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这两年「逃离互联网大厂」风潮之后,一批年轻人陷入了「大厂后遗症」——在离开之后,许多人才意识到,大厂经历给他们带来的,除了简历上的光鲜、专业上的成长,还有另一种潜移默化的「精神反噬」。
打开社交平台,你会看到人们在吐槽诸如此类的「大厂后遗症」:「适应不了小公司」、「不会过周末」、「患上工作斯德哥尔摩症 」、「意义缺失」、「社交焦虑」……
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离职仅仅意味着他们从一种焦虑中暂时解脱出来。在「坚固的大厂」烟消云散之后,新的寄托却难以建立。在新的生活中,如何从面目模糊、高速旋转的「螺丝钉」转回「一个具体的人」,是他们面临的更为迫切的问题。
失速
去年11月份,各大互联网公司的财报显示,互联网公司的收入增速正在放缓。
截至2021年前三季度,京东,阿里净利润都同比下降。第三季度,百度净亏损166亿元,爱奇艺净亏17亿,亏损额比去年同期扩大41%。
另外,百度、腾讯、阿里巴巴,互联网行业的三巨头,广告收入增速集体回到了个位数。爱奇艺广告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 9.8%;新浪微博广告主数量连年下降……
有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公司增速放缓应当是常现象,「不是现在不行,而是之前实在太快了。」
更多人则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红利期过去、开始走向衰落的征兆,外界则把这种现象称为大厂的「集体失速」。
@张勇敢 大厂工作2年,离职半年
大厂有一股「准时」的消毒水味,每天早晨、中午、晚上的固定时刻,大楼里的保洁阿姨会准时喷洒。
很长一段时间,我适应了这股「准时」的气味。和它一同而来的是一种精确到分秒的紧迫感,一迈入办公大楼,气味钻进鼻腔、冲上脑门儿,人就会不自觉地,连呼吸也变得更急促。
每天,我总是提前10 分钟到达工位,对照着密密麻麻的表格列出一天要做的所有事项。办公室里的许多人都心照不宣地使用大容量的水杯,但他们并不是为了多喝水,而是——尽可能的,减少去茶水间、去厕所、去一切「闲地方」的时间。
到今天,我已经离开了大厂了 219 天。从现在的视角回看,那时候的我像「一只在齿轮上奔跑的仓鼠」,已经被训练出了一些条件反射。
离职之后,我对新生活的「节奏」无法适应。
我退掉了接近300 个微信工作群,删掉了 2 位之前不喜欢的同事。微信上不会再有永远也弹不完的红点、不用再随时担心有人发工作消息但我没看到。
但不适感也随之而来,像骤中彩票的穷人一样,时间被夺回来了,我却不知道该怎么支配。
起初,我每隔20 分钟看一次微信消息,没有人找我。隔了一小时、两小时,还是没有。
就算是把手机切换到横屏模式,打开一局游戏,我还是习惯性地会在英雄死掉的那十几秒,再切换回微信瞄一眼——尽管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片空白。
有一整天,没有人给我发消息,没有人艾特我,我的名字从大大小小的排期表、项目表、群聊里消失了。「我」轻松了,「我」也不被需要了。
如果没有工作,我的闲暇时间用来干什么呢?
沉迷玩乐是令我心慌的,无所事事是让我不安的。
我用最快的速度入职下一份工作。在新的工作里,我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应届生,花了一段时间去适应和理解这里的不同:
居然可以花两、三个小时,整个部门的人去开一个几乎「没用」的会议,我只需要坐着,大部分时间可以不听,很小一部分与我有关的工作安排,是可以在钉钉上只花 1 分钟就讲清楚的;居然可以有一些人,在工作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成群结队端着一杯咖啡到处晃悠。他们理直气壮地认为,这是工作中「非常必要」的闲暇。
在下班之前,我还偷偷环顾四周,在心里揣测:有多少人在奋战工作?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准备开溜?领导还在工位上吗?我要什么时间离开才不会在下班出办公室的路上「偶遇」她?
事实证明这种「计算」多余且搞笑,一位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多的前辈在晚上 6点 29 分从工位上站了起来,他问我:「你怎么还不走?该下班了。」
阉割
从 2019 年到现在,互联网大厂的「裁员潮」几乎没停过。
2019 年 2 月,滴滴宣布裁撤 15 %,涉及员工超 2000 人;下个月,腾讯进行新一轮组织架构调整,裁撤 10%的中层干部;
2020 年,受疫情影响,旅游经济全面崩塌,携程CEO 孙洁发布内部信称,从本月开始,自己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将 0 薪,公司高管层也提出自愿降薪,最低半薪,直至行业恢复。
2021年,新浪科技报道,百度游戏部门 300 余人几乎全部被裁;汽车之家被曝光全范围裁员,比例在一到两成之间;爱奇艺也被曝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比例在 20%到 40%之间……
对此,互联网大厂们普遍认为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正常现象:
字节跳动的大力教育在优化裁员之后,管理团队发布了这样的公告:「今天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
汽车之家则回应:「属于正常业务结构及年底考核人员优化。」
@张勇敢 大厂工作2年,离职半年
大厂教会了我一种「阉割」的思维。
简单来说,就是一切「新」事情的尝试,都需要建立在被验证过的成功之上。
比如,做影视类的短视频,就要先去找到这个领域内最头部的大号,把它的已发布的所有作品的选题、结构、画面、流量表现等全部扒出来,对此进行分析、总结和模仿。
而如果一旦有自家或别家失败的经验在先,就会被直接否决。在这里,一个选题被毙掉最常见的理由是「之前做过,但是流量不好。」
这一方面指向高效和不会出错,另一方面也指向自我阉割。
时间久了,我学会了自己首先阉割自己: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是「不着调的」,那些已经被验证过「扑街」的选题也是没必要报上去的。
因为它们统统无用。
这种思维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我的生活中:我认为在屋子里摆放鲜花是麻烦且无用的,宁可买一株仙人掌,因为它几乎不需要照料;我对线下社交有一点说不清的排斥,如果可以打字解决问题,为什么非要见面。
看剧的时候,我时常倍速,甚至会跳到最后,想要看到一个结局;看书的时候,我有时候会直接去看摘录或者解说,希望能有人帮我做好「知识药丸」,而我只要吞下,就能直接快速地,学到点什么。
新工作的第一项任务——写一篇稿子,我也使用了大厂教会我的方法。
我摘出新公司公众号近半年的每一篇文章,单独复制粘贴到石墨文档里作为学习的「范文」,研究了它们的选题、段落解构和文章风格,并特意标注出了每一篇文章的字数、阅读量、点赞、在看。
在写的过程中,我尝试向新公司靠近,如何把握节奏,如何遣词造句;尽管我认为许多「范文」中「吊书袋」部分过于拗口,但依旧学着这种风格。
我的潜意识隐约认为,要适应规则、追求效率,就要适当的「优化」或者说「阉割」掉一部分自我。
没想到新的主编说「你不用特意写成我们的风格」、「你可以尝试一些新的」。
没有明确到1、2、3点要求、没有清晰的「禁忌」或者「可供参考」,我陷入迷茫,花费了一段时间,试图重建出另一种可循的方法论。
现在,被阉割的空间腾出了空,被阉割掉的那部分自我却不知道去了哪里。
搏斗
学者沈奕斐在谈论「当代爱情为什么这么难」时指出,大量研究发现当下的爱情模式是「新旧脚本的混杂」,简单来说,就是人们既追求「现代爱情」,希望获得爱情的自主性,与此同时,又又对旧式爱情的不费吹灰之力和稳定性恋恋不舍。
而把同样的逻辑套在「离开互联网大厂的人」身上,或许可以得出他们的另一种矛盾:「他们既渴望掌控工作的自主性,获得自由、追求精神意义,又对高效运转、目标明确的大厂恋恋不舍。」
@张勇敢 大厂工作2年,离职半年
很久之后,我意识到在大厂工作就像参与一场进击的游戏。
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被告知,要做头部,只有头部是赢家,才可能不会被抛弃。可是,举办这个游戏的人,或许并不在意最终是谁走到了头部、谁成为了赢家、谁又被抛弃。因为无论如何,这场游戏的最后,一定会有人成为走到「头部」。
而大多数人,是完成这场游戏的分母,他们最终没有成为赢家,或者走到了一半就选择离开。
我也是其中一员,被工作包围,想要成为那个赢家,又或者仅仅是不想被抛弃。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渐渐地,忘了质疑「游戏规则合不合理」、忘了思考「游戏之外还有生活」……
我陷入了一场自我搏斗。
小人A是这场游戏的积极分子,它擅长用一些数字提醒我:月薪、绩效、职级、同龄人……
在所谓职场PUA之前,这个小人就事先对自己进行了一场自我PUA:陷入「被夸恐惧症」,在工作上取得了一点小成就,也会在内心自我怀疑「真的吗」「我配吗」「不够,还不够」……如果遇到了失败或者团队的失败,我首先会检讨自己「是我的原因」「我还可以更好」……
另一个小人B则在这场游戏中质问我:
「你正在做的工作真的有意义吗?」
「你还有时间花在朋友、亲人、爱好上面吗?」
「重复、疲惫、循环,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最后的结果常常是两败俱伤。
我被 B 说服,对大厂的工作感到失望,并为此不断消耗情绪,与此同时却依赖着A,并且时间越长越难以割舍。
某种程度上,大厂为我所在的集体设定了清晰的目标,它明确指引着方向,我只要跟着它,往前跑就好了;它还为我制造一种「努力」「奋斗」「意义」的幻觉,并通过一堆数字让我产生「自我认同」。
自我搏斗并没有因为离职完全停止。从大厂离职后的某个周末,我躺在床上,浏览着各种资讯,偶尔玩一会儿游戏,困了就入睡。
小人A说:起来,你可以学点东西,或者运动运动;小人B说:起来,你需要出门,见见朋友,或者仅仅是晒晒太阳。
我陷入挣扎,最后身体不自觉地被床牢牢吸住。直到黄昏来临,即便把窗帘拉开,屋内也变得黯淡无比,我开始为这一天什么也没做而懊悔,同时为第二天又要奔向工作而感到沮丧。
出路
互联网人工作并不幸福,这几乎是一个共识。
在如今的社交网络上,996、大小周、剥削、系统、薪资倒挂、非升即走等词语被高频提起。脉脉数据研究院《告别氪金时代:人才吸引力报告 2021 》显示,互联网人的工作生活平衡、整体工作幸福感、职业成就感都低于平均值。
但,离开高薪的互联网大厂,年轻人要去哪里?
另一项数据则显示,在工作 1到 3 年的人群中,超过 4 成的人把「稳定的铁饭碗」视为理想工作。
@张勇敢 大厂工作2年,离职半年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大厂的运行模式几乎持有全盘否定的标签式态度;另一位还在职的朋友更加咬牙切齿:「如果今天不离开,我就会死掉。」
但离职之后,过了半年、一年或者更长时间再去回望,我曾经的同事、领导、实习生,只要不在工作中,他们一个个都是非常鲜活具体的人,很难去用标签式的词去概括他们为「机器」、「工具」……
另一方面,我们在离开大厂之后,发现这些令人感到痛苦的「大厂问题」,以别的形式出现在了其它地方:
一位读研的同学,被导师「压榨」:她每周都给自己的导师免费打工,周末也要去帮忙,不然,自己的论文可能会被卡;一位朋友去了「扁平化管理、有个性」的小企业,在那里几乎没有KPI要求,很少有人加班,与此同时管理一片混乱;另一位朋友决定考公,第一年没有考上,决心再次备战。她并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或者适合去做一名公务员,但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更想做的事情了」;还有一位朋友从大厂离职之后,受不了小公司重返大厂,一年之后再次离职……
这或许更令人沮丧和绝望。
因为即便离开大厂,也会发现,我们是嵌在大厂上的一颗螺丝钉,而大厂,是嵌在社会上的一颗高效螺丝钉。
甚至,它因为拥有更为成熟的流程体系和福利保障,比如晋升的相对公平、更多的加班工资,反而可能比某些地方好很多。
从这个角度看,大厂反而成了另一种乌托邦。
来源:塔门 微信号:DT-Ta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