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海拾贝 文摘 39平的小房子,是托起我粤漂生活的船

39平的小房子,是托起我粤漂生活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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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6年我到广州工作,起先是租房,期间搬过两次家。

一次,房东说她侄子明天就要过来住,我和同住的女生只好连夜打包,慌乱地找酒店临时过渡。那家酒店是写字楼改的,格局还算方正,房费100多元一天。就是木头门不太扎实,走廊另一头的房间关门,我们房门也带着框一块儿共振,抖得我们心惊胆战的。

深更半夜,酒店的走廊上还传来男女的打闹笑骂声,我的大脑好像浸泡在水中,有根针不时地扎一下,晕乎乎的,又不敢入睡。没多久,酒店通知我们出去住几天再回来,说是街道要来进行扫黄打非的专项检查,好像我们也一下变成了不法分子。

居无定所是异乡打工人的常态,我爸得知此事,脑补了一个身量矮小的女生拖着两个大箱子,在大马路上茫然四顾的窘状。他咬咬牙,给了我10万元。

2008年,我工作的第二年,在广州买了一个带洗卫的单间。这套房子的建筑面积为49平,实际使用面积是39平。我拿着爸爸给的10万元付了首付,然后去银行贷款。当时,我的月薪只有4000多,月供却是6000多,还贷也得靠家里帮忙补齐。

单位的同事们听闻我以买大白菜般的速度果断买了套房,纷纷要求上门来看。到了以后,一个同事形容我的房子是“炮筒”——房间太深,没窗户,导致整体采光很差,白天也必须开灯。通风的话,只能把门打开。屋子中间是“大肚子”,伸出个窄窄的内阳台,其中一半还被割去做了邻居家的厨房。

另一个同事是广州人,说这个房子的风水“大为不祥”。他解释说,房子对面的碉楼好像一个黑黑的墓碑,整个楼都被压制住了。我大吃一惊,但心想自己也没有挑拣的余地,还是懵懵懂懂地过日子算了。

其实,在这个房子里,我最常待的地方是阳台,这也是唯一有自然光线覆盖的地方。我在阳台上放置了木桌、木椅,在墙上钉了一块小黑板。旁边没有电源,就放了一个充电的台灯。

广州老城区常出没着挑着扁担、走街串巷的鲜花走鬼档,10元就能购入15枝康乃馨,或6枝小葵花,或姜花、桔梗若干。买来扎扎实实的一把,在玻璃瓶中倒入清水,放在桌边观赏。广州只有两季,不管是夏季骄阳似火,还是冬日寒气凛冽,鲜花都能顶过一周多的时间。这大概就是又有清风掠过、但不会遭受风雨的“内阳台”的好处了。

时日越久,我越发觉得对面石材堆叠、附着青苔的碉楼颇有美感。它的高度与我家所在的六楼相似,高开的小小的四方窗口,正对着我的家。碉楼四周紧挨着的是一些小小的民居,大概隔个一两年,户主赚了点钱,就往上加盖一层。慢慢的,我家和他们的屋顶越来越近。

独居的我有时看着书,渐渐地被传来的稀稀落落的谈笑声吸引。视线转移到对面,一群邻居们在楼顶上打牌、吃火锅、晾衣服、小孩跳绳、猫咪困觉。不知不觉地,我看了很久,久到好像成为了其中的一份子,漂浮的心也被人间烟火气熨烫得踏实起来。

2

2011年“十一”假期,我通过相亲认识了男友。那时的我29岁,对婚姻有憧憬,但又觉得单身一辈子也行——其实,我对大多数人和事都是抱着“这样还行,再看看也行”的态度。

认识的第三天,我假装很成熟地和他说,我妈已经去世,“如果可以,我希望能带着家人的祝福再进行下去”。

他说好。于是相处两个月后,我们就去武汉见了我爸。去之前,他问我上门要带什么,我说什么都不用,我爸催婚催得厉害,估计看到人就很高兴。他说不对,上门应该提酒,于是去广百百货买了两瓶白酒。

我妈去世后,我爸再婚了,大概觉得家里不方便,就把男友带到单位的办公室单独聊了一会儿。等他出来后,我问聊了什么,他说就是看了我妈的照片,聊了下她生前的事。

我们认识的第四个月,恰逢春节,我大年初四飞去东北见男友的父母。他妈给了我2000元的见面红包,又叫来了满屋的姑婶叔伯。觥筹交错间,男友爸妈倒没说什么,一个姑父喝了点酒,一手举着杯、一手划着拳,大着舌头嚷道:“你们的事,我同意了。”

一直到2012年2月领证,我爸都没有提过彩礼、买车、买房的事。我也羞于谈钱,暗忖提了也没用。男友的爸爸虽说在事业单位上班,但工资发得断断续续,有时连续3个月也拿不到手。他妈以前上班的油漆厂早已破产,没有收入,也没到能拿退休金的年龄。

我家某位亲戚听说此事,直言“很轻率地出嫁,对方不会珍惜”。那时的我还有点学生气,执拗地认为我们两个在学生时代,学习成绩颇好,只要齐心协力,未来一定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于是我回道:“过自己力所能及的日子就行。”

男友搬来我家时,行李不多。我们兴致勃勃地选家具,将原来1米2的床换成了一个下面能放置物品的1米5的床。新置了个柜子,又买了28寸的电视和单开门的冰箱。

几年过去,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陆续添置了衣柜和鞋柜,厨房多功能架和电视架,冰箱也换成了一个双开门的。我们不大邀请别人上门做客,因为东西摆得满满当当的,能坐的地方也就一沙发、一椅子而已。

2012年4月,刚拍完婚纱照,我就急诊住院了。起先以为是太累,后来医生说是急性阑尾炎,当晚就要做手术。我爸只能第二天一大早赶来广州,所以他在电话里嘱咐女婿:“这大概是对你们小家的一种考验。”

先生签了手术风险告知书,守在手术室的门口。等手术结束,我麻药消退醒来,发现自己在一间三人病房。另外两张病床上,都躺着老太太,她们那头发花白的老伴儿坐在床边守着。我看着身侧躺在折叠床上打盹的先生,恍惚中有了种老夫老妻相依为命的感觉。

3

阑尾炎术后,我回到武汉休养,结果又因腹痛进了医院。这次医生的诊断是肠癌,于是又做了两次手术。

等我再回广州上班,已是2013年了,同批入司的同事要么被提拔,要么已经辞职。我重新进入职场,工作不可能有什么起色,无非是挣点钱维持生活和房贷罢了。

人总有向好的一面,一些朋友亲戚,即使不涉及金钱利益关系,大多与我渐行渐远了。我有些郁郁,时常会想起一些逝去的病友,反而感觉医院才是温暖的所在。

我看向家对面沉沉的碉楼,脑海中浮现出同事的“墓碑说”,万分感慨。好像困居于此,真是不吉。到了夜间,上面的楼层、邻着的街道、还有对面民居的声音会更加清晰,那些噪音将浅眠的我包裹住,拉入一口不断下陷的井。我仿佛失重,头晕,又无法着地。

2014年年底去医院复查,又发现我的卵巢有肿物,需要住院手术。医生颇为难,因为多次手术后,我的盆腔一定粘连严重,手术难度很大。

那是我第一次在医院大哭。我和先生说,我大概已到极限了。

在大城市,住院也需要排期,在等待的空档,婆婆、我爸都来到广州准备照顾我。婆婆睡在我家的折叠沙发上,我爸住旁边的七天酒店。两位老人背井离乡,各有各的不适。

晚上是极难熬的,我腹部疼痛,腹水肿胀如同怀胎六月,深夜压迫令我辗转难眠。一个房间里,只能听到婆婆和先生沉重的鼾声此起彼伏。连续几日晨起,我头痛欲裂,想到近日还要开腹做手术,我就和爸爸说起自己的睡眠障碍。

那日,我在医院检查完回家,爸爸在路上和先生提起能不能让婆婆也住酒店。先生拒绝了,说他妈会认为我们嫌弃她。他们两人第一次争吵,就在大马路上。激烈的争吵声把路人都吸引过来,两人唾沫星子横飞,大概把此生学会的极度难听的话都说了一遍。我劝不住,只能对着兴致勃勃围观的路人咆哮,让他们滚开。

回到家,我爸和先生已经不带多余的表情。我和婆婆说,我得出去住两天,我在这个房子里睡不好。婆婆看着我们三个,可能已洞悉了一切。她面无表情地说行。成年人的世界,还是得保持一点体面。

离开家住进酒店,我想到临死前连自己的房子都住不进去,又想到父亲和先生闹掰,最后事业、家庭、身体,我什么也保不住,就忍不住哭了。但哭完,又想手术那一刀也没那么可怕,大家围在这边,事情总得有个交待。

手术是成功的,但术后病理结果是“卵巢癌”。反正债多不愁,我出院了。我好像在一艘严重受损的船上,不断修补它的梁、桅杆、舱壁、帆,只能庆幸甲板尚好,才暂时没有落水。

等我回到家,告别医院的惨白,被熟悉的味道、自己置办的家具包裹住,整个人才有松快下来的感觉。我听说狗狗临死时会告别家,去一个偏僻的地方等待死亡的降临。但如果能在自己的巢穴中苟且偷生,似乎也挺好。

某个周末,我和先生去江门开平散心,那里有最密集的碉楼群。游览说明上写着:“碉楼底座高、开窗高,设立之初就是防范洪涝、抵御土匪盗贼,在抗日时甚至起到抵抗侵略、镇宅护村的作用。”

我有些恍然:“碉楼也不是什么墓碑,是家的守护者啊!”

距离我最后一次手术,已过去5年了,尽管我会永远克制地活在病情阴影之下,但好像可以再贪心一点,追求更好的生活。

近几年我们是不可能换房的,但所幸房子买得早,还款额逐年递减,没有对不宽裕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压力。生病期间,我也盘算过把单间租出去,再租个大点的。但想想觉得租金算纯粹的成本,不算投资,为了早点攒够钱买大点的房子,只能放弃这个想法。

2020年6月,我们结清了贷款,准备换房子。为使这个单间在拍摄VR时看着开阔点,我和先生做了个大扫除,清点并准备丢掉一些家具、物品。

那天,我们扛着东西,一趟趟地往楼下走,有的送给了楼下的保安,有的堆到垃圾箱附近。那些与物品有关的画面,就一幕幕闪现出来。

一个折叠躺椅,只在我住院时我先生守夜用过,后来就裹在塑料袋里、放在阳台上落灰;一个大大的陶土瓦罐,煲了两年的中药,后来用来炖汤,导致汤里也漾出药味;一个跑步机,没用几次就被楼下的邻居投诉,后来变成了鞋架子;一口只能用明火的锅,一直说放着等换房子再用,结果放了5年……

我回忆婚后这几年,有明确记忆的,都是不好的、忐忑起伏的片段,时常觉得生活中的苦比乐多。但此时,我想幸福也很多,都在这些平静、细碎到掀不起任何涟漪的日常中。

4

拍完VR,第二日就审核通过,房源被挂在了网上。起先,我还忧心忡忡,怕电话被人打爆,于是把手机调成了静音,时刻带着充电器,想着实在不行还得去开个副卡。

结果,完全多虑了。

新冠疫情弄得人心惶惶,尽管我们所在的区已经解封了两月,但余波尚存,少有人问询,更没什么人来看房。偶尔接过几次中介的电话,都拽得二五八万一样:“什么?你还得上班?只能晚上看?我们都下班了,那房子肯定卖不动。”

无奈,我约中午,顾不上吃饭就打车往家赶。结果过了点,人还没见着,再打过去,中介说:“没办法,客人临时改了……为什么不提前说?我忘了,抱歉啊。”

下班后,我咸鱼似的躺在沙发上扒拉手机,发现同楼盘的房子挂了1年多的也有,而且挂得越久,越难出手。

“买家会不会认为这房子是有什么问题啊?”我打量着自己的小房,心想。

当年买下这套房,我的月薪才4000多元。在家人资助下,面对1万1一平、总价50余万的单间,尚觉得有一搏之力。但现在,这里的房价已升至6万多一平,面对总价500余万的小两房,若没有这个单间做首付,凭借我和先生1万元的月薪,是遥不可及的。

这个单间,一直在托举着我黏糊糊的人生。

来看房的大多是两类人。一类是年轻父母,这单间对口的小学是一个省重点,若是因为孩子上学要入手二套房、经济实力又不够,小房是个不错的选择;另一类是单身女性,她们更关心楼下的保安执勤是否认真、旁边的邻居是租客还是住户。看到她们,我彷佛又看到了刚来广州找房的自己。

面对我这个房主,中介都是使劲地贬损,有的含蓄,有的相当直接:“你这户型基本就不可能中盘。”我一解释,中介急眼了,东南西北一顿举例,生怕我不知道自己住得有多差。但面对上门看房的客人,他们又会夸得起劲,从地段、安保、装修去讲,还会特别提一句:“她家是这同户型里保养最好的。”

我家所在的这栋楼,已有12年楼龄。楼上楼下的邻居家,木地板基本都因虫蛀、潮湿等原因换过一轮了,而我家的地板,每块都还完整、紧实。

我说,这大概是因为自住的缘故。只要做好日常清洁和谨慎地使用,长期下来,房子确实有截然不同的风貌。同户型的还有另一家在售,一位母亲上门比较后,选择了我家。

她第一次来,是周末下午4点,第二次来,特意选择晚上7点后,为的就是看不同时间段的居家状况。为了算阳台的面积,这位母亲和中介小伙一人扯着软尺的一头,趴在地上量。我说网上也有带尺寸的户型图,但她就是信不过。我实在没办法看着一个长辈匍匐在地板上,于是抢过软尺,和中介小伙一起完成了这项工作。

这位母亲说:“你们东西还真不少,不过,像正经过日子的。”

我先生赶紧说:“您一看就是爽利人,说话办事都明白。”

在中介门店签三方协议时,这位母亲说她是北方人,女儿刚来广州读大学。本也不急着买房,但遇到疫情,哪里都管得严,她怕万一撞上封校,或以后发生这类情况,女儿没有住处,这才动了在广州买房的心思。为了买房,她在广州待了一个多月,看了很多小户型,现在定下来,总算能回家一趟了。

我想起自己买房那会儿,房子到手后,我爸和阿姨从武汉跑过来帮着装电器、买家具。他们尤其怕我独居不安全,还在阳台上给我加了一道伸缩铁门。

天下父母的心都是相似的,有条件就希望子女过得好点。

2021年1月18日,买家交付完尾款后,我、女大学生、她母亲和房屋中介,在广州荔湾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网签。

机器屏幕时而卡住时而空白,直到中午休息、营业大厅的灯全关掉后,网签合同才打印出来。当日下午,荔湾区已无预约号可取,通过小程序查到天河区还有号。我们叫了滴滴,立即赶往天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我和那位母亲坐在车子后排,我看见她脖子上绕着的围巾边角露出了爱马仕的标识。想想之前她每次上门都拎着布袋,恐怕是故意低调。也许她们在北方属于富庶的家庭,才能一次性全款买房,但问了才知道,跨地域的房价差异还是让她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位母亲告诉我,为了一次性付清全款,她卖了老家的三房一厅的学区房。因为地段好,那套房子出手很快。“地板是像包浆过的,发亮的酱色,墙纸本来就是米黄色,即使旧了也不太显眼。”她絮絮叨叨地说着,好像在跟自己的老房子进行着一场滞后的告别。

流程走完已是下午4点多。从办公楼走出,广州冬日里的太阳还挂在天上,但不刺眼。那位母亲问我:“房子卖了,会不会有点伤感?”

一直戴着口罩,呼吸不畅、晕头转向的我随口回答:“还好吧。”

坐在返程的出租车上,奔往快要变更房主的家,我突然觉得自己刚才的回答轻率了。“留念”这类情感,即使是对房屋的,大概会在未来的某个刹那喷涌而出。

5

过户后,我们和买家签订了一个月的租约,限期搬走。其实早在签订三方协议之后,我和先生已经急切地挑选要买的房子了。

我们先在网上通过VR挑选,把中介平台挨个走一遍。选好后,电话过去,提出想要看房。有的中介说房东要涨价了,且涨幅夸张;有的说已售出,但可推荐其他的。加了几个中介的微信,对方刷屏似地连续发来十几套,要么太老旧,要么太贵,完美地避开了我们想看的区间。好不容易确定了满意又能看的,时间段又很难协调,中介恨不得先查看我们的资产证明再说。

一次,我们都已经上电梯了,那个中介突然从裤子口袋里掏出张纸,说是固定流程,“先签后看”。我先生拿着纸走出电梯,借着过道灯细瞅,发现居然是张合约。不仅规定了即将要看的这套房,而且还说如果我们未来买了其他房子,成交后都得给他们缴纳2个点的中介费,实际就是要确认他们是我们唯一的中介。我们不想签字,扭头就走。中介还是把我们拉住,让我们看了房。

卖房的时候,我感觉目前正处于买方市场;买房的时候,又觉得现在是卖方市场。也许,依赖互联网络的买卖双方,都是被蜘蛛网粘住的虫蚁,看到对方近在咫尺,其实都动弹不得。

直到一天中午,我们推开一间房子的大门,阳光透过正对门的大大的落地窗照进来,满室都浮动着阳光。我的眼被刺得有些灼热,内心完全被戳中了。

这个房子有十几年房龄,经历了几任租客,壁纸上有泛黄的污渍,地板上有些宠物的抓痕,但收拾得挺整洁。我先生问中介,下面的马路夜间是否吵闹,门窗隔音怎样,垃圾清理是否及时。中介说房子方方面面都行,只是这房东不想卖给我们这种还要办理房贷的人,“时间成本太高了”。

先生抬高下巴,左右晃动着,气呼呼地说:“那你这不浪费时间吗?你先问房东吧,我们还得看几家呢。”

等中介走后,我们移步到楼下,先生拉住我问:“你觉得咋样?”刚说完,他眼睛就弯起来,嘴角翘得高高的,好像憋了很久,终于按捺不住地绽放了。

我肯定地说:“很棒啊。”

我们幼稚地击了一下掌,后面看了两套房子,都心不在焉。

没几天,中介帮我们约到了那个房子的房东,是一对50来岁的夫妻。

他们说,这套房子是他们创业之初买的。

那是2000年,华南地区数码圈的“朝圣地”还在广州岗顶电脑城,当时的他们在那里拥有一个小店,最高峰时,每日的营业额就超10万。不错的收入让他们就近购置了这套住房,后来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移步深圳发展。这房子也舍不得卖,便用来出租。中介和他们联系后,他们觉得跨城收租麻烦,卖了也行。总之,他们不断强调这套房子是他们的“福地”。

我和先生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说法,也不认为这是谈价的话术。毕竟,房子让居者安营扎寨、屏蔽风雨,都是那段人生的护佑。比起拥有多套、仅用来收租或者买卖、对房子一掠而过的房东,我更喜欢对房子有充沛情感联结的人。

我也像那位北方母亲一样,使劲地夸了夸这房子。确实,透过被改装的电线、与地板同色的鞋柜、正好镶嵌在立柱与落地窗之间的衣架,我都能望见隐藏于房子里、认真、小心生活过的神韵。我们没有还价,房东也接受了付款时间较长的混合贷款的支付方式。

时间紧张,我不是在外办理各种手续,就是在家里清理行李。有时晚餐就在麦当劳打发了。一日,我发现贷款中心发的收入证明的版本和之前准备的不同,我怕耽误进度,絮絮叨叨地算时间安排。

先生玩着手机,头也不抬地说:“你看你自己急成什么样子?”

结果他自己算了下时间,又说:“春节前一周,人家会提前回老家吧,万一拖到节后就麻烦了。”他转而催我:“明天要记得从单位开出来,听到没?”

我板着脸,懒得搭理他,一场冷战要悄咪咪地蔓延开了。这时,洗衣机“滴滴”叫唤了两下,表示衣服洗好了。我们一起走去阳台,我拿衣架,他转杆子;我把衣服挂上衣架,他接过去,再一件件挂到杆子上。

可能是性格的缘故,我们都羞于说出意思明确的话语。好像是多年养成的默契和生活习惯推着我们不断地往前走,这一走就是9年。

2021年1月20日,我和先生在银行共同签了贷款申请。3月6日,在我生日的前一天,我们搬进了新家。我的人生好像一直在一种迷雾般包裹住的、黏糊糊的、不明朗的状态下前行,好在一直坚持着,没有停下。

来源:网易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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