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海拾贝 文摘 俞敏洪:打回原形

俞敏洪:打回原形

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俞敏洪

北大三角地

1987年,俞敏洪在北大做教书匠,当时正赶上出国热,俞敏洪身边的同学朋友,一个接一个出国,让他艳羡不已。

俞敏洪紧跟潮流,复习两个月,托福考了673分,GRE考了700分,联系了二三十所美国大学,跃跃欲试,一心要走出国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是什么?是钱。

为搞到留学经费,俞敏洪找了一些教培机构,教托福和GRE,每月竟有了一两千收入,比北大工资高出十倍。俞敏洪觉得,若我自己办班,赚得会更多,遂在北大成立了一个托福培训班,很快就有二三十个学生报名。

北大也有托福培训班,俞敏洪等于挖学校墙角,另外,他没有证照,属于“流窜作案”。北大领导找到俞敏洪,说了很难听的话,双方发生冲突,俞敏洪被记了行政处分,其“光荣事迹”被贴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贴了整整一个月,还用高音喇叭播了一星期。

被学校处分后,俞敏洪倒了霉,分房没他份儿,北大派人出国进修,也轮不到他。

1990年,俞敏洪提交了辞职报告,用一辆三轮车,拉上所有家当,离开了北大,在一个叫六郎庄的地方,向当地老农租了间房子。

中关村二小

俞敏洪发现,学英语的热潮来了,许多学生为出国,迫切需要通过托福和GRE。这两个考试难度较大,尤其是GRE,整个北大,也没有几个老师愿意教,因它有个基本要求——词汇量两万。上大学时,俞敏洪因肺结核,在医院躺了一年,无事可做,便玩命背单词,北大毕业时,俞敏洪掌握的词汇量,已接近两万。

说干就干,俞敏洪在中关村二小租了间房子,做招生之用,那房子极破,20来平方米,下雨都会漏。有的学生跑来报名,一看见招生场所,便扭头就走。

俞敏洪四处张贴招生广告,无孔不入,甚至特意将招生广告贴在性病广告旁边,以求流量加持,但报名者还是寥寥无几。无奈之下,俞敏洪搞起了免费试听,他将试听地点设在中关村二小操场,由于没有音响设备,只能扯着脖子喊,一堂试听课下来,大概会有十几个人报名。

因为学生少,俞敏洪时间就多,有学生跟他说话,他就天南地北聊起来,有时聊得高兴,还会请学生吃宵夜。在这个过程中,俞敏洪发现,学生们对那种带点幽默和励志的聊天风格很受用,便刻意往这个方向靠。

这样干了一段时间后,俞敏洪已小有名气,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的学生,都知道有个叫俞敏洪的家伙,在搞托福GRE培训,课讲的不赖,还会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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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俞敏洪

随着报名上课的人越来越多,中关村二小的教室不够用了,俞敏洪联系北大电教中心,租用了可容纳80人的教室。本以为小班变大班,学生会有意见,谁料,他们不但没有怨言,积极性反而更高,俞敏洪见状,使尽浑身解数,上大课,讲段子,卖课也卖笑。

慕名而来买笑的学生越来越多,一个班变两个,两个班变四个,面对这甜蜜包袱,俞敏洪分身乏术,只得再雇老师。除了开的班越来越多,课也越开越大,有一次,他租了北大化学楼的一个300人教室,开课时却挤进来500人,有的学生干脆坐在台阶上,脑袋发热,屁股冰凉。

见此情景,俞敏洪会心一笑,再招生时,便有了身段,提前打好招呼,来我这上课,就这样的环境,没有桌子,只有一把椅子,有时可能连椅子也没有,只能坐在台阶上。

虽然雇了老师,但只要有时间,俞敏洪还是尽量自己出马,因为不用给自己发工资,省下钱可以扩大再生产。

俞敏洪怕别的老师反水,自己什么课都备,确保自己是学生眼中“做饭”最香的头号大厨,既是大厨,又是老板,那就稳了。

只有一门课,俞敏洪教不了,就是GRE数学逻辑,所以专门请了个高人。干了半年后,高人要求加钱,说得头头是道,俞老师,你看别的课你都能教,只有我这门课你教不了,其他老师也教不了,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加点钱?俞敏洪说,你想加多少?对方回答,这个班4分之一的收入归我就行。俞敏洪一盘算,给他加了钱,别的老师肯定也要加钱,这钱不能加。

“加钱哥”加钱未果,直接不去上课,俞敏洪只得把学费退给学生,痛定思痛,若不让“大厨”造反,就得多配几个,搞点制衡。这件事过后,俞敏洪每门课都配了两三位老师,GRE数学逻辑课,配了四五位。

除了制衡的重要性,俞敏洪还悟到一个关键点:掌握了优秀老师,就掌握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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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悟到这点后,俞敏洪给老师的工资翻番,同时以自己的幽默励志风格,对他们进行培训,专业课不灵光,尚可通过努力补救,若学不会讲段子,玩点幽默,便得扫地出门了,为此,很多北大来的老师都被炒了鱿鱼。

北京市人才交流中心

搞培训学校,必须要有办学许可证。

按照当时规定,只要大学教授联名申请,就能获得审批。俞敏洪瞄上了一所叫作“东方大学”的培训机构,该培训机构由中国人民大学几位教授创办,主要做点自学考试辅导,并没有外语培训。俞敏洪找到这几位老教授,提出合作办学,搞外语培训。老教授们说,我们没有外语培训经验,许可证你可以拿去用,只要出一个利益分配方案就行。

俞敏洪说,东方大学的外语培训我来办,总收入的25%分给你们,行不行?听了俞敏洪的建议,老教授们露出慈祥的微笑。

借助老教授的办学许可证,俞敏洪马不停蹄,吭哧吭哧干了几年,到1993年时,培训班收入已达六七百万元,按照达成的协议,要给啥都不干、坐享其成的老教授们分出一百多万,俞敏洪忍不住肉疼。

为长远之计,俞敏洪暗下决心,一定要搞到属于自己的办学许可证。

俞敏洪跑到海淀区成人教育局,申请办学许可证,结果吃了个闭门羹,被告知绝无可能。俞敏洪决定死磕,每过一两个星期,便到教育局跟他们聊天,跑了半年左右,他们对俞敏洪说,俞老师,你不是想拿办学许可证吗?我们看你帮东方大学干了那么长时间,也没出啥事,如果你愿意拿办学许可证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帮忙的。

俞敏洪喜出望外,像教堂婚礼宣誓那般,羞涩而坚定地说了句:我愿意。教育局的人继续说,拿办学证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我们可以宽松一点,你是北大的老师,相当于其他大学的副教授,这条可以算过了。但第二条原单位证明是必须要拿来的。

听了这话,俞敏洪如冰水浇透,让他去求北大,那可太难了。教育局的人又给他指了条道儿,去找存放户口档案的地方。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有许多人从原单位辞职下海,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存放档案的地方——人才交流中心。若人才交流中心愿意为俞敏洪出允许办学的证明,那么教育局也会认。

来到人才交流中心,俞敏洪碰了一鼻子灰,对方拒绝开具证明,理由是怕他行骗。俞敏洪第二天又来,门口碰到一个女孩,女孩笑着打招呼,俞老师,你在这儿干什么?俞敏洪呆了,你认识我?女孩笑笑说,我就在你的托福班上课。

在女孩的帮助下,俞敏洪拿到了人才中心出具的证明。

1993年11月16日,俞敏洪有了办学许可证,那天狂风大作,将马路边掉落的杨树叶吹得漫天飞舞,俞敏洪骑着自行车,心里暖洋洋。

俞敏洪约老教授摊牌,以后我有证了,不能再给25%的分成。老教授们很失落,叹了口气,既然如此,咱们好聚好散,祝你办学更加成功。

由于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已经名声在外,俞敏洪前脚刚走,马上就有人跑到老教授那里,说这个名字我用,也给你们25%的分成。

俞敏洪得知后,忙不迭又登门拜访,告诉老教授,他们那个外语培训未必能办起来,你们的25%分成能否拿到还是个问题,不如我每年给你们20万元,把这个名称连续买断3年,就不要再给别人用了。老教授们商量了下,再次露出慈祥的微笑。

自此,俞敏洪不再以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的名义招生,改了一个好记的新名号——新东方。

妙峰山

新东方的名头打响后,有的学生为报名,会通宵达旦排队,许多外地学生,晚上坐火车来上周末的课,周日再坐火车返回。

俞敏洪招生也有窍门,最早招的学生,不是北大就是清华,紧接着跟进的,就是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报名的学霸越多,越容易教出高分,新东方先是出了一个托福考满分的,轰动一时,之后托福考满分的,又出了五六个,接下来又出现了GRE满分、GAMT满分。

新东方能教出满分,成了扩充生源的金字招牌,另一个金字招牌,就是打感动牌,俞敏洪最擅长的,就是讲故事,把新东方初办时师资物质上的捉襟见愁,炮制成一个个励志故事,起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

为方便外地学生来北京新东方上课,俞敏洪决定开设住宿班,也许是为了培养学生们的吃苦意识(或者说是为了省钱),地址选在妙峰山脚下的四十七中,将这里的两栋废弃的楼,改造成教室和宿舍。

整座宿舍楼,连一个洗手间都没有,俞敏洪在宿舍楼外搞了个简易厕所,类似传统农村的茅坑,没有隔板,香飘十里,学生们为听课,咬牙忍了下来。有学生开玩笑,实在被熏得受不了,就会默念几遍新东方的那句名言: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

后来宿舍楼不够用,俞敏洪那双闪光的小眼睛,瞄上了一座废弃古庙,据说是李莲英避暑的地方。这座古庙老宅是国家文物保护对象,俞敏洪特意征询了国家文物局的意见,文物局的人说,只要你们不动主结构,把里面隔成宿舍没问题。俞敏洪听罢,兴冲冲对李莲英的大宅动手,隔出了几十间宿舍,可容纳一二百人。

新东方妙峰山的住宿班一办就是十几年,从1993年办到了2010年,那里有个叫安河村的村庄,村民们致富有招,为那些住不惯李莲英别墅的学生们建立了民租房。随着学生越来越多,村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当俞敏洪将住宿班搬走时,村里的老百姓倍感失落,堵在路上,不让他们走。

因生意太好,新东方外语培训班全年运转,连过年都不歇业,大年三十、初一都要上课,俞敏洪跟住宿班的学生一起过年,包了好几年饺子,乃至连续十年,没有跟自己的家人过年。

说到家人,新东方一度颇似家族企业,俞敏洪的出发点还是省钱和高效,既然都是一家人,肉煮在一个锅里,那就不用在薪酬和工时上计较了。俞敏洪的家族成员,进入新东方后,不需要以干够8小时来计算,每个人都不辞辛苦,从早上6点干到晚上12点,吃住都在一起,节省了大量成本。

这种家族模式,随着生意的发展壮大,暴露出了巨大问题,导致新东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陷入混乱。很多时候,俞敏洪说的话,他妈不听,他老婆也不听,同样,俞敏洪也不听他妈的话和他老婆的话,彼此各自为政,搞得员工很迷茫。普通员工为了往上走或者单纯只是保住饭碗,必须得讨好每一个俞敏洪的家族成员。

由于俞敏洪带头这么搞,其他一些新东方高管,也都有样学样,搞来一堆七大姑八大姨,整个新东方内部,鸡飞狗跳,仿佛一部宫斗大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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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和母亲

当任人唯亲的混乱发展到不得不解决时,新东方高层开了个会,决定“杯酒释兵权”。为照顾俞敏洪面子,几个合伙人说,必须把各个负责人的家族成员清理出去,但是老俞,你不一样,你毕竟是新东方的创始人,而且在一开始,你母亲、姐夫都已经在新东方干了,他们也不惹事,所以你的家族成员留几个在这儿,我们没有意见,但是其他人的家族成员都要离开,一个不能留。

俞敏洪明白,若自己搞特殊化,必难以服众,于是快刀斩乱麻,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把自己的家族成员全部赶走了,包括他那个强势的母亲,为此,俞敏洪的母亲半年不给他做饭,觉得俞敏洪不是她的儿子。

温哥华和新泽西

1994年,新东方一年的总收入超过千万,就在这时,俞敏洪之前联系的一个美国大学,给他寄来了一份录取通知书。

西装笔挺的俞敏洪,将录取通知书拿在手中,看了又看,最后给它找了个优雅的归宿——垃圾桶。

一年后,俞敏洪出国了,不过不是去留学,而是找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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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徐小平、王强

俞敏洪第一站是加拿大的温哥华。

俞敏洪出了海关,等了两小时,远远看到同学徐小平带着儿子来接他。俩人相见甚欢,聊了几嘴,俞敏洪惊奇地发现,徐小平在温哥华处于失业状态,那一年还没有信用卡,也没有美元支票,俞敏洪为了显摆,就换了1万美元现金带过去。

到了晚上,徐小平带俞敏洪去吃饭,地点选在一个商场里,车经过商场门口附近的停车位却没有停,转而驶向一个很远的停车位。俞敏洪一问,才知道在商场门口停车,需要两加元的停车费。俞敏洪暗想,看来徐小明的日子不好过。

两人聊天时,徐小平激情澎湃,给俞敏洪唱了几首自己作曲的歌,唱得他自己忍不住热泪盈眶。

俞敏洪问他,你的理想是什么?

徐小平说,我的理想是回国搞音乐,创立一家唱片公司。

俞敏洪接着问,你觉得开音乐公司要多少钱?

徐小平回答,大概需要30万元。

俞敏洪说,那今天就定了,我给你30万元。但我判断你这家音乐公司是赚不到钱的,如果你回去跟我一起做新东方的话,说不定能赚到更多的钱。

喜欢热泪盈眶的理想主义者徐小平一听,立即说道,能赚更多的钱当然好啦。

于是徐小平当晚就跟俞敏洪敲定了入伙新东方的事,随后,他还带着俞敏洪去了渥太华的舞厅,开了开眼界。

见识过渥太华的舞厅后,第二天,俞敏洪直飞波士顿,在那里,他没有尝试龙虾,而是向朋友借了辆车,横穿波士顿,一直往南方开,一直往南方开,经过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曼哈顿,最后到了另一个老同学王强所在的新泽西。

王强当时混的不错,在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工作,俞敏洪向他介绍了新东方的发展情况,年收入千万元,利润也有百万元。

到了第二天,王强请俞敏洪去一家中餐馆吃饭,刚到饭馆,顾客来就有人站起来说,俞老师,您怎么过来了?王强吓了一跳,搞什么?这儿还有人认识你?俞敏洪微微一笑,作出一个云淡风轻的表情,说道,他们当初在我的托福班上课,现在来美国上学了嘛。吃完饭,两人又跑到普林斯顿大学校园散步,又有中国学生向俞敏洪打招呼。

王强心动了。

纽交所

有了合伙人和更多人才的加盟,新东方的业务板块越来越多,规模也越做越大,金钱如潮,滚滚而来。午夜时分,几个合伙人喝啤酒撸串,突然灵光一闪,想了句口号,新东方要做——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这个口号一出,新东方的励志故事,又加上了一层家国情怀的光圈:新东方是帮助中国的孩子们出国深造,当他们学成归国,可以创造更加高精尖的科技成果为祖国做贡献。但现实的另一端,是有很大一批人,在中国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出国留学只是为拿绿卡移民,造成了大量人才流失。

为探索新东方未来之路,俞敏洪等人请了王明夫的咨询团队,王明夫做的第一件事是了解新东方的财务状况。发现新东方年收入两三亿元,利润大概在1亿元左右,便建议他们上市。中国上市公司的平均市值是公司利润的50—100倍,只要新东方能上市,市值有望破100亿。

咨询会过后,新东方所有高层欢呼雀跃,赶紧上市吧,若新东方真能值100亿元,哪怕分1%的股份,那也是1亿元。俞敏洪说,既然大家都想上市,那我们就沿着这个方向走吧。

当时的新东方是一所培训学校,不是公司,必须得成立一家公司,才能上市。俞敏洪等人起了一个“东方人”的名字,注册了公司,后来觉得别扭,但新东方因品牌不清晰,工商注册通不过,于是俞敏洪使出看家本领——死磕。去跟工商局反复磋商,说新东方已是一个很有名的教育品牌了,总公司的名称最好能跟下面学校名称一致,最后,工商局终于同意了,将东方人三个字改成了新东方。

注册好公司,接下来就是股权分配,对新东方有重大贡献的,一共有11个人,经磋商决定,俞敏洪拿55%的股份,同时从俞敏洪这55%的股份里,取出10%留给后来人,剩下的10个人分其余45%的股份。

在新东方变革的这几年,大概是2001年到2006年,新东方高层一直吵个不停,矛盾不断,但奇怪的是,新东方的业务依然每年保持着百分之三四十的高速增长。

面对这种局面,俞敏洪开了个会,提出让位,辞去董事长一职,只当个纯粹的股东,董事长由王强担任,副董事长由徐小平担任,胡敏当总裁。

这么搞了几年,争吵依然不休,反而越演越烈,到了2004年初,新东方计划在美国上市,到了关键阶段,所有人都觉得还是得俞敏洪掌舵才踏实,又把他推上了董事长的位置。

得知新东方要在美国上市,美国著名的老虎基金找上门来,该基金在中国的总代理叫陈晓红,曾是俞敏洪的学生。老虎基金向新东方投了3000万美元,等于在美国市场为新东方背书,当时新东方估值3亿美元,老虎基金占据新东方10%的股份,后来得到了几倍十几倍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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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上市

2006年9月7日,新东方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俞敏洪等人登上敲钟台,只听一声鸣响,新东方成为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家中国教育公司。

上市当晚,纽交所举办招待晚宴,所有人都喝醉了,俞敏洪红着脸,喷着酒气,在晚宴上畅谈新东方如何走向未来更大的辉煌。

晚宴过后,俞敏洪走到哈德逊河边,就着纽约夜色,望着满城灯火,在河边的椅子上默默坐了1个多钟头。

100年后

2012年7月,美国的浑水公司,抛出了一份调查报告,总共90多页,指责新东方财务数据造假、教学区造假、学生人数造假。

短短两天内,新东方股价大跌,从每股20多美元跌到了9美元,市值减少60%。

浑水公司一向喜欢做空中国公司,其公司名称就是来自中国的一个成语——浑水摸鱼。该公司的盈利模式就是做空,他们深深明白,一旦公布调查报告,他们的“猎物”的股价就会惨烈下跌,趁着这个机会,浑水公司就能大捞特捞。

在这个节骨眼上,俞敏洪攒了个午饭局,邀请了一批企业家朋友,包括马云、柳传志、郭广昌等。吃饭的时候,俞敏洪讲了新东方面临的危机,席间有人说,老俞,你给我们说实话,浑水公司对你的指责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充分相信你,如果是真的,你就告诉我们实情,我们一起帮你想办法。如果不是真的,我们就来买新东方股票,帮你把股价拉回来。

俞敏洪说,新东方从来不做假账,这是我的底线。

听完俞敏洪这句话,企业家们说,不用再讲了,喝酒吧。

当天晚上,大约有3亿美元的资金流入新东方的股票,只用了两日,就将新东方的股价拉回到12美元。

此后,新东方股价在最初上市的十年里,长期停留在20美元左右,直到2015年出现拐点,短时间内,攀升至80美元,2018年6月1日,新东方股价达到108.23美元,相比2014年,涨幅高达359%。

2016年4月23日,新东方股票逐渐上扬时,俞敏洪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十周年专场上,俞敏洪春风满面地说:

面向未来十年,阿里巴巴、腾讯、小米、乐视一定都在经济发展视野中,但百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的昌盛,这些公司可能就不在了,百年以后巴巴阿里之类的会出现,什么东西能够保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呢?我认为只有两个字,就是教育,所以百年后新东方一定还会在。

俞敏洪在台上高谈阔论之时,坐在台下的马云一直摇头,俞敏洪发现后,问了一句,马云,你为什么一直摇头?你是觉得我说的不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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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回道,你犯了两个逻辑错误。第一个逻辑错误,十年以内阿里巴巴等公司未必在,可能三年内就不在了,现在没有一个互联网公司真正能红三年。第二个逻辑错误,教育在,新东方未必在,这是两码事,教育不等于新东方。

听了马云的回答,俞敏洪笑了笑,表情颇为尴尬。

2021年,中国“双减政策”落地,教培行业迎来时代巨变,新东方股价被打回原形,暴跌近90%,市值蒸发2000多亿。

用一位风投人士的话说,这个赛道基本是废了。

农民的儿子

2021年11月4日,俞敏洪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文章,并写了段话:

教培时代结束,新东方把崭新的课桌椅,捐给了乡村学校,已经捐献近八万套。

还有一件事,俞敏洪说,新东方账上现有100多亿人民币,这笔钱不能动,如果新东方倒闭了,这笔钱一是给家长和学生退款,二是补偿遣散的员工,绝不留下任何手尾。

一时之间,敬俞敏洪是条汉子的人,突然暴增,遍布互联网。

在时代的涨潮和退潮中,俞敏洪躬身入局,退的体面,说句实在话,确实不容易。

我对新东方的励志文化一直不感冒,觉得那些演讲中说出来的情怀,都只是行之有效的商业手段而已,说穿了,俞敏洪是个善于抓住机会又能死磕的人,这种人从改革开放至今层出不穷,他们一般都能在各自的领域中做到顶端,成为立于浪潮之颠的弄潮儿,可一旦潮水退去,无论多么不舍,也只能仓皇退场,就像一句古话所说,运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但俞敏洪身上有个令人亲近的特质,说的矫情一点,就是那种像金子般的东西,一种温情脉脉的质朴和善良。

早期创办英语培训机构时,有个竞争对手机构的员工,曾在贴宣传海报时,为争夺好位置,用刀子捅了俞敏洪的工作人员。后来,这家教培机构的女老板,因老师嫌工资低罢工,无法给学生上课,资金链断裂,又没钱退费,眼看急得要跳楼了,关键时刻,俞敏洪不计前嫌,自己掏钱帮这个女老板给老师加钱,解了燃眉之急,这种急人之难,以德报怨的行为,不是一句“格局大”就能概括的。

这种源自内心的善良,是一代代中国人传下来的最可贵的基因,也是人类共有的最应该被善待和珍惜的情愫。

我在俞敏洪那本亲述的传记《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中,找到了这种善良与质朴的根源。

俞敏洪说:我是农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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