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县城成为“摆拍胜地”

从未有一个地方像福建霞浦一样，因为成熟的摆拍产业而出名。在这个被称为“摆拍胜地”的县城里，滩涂、榕树以及人——都能成为拍照的道具。

这个人口只有56万的县城每年接待至少十倍数量前来拍照的游客。当地人津津乐道的一个说法是，连出租车司机都对相机和参数了如指掌。在这里，没有“景点”，只有“摄影点”；导游叫“摄导”，他们会默认游客都是来拍照的。当地一位摄影协会的领导说：“来霞浦不摄影，你还能干什么呢？”

文 | 谢婵
编辑 | 沈时
图 | 尹夕远

一个早上，母牛逃跑了两次。

七十岁的“挑担模特”曹美玉刚把牛牵出来，母牛突然发力，带着小牛向公园外跑去。后来在游客正围着榕树拍照的时候，母牛第二次“罢工”，朝坡下跑去，人群被吓开了一个口子。扮演农夫的程天禾不肯放开绳子，被拉着往前跑。一旁的几位男人一起上来帮忙，母牛才不跑了，但也犟着不肯走回榕树底下。

但牛的逃跑并没有影响到人们的心情。程天禾跟牛对峙的时候，老年摄影班的阿姨学员们一哄而上，争抢着跟榕树合影，此起彼伏的“让一让，先让我拍张照”的声音盖过了牛的叫声。

这里是福建省霞浦县的杨家溪，一个摄影师们提起时总要意味深长感叹一句“那个著名的摆拍胜地”。十一月的这个清晨，连日阴雨的霞浦刚刚放晴，杨家溪大榕树底下又迎来了两拨客人。第一拨客人2019年的时候来过一次，拍的照片拿回去在单位组织的摄影比赛上拿了奖，这次想回来再拍一次。第二拨客人是老年大学摄影班的学员，浩浩荡荡从大巴上走下来。

杨家溪榕树下的“水牛摆拍”是霞浦摆拍生意最早开始的地方。从十多年前起，这里几乎每天早上都要上演农夫在烟雾中牵着耕牛劳作的画面。关于“水牛摆拍”生意的缘起，村民们讲出来大同小异——有一天，山上有个放牛的老人路过大榕树，那天正好起雾，一位路过的摄影师拍下了这个诗意的画面，后来这张照片在国际比赛上拿了金奖。获奖以后，摄影师们闻讯而来，想留下同款照片的他们需要当地村民“配合一下”，于是逐渐地，从“配合”中衍生出了一门生意。四面八方的摄影师来到霞浦，又带走几乎相同的照片。

“水牛摆拍”需要三个角色：牵牛的农夫，挑担的阿婆，以及烧烟的——要复制那张获奖照片，除了农夫和牛，还需要通过烧烟复制起雾的清晨。

李燕子是那个负责烧烟的。她每天早上都会提着柴火和一桶水来到榕树干后面烧烟，她是幕后人员，需要确保自己不会出现在镜头里。烧烟也是个技术活，柴火要拣湿的，烧出来才会有烟；起明火的时候，要泼一点水上去；那把巨大的蒲扇始终在手里，用来控制烟的大小和方向——有些摄影师喜欢烟雾薄一点，拍出来的照片更自然，也有摄影师喜欢烟雾厚一点，那样更有意境。

▲ 李燕子在烧烟。

这是一个小而稳固的“团队”，程天禾、曹美玉和李燕子都来自附近村的程姓家族。其中，“核心资产”——牛是程天禾的，因此，每场300元的收费他要拿走200元，剩下的100元由挑担的曹美玉和烧烟的李燕子两人分。

眼下受旅游业的影响，榕树下的生意不太景气，但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有四五场拍摄。旁边的民宿老板每天目睹这一切。小时候他就在榕树底下玩耍，再大一些，觉得人生的愿望是去上海那样的大城市玩一玩，没想到人到中年，那些曾经让他羡慕的“上海人”扎堆涌进了他生活的这个小村子，以及整个霞浦——这个小小的、无名的福建县城。

在霞浦，当地人津津乐道的一个说法是，连出租车司机都对相机和参数了如指掌。这个人口56万的县城每年接待数十倍于当地人口的游客，但霞浦没有“景点”，只有“摄影点”，摄影点的线路和标识填满了路边的指示牌和公交车背面的广告位。到霞浦的游客会被默认都是来拍照的。当地一位摄影协会的领导说得直白，“来霞浦不摄影，你还能干什么呢？”

2017年，霞浦县旅游局曾经专门出过一本《霞浦摄影指南》来介绍霞浦的28个摄影点，每一个摄影点的位置、最佳拍摄时间、交通方式甚至是拍摄方法，都给列得清清楚楚。

霞浦的摄影点分散在县城的四周，现如今，霞浦已经有了成熟的东南西北四条摄影线路。摄影团通常是五天四晚的行程，报价三四千，导游会强调，“纯摄影团，不购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摄影点包括：东线的北岐滩涂、三沙东壁、小皓滩涂、杨家溪；南线的沙江S湾和半月里村；西线的鹅湾红树林（近几年很受欢迎）。

▲ 站在最佳摄影点上拍摄的沙江S湾。

出过什么拿奖的片子，是决定霞浦的摄影点出名程度的第一要素。2002年，沙江S湾的一张片子在国展上拿了银奖，“摄导”陈伏容一直到今天都还记得清楚。在杨家溪，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来这里的摄影团就会带来一些获奖的消息，有时候是金奖，有时候是特等奖，村里人从来不记得比赛的名字，但会发自内心认同“模特了不起”，有游客来问，就会把模特指给游客看，“那是获过奖的模特”。

在霞浦，像程天禾、曹美玉这样的身份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模特。模特是摆拍产业里的中坚力量，每一个“摄影点”都有自己的模特。这些模特原先可能是渔民、茶农、家庭主妇……在霞浦摆拍产业发展的这十多年里，他们完成了谋生方式的转变。

江连水是北岐滩涂摄影点的渔模，住在附近的北岐村。北岐村不大，常住人口只有1000出头，在村里的面馆问起“渔模”，面馆老板瞬间就能意会，然后拨出电话打给江连水。做渔模以前，江连水当了大半辈子渔民。从大海里讨生活自然是艰辛的，而且，一个明显可感的变化是，鱼越来越少了——几十年间，他打渔的范围从家门口不断往外扩展到了远海。因此，当有一个换种活法的机会摆在他眼前的时候，他没有犹豫。

做了渔模之后，江连水还和以前一样穿着渔民的衣服，拿着渔网，但再也不用真的捕鱼了。他要做的就是在太阳升起的那十几分钟里，在滩涂地里走来走去，作为别人照片里的点缀。

▲ 一位姓杨的渔模。

如今，所有的表演在第一批摄影师的训练中都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在半月里村的畲族文化摄影点，89岁的模特钟娇莲每天需要反复做的是：从家门口走出来，迈过门槛的时候，把自己定格一下，给摄影师留足按快门的时间；洗脸的时候，用“0.5倍速”将手帕在脸上擦一圈。

摄影师喜欢“有经验”的模特。“摄导”（霞浦也没有“导游”，只有“摄导”）也是如此。客人大老远来一次，最重要的是确保他们拍到完美的照片，因此模特面对镜头的经验是至关重要的。在半月里村，钟娇莲和畲之香就是两位受到认可的“有经验”的模特。

钟娇莲和畲之香刚做模特的那几年，一天能接待十多个摄影团，收入少则六七百，多则上千。而那一年，村里家家户户还在靠采茶过活，年收入不过两三万。村里时有眼红的人，说钱都被她们两个赚了，畲之香的丈夫——也是半月里村的村干部——雷其松便让村里的妇女们也梳好头，穿上畲族衣服，在村口一排一排坐好，等待摄影师来挑选，但摄影师们宁愿排长队等待钟娇莲和畲之香，也不愿去找新模特。

模特反过来也喜欢“有经验”的摄影师，“有经验”的模特会在熟练掌握了拍摄套路之后逐渐掌握更大的话语权。现在在摄影师面前，畲之香就更像是那个掌控全场的角色。她会在心里把摄影师划分等级，她喜欢那些按快门果断，一两次就能拍到标准照片的摄影师，最怕的是那些初学者，永远调不到合适的参数，她的表情却要一直保持着，直到笑容僵硬。

十多年来，不同“摄影点”的模特人选一直保持稳定，尽管这份工作既没有编制，也不签合同。除了摄影师青睐熟手这个市场原因之外，宗族文化也在发挥着作用。

在杨家溪榕树下挑担的曹美玉能够有这份工作，是程氏整个家族开会决定的。最初，挑担的是族里的一位年近九旬的阿婆，后来她的身体实在吃不消了，决定“让位”。为了选定接班人，趁清明节放假，程氏家族的人聚在老家，专门开了会，来商定谁有资格接班。最终，“媳妇”曹美玉胜出了，而另一个原本等着接班的“女儿”落选。族里的人觉得，嫁了人就是外姓人，因此，族里的“女儿”没有接班的资格。

▲ 曹美玉。

另一个随着摆拍产业而诞生的职业是“摄导”。“摄导”可以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导游在摆拍这个垂直领域的进化版。一个合格的“摄导”，要熟悉潮汐时间，能够规划摄影线路，最好还能和客人一起交流摄影知识。

霞浦没有什么像样的公共交通，景点又四散在离县城二三十公里的地方，外地人来到这里，只能依赖司机开车。因此，开车带路、摄影指导一条龙服务的“摄导”有着广阔的生存空间。

马朝武是我在霞浦认识的第一个“摄导”。他首先带我去了小皓滩涂，最佳拍摄点在小皓西山上，从一堆乱石处找到上山的路往上爬就是。我们抵达的时候，另外一个“摄导”正在帮他的客人调试设备。等待位置被腾出来的间隙，马朝武开始给我上课。

在这里，拍照有着规范的标准，如同流水线上的产品。比如滩涂拍摄，目标是有水流的沙滩，有太阳的时候，水流会反射金色的光芒。当我的镜头对准远处的小孩和大海，马朝武有点恨铁不成钢地教育我：“拍那个干什么，来这里就是要拍滩涂的。”

也许是看见我的相机调的自动挡，他毫不客气夺过我的相机，开始给我演示。“这个是IOS，这样是过曝了，这样是过暗，这个是调光圈的……”随后，他把相机又丢回给我，继续叮嘱道，“一定要多练习。”

马朝武是霞浦的第一批“摄导”之一。2008年，他的工作还是穿梭在霞浦的各个宾馆，给人送换洗床单。他发现宾馆里经常出现拿着照相机的客人。他那时还不知道，霞浦的滩涂摄影在国际上已经小有名气，好几张照片获了奖，摄影师们蜂拥而至，想要带走更多可以获奖的照片。

知道了这些背着长枪短炮的客人为何而来之后，马朝武不理解。在他们当地人眼里，滩涂就是泥巴，泥巴有什么好看的呢？但这丝毫不妨碍马朝武发现商机，他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加入摄影协会开始学摄影。

如今，霞浦光摄影协会就有三个：霞浦民俗摄影协会、霞浦艺术摄影协会、霞浦摄影家协会……在霞浦成为国际滩涂摄影基地的过程里，霞浦县摄影协会主席郑德雄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本地最早拍摄滩涂并获奖的摄影师，他早年发在《中国摄影》《大众摄影》等杂志上的照片为霞浦带来了最早的旅行摄影观光客，而初期本地“摄导”的摄影入门也都得益于他——他的教学方式是带学员们到当时几个已经被发掘的最佳摄影点，请模特给他们练习拍摄。很多模特最初也都是被他带到了这个行业。

▲ 北岐村，等待拍日出的人。

有摄影师踏足的地方，就会有生意。霞浦人深谙这个道理。

最先被抢占的是各个摄影点的摊位。畲族文化摄影最火的那几年，赋闲在家的老人和妇女纷纷把茶叶、橘子和柚子拿出来卖，沿着台阶从山坡上一直挤到村口，惹得六公里外的溪南镇城管都要上山来管一管。

杨家溪的榕树底下，四季柚统一卖五块钱一个，竞争太大，摊主们只能靠更加热情的吆喝吸引顾客。她们先是热情地问游客要不要拍照，并提供拍摄攻略，比如拍水牛最好的位置是树桩前，拍鹅的时候一定要开连续拍摄，但最后，话题都会被绕到“要不要来一个柚子”上。

杜雪丰也是程家的媳妇，2019年，挑担的阿婆腿摔了，同族的杜雪丰临时被拉来顶替了几天。后来阿婆的腿好了，她把工作还给阿婆后，有了一个想法。她想，既然那些城里来的摄影师喜欢拍牛，也一定喜欢拍别的动物。她想了两种动物——鹅和孔雀——然后跑去问郑德雄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鹅吧，鹅土气一点，城里人喜欢这些土里土气的东西。”

她一口气买了五只鹅，在这里开始了新事业。现在，她的形象是赶鹅姐。她给自己编了两个麻花辫，又在网上买了一些衣服，平日里她总喜欢穿那套红色的花衣服。她赶鹅的照片被印在了公园门票上，也被印成海报，挂在公园里，成为一个新的摄影项目。海报旁边紧挨着的是水牛拍摄的海报，上面写着“杨家溪榕枫公园水牛摄影国际网红点”。

鹅比牛更“动态”，展翅的时间也只有几秒，不像牛那么好拍。要让所有的摄影师都拍到满意的照片，杜雪丰就得一遍遍把鹅赶下来。快到摄影师们面前的时候，杜雪丰会欢快地跳起来——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习惯镜头的，和鹅在一起的时候，她感觉自己完全把情绪沉进去了，就在那个点上，她觉得应该跳起来。杜雪丰觉得这群鹅通人性，有时候，她会跟鹅说话，“这一趟好好飞，拍完就自由了”，结果那一趟，鹅真的飞得很配合。

很多客人跟杜雪丰说，很喜欢她赶鹅的感觉，尤其穿上那件花衣服，黑布鞋，再编个麻花辫，是真正的农村气息。杜雪丰总结，赚钱是要花心思的，不能一味模仿别人。那个等着接挑担阿婆的班但未能如愿的女孩后来看杜雪丰开始赶鹅，也拉来了一群羊，可惜羊群实在和大榕树格格不入，几个月里鲜有人问津。

▲ 杜雪丰。

霞浦可能是政府规划里提到摄影最多的县城（城市）。霞浦县的十三五规划里，专门提到“完善提升现有摄影点基础设施建设，充分挖掘、开发新的摄影资源……打造集摄影创作、文化交流、作品展示为一体的霞浦国际滩涂摄影创作基地……”

在霞浦摄影产业发展的十几年里，当地人想方设法搭上摄影这趟快车，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场制造景观的游戏里来。

雷其松第一次听说霞浦成了著名摄影点的时候是2001年，此前，他已经在半月里村做了许多年的畲族文化保护工作。他去县里打听了，外来的摄影师们拍滩涂，也拍渔民劳作，总之是一些原生态的景象。他暗自琢磨，畲族也挺适合拍照的。他买了相机，让妻子和族里的长辈穿上畲族传统服饰，在民居前拍了一组照片，托人递给郑德雄，请求他下次也带人来半月里拍拍照。

▲ 雷其松和畲之香。

半月里最终成了一个新的摄影点。而且，由于霞浦的其他摄影点都对时间和天气要求极其严格（例如杨家溪的最佳拍摄时间是早上七点到九点半），半月里的畲族人像摄影不受天气光影变化的影响，半月里村渐渐成了摄影团青睐的地方。

有了摄影团之后，首先需要的是停车场，许多村子自建了停车场，普通小轿车收费十五块钱一辆。

随后被盯上的是高点。无论是滩涂摄影还是拍摄日出日落，高点都是至关重要的。小皓滩涂的摄影点在西边的山上，据说早年间，来摄影的人自己开路上山，山主深受其扰，再后来，干脆建了一个摄影点，上山收费10元一人，理由也很合理：我的山上种了很多名贵药材，随意上山踩坏了怎么办？

如果没有山头，也能人为制造高点。沙江村以拍摄S型湾的紫菜杆而出名，2016年甚至出现在了里约奥运会的宣传片里，沙江S湾从此成了霞浦之行的必打卡点。前几年，摄影师们来到沙江村，沿着山坡一直走，发现村里的最高点是学校的教学楼。但能否进去拍照，要看守门阿姨的心情。当时还在开旅行社的俞健敏锐地发现了商机，他卖掉了旅行社，联合村里的宗族亲戚，凑齐了四百多万，在家族的宅基地上盖了一栋专供拍照的高楼。

那是一栋完完全全的毛坯楼，中间几层楼至今还堆砌着建筑材料，楼梯的地板和扶手只安装了一侧的，但这丝毫不影响这栋楼成为一个地标性建筑。它唯一的作用是供人爬上七楼，站在村子里的绝对高点上，拍摄前方的S湾水域。而那些气喘吁吁爬上七楼的人，站在楼顶往后方望去，会看到一个更魔幻的景象——还有另外一栋高楼藏在村子里，外观金碧辉煌的楼顶上拉着横幅：全方位电梯民宿摄影楼。

▲ 站在俞健的楼上往后望去，能看见村里另外一栋电梯摄影楼。

俞健放弃了其他的工作，专心成了一名守楼人。疫情之前，每天有上千人光顾这里。下午五六点的日落，摄影师们甚至会提前三个小时来给三脚架占位置。但人还是挤不下，俞健后来又在楼顶搭了一排脚手架。

盐田乡的鹅湾红树林景点也是被制造出来的。摄影师陈红和朋友们承包了一个山头，供人拍照。从山上看下去，红树林的树冠露在水面，偶尔会有出海的渔民划着船经过，宛如一幅水墨画。红树林摄影点建设的成本超过40万，但只铺了煤渣停车厂，建了一个勉强算门的入口，陈红把主要的心思和成本花在了布置摄影道具上。对于一个摄影点来说，景色好看、能拍出好看的照片才是唯一重要的。

如何看待摆拍？拿着这个问题去问当地人，尤其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大概率会得到相似的答案：“同样是影像艺术，电影才是最大的摆拍，为什么我们不能请模特摆拍？”

但这种回答很多时候也许只是一种托词。行内的人都心知肚明，由于摆拍痕迹过重，许多摄影点都已经被国内外的摄影比赛列入了“黑名单”。一位“摄导”在杨家溪水牛摆拍摄影点戏谑道，以前这儿拍的照片拿回去轻轻松松就获奖，现在递上去，评委看都不看。

“摄导”陈伏容年轻的时候迷恋摄影师卢广——其实现在也是。卢广拍摄被污染的土地，拍工厂烟囱里冒出来的黑烟，拍污水排放口死掉的野鸭子，拍尘土漫天里一手骑着电动车、一手捂住孩子口鼻的父亲。那些照片看得他泪流满面。他理解的摄影，是一张照片结束了越战。但这些话，他从来没有跟客人讲过，“来霞浦玩的人都是来玩的，别人好好玩，我讲这些不合适”。带团二十多年，陈伏容给自己定义，“纯是换口饭吃”。

但是，成就感也不是没有。他至少教会了许多老人重新体会到记录生活的乐趣。来霞浦拍照的摄影师更多的是“老法师”们。“老法师”是摄影圈的一个说法，简单地说，就是一群五六十岁的民间摄影爱好者。他们装备专业，看起来很有摄影师的范儿，但其实许多人是退休之后才刚开始学习摄影的。在拍摄现场，陈伏容最常听到的问题是：“陈老师我这个参数要多少？”“我开这个模式可以吗？”

同行的《人物》摄影师尹夕远早些年曾做过一份在摄影网站写教程的工作，通俗一点来讲，“就是骗老法师们的”。尹夕远理解“老法师”们的需求，他们想要的是最大众化的美，体现在摄影上，就是一张能获得最大限度认可的照片。“答案已经放在这里了，你去考试的话，当然希望一步就看到标准答案长什么样子。”

而像霞浦这样的地方，就长着“标准答案”。尹夕远总结这些成熟的摄影点，最大的特点就是“很难拍得难看”。矮山横亘在海面上，不会挡住日出，但又会在视觉上形成一种非常好看的层次感，再加上晾晒紫菜的架子形成的结构和纹理，以及渔模的点缀——景都布好了，拍就是了。

陈伏容始终不愿意苛责霞浦的摆拍产业。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摄影实实在在改变了霞浦人的生活。他认为，霞浦发展摄影产业，最重要的是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把很多人从繁重的体力活中解放出来。

江连水所在的北岐村，以前有17艘渔船，现在只剩7艘了。少了的这10艘都跟江连水一样，从海里退回了岸上。除了做模特，更多的是开民宿。自己家的房子拿出两间房来收拾下，给客人做做饭就行了。

赚钱的危机感刻在了霞浦人的骨子里，从未消散。走过霞浦的村庄，留守农村的妇人们坐在家门口，手上都抱着一大沓袋子，给工厂的袋子加工穿绳子。每一天，曹美玉都在等待客人的间隙给袋子穿绳，穿好绳子要30秒，一个能换5分钱。一天干下来，她能挣个15块。

眼下正是柚子成熟的季节，杜雪丰常常在拍照的时候接到上门收柚子的电话，一结束拍摄，就急忙把杆子交给女儿，让她把鹅收起来，自己则火急火燎跑下山去称柚子。五年级的女儿也很机灵，她熟练地把鹅赶回窝里，“杆子朝哪里指，鹅就会朝哪里跑”。

这两年，疫情对旅游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靠着摄影发家致富的人们也迎来了这几年里最大的一个危机。畲之香感叹，“总觉得好日子还没过几年呢”。

畲族博物馆已经很久没有迎来大拨大拨的摄影师了。从前游客多的时候，钟娇莲会去坡上，和畲之香做组合模特，但现在，她一个人坐在山坡下，穿着紫色棉袄到处晒太阳。畲之香一个人守着博物馆，到了下午三点，她觉得不会有人来了，起身把屋子里播放宣传片的电视给关了，省电。

一年前的媒体采访里，江连水讲起自己做渔模，要做到做不动的那天——在滩涂地里走路是费劲的，泥巴会没到他的大腿根，每一步都要把腿拔出来，他已经70多岁了，这个动作变得费力了。疫情的到来让他提前退休了，现在，他又重新回到了海上，靠着每天拉人出海游玩赚钱，一人20块钱，凑够五个人就能出海。

离开霞浦的时候，新的潮水季节来临了，霞浦周边几个县市的观光客让这里恢复了一些生气。虞公亭大桥上又挤满了拍日落的人。如同行的《人物》摄影师所说，摄影都是贪婪的，是要把一个本来会流淌过去的时间据为己有。这一次，他也没有忍住诱惑，加入了其中，在按下许多次快门后，感叹道：“在霞浦，人人都忍不住成为老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