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在天花板之上

震楼器

不得不用震楼器了。

忍受不了楼上的高跟鞋“叮当叮当”，汪月清报了警，对方开始恶意报复，“以前没有过的跳绳、拍球、咚咚地疯狂跑、砸东西都来了，砸完以后，哈哈大笑”。她开始“神神叨叨”，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期间，“跟个神经病似的”，在楼道里待着，一个小时，聚精会神听楼上的动静。她开始丢掉最后一点理智，反击的火焰在燃烧。

只有震楼器能让她感受到些微快意。楼上开始吵的时候，她用震楼器顶着天花板，铛铛铛的响声在此刻十分悦耳。“震楼器是一根管一根管堆起来的，当时我情绪激动的时候，那个管把我的手掌拉了一个特别大的口，我都没感觉到疼。”不过，整了几分钟，反而是楼下来敲门了，“你跟楼上愿意咋咋地，但是别影响我”。

困在噪音里的人曾经使用的可遥控的震楼器 ©“安静之家”群友

2012年，汪月清和爱人凑够了钱，在河北唐山买下这套房子。这是一个全新的家，承载着一种全新的生活。她今年快四十了，丈夫迁工作到唐山，她也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一点一点打拼立足，“买房是我俩省吃俭用攒的钱”。

受益于过去十余年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人搬入物业齐备的现代小区。但空间的改变，也意味着人和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居住在一个个密闭的空间，很少有人知道每个房门背后的人是谁，他们很少打交道，更别提有什么交往。

楼里住的都是上班族，一开始，汪月清在家的时间不多，“属于一回家挨枕头就睡，对邻里噪音没概念。”没概念到什么程度？旁边那户老爱剁排骨，楼下受不了上楼找，她觉得“这没啥，一点影响也没有”。但疫情开始后，情况变得不一样了。居家隔离成为常态，楼上的高跟鞋声也成为汪月清耳边的常态。“她真的穿那种——我都想象不到，就那种凉拖，硬的，后面带着那种小高跟的鞋”。

总是一大早，清梦被扰，汪月清开始受不了。更受不了的是，她被楼下的怀疑是罪魁祸首。但是怎么和楼上说呢，斟酌来斟酌去，她想了个法子，买了双软底鞋送过去。

“小弟，跟你说个事。”“怎么了，姐？”“你媳妇在家是不是穿高跟鞋，咚咚的。楼下老说我们家有咚咚的声音，可我不穿高跟鞋，7点半我也没下床，是不是你媳妇穿高跟鞋？”“不可能，我家声音，怎么可能你楼下都能听见呢？你再查查吧。”
汪月清以为，虽然沟通没啥效果，但楼上至少能收敛点。事实是，“我的噩梦开始了”。每天伴随她的是，楼上孩子早晨起床的哭声，女人的高跟鞋声，夜晚咚咚的跑跳声，刺啦刺啦的拖拉桌椅声……从三月份到十月份，汪月清又上楼找过好几次，但楼上的态度是，你怎么又来我家了，“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衰弱？”

汪月清的一天变成了和噪音打游击战的一天。一开始是搬到客厅的沙发上睡觉，但楼上从早上又噼里啪啦，她就躲在厨房里，打开油烟机，又把电视声音放到最大。后来，家也不待了，像逃命一样逃走。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收拾，吃饭出门。汪月清急躁到什么地步，“我说闺女赶紧走，她不走，楼上开始哐当哐当了，我就心烦，都开始使劲踹我家的门。”下午六七点，汪月清带女儿放学回家，放下女儿的书包就走，去哪呢？“唐山的哪个景区，只要能坐公交车的，我们基本都转遍了。每天赶最后一趟车回去”。

没有一刻不是戴着耳机的，曾仕强的《情绪管理》听完要12个小时，汪月清已经听到第三遍，《易经》也听到130多集。“我开着手机一直听，也不知道啥时候睡着，也不知道啥时候醒来，也不知道到底睡着了吗？我不知道。”

即使是警察，也没有很好的办法。那天晚上11点，她打电话给110，那边的警察听上去很有经验，给了个提示，“我们要是上楼说，他可能会报复，要不你就等会吧，妹子，就睡吧”。她按捺到11点半，被吵得受不了，还是决定让警察来一趟。结果是，楼上的母女俩跑下来，“噼里啪啦骂我，你不是个人，你下次不报警就是个XX。”汪月清愣在那，小女儿在一旁看着。她嘴笨得慌，骂不回去。

后来汪月清又打过三次110，不为别的，只想“倾诉一下委屈，找找解决办法”。反正半夜被吵得睡不着，她开始和深夜值班的警察聊天，“到底有没有解决办法呀”。抓狂到极点，她开始考虑一些其他的事情，“如果他家特别吵，我也弄出噪音吵他们，他来我们家敲门的话，我拿刀砍他，属于什么情况？他说那不行，即使是小偷进来，你也不能犯罪。我说为什么他们家一直欺负我，我打他们，我还有罪。他说，不管怎么，你也不能打人”。

聊着聊着，警察实在看不过去了，告诉汪月清，“跟你说说我家吧，有一天我听见楼上玻璃球咚咚掉地上，我去敲门，说大爷，天晚了，咱们睡觉吧，我们楼下听着咚咚的。他回我，咋了，我就跟我孙子玩球。”

电话那头叹口气，“我也没办法呀。”

楼上与楼下的悲欢并不相通

汪月清的遭遇并不是个例。

至少在中文互联网的记忆里，邻里噪音的困扰，已经有13年的时间。目前网上关于楼上噪音的贴吧里，最早的帖子发布于2008年。早期受到噪音困扰的人们在这里聚集，诉苦抱怨，抱团取暖。

噪音扰民的投诉更是早已稀松平常。2021年，“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管理平台”共接到公众举报44.1万余件，其中噪音扰民问题占全部举报的41.2%，排各环境污染要素的第2位。与此相对的是，在公布的2016-2019年环境能力建设资金使用情况来看，2019年的噪音污染防治能力建设资金为4.8亿，占合计资金1841.7亿的0.259%。
2020年4月，傅岳建立了“邻里噪音联盟”，一年后将其改名为“安静之家”，致力于“环境噪音污染研究”。起因是，201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他准备上床睡觉，但楼上的响动就没断过。刺啦刺啦的拖拉桌椅声，孩子的蹦跳尖叫声，男人女人重重的脚步声……此起彼伏的声音透过脆弱的楼板，清晰极了。傅岳翻来覆去，耳塞塞好了又拿出来，捏成一个更细的长条塞进去，还是没什么用。他头昏脑胀，心跳加速，负面情绪飙到顶点。

傅岳今年36岁了，在苏州做外贸业务。这个地理环境优越的学区房，是傅岳一家十年前购入的，除了距离单位近之外，还有供小女儿上学的长远打算。直到2018年，楼上搬来了由一对中年夫妻和两个老人、两个小孩组成的六口之家。

一个沾了枕头就睡的人被逼出了噪音敏感，傅岳这样形容自己。他一开始只在晚上睡觉时对脚步声会敏感，随着噪音种类的增加，跑跳声、拖拉桌椅声、物品掉落地板声、讲话声、开关门声、下水道声、甚至是楼上关窗的声音，他都听的一清二楚。他逐渐对噪音产生一种诡异的痴迷，“我感觉自己快疯了。最严重的时候，不管白天晚上，我都全神贯注地在听楼上动静，有时候明明自己戴着耳机，突然感受到楼上有脚步声，就会迅速得把耳机摘下，去听脚步声。”

楼上与楼下的悲欢并不相通，至少在对邻里噪音的感知上。这种“互不理解”的隔阂首先体现在噪音的定义上。1931年，英国物理学家乔治·威廉·克拉克森·凯将其定义为“不合时宜的声音”。从物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噪声是声波的频率、强弱变化无规律、杂乱无章的声音。凡是妨碍人们正常休息、学习和工作，以及对人们要听的声音产生干扰的声音，都是噪音。必须承认这一点——噪音是主观且难以定义的。而对于受到邻里噪音困扰的人来说，耳朵之外，分贝仪是衡量噪音的唯一工具。《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规定，22时至凌晨6时为夜间，住宅区的噪音不能超过45分贝，白天不能超过50分贝。

傅岳一度陷入痛苦的自我怀疑之中，是我神经太敏感了吗？他去找邻居沟通，但对方质疑他耳朵有问题，“越沟通这个事情就越离谱了”，随之而来的是，“我到底是不是个正常人”。傅岳甚至不敢告诉身边的亲友，也不期望任何有实质意义的理解。

2019年的夏天是他孤军奋战的日子，他密集地在网上搜索“住宅噪音”的相关信息，只要愿意输入几个关键词，就能立即在贴吧、微博、知乎上找到这群为数不少的同病相怜者，傅岳松了一口气，“原来这样一件事也有很多人正在经历，很快我就觉得自己只是众多倒霉蛋中的一个了”。但这还不够，“仅仅是抱团去吐槽、抱怨、谩骂、诅咒的话，没什么意义”，他迫切地想要获得科学解释，“到底为什么楼上的声音我会听得那么大？”

终于在一个夏天的深夜，这种获得解释的冲动得到了纾解，“我点开了知网看了一下，确实能够找到一些专业的相关研究，包括建筑、住宅噪音、隔音减震标准各方面的”。傅岳觉得，自己心里一个疑惑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可以用科学去证明这个东西的客观存在性，原来不是我的臆想，不是我自己脑子有问题”，他这才恢复了自己原来是一个正常人的信心。

那段时间，他三四点钟才睡觉，“看了很多东西，完全睡不着”。期刊上的科普也看，一百多页的建筑学博士论文也看——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推进，大城市资源吸引外地人口流入，楼房以惊人的速度拔地而起，但是与此同时，地产公司大量开发，仅仅满足的是居住的需求，而非生活的需求。

“目前民用住宅建筑隔音是一个监管验收的空白”——这是傅岳咨询过建筑设计方面的教授之后得到的回复。《GB50010-2010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详细介绍了现浇楼板的厚度最低要求。压着最低标准的楼房，隔音效果无疑是差的，傅岳举了个例子，“只要在楼上用力走几下，或者是孩子跑跳一阵，天花板的振动噪音几乎都能超过55分贝以上，拖拉桌椅甚至超过65分贝”，也就是说，达到了环保部制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噪音排放标准》中的噪音标准。

傅岳同时也发现，其实噪音相关的研究并不多，而且有些研究已经很陈旧，甚至是90年代的论文。那些原来做这种噪音研究的学者，现在估计年纪已经很大了。“就在那一个晚上，我看到了这些东西。我开始想，这倒是一个盲点、一个空白的地方。”

现实情况可能是，“正常生活”早在一些楼盘开发的时候就预示了命运。“楼房的隔音真的不行”，这是很多噪音受害者的共鸣。差到什么程度？汪月清告诉我，毫不夸张地说，连楼上的打呼噜声都能听见。而江苏的陈先生说，一墙之隔的邻居训孩子，他连人家训什么都听得一清二楚。

拉锯战

自从开始运营“安静之家”后，傅岳的微信公众号已有一万多人关注，微信群也开到了六群，几千条消息刷屏是常事，半夜三点还有群友怨念地留言，“又开始砸东西了”。

两年多来，“安静之家”一共收到了七八十篇投稿，每一篇投稿都是一次远方的哭泣——新手妈妈被噪音搅得家庭破裂；疫情失业的年轻人被逼无奈，贷款100万换了一套顶楼；怀孕6个月的女人被楼上噪音折磨得大哭。以及，一个被群租房逼疯的男人“想像梵高一样割去自己的耳朵”。更有甚者，有人在三年噪音的煎熬下失控行暴，换来一场牢狱之灾。

“安静之家”群聊截图 ©周琪瑾

几乎所有困在噪音里的人都在面临相同的的窘境。他们承受的不仅是楼上邻居的不理不睬，家人朋友以为的小题大做，还有社区、物业“以和为贵”的劝解和“只能调解”的局限。邻里噪音是否有解？傅岳曾经总结了四条路，沟通、反击、搬家、忍受。但每一条路，都不好走。

沟通不了——“安静之家”里的很多噪音受害者折戟在“反噪音”的第一步上。

福建的戴容想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这么不理解另一个人？她的楼上住着一家七口人，小夫妻，公公婆婆，还有三个孩子。白天，新出生的小儿子在学走路，刺啦刺啦的推椅子声不断。夜晚，两个大孩子玩蹦床，“从床上蹦下来，再跑到床上蹦下来，然后哈哈大笑”。戴容心疼自己七岁的孩子每次半夜都被吓哭，跑到楼上去讲理，楼上反唇相讥，“你有病吧，天天趴在天花板听我们的声音干嘛？”事态很快发展成两家人反目成仇的地步。深夜的业主群是两家人的擂台，相互之间的阴阳怪气、指责和谩骂不时出现，他们都觉得自己委屈，都要人来评评理。

后来，被吵醒的戴容又一次在群里控诉楼上，迟迟得不到回应，反倒是其他业主说了句，“他家好像退群了”。

戴容和孩子搬到客厅睡觉 ©戴容

李智成则在忧虑，和醉汉到底该怎么沟通呢？他的楼下是群租房，六七个年轻壮汉把本就不大的房子塞得满满当当。年轻人丰富的夜生活不在商圈，反倒在家里。楼下的租户总是半夜聚会，聊天、唱歌、大笑，还有电视的声音，可以一直热闹到凌晨四点。下去找他们吧，白天敲不开门，晚上一群醉醺醺的男人，又讲不了理。

李智成恼火了，打开窗子喊话，“凌晨2点了，有什么事能不能白天说？”

楼下的人喝醉了，“有种你下来打我。”

更多的时候是，李智成翻来覆去无法入睡，端个烟灰缸去阳台，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直到天亮。

即使是警察介入，情况也不见得好转。“安静之家”历时两年，通过网络问卷、社会调查、数据收集等方式制作出了《2021年中国邻里噪音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选择报警的噪音受害者有46%，不过借此摆脱噪音的比例，仅有2%。

面对噪音纠纷，警察也很难调解。李智成数了数，自己已经报过四次警了。最后一次，警察分两辆车把李智成和楼下怒气冲冲的六个人，拉去派出所当面对质。这是他强烈要求的。双方立了一个口头协议，11点之前，楼下必须结束聚会，还录音录像，做了记录。后来的几天，楼下果然安静了。李智成很高兴，觉得自己解脱了，和“安静之家”的群友们友好地告别，希望大家以后都能摆脱噪音的苦恼。但好景不长，楼下的噪音又反弹了。

使用震楼器反击的报道开始时常出现。2016年12月，杭州一女租户深夜开震楼器惊动全楼，居民无奈找来物业拉闸。2018年10月，杭州一老大爷饱受楼上噪音困扰，自制震楼器反击。2021年4月，上海一户502室被报道24小时不间断连开5年震楼器，要对楼上漏水实施的报复，却使整楼住户遭殃。从2015年开始，震楼器就被商家宣传成一种“噪音反击神器”贩卖。如今淘宝上依旧能轻易地搜到这款产品，店家广告语极具吸引力，“让邻居主动求和，还你安静的家居生活”。

李智成向我描述震楼器的样子，“它是一个圆盘子，里面有个马达，你有个遥控，可以调一些频率”。被噪音困扰的这四年里，他想过无数办法，到后来，情绪失控的时候，震楼器也买了。他觉得，震楼器有用，但也没用。因为最后是两败俱伤，“他睡不了，你也睡不了。但他们白天能睡觉，我白天要上班啊。可是又不得不去做，再不发泄人都要疯了”。

“安静之家”曾经收到过一次特殊的投稿——一位制造噪音的“楼上”，控诉使用“震楼器”反击的“楼下”。这是一次有趣的倒置，投稿一经发出，就有几十个“楼下”在评论区反唇相讥。我尝试联系这位“楼上”，他的回复很快，“我不参加任何采访，不想再聊这个事了！等我把楼下的官司打赢了再聊吧”。

震楼器的危害性显而易见，更可能违法。这时候，新一代的反击工具“共振音响”又出现了，它能使整个介质产生共振，这几年非常畅销。除了不会对墙体进行大功率震动之外，“用音响的话，民警也没办法，可以说我在家听歌”。更有趣的是，这一发明开始大量销往海外。YouTube上有不少中国香港人、中国台湾人和日本人发布自己的使用体验视频，在他们口中，“共振喇叭”已经成为了“恶邻终结者之首”和“反制神器”。

弱者搬不起家

噪音受害者的人生中，一天变得非常漫长。“自己真像个贼一样”，住在南方城市东莞高档花园的张女士也没有免于噪音困扰，她开始忍不住寻找声音的来源，“耳朵贴到墙上，这里听听，那里听听，站在阳台上听一下，窗户旁边听一下”。待在家里时，她始终处在一种抓狂的状态，精神时刻紧绷着，“是他关厕所门了吗？还是他厕所抽水了吗？还是电梯？不对，听起来像电梯的声音又不像。一会儿又一个声音，小孩又跑了？不是吧，那个是什么声音？原来是在剁菜的声音。”

河北的陈妍，则把自己描述成一个“窃听器”，她觉得自己已经变得不认识自己了，“有这个事以后，天天竖着耳朵，想楼上在干什么呢，他会什么时候睡觉啊，然后我就可以休息了”。所有的念头都是关于噪音的，因为要是不想，直接睡的话，会被吵醒。

邻里关系微妙而复杂。住在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里，互不关心，互不搭理是司空见惯的事。李智成对此深有体会。他随口能举出好几个例子：比如，和同一幢楼的人进电梯，看他手里拿着快递，我好心问他在几楼下。很多时候，对方啥也不说，过去把自己楼层按了，就不理他。再比如，有些人挡在电梯门口，我说麻烦借过一下，他也不理你。反正你只能挤着过去。“这东西次数多了，我也冷漠了。说实话，热脸贴冷屁股这种事，干几次就够了。”

更多的人已经适应了这种疏离。被噪音折磨的戴容，对附近的人毫无兴趣，“我不想去了解任何一个人的生活，我就想过好我自己的生活，上班、下班，在家过好自己就行了”。

和噪音纠缠这么久，傅岳开始思考人在城市的处境，“为什么我们生活中遇到噪音，就感觉无解了？当然无解啊，城市化嘛，不然生活在农村哪有这个问题？”他回忆起自己的邻里关系——认识一些邻居，但只知道在一个小区里面，很少交流。唯一处得比较好的是四五年前搬走了的隔壁，还是因为两家人曾经都是一个村里面认识的，父母都熟。在他看来，邻里噪音其实是城市化带来的诸多症状之一。

为什么现在邻里沟通这么难？傅岳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解，现代社会迁徙是很常见的，人一直在流动，要么你在流动，要么你身边的人在流动。在这样的流动社会中，原有的乡村环境下的声誉监控失效了。楼房里的人们互相匿名又互不相识，道德标准只能依靠每个人的自觉性来维持，这显然缺乏约束力。

2021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新噪声法将于2022年6月5日起施行。法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声环境的义务，同时依法享有获取声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噪声污染防治的权利。对恼人的夜间施工噪声、机动车轰鸣疾驶噪声、娱乐健身音响音量大、邻居宠物噪声扰民等问题，法律都作出了相应规定。

邻里噪音没有纳入其中，傅岳觉得，“邻里噪音属于难检测难纠正的噪音，是社会生活噪音中最难治理的一部分”。也正因此，“安静之家”与邻里噪音的斗争，还将继续。

搬家，成为一些人保卫耳朵的最后一条路。

《噪音书》的作者加列特·基泽尔将噪音视为很“弱”的问题，因为它影响“弱者”。而大多数普通人其实都是“弱者”——不是随随便便就搬起家的。

买一个房子已经很不容易了。戴容是2013年在福建买的房子，“真的蛮辛苦”，不仅拿出了所有的钱，还多亏好多亲戚的赞助，才攒够首付。“买完房之后按揭，卡里就剩下一千块钱，真是太穷了，但真是很开心”。可是楼上如“非洲草原动物大迁徙”，她开始央求丈夫，“我们能不能搬家？”

“有自己的房子，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儿”，这是八年前戴容的想法，如今她只想逃离这个房子。安宁就像空气一样，失去的时候才会觉得窒息。只有聊到搬家这件事，她的语气才表现出罕有的轻快。2021年11月20日看房那天，售楼部说，已经卖得差不多，就剩顶楼。小朋友听了很开心，我们就要顶楼！“真的是好巧，我们只要顶楼，那一栋开盘也只剩顶楼”，完全没有考虑环境、交通、绿化，当天他们一家就签了认购书。

对于汪月清来说，搬家是一件不计成本的事，只要能离开噪音，怎么都行。她看房的时候是房价最贵的时候，手里的钱也只买得起老破小，比原来住的环境差多了。面积特别小，丈夫和闺女都怨声连连。

但是，谁管得了那么多呢？“从加中介的微信看房到买房，一共就25天，”她的笑声从电话那边传来，不知是开心还是自嘲，“我老公再不同意买房的话，我真要离婚了”。

四川的小静是和我交流的最后一个噪音受害者。这段时间里，一旦楼上开始轰隆隆，她就给我发消息。去年底的一个早晨，透过信号并不太好的手机，睡意朦胧的我，在床上静静听着2233公里之外的噪音轰轰作响。砰砰砰的重物坠地声，好像踩在空心地板上的脚步声，还有一些无法辨别的噪音，与斯拉斯拉的电流声一起，从我外缘性的耳郭进入外耳道，穿越阻挡小飞虫的绒毛，然后抵达我的鼓膜和听小骨。

那一刻，我的困意足以杀死一头大象。

来源：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微信号：guyul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