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06年我到广州工作，起先是租房，期间搬过两次家。
一次，房东说她侄子明天就要过来住，我和同住的女生只好连夜打包，慌乱地找酒店临时过渡。那家酒店是写字楼改的，格局还算方正，房费100多元一天。就是木头门不太扎实，走廊另一头的房间关门，我们房门也带着框一块儿共振，抖得我们心惊胆战的。
深更半夜，酒店的走廊上还传来男女的打闹笑骂声，我的大脑好像浸泡在水中，有根针不时地扎一下，晕乎乎的，又不敢入睡。没多久，酒店通知我们出去住几天再回来，说是街道要来进行扫黄打非的专项检查，好像我们也一下变成了不法分子。
居无定所是异乡打工人的常态，我爸得知此事，脑补了一个身量矮小的女生拖着两个大箱子，在大马路上茫然四顾的窘状。他咬咬牙，给了我10万元。
2008年，我工作的第二年，在广州买了一个带洗卫的单间。这套房子的建筑面积为49平，实际使用面积是39平。我拿着爸爸给的10万元付了首付，然后去银行贷款。当时，我的月薪只有4000多，月供却是6000多，还贷也得靠家里帮忙补齐。
单位的同事们听闻我以买大白菜般的速度果断买了套房，纷纷要求上门来看。到了以后，一个同事形容我的房子是“炮筒”——房间太深，没窗户，导致整体采光很差，白天也必须开灯。通风的话，只能把门打开。屋子中间是“大肚子”，伸出个窄窄的内阳台，其中一半还被割去做了邻居家的厨房。
另一个同事是广州人，说这个房子的风水“大为不祥”。他解释说，房子对面的碉楼好像一个黑黑的墓碑，整个楼都被压制住了。我大吃一惊，但心想自己也没有挑拣的余地，还是懵懵懂懂地过日子算了。
其实，在这个房子里，我最常待的地方是阳台，这也是唯一有自然光线覆盖的地方。我在阳台上放置了木桌、木椅，在墙上钉了一块小黑板。旁边没有电源，就放了一个充电的台灯。
广州老城区常出没着挑着扁担、走街串巷的鲜花走鬼档，10元就能购入15枝康乃馨，或6枝小葵花，或姜花、桔梗若干。买来扎扎实实的一把，在玻璃瓶中倒入清水，放在桌边观赏。广州只有两季，不管是夏季骄阳似火，还是冬日寒气凛冽，鲜花都能顶过一周多的时间。这大概就是又有清风掠过、但不会遭受风雨的“内阳台”的好处了。
时日越久，我越发觉得对面石材堆叠、附着青苔的碉楼颇有美感。它的高度与我家所在的六楼相似，高开的小小的四方窗口，正对着我的家。碉楼四周紧挨着的是一些小小的民居，大概隔个一两年，户主赚了点钱，就往上加盖一层。慢慢的，我家和他们的屋顶越来越近。
独居的我有时看着书，渐渐地被传来的稀稀落落的谈笑声吸引。视线转移到对面，一群邻居们在楼顶上打牌、吃火锅、晾衣服、小孩跳绳、猫咪困觉。不知不觉地，我看了很久，久到好像成为了其中的一份子，漂浮的心也被人间烟火气熨烫得踏实起来。
2
2011年“十一”假期，我通过相亲认识了男友。那时的我29岁，对婚姻有憧憬，但又觉得单身一辈子也行——其实，我对大多数人和事都是抱着“这样还行，再看看也行”的态度。
认识的第三天，我假装很成熟地和他说，我妈已经去世，“如果可以，我希望能带着家人的祝福再进行下去”。
他说好。于是相处两个月后，我们就去武汉见了我爸。去之前，他问我上门要带什么，我说什么都不用，我爸催婚催得厉害，估计看到人就很高兴。他说不对，上门应该提酒，于是去广百百货买了两瓶白酒。
我妈去世后，我爸再婚了，大概觉得家里不方便，就把男友带到单位的办公室单独聊了一会儿。等他出来后，我问聊了什么，他说就是看了我妈的照片，聊了下她生前的事。
我们认识的第四个月，恰逢春节，我大年初四飞去东北见男友的父母。他妈给了我2000元的见面红包，又叫来了满屋的姑婶叔伯。觥筹交错间，男友爸妈倒没说什么，一个姑父喝了点酒，一手举着杯、一手划着拳，大着舌头嚷道：“你们的事，我同意了。”
一直到2012年2月领证，我爸都没有提过彩礼、买车、买房的事。我也羞于谈钱，暗忖提了也没用。男友的爸爸虽说在事业单位上班，但工资发得断断续续，有时连续3个月也拿不到手。他妈以前上班的油漆厂早已破产，没有收入，也没到能拿退休金的年龄。
我家某位亲戚听说此事，直言“很轻率地出嫁，对方不会珍惜”。那时的我还有点学生气，执拗地认为我们两个在学生时代，学习成绩颇好，只要齐心协力，未来一定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于是我回道：“过自己力所能及的日子就行。”
男友搬来我家时，行李不多。我们兴致勃勃地选家具，将原来1米2的床换成了一个下面能放置物品的1米5的床。新置了个柜子，又买了28寸的电视和单开门的冰箱。
几年过去，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陆续添置了衣柜和鞋柜，厨房多功能架和电视架，冰箱也换成了一个双开门的。我们不大邀请别人上门做客，因为东西摆得满满当当的，能坐的地方也就一沙发、一椅子而已。
2012年4月，刚拍完婚纱照，我就急诊住院了。起先以为是太累，后来医生说是急性阑尾炎，当晚就要做手术。我爸只能第二天一大早赶来广州，所以他在电话里嘱咐女婿：“这大概是对你们小家的一种考验。”
先生签了手术风险告知书，守在手术室的门口。等手术结束，我麻药消退醒来，发现自己在一间三人病房。另外两张病床上，都躺着老太太，她们那头发花白的老伴儿坐在床边守着。我看着身侧躺在折叠床上打盹的先生，恍惚中有了种老夫老妻相依为命的感觉。
3
阑尾炎术后，我回到武汉休养，结果又因腹痛进了医院。这次医生的诊断是肠癌，于是又做了两次手术。
等我再回广州上班，已是2013年了，同批入司的同事要么被提拔，要么已经辞职。我重新进入职场，工作不可能有什么起色，无非是挣点钱维持生活和房贷罢了。
人总有向好的一面，一些朋友亲戚，即使不涉及金钱利益关系，大多与我渐行渐远了。我有些郁郁，时常会想起一些逝去的病友，反而感觉医院才是温暖的所在。
我看向家对面沉沉的碉楼，脑海中浮现出同事的“墓碑说”，万分感慨。好像困居于此，真是不吉。到了夜间，上面的楼层、邻着的街道、还有对面民居的声音会更加清晰，那些噪音将浅眠的我包裹住，拉入一口不断下陷的井。我仿佛失重，头晕，又无法着地。
2014年年底去医院复查，又发现我的卵巢有肿物，需要住院手术。医生颇为难，因为多次手术后，我的盆腔一定粘连严重，手术难度很大。
那是我第一次在医院大哭。我和先生说，我大概已到极限了。
在大城市，住院也需要排期，在等待的空档，婆婆、我爸都来到广州准备照顾我。婆婆睡在我家的折叠沙发上，我爸住旁边的七天酒店。两位老人背井离乡，各有各的不适。
晚上是极难熬的，我腹部疼痛，腹水肿胀如同怀胎六月，深夜压迫令我辗转难眠。一个房间里，只能听到婆婆和先生沉重的鼾声此起彼伏。连续几日晨起，我头痛欲裂，想到近日还要开腹做手术，我就和爸爸说起自己的睡眠障碍。
那日，我在医院检查完回家，爸爸在路上和先生提起能不能让婆婆也住酒店。先生拒绝了，说他妈会认为我们嫌弃她。他们两人第一次争吵，就在大马路上。激烈的争吵声把路人都吸引过来，两人唾沫星子横飞，大概把此生学会的极度难听的话都说了一遍。我劝不住，只能对着兴致勃勃围观的路人咆哮，让他们滚开。
回到家，我爸和先生已经不带多余的表情。我和婆婆说，我得出去住两天，我在这个房子里睡不好。婆婆看着我们三个，可能已洞悉了一切。她面无表情地说行。成年人的世界，还是得保持一点体面。
离开家住进酒店，我想到临死前连自己的房子都住不进去，又想到父亲和先生闹掰，最后事业、家庭、身体，我什么也保不住，就忍不住哭了。但哭完，又想手术那一刀也没那么可怕，大家围在这边，事情总得有个交待。
手术是成功的，但术后病理结果是“卵巢癌”。反正债多不愁，我出院了。我好像在一艘严重受损的船上，不断修补它的梁、桅杆、舱壁、帆，只能庆幸甲板尚好，才暂时没有落水。
等我回到家，告别医院的惨白，被熟悉的味道、自己置办的家具包裹住，整个人才有松快下来的感觉。我听说狗狗临死时会告别家，去一个偏僻的地方等待死亡的降临。但如果能在自己的巢穴中苟且偷生，似乎也挺好。
某个周末，我和先生去江门开平散心，那里有最密集的碉楼群。游览说明上写着：“碉楼底座高、开窗高，设立之初就是防范洪涝、抵御土匪盗贼，在抗日时甚至起到抵抗侵略、镇宅护村的作用。”
我有些恍然：“碉楼也不是什么墓碑，是家的守护者啊！”
距离我最后一次手术，已过去5年了，尽管我会永远克制地活在病情阴影之下，但好像可以再贪心一点，追求更好的生活。
近几年我们是不可能换房的，但所幸房子买得早，还款额逐年递减，没有对不宽裕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压力。生病期间，我也盘算过把单间租出去，再租个大点的。但想想觉得租金算纯粹的成本，不算投资，为了早点攒够钱买大点的房子，只能放弃这个想法。
2020年6月，我们结清了贷款，准备换房子。为使这个单间在拍摄VR时看着开阔点，我和先生做了个大扫除，清点并准备丢掉一些家具、物品。
那天，我们扛着东西，一趟趟地往楼下走，有的送给了楼下的保安，有的堆到垃圾箱附近。那些与物品有关的画面，就一幕幕闪现出来。
一个折叠躺椅，只在我住院时我先生守夜用过，后来就裹在塑料袋里、放在阳台上落灰；一个大大的陶土瓦罐，煲了两年的中药，后来用来炖汤，导致汤里也漾出药味；一个跑步机，没用几次就被楼下的邻居投诉，后来变成了鞋架子；一口只能用明火的锅，一直说放着等换房子再用，结果放了5年……
我回忆婚后这几年，有明确记忆的，都是不好的、忐忑起伏的片段，时常觉得生活中的苦比乐多。但此时，我想幸福也很多，都在这些平静、细碎到掀不起任何涟漪的日常中。
4
拍完VR，第二日就审核通过，房源被挂在了网上。起先，我还忧心忡忡，怕电话被人打爆，于是把手机调成了静音，时刻带着充电器，想着实在不行还得去开个副卡。
结果，完全多虑了。
新冠疫情弄得人心惶惶，尽管我们所在的区已经解封了两月，但余波尚存，少有人问询，更没什么人来看房。偶尔接过几次中介的电话，都拽得二五八万一样：“什么？你还得上班？只能晚上看？我们都下班了，那房子肯定卖不动。”
无奈，我约中午，顾不上吃饭就打车往家赶。结果过了点，人还没见着，再打过去，中介说：“没办法，客人临时改了……为什么不提前说？我忘了，抱歉啊。”
下班后，我咸鱼似的躺在沙发上扒拉手机，发现同楼盘的房子挂了1年多的也有，而且挂得越久，越难出手。
“买家会不会认为这房子是有什么问题啊？”我打量着自己的小房，心想。
当年买下这套房，我的月薪才4000多元。在家人资助下，面对1万1一平、总价50余万的单间，尚觉得有一搏之力。但现在，这里的房价已升至6万多一平，面对总价500余万的小两房，若没有这个单间做首付，凭借我和先生1万元的月薪，是遥不可及的。
这个单间，一直在托举着我黏糊糊的人生。
来看房的大多是两类人。一类是年轻父母，这单间对口的小学是一个省重点，若是因为孩子上学要入手二套房、经济实力又不够，小房是个不错的选择；另一类是单身女性，她们更关心楼下的保安执勤是否认真、旁边的邻居是租客还是住户。看到她们，我彷佛又看到了刚来广州找房的自己。
面对我这个房主，中介都是使劲地贬损，有的含蓄，有的相当直接：“你这户型基本就不可能中盘。”我一解释，中介急眼了，东南西北一顿举例，生怕我不知道自己住得有多差。但面对上门看房的客人，他们又会夸得起劲，从地段、安保、装修去讲，还会特别提一句：“她家是这同户型里保养最好的。”
我家所在的这栋楼，已有12年楼龄。楼上楼下的邻居家，木地板基本都因虫蛀、潮湿等原因换过一轮了，而我家的地板，每块都还完整、紧实。
我说，这大概是因为自住的缘故。只要做好日常清洁和谨慎地使用，长期下来，房子确实有截然不同的风貌。同户型的还有另一家在售，一位母亲上门比较后，选择了我家。
她第一次来，是周末下午4点，第二次来，特意选择晚上7点后，为的就是看不同时间段的居家状况。为了算阳台的面积，这位母亲和中介小伙一人扯着软尺的一头，趴在地上量。我说网上也有带尺寸的户型图，但她就是信不过。我实在没办法看着一个长辈匍匐在地板上，于是抢过软尺，和中介小伙一起完成了这项工作。
这位母亲说：“你们东西还真不少，不过，像正经过日子的。”
我先生赶紧说：“您一看就是爽利人，说话办事都明白。”
在中介门店签三方协议时，这位母亲说她是北方人，女儿刚来广州读大学。本也不急着买房，但遇到疫情，哪里都管得严，她怕万一撞上封校，或以后发生这类情况，女儿没有住处，这才动了在广州买房的心思。为了买房，她在广州待了一个多月，看了很多小户型，现在定下来，总算能回家一趟了。
我想起自己买房那会儿，房子到手后，我爸和阿姨从武汉跑过来帮着装电器、买家具。他们尤其怕我独居不安全，还在阳台上给我加了一道伸缩铁门。
天下父母的心都是相似的，有条件就希望子女过得好点。
2021年1月18日，买家交付完尾款后，我、女大学生、她母亲和房屋中介，在广州荔湾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网签。
机器屏幕时而卡住时而空白，直到中午休息、营业大厅的灯全关掉后，网签合同才打印出来。当日下午，荔湾区已无预约号可取，通过小程序查到天河区还有号。我们叫了滴滴，立即赶往天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我和那位母亲坐在车子后排，我看见她脖子上绕着的围巾边角露出了爱马仕的标识。想想之前她每次上门都拎着布袋，恐怕是故意低调。也许她们在北方属于富庶的家庭，才能一次性全款买房，但问了才知道，跨地域的房价差异还是让她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位母亲告诉我，为了一次性付清全款，她卖了老家的三房一厅的学区房。因为地段好，那套房子出手很快。“地板是像包浆过的，发亮的酱色，墙纸本来就是米黄色，即使旧了也不太显眼。”她絮絮叨叨地说着，好像在跟自己的老房子进行着一场滞后的告别。
流程走完已是下午4点多。从办公楼走出，广州冬日里的太阳还挂在天上，但不刺眼。那位母亲问我：“房子卖了，会不会有点伤感？”
一直戴着口罩，呼吸不畅、晕头转向的我随口回答：“还好吧。”
坐在返程的出租车上，奔往快要变更房主的家，我突然觉得自己刚才的回答轻率了。“留念”这类情感，即使是对房屋的，大概会在未来的某个刹那喷涌而出。
5
过户后，我们和买家签订了一个月的租约，限期搬走。其实早在签订三方协议之后，我和先生已经急切地挑选要买的房子了。
我们先在网上通过VR挑选，把中介平台挨个走一遍。选好后，电话过去，提出想要看房。有的中介说房东要涨价了，且涨幅夸张；有的说已售出，但可推荐其他的。加了几个中介的微信，对方刷屏似地连续发来十几套，要么太老旧，要么太贵，完美地避开了我们想看的区间。好不容易确定了满意又能看的，时间段又很难协调，中介恨不得先查看我们的资产证明再说。
一次，我们都已经上电梯了，那个中介突然从裤子口袋里掏出张纸，说是固定流程，“先签后看”。我先生拿着纸走出电梯，借着过道灯细瞅，发现居然是张合约。不仅规定了即将要看的这套房，而且还说如果我们未来买了其他房子，成交后都得给他们缴纳2个点的中介费，实际就是要确认他们是我们唯一的中介。我们不想签字，扭头就走。中介还是把我们拉住，让我们看了房。
卖房的时候，我感觉目前正处于买方市场；买房的时候，又觉得现在是卖方市场。也许，依赖互联网络的买卖双方，都是被蜘蛛网粘住的虫蚁，看到对方近在咫尺，其实都动弹不得。
直到一天中午，我们推开一间房子的大门，阳光透过正对门的大大的落地窗照进来，满室都浮动着阳光。我的眼被刺得有些灼热，内心完全被戳中了。
这个房子有十几年房龄，经历了几任租客，壁纸上有泛黄的污渍，地板上有些宠物的抓痕，但收拾得挺整洁。我先生问中介，下面的马路夜间是否吵闹，门窗隔音怎样，垃圾清理是否及时。中介说房子方方面面都行，只是这房东不想卖给我们这种还要办理房贷的人，“时间成本太高了”。
先生抬高下巴，左右晃动着，气呼呼地说：“那你这不浪费时间吗？你先问房东吧，我们还得看几家呢。”
等中介走后，我们移步到楼下，先生拉住我问：“你觉得咋样？”刚说完，他眼睛就弯起来，嘴角翘得高高的，好像憋了很久，终于按捺不住地绽放了。
我肯定地说：“很棒啊。”
我们幼稚地击了一下掌，后面看了两套房子，都心不在焉。
没几天，中介帮我们约到了那个房子的房东，是一对50来岁的夫妻。
他们说，这套房子是他们创业之初买的。
那是2000年，华南地区数码圈的“朝圣地”还在广州岗顶电脑城，当时的他们在那里拥有一个小店，最高峰时，每日的营业额就超10万。不错的收入让他们就近购置了这套住房，后来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移步深圳发展。这房子也舍不得卖，便用来出租。中介和他们联系后，他们觉得跨城收租麻烦，卖了也行。总之，他们不断强调这套房子是他们的“福地”。
我和先生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说法，也不认为这是谈价的话术。毕竟，房子让居者安营扎寨、屏蔽风雨，都是那段人生的护佑。比起拥有多套、仅用来收租或者买卖、对房子一掠而过的房东，我更喜欢对房子有充沛情感联结的人。
我也像那位北方母亲一样，使劲地夸了夸这房子。确实，透过被改装的电线、与地板同色的鞋柜、正好镶嵌在立柱与落地窗之间的衣架，我都能望见隐藏于房子里、认真、小心生活过的神韵。我们没有还价，房东也接受了付款时间较长的混合贷款的支付方式。
时间紧张，我不是在外办理各种手续，就是在家里清理行李。有时晚餐就在麦当劳打发了。一日，我发现贷款中心发的收入证明的版本和之前准备的不同，我怕耽误进度，絮絮叨叨地算时间安排。
先生玩着手机，头也不抬地说：“你看你自己急成什么样子？”
结果他自己算了下时间，又说：“春节前一周，人家会提前回老家吧，万一拖到节后就麻烦了。”他转而催我：“明天要记得从单位开出来，听到没？”
我板着脸，懒得搭理他，一场冷战要悄咪咪地蔓延开了。这时，洗衣机“滴滴”叫唤了两下，表示衣服洗好了。我们一起走去阳台，我拿衣架，他转杆子；我把衣服挂上衣架，他接过去，再一件件挂到杆子上。
可能是性格的缘故，我们都羞于说出意思明确的话语。好像是多年养成的默契和生活习惯推着我们不断地往前走，这一走就是9年。
2021年1月20日，我和先生在银行共同签了贷款申请。3月6日，在我生日的前一天，我们搬进了新家。我的人生好像一直在一种迷雾般包裹住的、黏糊糊的、不明朗的状态下前行，好在一直坚持着，没有停下。
来源：网易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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