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俞敏洪
北大三角地
1987年，俞敏洪在北大做教书匠，当时正赶上出国热，俞敏洪身边的同学朋友，一个接一个出国，让他艳羡不已。
俞敏洪紧跟潮流，复习两个月，托福考了673分，GRE考了700分，联系了二三十所美国大学，跃跃欲试，一心要走出国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是什么？是钱。
为搞到留学经费，俞敏洪找了一些教培机构，教托福和GRE，每月竟有了一两千收入，比北大工资高出十倍。俞敏洪觉得，若我自己办班，赚得会更多，遂在北大成立了一个托福培训班，很快就有二三十个学生报名。
北大也有托福培训班，俞敏洪等于挖学校墙角，另外，他没有证照，属于“流窜作案”。北大领导找到俞敏洪，说了很难听的话，双方发生冲突，俞敏洪被记了行政处分，其“光荣事迹”被贴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贴了整整一个月，还用高音喇叭播了一星期。
被学校处分后，俞敏洪倒了霉，分房没他份儿，北大派人出国进修，也轮不到他。
1990年，俞敏洪提交了辞职报告，用一辆三轮车，拉上所有家当，离开了北大，在一个叫六郎庄的地方，向当地老农租了间房子。
中关村二小
俞敏洪发现，学英语的热潮来了，许多学生为出国，迫切需要通过托福和GRE。这两个考试难度较大，尤其是GRE，整个北大，也没有几个老师愿意教，因它有个基本要求——词汇量两万。上大学时，俞敏洪因肺结核，在医院躺了一年，无事可做，便玩命背单词，北大毕业时，俞敏洪掌握的词汇量，已接近两万。
说干就干，俞敏洪在中关村二小租了间房子，做招生之用，那房子极破，20来平方米，下雨都会漏。有的学生跑来报名，一看见招生场所，便扭头就走。
俞敏洪四处张贴招生广告，无孔不入，甚至特意将招生广告贴在性病广告旁边，以求流量加持，但报名者还是寥寥无几。无奈之下，俞敏洪搞起了免费试听，他将试听地点设在中关村二小操场，由于没有音响设备，只能扯着脖子喊，一堂试听课下来，大概会有十几个人报名。
因为学生少，俞敏洪时间就多，有学生跟他说话，他就天南地北聊起来，有时聊得高兴，还会请学生吃宵夜。在这个过程中，俞敏洪发现，学生们对那种带点幽默和励志的聊天风格很受用，便刻意往这个方向靠。
这样干了一段时间后，俞敏洪已小有名气，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的学生，都知道有个叫俞敏洪的家伙，在搞托福GRE培训，课讲的不赖，还会扯淡。
年轻时的俞敏洪
随着报名上课的人越来越多，中关村二小的教室不够用了，俞敏洪联系北大电教中心，租用了可容纳80人的教室。本以为小班变大班，学生会有意见，谁料，他们不但没有怨言，积极性反而更高，俞敏洪见状，使尽浑身解数，上大课，讲段子，卖课也卖笑。
慕名而来买笑的学生越来越多，一个班变两个，两个班变四个，面对这甜蜜包袱，俞敏洪分身乏术，只得再雇老师。除了开的班越来越多，课也越开越大，有一次，他租了北大化学楼的一个300人教室，开课时却挤进来500人，有的学生干脆坐在台阶上，脑袋发热，屁股冰凉。
见此情景，俞敏洪会心一笑，再招生时，便有了身段，提前打好招呼，来我这上课，就这样的环境，没有桌子，只有一把椅子，有时可能连椅子也没有，只能坐在台阶上。
虽然雇了老师，但只要有时间，俞敏洪还是尽量自己出马，因为不用给自己发工资，省下钱可以扩大再生产。
俞敏洪怕别的老师反水，自己什么课都备，确保自己是学生眼中“做饭”最香的头号大厨，既是大厨，又是老板，那就稳了。
只有一门课，俞敏洪教不了，就是GRE数学逻辑，所以专门请了个高人。干了半年后，高人要求加钱，说得头头是道，俞老师，你看别的课你都能教，只有我这门课你教不了，其他老师也教不了，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加点钱？俞敏洪说，你想加多少？对方回答，这个班4分之一的收入归我就行。俞敏洪一盘算，给他加了钱，别的老师肯定也要加钱，这钱不能加。
“加钱哥”加钱未果，直接不去上课，俞敏洪只得把学费退给学生，痛定思痛，若不让“大厨”造反，就得多配几个，搞点制衡。这件事过后，俞敏洪每门课都配了两三位老师，GRE数学逻辑课，配了四五位。
除了制衡的重要性，俞敏洪还悟到一个关键点：掌握了优秀老师，就掌握了一切。
领悟到这点后，俞敏洪给老师的工资翻番，同时以自己的幽默励志风格，对他们进行培训，专业课不灵光，尚可通过努力补救，若学不会讲段子，玩点幽默，便得扫地出门了，为此，很多北大来的老师都被炒了鱿鱼。
北京市人才交流中心
搞培训学校，必须要有办学许可证。
按照当时规定，只要大学教授联名申请，就能获得审批。俞敏洪瞄上了一所叫作“东方大学”的培训机构，该培训机构由中国人民大学几位教授创办，主要做点自学考试辅导，并没有外语培训。俞敏洪找到这几位老教授，提出合作办学，搞外语培训。老教授们说，我们没有外语培训经验，许可证你可以拿去用，只要出一个利益分配方案就行。
俞敏洪说，东方大学的外语培训我来办，总收入的25%分给你们，行不行？听了俞敏洪的建议，老教授们露出慈祥的微笑。
借助老教授的办学许可证，俞敏洪马不停蹄，吭哧吭哧干了几年，到1993年时，培训班收入已达六七百万元，按照达成的协议，要给啥都不干、坐享其成的老教授们分出一百多万，俞敏洪忍不住肉疼。
为长远之计，俞敏洪暗下决心，一定要搞到属于自己的办学许可证。
俞敏洪跑到海淀区成人教育局，申请办学许可证，结果吃了个闭门羹，被告知绝无可能。俞敏洪决定死磕，每过一两个星期，便到教育局跟他们聊天，跑了半年左右，他们对俞敏洪说，俞老师，你不是想拿办学许可证吗？我们看你帮东方大学干了那么长时间，也没出啥事，如果你愿意拿办学许可证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帮忙的。
俞敏洪喜出望外，像教堂婚礼宣誓那般，羞涩而坚定地说了句：我愿意。教育局的人继续说，拿办学证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我们可以宽松一点，你是北大的老师，相当于其他大学的副教授，这条可以算过了。但第二条原单位证明是必须要拿来的。
听了这话，俞敏洪如冰水浇透，让他去求北大，那可太难了。教育局的人又给他指了条道儿，去找存放户口档案的地方。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有许多人从原单位辞职下海，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存放档案的地方——人才交流中心。若人才交流中心愿意为俞敏洪出允许办学的证明，那么教育局也会认。
来到人才交流中心，俞敏洪碰了一鼻子灰，对方拒绝开具证明，理由是怕他行骗。俞敏洪第二天又来，门口碰到一个女孩，女孩笑着打招呼，俞老师，你在这儿干什么？俞敏洪呆了，你认识我？女孩笑笑说，我就在你的托福班上课。
在女孩的帮助下，俞敏洪拿到了人才中心出具的证明。
1993年11月16日，俞敏洪有了办学许可证，那天狂风大作，将马路边掉落的杨树叶吹得漫天飞舞，俞敏洪骑着自行车，心里暖洋洋。
俞敏洪约老教授摊牌，以后我有证了，不能再给25%的分成。老教授们很失落，叹了口气，既然如此，咱们好聚好散，祝你办学更加成功。
由于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已经名声在外，俞敏洪前脚刚走，马上就有人跑到老教授那里，说这个名字我用，也给你们25%的分成。
俞敏洪得知后，忙不迭又登门拜访，告诉老教授，他们那个外语培训未必能办起来，你们的25%分成能否拿到还是个问题，不如我每年给你们20万元，把这个名称连续买断3年，就不要再给别人用了。老教授们商量了下，再次露出慈祥的微笑。
自此，俞敏洪不再以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的名义招生，改了一个好记的新名号——新东方。
妙峰山
新东方的名头打响后，有的学生为报名，会通宵达旦排队，许多外地学生，晚上坐火车来上周末的课，周日再坐火车返回。
俞敏洪招生也有窍门，最早招的学生，不是北大就是清华，紧接着跟进的，就是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报名的学霸越多，越容易教出高分，新东方先是出了一个托福考满分的，轰动一时，之后托福考满分的，又出了五六个，接下来又出现了GRE满分、GAMT满分。
新东方能教出满分，成了扩充生源的金字招牌，另一个金字招牌，就是打感动牌，俞敏洪最擅长的，就是讲故事，把新东方初办时师资物质上的捉襟见愁，炮制成一个个励志故事，起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
为方便外地学生来北京新东方上课，俞敏洪决定开设住宿班，也许是为了培养学生们的吃苦意识（或者说是为了省钱），地址选在妙峰山脚下的四十七中，将这里的两栋废弃的楼，改造成教室和宿舍。
整座宿舍楼，连一个洗手间都没有，俞敏洪在宿舍楼外搞了个简易厕所，类似传统农村的茅坑，没有隔板，香飘十里，学生们为听课，咬牙忍了下来。有学生开玩笑，实在被熏得受不了，就会默念几遍新东方的那句名言：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
后来宿舍楼不够用，俞敏洪那双闪光的小眼睛，瞄上了一座废弃古庙，据说是李莲英避暑的地方。这座古庙老宅是国家文物保护对象，俞敏洪特意征询了国家文物局的意见，文物局的人说，只要你们不动主结构，把里面隔成宿舍没问题。俞敏洪听罢，兴冲冲对李莲英的大宅动手，隔出了几十间宿舍，可容纳一二百人。
新东方妙峰山的住宿班一办就是十几年，从1993年办到了2010年，那里有个叫安河村的村庄，村民们致富有招，为那些住不惯李莲英别墅的学生们建立了民租房。随着学生越来越多，村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当俞敏洪将住宿班搬走时，村里的老百姓倍感失落，堵在路上，不让他们走。
因生意太好，新东方外语培训班全年运转，连过年都不歇业，大年三十、初一都要上课，俞敏洪跟住宿班的学生一起过年，包了好几年饺子，乃至连续十年，没有跟自己的家人过年。
说到家人，新东方一度颇似家族企业，俞敏洪的出发点还是省钱和高效，既然都是一家人，肉煮在一个锅里，那就不用在薪酬和工时上计较了。俞敏洪的家族成员，进入新东方后，不需要以干够8小时来计算，每个人都不辞辛苦，从早上6点干到晚上12点，吃住都在一起，节省了大量成本。
这种家族模式，随着生意的发展壮大，暴露出了巨大问题，导致新东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陷入混乱。很多时候，俞敏洪说的话，他妈不听，他老婆也不听，同样，俞敏洪也不听他妈的话和他老婆的话，彼此各自为政，搞得员工很迷茫。普通员工为了往上走或者单纯只是保住饭碗，必须得讨好每一个俞敏洪的家族成员。
由于俞敏洪带头这么搞，其他一些新东方高管，也都有样学样，搞来一堆七大姑八大姨，整个新东方内部，鸡飞狗跳，仿佛一部宫斗大剧。
俞敏洪和母亲
当任人唯亲的混乱发展到不得不解决时，新东方高层开了个会，决定“杯酒释兵权”。为照顾俞敏洪面子，几个合伙人说，必须把各个负责人的家族成员清理出去，但是老俞，你不一样，你毕竟是新东方的创始人，而且在一开始，你母亲、姐夫都已经在新东方干了，他们也不惹事，所以你的家族成员留几个在这儿，我们没有意见，但是其他人的家族成员都要离开，一个不能留。
俞敏洪明白，若自己搞特殊化，必难以服众，于是快刀斩乱麻，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把自己的家族成员全部赶走了，包括他那个强势的母亲，为此，俞敏洪的母亲半年不给他做饭，觉得俞敏洪不是她的儿子。
温哥华和新泽西
1994年，新东方一年的总收入超过千万，就在这时，俞敏洪之前联系的一个美国大学，给他寄来了一份录取通知书。
西装笔挺的俞敏洪，将录取通知书拿在手中，看了又看，最后给它找了个优雅的归宿——垃圾桶。
一年后，俞敏洪出国了，不过不是去留学，而是找合伙人。
俞敏洪、徐小平、王强
俞敏洪第一站是加拿大的温哥华。
俞敏洪出了海关，等了两小时，远远看到同学徐小平带着儿子来接他。俩人相见甚欢，聊了几嘴，俞敏洪惊奇地发现，徐小平在温哥华处于失业状态，那一年还没有信用卡，也没有美元支票，俞敏洪为了显摆，就换了1万美元现金带过去。
到了晚上，徐小平带俞敏洪去吃饭，地点选在一个商场里，车经过商场门口附近的停车位却没有停，转而驶向一个很远的停车位。俞敏洪一问，才知道在商场门口停车，需要两加元的停车费。俞敏洪暗想，看来徐小明的日子不好过。
两人聊天时，徐小平激情澎湃，给俞敏洪唱了几首自己作曲的歌，唱得他自己忍不住热泪盈眶。
俞敏洪问他，你的理想是什么？
徐小平说，我的理想是回国搞音乐，创立一家唱片公司。
俞敏洪接着问，你觉得开音乐公司要多少钱？
徐小平回答，大概需要30万元。
俞敏洪说，那今天就定了，我给你30万元。但我判断你这家音乐公司是赚不到钱的，如果你回去跟我一起做新东方的话，说不定能赚到更多的钱。
喜欢热泪盈眶的理想主义者徐小平一听，立即说道，能赚更多的钱当然好啦。
于是徐小平当晚就跟俞敏洪敲定了入伙新东方的事，随后，他还带着俞敏洪去了渥太华的舞厅，开了开眼界。
见识过渥太华的舞厅后，第二天，俞敏洪直飞波士顿，在那里，他没有尝试龙虾，而是向朋友借了辆车，横穿波士顿，一直往南方开，一直往南方开，经过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曼哈顿，最后到了另一个老同学王强所在的新泽西。
王强当时混的不错，在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工作，俞敏洪向他介绍了新东方的发展情况，年收入千万元，利润也有百万元。
到了第二天，王强请俞敏洪去一家中餐馆吃饭，刚到饭馆，顾客来就有人站起来说，俞老师，您怎么过来了？王强吓了一跳，搞什么？这儿还有人认识你？俞敏洪微微一笑，作出一个云淡风轻的表情，说道，他们当初在我的托福班上课，现在来美国上学了嘛。吃完饭，两人又跑到普林斯顿大学校园散步，又有中国学生向俞敏洪打招呼。
王强心动了。
纽交所
有了合伙人和更多人才的加盟，新东方的业务板块越来越多，规模也越做越大，金钱如潮，滚滚而来。午夜时分，几个合伙人喝啤酒撸串，突然灵光一闪，想了句口号，新东方要做——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这个口号一出，新东方的励志故事，又加上了一层家国情怀的光圈：新东方是帮助中国的孩子们出国深造，当他们学成归国，可以创造更加高精尖的科技成果为祖国做贡献。但现实的另一端，是有很大一批人，在中国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出国留学只是为拿绿卡移民，造成了大量人才流失。
为探索新东方未来之路，俞敏洪等人请了王明夫的咨询团队，王明夫做的第一件事是了解新东方的财务状况。发现新东方年收入两三亿元，利润大概在1亿元左右，便建议他们上市。中国上市公司的平均市值是公司利润的50—100倍，只要新东方能上市，市值有望破100亿。
咨询会过后，新东方所有高层欢呼雀跃，赶紧上市吧，若新东方真能值100亿元，哪怕分1%的股份，那也是1亿元。俞敏洪说，既然大家都想上市，那我们就沿着这个方向走吧。
当时的新东方是一所培训学校，不是公司，必须得成立一家公司，才能上市。俞敏洪等人起了一个“东方人”的名字，注册了公司，后来觉得别扭，但新东方因品牌不清晰，工商注册通不过，于是俞敏洪使出看家本领——死磕。去跟工商局反复磋商，说新东方已是一个很有名的教育品牌了，总公司的名称最好能跟下面学校名称一致，最后，工商局终于同意了，将东方人三个字改成了新东方。
注册好公司，接下来就是股权分配，对新东方有重大贡献的，一共有11个人，经磋商决定，俞敏洪拿55%的股份，同时从俞敏洪这55%的股份里，取出10%留给后来人，剩下的10个人分其余45%的股份。
在新东方变革的这几年，大概是2001年到2006年，新东方高层一直吵个不停，矛盾不断，但奇怪的是，新东方的业务依然每年保持着百分之三四十的高速增长。
面对这种局面，俞敏洪开了个会，提出让位，辞去董事长一职，只当个纯粹的股东，董事长由王强担任，副董事长由徐小平担任，胡敏当总裁。
这么搞了几年，争吵依然不休，反而越演越烈，到了2004年初，新东方计划在美国上市，到了关键阶段，所有人都觉得还是得俞敏洪掌舵才踏实，又把他推上了董事长的位置。
得知新东方要在美国上市，美国著名的老虎基金找上门来，该基金在中国的总代理叫陈晓红，曾是俞敏洪的学生。老虎基金向新东方投了3000万美元，等于在美国市场为新东方背书，当时新东方估值3亿美元，老虎基金占据新东方10%的股份，后来得到了几倍十几倍的回报。
新东方上市
2006年9月7日，新东方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俞敏洪等人登上敲钟台，只听一声鸣响，新东方成为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家中国教育公司。
上市当晚，纽交所举办招待晚宴，所有人都喝醉了，俞敏洪红着脸，喷着酒气，在晚宴上畅谈新东方如何走向未来更大的辉煌。
晚宴过后，俞敏洪走到哈德逊河边，就着纽约夜色，望着满城灯火，在河边的椅子上默默坐了1个多钟头。
100年后
2012年7月，美国的浑水公司，抛出了一份调查报告，总共90多页，指责新东方财务数据造假、教学区造假、学生人数造假。
短短两天内，新东方股价大跌，从每股20多美元跌到了9美元，市值减少60%。
浑水公司一向喜欢做空中国公司，其公司名称就是来自中国的一个成语——浑水摸鱼。该公司的盈利模式就是做空，他们深深明白，一旦公布调查报告，他们的“猎物”的股价就会惨烈下跌，趁着这个机会，浑水公司就能大捞特捞。
在这个节骨眼上，俞敏洪攒了个午饭局，邀请了一批企业家朋友，包括马云、柳传志、郭广昌等。吃饭的时候，俞敏洪讲了新东方面临的危机，席间有人说，老俞，你给我们说实话，浑水公司对你的指责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充分相信你，如果是真的，你就告诉我们实情，我们一起帮你想办法。如果不是真的，我们就来买新东方股票，帮你把股价拉回来。
俞敏洪说，新东方从来不做假账，这是我的底线。
听完俞敏洪这句话，企业家们说，不用再讲了，喝酒吧。
当天晚上，大约有3亿美元的资金流入新东方的股票，只用了两日，就将新东方的股价拉回到12美元。
此后，新东方股价在最初上市的十年里，长期停留在20美元左右，直到2015年出现拐点，短时间内，攀升至80美元，2018年6月1日，新东方股价达到108.23美元，相比2014年，涨幅高达359%。
2016年4月23日，新东方股票逐渐上扬时，俞敏洪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十周年专场上，俞敏洪春风满面地说：
面向未来十年，阿里巴巴、腾讯、小米、乐视一定都在经济发展视野中，但百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的昌盛，这些公司可能就不在了，百年以后巴巴阿里之类的会出现，什么东西能够保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呢？我认为只有两个字，就是教育，所以百年后新东方一定还会在。
俞敏洪在台上高谈阔论之时，坐在台下的马云一直摇头，俞敏洪发现后，问了一句，马云，你为什么一直摇头？你是觉得我说的不对吗？
马云回道，你犯了两个逻辑错误。第一个逻辑错误，十年以内阿里巴巴等公司未必在，可能三年内就不在了，现在没有一个互联网公司真正能红三年。第二个逻辑错误，教育在，新东方未必在，这是两码事，教育不等于新东方。
听了马云的回答，俞敏洪笑了笑，表情颇为尴尬。
2021年，中国“双减政策”落地，教培行业迎来时代巨变，新东方股价被打回原形，暴跌近90%，市值蒸发2000多亿。
用一位风投人士的话说，这个赛道基本是废了。
农民的儿子
2021年11月4日，俞敏洪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文章，并写了段话：
教培时代结束，新东方把崭新的课桌椅，捐给了乡村学校，已经捐献近八万套。
还有一件事，俞敏洪说，新东方账上现有100多亿人民币，这笔钱不能动，如果新东方倒闭了，这笔钱一是给家长和学生退款，二是补偿遣散的员工，绝不留下任何手尾。
一时之间，敬俞敏洪是条汉子的人，突然暴增，遍布互联网。
在时代的涨潮和退潮中，俞敏洪躬身入局，退的体面，说句实在话，确实不容易。
我对新东方的励志文化一直不感冒，觉得那些演讲中说出来的情怀，都只是行之有效的商业手段而已，说穿了，俞敏洪是个善于抓住机会又能死磕的人，这种人从改革开放至今层出不穷，他们一般都能在各自的领域中做到顶端，成为立于浪潮之颠的弄潮儿，可一旦潮水退去，无论多么不舍，也只能仓皇退场，就像一句古话所说，运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但俞敏洪身上有个令人亲近的特质，说的矫情一点，就是那种像金子般的东西，一种温情脉脉的质朴和善良。
早期创办英语培训机构时，有个竞争对手机构的员工，曾在贴宣传海报时，为争夺好位置，用刀子捅了俞敏洪的工作人员。后来，这家教培机构的女老板，因老师嫌工资低罢工，无法给学生上课，资金链断裂，又没钱退费，眼看急得要跳楼了，关键时刻，俞敏洪不计前嫌，自己掏钱帮这个女老板给老师加钱，解了燃眉之急，这种急人之难，以德报怨的行为，不是一句“格局大”就能概括的。
这种源自内心的善良，是一代代中国人传下来的最可贵的基因，也是人类共有的最应该被善待和珍惜的情愫。
我在俞敏洪那本亲述的传记《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中，找到了这种善良与质朴的根源。
俞敏洪说：我是农民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