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纪录片《大城无小事·城市真英雄2021》，女法医吴瑕走进了普通民众的视野里。从2012年开始，吴瑕以法医身份出入各种非正常死亡案发现场，是少有的活跃在勘察一线的女性法医。
从业9年，她经历过各种凶险的现场。她在无法预测的情况下误闯过一些危险现场——比如布满煤气的密闭民居，也出过一些有惊无险的“现场”，到了现场才发现报警民众把不省人事的醉酒者误认为死尸。
以工作状态出现于人前时，吴瑕总穿着一身款式利落的黑色勘察服，头发一丝不苟地挽到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归根结底，法医通过勘察蛛丝马迹接近真相，而吴瑕提到，“时间是物证最大的敌人”。从事这份职业，是对从业者脑力与智力双重消耗。吴瑕37岁已经泛白的双鬓，为观众提供了这一事实的具体现象。
这是一个进击的女法医的故事。吴瑕和她9年职业生涯的存在，通过纪录片传播后，意外鼓励了许多女孩越过性别印象勇敢选择理想职业。
以下是她的自述：
在中国，非正常死亡或卫生部门不能确定是否属于正常死亡的死者，需要由公安司法部门出具死亡证明。每年，我都要为这类逝者开具数十份死亡证明。
我第一次在正式的案件中接触尸体是在2007年，我23岁，作为实习生在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工作的第一天。
当时，一位老人猝死在他居住的农宅里。我的实习老师——一位老法医带我赶往现场配合刑队工作。老师先对死者做了一次尸表检验，紧接着，我接手做了第二次。那是我学习数年的知识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应用，我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对于当时接受了多年训练的我来说，尸体已经没有太多可怕的，为了顺畅开展工作，我会预设，尸体就是我工作的对象。
猝死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为了找到确切的死因，法医有时会回到研究室，对逝者进行解剖，找有没有急性窒息、颅脑损伤的症状，或者一些隐疾。这同时也是取证过程。一些小的病变肉眼看不到，我们会把部分脏器留样封存，送去做进一步的检验。
人体是复杂精密的一个系统，我们不会知道体内哪里有一个血管瘤，或者哪根神经出了问题。
有一种叫“硬脑膜下血肿”的损伤，时常令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滑向死亡。这种损伤，人即使受到轻微碰撞也可能引发，如果没有进行及时诊疗，后续随着病程发展，头晕、头痛和恶心呕吐等症状没有引起伤者重视，伤者当时觉得自己好好的，经过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时间后，却突然去世。面对这样的逝者，法医很可能会发现对方脑中有巨大的肿块。
法医工作的过程类似推理。在非自然死亡现场，我们检查尸体，根据死状、伤痕、尸斑等表象，一步步推理出高坠、溺水、窒息、触电等死因，法医所能使用的手段，包括尸表检验、分析，还有解剖等。
损伤是最直观的表象，解剖则是为了探明准确而完整的损伤情况。到底戳伤了哪里、伤到了哪一根血管、创伤是怎样的形态。如果有锐器伤，锐器从哪里进去，又从哪里出来，等等，都需要法医探明。
图 | 吴瑕在实验室
偶尔会有乌龙事件发生。一次我们接警去了现场，气味浓烈，但无人死亡。真实情况，是一个男人醉到如死尸一般，不省人事。
还有一次是在市区一处老房废墟里，一些老房子拆了，还没来得及建起新的高楼，里面荒芜一片。那是一年万圣节后的周末，我们接到报警，说在一片建筑垃圾里发现了一个麻袋，里面伸出来一只手，上面都是血。去了现场我们才发现，里面其实只是一个万圣节道具。
要说条件最恶劣的，是高度腐败的现场。就像是同时有一百只鸡拔了毛被开水烫，熏得人眼泪直流，根本睁不开眼睛。我无法避免恶心、想吐的生理反应，尽管面对这种现场是我们家常便饭的工作。有时候简单隔绝气味的措施已经失效，我们要戴上全封闭的面罩，最严重的一次，鼓风机吹了几小时，我们才得以进入现场。
我生活中很怕虫子。但是在工作中我会切换状态，将注意力集中到手上的动作。隔着手套，我有时能感觉到表皮下的蛆虫蠕动，有时蛆还会爬到手套上。但我努力集中注意力，顶多在心里咯噔一下，甩甩手继续干活。
毕竟，在现场，我是唯一能完成这个工作的人。
我成为一名正式法医是在2012年。当时我刚结婚，杨浦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有一个老法医退休，根据我的学历背景，分局把在基层当民警的我，调了过去。
从进入法医系就读，到正式成为一名女法医，我积淀了10个年头，由于期待太久，以至于它到我面前时，我不敢相信这事儿居然真的成了。
2002年我参加高考，选择离开上海到川蜀入读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法医系。在我就读的高中，我是第一个从上海到四川大学就读的学生。上海的同学非必要不愿意跑那么远。我是因为那时候全国开设法医专业的学校不多，所以我才报了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我们那年招生也根据就业方向分配了性别比例，男女比例2:1。
法医这个专业精深，出路也相对固定。我刚毕业的时候，中国私立的鉴定机构还不多，只能进公检法系统当法医，报考公务员是最佳途径。
我参加了那年的国考，长江航道管理局招一个法医，我考试前在申论和行测上没有做足够准备，没有通过考试。几个月后的市考，检察院招一个法医，我参加了，还是没有通过。
国考和市考相继失利的同时，陆续有同学的工作有了着落，这是我当时最大的焦虑。我有其他的就业机会，比如到公司当一个文员，但我实在不想舍弃我的专业。我单线条，觉得学要有所用，何况我读的是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专业，实在不甘心放弃。现在，我虽然觉得女生学法医要慎重，但我也知道，如果当时有人劝我，我不会听的。
其实，华西法医系曾试过完全放开招生性别比。我们后面有一届法医班，招收结果女生比男生多。当时我们这一届已经见过了真实的就业形势，因而也会为这批学妹将来毕业出路担心。不过，我听说，后来他们这届很多人中途申请转去了别的专业。
临毕业前，我在上海公安嘉定分局做实习法医。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里，有一名实习法医——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安排来实习的一年级学生。
我们称“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是“二专科”，需要有第一学历才能报考，学制一年半。它的存在，更像是上海公安特有的招警制度。学校每年招录几百人至几千人不等，学员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学习，毕业后直接进入公安系统工作。
我很感谢这位同学让我知道了这个招考制度，对公考相继失败的我来说，这是离进入公安系统、向法医岗位最近的途径。
后来，我顺利考取“二专科”。毕业那年，杨浦公安分局新成立了中原路派出所，我进入那里成为一名正式的基层民警。虽然还是没能成为一名法医，但在派出所当民警，进入了公检法系统，起码离法医更近一步。
我没有放弃过梦想。在嘉定分局实习的时候，带我的老法医曾经告诉我，当时上海基层法医的缺口非常大。这位老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批基层法医，带我的那年就快退休。他的职业生涯，十几年间，一个人担起了全区的法医工作。“以后肯定是要招人的”，他鼓励我。这话我记了很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着我的希望。
那段基层民警的时光，我有时候也会到非自然死亡现场，情况允许的前提下，我会在一旁观察法医同志做尸表检验。有一些法医发现我，会问我：“你一个女同志，不害怕吗？”我会跟对方解释：我也是学法医的。有几次，法医得知我的学历背景，也提出让我帮忙一起判断尸表情况。
熟络了之后，我经常和他们打趣：“什么时候可以把我转岗过去当法医。”他们听了也很高兴：“快来快来，非常缺人。”
高中那会儿，我从电视里看了香港TVB的电视剧《鉴证实录》，女主角“聂宝言”展现的女法医职业形象让我印象深刻。我特别喜欢她。电视剧里，每当凶案发生，警方第一时间封锁现场，谁也进不去。而聂宝言一到现场，手一撩警戒带，就走进了现场。有时候画面会带到她身后的警员，他们只能看着她的背影目送她，聂宝言呢，高跟鞋踩得“嘎吱嘎吱”响，又酷又帅。
图 | 《鉴证实录》剧照
现实生活中法医的工作没有那么鲜亮。我们不会像聂宝言一样，穿着西式职业装、踩着高跟鞋进场。一切的着装与装备，都为了保护现场、高效便利地勘察现场服务。出警时，我们必须穿统一的勘察服，那件服装看起来像运动服，方便我们应对日晒雨淋、面对各种复杂地形也能顺利开展工作。同时，每次去现场，头套、手套、鞋套都必须穿戴整齐，避免破坏现场。
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聂宝言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我认为除了法医能进现场之外，其他人都进不去现场。
后来我真的成为一名法医，才知道，是“只有法医必须进去”。
进入现场前，我们很难判断到现场存在的所有状况，所以日常出现场，我偶尔也会遇到生死攸关的时刻。
一次接警，报警人发现同事好几天没去上班，到对方家中寻找，大门紧闭。进入房间，我们立刻闻到一种类似煤气的味道，还发现房间里的窗户也都封死了。当即我判断，很可能是烧炭自杀。当时已经很危险，因为任何电子产品或火源都可能引爆现场。我们快速把门窗都打开，再迅速退出屋外，等气体散一会儿再工作。
负责采集痕迹的同事，有时候会为了取得某个关键痕迹，探身出窗外工作。几年前一个高温的夏天，一个人从高空掉到了二楼的小阳台。那个现场离地七八米高，建筑物外部没有任何像窗户一样的借力点可以爬上去，我们就踩着最传统的消防竹梯爬上去做检验。要下来翻身的时候，本来不恐高的我腿都在发抖。
对于法医来说，很多时候到达现场本身就是很费力的事情。
我在四川读的法医学，因此许多同学最后在四川成了法医。他们的很多现场在山里，不是旅游景区，有些地方连路都没有。山里也没有手机信号，进去山里，就意味着要失联数日。他们出警都需要开越野车才能进去，法医和刑警需要带着几十斤的设备翻山越岭才能到现场。运出来又费时费力，有时候只能就地解剖取证。
如今我已可以平常应对各种血腥、残暴的现场。我本身就不害怕视觉上的冲击，在这个基础上，现场血腥，反而意味着新鲜，我可以更准确地判断死因。
做法医的难免会感慨生死无常，猝死的案例从二十几岁到八十几岁我都见过。读书的时候，我去过一家小吃店，那个老板前一秒还在和朋友喝酒聊天，兴致高了，起身去后头拿啤酒。结果一转头的功夫，一个三十几岁的健壮男性，就倒在了地上。
同时，冲动是一个坏习惯。大多数暴力犯罪发生时，很多时候是施暴者的一时冲动。本无意害人性命的施暴，结果意外导致对方死亡的情况也经常发生。法医们常说：“捅人不要捅屁股。”加上许多人以为屁股肉多，捅一下不会有事，结果造成了致命后果。其实，屁股是很容易致命的地方。从解剖上说，这个部位最为复杂。人的盆腔部位有大量血管，加上肌肉层很厚，一旦受了伤，抢救起来很困难。
这些，普通人听了可能会觉得渗人。但同行会觉得很平常，法医们时常会开与专业相关的玩笑，比如领我们的体检报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开玩笑说：“你的‘验尸报告’来了。”
作为法医，可能看到的、听到的事情比常人要多，所以我们一般都比较平静，不会太去在意一些事情、一时的结果。2014年一个寻常的午后，我去红十字会登记了遗体捐献，完成了一直以来的心愿。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 微信号：zhenshigush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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