁义，同意让那批货再堆个三五月。”虎哥一脸戚戚，“这玩意儿咋那么难卖？说是什么标号不一样，混着用不就完了么，也没人盯着研究嘛！”

虎哥这可就外行了——温州的服装业，在30年前确实如此。那些年，整个行业都以粗放的模式野蛮生长，客户要什么，小作坊们就做什么，没有什么标准可言。甭说帽绳这些辅料，就连服装上的主材，也是有什么用什么，一个款式的产品里甚至能挑出3、4种材质。

如今的市场早就变了天。上游企业开始精细化运转，连带着下游小作坊也跟上脚步。不仅在原材料使用方面更加严格，整个行业也开始细分，各个企业和作坊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很少有跨品类的经营。国家政策和市场规律双管齐下，口袋开始收紧，温州数以万计的家庭小作坊被扼住了喉咙，奄奄一息。市场上一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些小微企业很快就会崩溃。30年前拥有无限荣光的“温州模式”，已经渐渐落后于时代了。

这批涤纶丝要是在本行业出不了手，到了外头就更难折现了。

听了我的解释，虎哥愣了一会儿，叹了口气：“你看我爸说的，做生意就跟玩一样。按他的看法，我和堂哥全是大蠢蛋。他肯定不会晓得，现在的生意有多难做。”

租个厂房，先得做环评。找个客户，税号票据必须齐备，消防，社保，税务，生产，一关关全过了。最后呢——好嘛，客户停业了。

在温州，变的不仅是市场，还有人心。

今年年初，我的一位远房亲戚托给我一项任务：他的女儿莎莎大学毕业不久，想找个坐办公室的轻松工作。

莎莎学的是平面设计，最好能和这个专业挨点边。我立即想到了虎哥的钻饰工厂。那工厂虽然规模不大，但肯定需要几个设计师改模板。这工作虽然不起眼，但总算归在设计类的范畴。

我给虎哥打过电话，他倒是很快答应了，只说工厂地处瓯北，周围生活条件不佳，来回也很远，怕莎莎吃不了苦。

果然，两周还没到，莎莎就巴巴地跑来找我道歉。她吞吞吐吐地说，去工厂来回30公里，她车技不佳，一路上总是心惊肉跳。

我愿意代她向虎哥辞职，莎莎立即喜笑颜开，说话也痛快起来。

我心想，这丫头可有点傻，她父母在武汉开了一家鞋店，生意还不错，去做个小跟班多好？能与家人团聚，何必困守在温州？我心直口快，便问莎莎为什么不愿意去武汉。

一听到“武汉”，莎莎变了脸色，话里行间，无非是“太远”云云。她在温州上的大学，从小玩到大的同学和朋友们也都在本地，不愿离开。

听到这里，我一下怔住了：“都在本地？”

莎莎点了点头。她说，有些人的家里有产业，已经成了气候，需要接班，其他人都挣一份固定工资。有在4S店当销售的，有去事务所当会计助理的，有的进工厂做管理，或是干一些技术工种。

“出去的呢？”我问。

“出去？去哪里？”她一脸天真。

听着她的叙述，我颇为触动。温州是侨乡，外出谋生向来是传统，我的同学和发小几乎散布全国各省：有些跑到江西投靠亲友，从小小的制造业做起；有些去了新疆乌市，跟着老乡开店经商；还有一些人去了意大利，意大利北部城市普拉托简直是个“小温州”；巴西的圣保罗、西班牙马德里，乃至塞尔维亚、波黑的一些小城市，都有温州同乡的踪迹。

外面的世界充满机遇。过去，散布全球的温州青年也许会成为小商人、投机客、作坊主，幸运一些的能飞上枝头，成为企业主，积累一笔可观的财富。可莎莎这些Z世代的温州青年们，竟然止步家乡，再也没有跳出去的想法了。

偏安浙南一隅，世界会朝他们关上大门吗？

前些天，小深将我和虎哥约出来，去一家新开的餐馆吃饭。

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看见虎哥了。店里厂里两头跑，虎哥的生活规律了很多，体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整个人看上去精神不少。

不知怎的，我说起了莎莎，她从虎哥那里离职后进了一家贸易公司，职位似乎是文员。虽说这份工作与她的专业相去甚远，但肯定比埋头画图纸有趣多了。

“莎莎家里的鞋店怕是要收尾了。莎莎是独生女，可她不肯去武汉，只愿意待在温州上她的班，她爸妈怎么劝都不听。”我很惋惜地说，“打工有什么好玩的，自己做老板不香吗？”

虎哥摆摆手，自嘲地说他也是打工仔，不过是给自己打工罢了。除了无聊之外，朝九晚五的日子适应起来倒也不难。他挠了挠头，忽然就感慨起来，说他开了工厂之后才知道，居然有那么多本地青年找不到工作。

上周，有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去虎哥的工厂求职，可惜晚了一步，设计助理的位置已经满额，连技术学徒的职位也没有空当了。那个小伙子不死心，又问车间还有没有职位。

“好好一个本地的小伙子，进车间？”虎哥的眼睛就瞪起来。

温州重商，对劳力工作有一种天然的抵触。要是自己当老板也就罢了，干得再狠，那也是勤劳致富，谁都竖起大拇指。要是帮人打工，多少会让身边人瞧不起。

看那小伙子性格朴实，虎哥心一软，便让他在办公室打杂，顺带给客户送送样品什么的。这些活儿本来是虎哥自己干的。

“活菩萨呀你，凭空给厂里添一张嘴。”小深给出一个冷眼，不置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