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北京地铁最后一站

当人们提起北京，它是一个常住人口2189万、面积16410平方公里的超级城市，文化发达，商业成熟，各个维度都堪称强大。但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非常了解北京，这座城市仍处于高速变化之中，一些地域因此混杂了不同的气息和面貌，地铁最后一站，就是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便利与不便之间、拥挤与空旷之间的第三种空间。

文 | 徐晴
编辑 | 金匝
运营 | 月弥

落脚城市

对许多人来说，地铁最后一站，是他们落脚北京的第一站。

去年10月，毕业生陈曦揣着4000块来了北京，对她而言，4000是个有些尴尬的数字。在西二旗，互联网大厂的房补抬高了附近的租金，一套两居月租8000块。在三里屯，4000元可以勉力租下两居中的一个小房间。北京五环以内的大多数地方，一个单间的价格至少是2000元。

最后，陈曦选择寄住在表姐家。表姐在北京工作，房子租在朝阳区，一个房间里，两个人得挤一张床。白天，表姐离家工作，她出门面试，焦虑一直环绕着她，找到合适的工作和便宜的房子同样急迫，而前者影响着后者的选择。这不是找工作的好时机，政策缩紧，北京的互联网大厂几乎都在裁员，陈曦投出200份简历，只面试了四家，一个月后，她入职一家在线教育公司，月薪是8000元，去年同样岗位上的人，薪水是她的两倍。

她迅速入职，浏览各大租房软件，看中了地铁4号线最后一站天宫院附近的单间，第二天就搬了进去。这是她综合考虑做出的选择：12平米的空间，每月房租1900元，算上她一共住四个，其中三个是女生。新公司在中关村附近，住在4号线最后一站，虽然通勤时间被拉长，但也意味着她可能会有一个座位，全程坐着，不用换乘。

▲ 图 / 视觉中国

5年前，许海洋大学毕业后来北京做销售，他住过地铁4号线北段的西苑、南段的生物医药基地，也住过1号线八通线的九棵树，10号线的丰台站，都是房租相对便宜的地方。两年前，他搬到北京最西边S1线的倒数第二站小园，之后又搬到了最后一站——石厂。这些年，他的薪水越来越高，住得反而越来越便宜。他掌握了一种租房规律：北京北边通常比南边贵，地铁越靠近最后一站，价格越便宜。在丰台站，一个12平方米的一居室月租2100元，但在小园，2200元可以租到42平米的开间，“有了质的飞跃”，到了石厂，相同的房子还要再便宜200块。

如果希望价格再低一些，可以将目光投向北京的东北角，这里有最大的汽车物流园，王朝曾经的公司是这个行业里的龙头，他因此租住在15号线最后一站俸伯附近的前俸伯村。那里的租金便宜得惊人。有些平房老旧，月租只要500块；有些被外地人承包，改建成两层小楼，精装修后，有水、电、wifi、空调、马桶、热水器，租下四十多平米的二层，每月也只要1000元左右。身处前俸伯村，物价与小县城持平，商店里最贵的冰激凌卖两块钱，那些包装花花绿绿、没有品牌的雪糕，多数五毛钱一支。

但同时，王朝也看到有不少戴着字节跳动工牌的人会在俸伯站上车——从这里坐上18站地铁，花费56分钟，可以抵达字节跳动在六道口附近的一个办公室。那是一栋叫学清嘉创的大厦，除了字节，顺丰科技、新浪VR也在这办公，附近一居室的房租在6000元左右。如果工作在这里，住在俸伯，意味着房租至少可以降低一半。

一位大厂员工曾在深圳和北京生活过，在她看来，深圳是块状的，每一块都有一个中心，而北京是环状的，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围出了几个同心圆，地铁就像是一张细密的方形网格，叠加在同心圆之上，越靠近圆心，租金可能越高，而嵌在网格之中的大大小小的城中村，是租金的绝对洼地。

对租房难有深切感受的邵珺，也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两年前，他专门制作了一张地图，统计了北京最便宜的租房地。他眼中性价比高的房子应该满足三个条件：租金1500元以内，有独立卧室、独立卫生间，房东直租。满足这些条件的房子，大多是城中村，1号线四惠东的康家沟村，1号线双桥的东柳村，6号线草房的皮村，以及地铁最后一站的农村自建房，例如天通苑北附近的东三旗村、半截塔村，俸伯的前俸伯村、后俸伯村，以及北安河的草场村等。这份租房地图在知乎上被收藏了4097次。文章的末尾，邵珺写道：“如果北京10年之内没有把我答案里的所有房源清退掉，那我在北京剩下的10年还是有容身之处的。”

在地铁最后一站，便宜的房租有时是牺牲了确定性和安全感换来的。年轻的女孩小寒曾住进半截塔村的一个筒子楼，楼两边都是废墟，凌乱的电线把天空分割成碎片。天黑之后，从地铁站走回家的一小段路没有路灯，风吹起来，塑料袋哗哗作响，小寒感到害怕，她的爸爸给她买了一个有报警器、电击功能的手电筒，让她时刻带在身上。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租金，有人不只住到地铁最后一站，还想出其他办法。23岁的胡英俊在10号线苏州街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去年7月，他搬到16号线最后一站北安河，整租了一个80平的房子，然后打上隔断，一个房间自己住，另外两个租出去。做二房东让他每月的租房成本降到了1200元，但很快，他发现租客不好找，很多人只租三个月就离开了北安河，或是离开了北京。

这个位于北京西北角的房子里，曾经住过一个00后男孩。男孩大专毕业，实习的公司跟学校有合作，但来了之后，原本讲好的5000元工资被克扣到3000元。租房时，他跟父母借钱交押金和房租，也没来得及买被褥，当晚就睡在只有一张铁板床的屋子里。胡英俊看不过去，给了他一条毯子。3个月后，男孩的妈妈生了一场病，他所有积蓄都付了医药费，之后他说要回老家，离开后，再也没有回来。还有一位租客做过奶茶店员工、地产销售，最后误入一家涉嫌违法的金融公司，他突然失联了一个月，在一个晚上给胡英俊打来电话，说自己的身份证被质押，人也被派遣回老家，让胡英俊帮忙把行李寄回去。

在这些租客身上，胡英俊看到了与自己相似的轨迹。他没上过大学，当过保安，被招工的人欺骗，也骗过别人。直到网贷一万多元上了一个计算机培训班，拿到结课证书，他才找到现在这份还算安稳的工作。这座城市就像一个大筛子，来了的人，也可能从大大小小的缝隙里掉下去，胡英俊说，他是没被筛掉的、幸运的那一个。

▲ 2021年底，北京地铁开通了8号线三期剩余段在内的9条线（段），运营里程达到783公里。图/视觉中国

通勤旅程

00后地铁爱好者陈元瀛说，北京很大，大到没有一场雨可以覆盖整个北京，郊区的天气经常跟城区不同步。北京的建设速度也很快，地铁连接四方，2001年只有1号线、2号线，2003年底到2007年10月，也只多了两条线路，但2008年之后爆炸式增长，一不注意，新线路就出现了。

截至2020年12月，北京有25条地铁线路，450座车站，总里程783千米，相当于从北京到江苏徐州的距离。在北京，一个人可以从门头沟坐地铁去通州，只需要换乘一次；也可以换乘两次，从最南端的天宫院坐到最北边的天通苑。在2020年，北京地铁客运量达到22.94亿人次，日均628.5万，这意味着，地铁上的拥挤可能是无法避免的。

搬到天宫院第一天，陈曦就发现，住在地铁最后一站，不一定能获得一个座位，站了一个多小时后，她到公司，“腿已经不是我的了”。后来她吸取教训——等三趟地铁过去，能排到门外第一个，坐下就有希望。每天早上七点，当地铁呼啸而来，睡眼惺忪的陈曦立刻会被汹涌的人潮唤醒。地铁越靠近，就越紧张，像要参加拔河的运动员，她不动声色地较着劲儿，只等门打开的那一刻。

陈曦身高172厘米，重60公斤，高中时参加学校的运动会，长跑拿过第一。她自诩身体强壮，但那一刻，强壮也不太管用。地铁不是走上去的，一股巨大的推力把她推进车厢，其余的人以最快的速度把空间塞满，有许多个瞬间，陈曦觉得，“我的双脚好像离开了地面”。

没住在天宫院的人很难想象，造成这种拥挤的原因之一，居然和50公里外的固安有关。那是行政上隶属于河北廊坊的一个小县城，与北京大兴区相望，只有一河之隔。

10号线天宫院站B口，是出租车师傅或是黑车司机的聚集地，“固安固安，就差一个人。”“30块钱，固安走不走？”再往前，就是北京-固安专线。从2015年起，这条专线每天清晨5点30分发车，从固安出发，经过1个小时抵达天宫院，一天内通过这条专线在天宫院和固安之间往返的有三四千人次。

过着“双城生活”的上班族，滋养了固安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商。走进固安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的总部，能看到墙上挂着的巨幅地图，标记固安与北京的距离。地图前有一个长约四米的模型，固安的每一个楼盘、每一条高速公路、医院、学校、公园都等比例缩小。模型上接着小灯串，打开开关，灯接连亮起，有规律地闪烁，每一个人站到地图前的人，都难免对眼前的这座城心潮澎湃。

去年5月，90后亭风在固安买了房。有一段时间，他尝试在固安与北京之间通勤，先乘1小时专线到4号线最后一站天宫院，再坐地铁，或者与邻居拼车，通过大广高速到北京南六环，再换乘地铁或公交。具体多长时间要看运气，固安与北京之间有两个检查站，进京时每个人都要下车一次，接受身份检查。一旦河北出现疫情，进京要查健康码，检查站前的拥堵会更加漫长，道路上每个车的尾灯都亮着，一片红光。

▲ 固安县城内，住着很多和亭风一样需要跨城通勤的人。图 / 视觉中国

北京地铁路线图上，连接着固安的天宫院是这座城市最南端的地铁站，与此对应的是5号线北边最后一站天通苑北，两个站点的拥挤程度难分高下。

多乐是北京人，十几年前家里拆迁，她和家人从东四环搬到天通苑社区。这是全亚洲最大的社区，在1999年由顺天通房地产集团开发，面积只有8平方公里，住的居民却超过了40万，比冰岛整个国家的人还要多。

地铁肩负着众多天通苑人出行的重任。从北往南，有三个站点穿过社区——天通苑北、天通苑、天通苑南。每个早晨，进站口的队伍又长又挤，像贪吃蛇一样把地铁站围拢起来。刚上车的前几站，“手机是不可能掏出来的”，当然，也不需要扶住什么，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把人稳稳当当地卡住，就算急刹，也不会让这些人摔倒在地。多乐一直疑惑，天通苑北之后的几站，人是怎么突破封锁、见缝插针似地挤进来的？

家在地铁最后一站，天气会决定多乐的出行方式。她发现，一遇到刮风、下雨或下雪，天通苑开车的人就少了，公交站和地铁站会出现超长的队伍。在天通苑住得久了，多乐已经掌握一套乘车法则：“如果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想有个座位，那就去天通苑北；如果正常上班，觉得自己体力还行，就去天通苑挤一挤；如果遇上雨雪天气，就去天通苑南，至少不用在露天排队。”

住在地铁最后一站，也意味着漫长的出行时间。天通苑被称为“睡城”，多数居民在主城区工作，通勤距离在10公里以上。胡英俊住在16号线最后一站北安河，但他的女朋友住在1号线传媒大学附近。因为距离过远，坐地铁要两个小时，一个月才见一次，两个都在北京的人，好像在谈一场异地恋。

▲ 16号线最北端的北安河站外，天际线不是高楼而是群山。图 /徐晴

才华曾住在前俸伯村，当时他在中关村工作，通勤路线贯穿了整个北京的北部，从最东北到最西北，接近45公里，这意味着他每天有5个小时在地铁上。一次出勤，他要经历步行、公交、地铁、共享单车四个步骤，每一段路程精心计算好时间。通勤久了，他找到规律，如果早上8点还没能到望京，他一定会迟到。下班后，他习惯在公司点好外卖，吃完再回家，否则晚饭会被延迟到晚上9点。

原本他想在拿到第一个月工资后赶快搬家，但赶上疫情，诸多不便，半年之后，他才搬到一个离公司走路只要10分钟的地方，他突然拥有了一段空白时间，以及一些不知该如何支配的自由。

陈曦的房子离天宫院站走路约5分钟，坐70分钟地铁后，再走10分钟可以到公司。她晚上6：30下班，到家已经快要8点，简单吃饭、洗漱之后，就到了睡觉时间。她得保证自己在10：30前睡着，才能在第二天早上6：30准时起来挤地铁，时间被压缩到不容许有一丝浪费。

在北京，像陈曦一样的年轻人承受着最长的通勤时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北京市居民时间利用调查报告》是这么说的：15岁至39岁的青年每天的通勤时间平均为1小时52分钟，40岁至64岁的中年人为1小时15分钟，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为52分钟。

因为通勤时间长，对住在最后一站的人来说，地铁可能是除了公司和家之外第三个重要的场所，它是中转站，也是两者的结合。有人曾在6号线最后一站潞城看到一个女孩风风火火地跑上地铁，头发还是湿漉漉的，人群挤出来的热气充当了她的吹风机。也有人在地铁里化妆、睡觉、学习，胡英俊甚至在地铁里上完了一套与自己工作有关的编程课，一片嘈杂中，他戴着降噪耳机，安心听课。

陈曦会在前一天晚上下载好综艺节目，第二天在地铁上看完。她不愿意面对车厢里每个人脸上相似的无力、麻木和疲惫。但拥挤随时会打断她，好几次，有人被迫“壁咚”她，身体悬到她的手机上方，还有一次，一个中年男人的肚子就快要贴上她的眼镜。剧烈的争吵她也见过，那是早高峰，两个男人在站台上挥舞起拳头，一个大叔站出来劝了两句，没什么用。此时，地铁驶入站台，人们小跑着冲上车，争吵烟消云散，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第三种空间

1号线最西端的古城，王朝生活的社区有三个名字。在地图上，它叫“健康南里”，附近的老人叫它“北锅炉厂”，但如果去问居委会，它又被为“水泥管厂员工楼”。很长一段时间里，王朝十分苦恼自己的快递地址该写什么，一些新来的快递小哥常常迷失在这片区域，送错件是常有的事。

在古城一带，大多数建筑、道路都围绕着首钢集团规划，后来迎来拆迁。原本属于石景山体育场的社区，因为规划调整，只拆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不知该归属于哪里。社区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煤气，最初住在这里的人喝井水，家里都安装一个过滤器，后来，大家去隔壁小区买水、电、煤气，向隔壁的物业付款。购买时间是固定的，周一上午或是周五下午，是王朝还在上班的时间，他只能拜托邻居帮忙。邻居也去不了的时候，王朝会在公司里点外卖，吃完再回去，以及在家附近买桶装水，解决喝水的问题。

王朝住的房子后面有一块空地，长满杂草，十分荒芜，一到周末，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三轮板车依次排开，穿着厚棉袄的男人女人吆喝着卖菜。到了夜晚，这里通常漆黑一片，没有路灯，只有附近居民挂上去的小灯泡发出黯淡的光。200米外的另一个小区，有现代城市里该有的一切，差了几百块钱租金，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在地铁最后一站，王朝找到了陌生又熟悉的感觉。他喜欢骑自行车到处转悠，住在前俸伯村时，从村里出发，顺着主干道一直骑，可以骑到牛栏山酒厂，沿途所有10层左右的楼房都是回迁房，两侧是开阔的麦田。六七月的时候，村里的人开始收割小麦，整个村子弥漫着一种镰刀割过植物留下的草腥味。

许海洋对比了石厂和小园，尽管石厂离城市更远，但相对小园更便利。小园有不少回迁房，楼下的底商没有入驻，显得格外空荡。这里便宜的房租吸引了不少人，附近的超市、商铺逐渐多了起来。在石厂，许海洋可以每个周末走路去一趟物美超市，买一些生活必需品。有趣的是，超市里什么都有，但只有最基本的那一款，薯片只有一个味道，香烟只有两个品牌，红星二锅头只有经典红色款。周边还两个公园，一到晚上或者周末，就聚集了很多孩子和老人。许海洋习惯这样的生活，他没有太多朋友，不常出去社交，也不爱看短视频，闲暇的时候，他去公园的篮球场跟一群十几岁的少年打球。

16号线最北端的北安河也是如此，附近很清净，电影院、商场、KTV，一概没有，多数房子是回迁房，老人居多，一位70岁的大爷会在阳光很好的下午出来遛弯，跟自己80岁的好兄弟聊聊天，晚上再回去。大爷是本地人，坐拥数套回迁房，他嫌城里空气不好，不愿意进城。傍晚，他坐在地铁口旁边的石椅上，听秋天最后的蝉鸣，一群年轻人鱼贯而出，他有些感概：“白天看不到他们。”

但胡英俊觉得，他在北安河的房子有家的感觉。房租不贵，他有了闲钱，买了一个沙发，一个茶几，置办了投影仪，能在家看电影。周末的中午，阳光透过窗子照进房间，洗好的衣服一件一件挂在衣架上，洗衣液是清淡的柑橘味，墙上是一个老式挂历，“一页一页撕的那种”。

家住地铁最后一站，像小镇生活的延伸，时光倒流回从前。走在北安河街上，两个老人迎面遇到，一聊就是半个小时，接下来的行程并不要紧，时间可以随性地漂浮、流动。奶东村的主干道两侧开着饭馆、洗衣店、修车铺，招牌用店主的名字命名，比如“王家面馆”，连锁品牌、标准化服务，敌不过熟悉和人情。离村子几百米的地方还保留着集市，下午四五点，老人拉着孩子去赶集，那里有十块钱三斤的猕猴桃，五块钱一斤的蜂蜜小面包，再往里走，一个小小的摊位在卖假牙，有人用纸币交易，有人忘记带钱，可以跟摊主赊账。

▲ 奶东村每天下午的集市。图 /徐晴

成为北京

在地铁最后一站，多乐看到一个社区是怎么越长越像北京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天通苑被称为“最混乱的社区”，人的流动性高，房屋数量大，几年前，多乐的邻居想在附近租房，遇上一个二房东，入住没几天，对方说电表坏了，电费有3000多元，需要多乐的同学和另外两个室友均摊。同学拿出了租房合同，里面有文字游戏一样的表达，最终，几个人皱着眉头交了钱。早些年，那些二房东有不少是租房平台的员工，他们通过平台系统找到房东，私下租房，打好隔断，再出租出去，既赚了差价，又赚了中介费。

这十几年里，社区有了很大变化，天桥下有了警务室，等在地铁站外的黑车司机消失了。医院、影院、学校、大型商场逐渐建起来，人也越来越密集，反过来促进社区公共空间的完善。2014年，这里有了第一家三级医院清华长庚，2019年，清华附小的天通苑分校首次招生。为了纾解交通压力，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回天地区”第二个五年计划，两条地铁线路，17号线、13号线都要从天通苑社区经过。

独一无二的社区文化在慢慢产生。天通苑有一群“暴走族”，不管什么季节，傍晚六七点，天一黑，大爷大妈拿着低音炮播放民族风歌曲，来自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的人排成长队，绕着小区快步走，脚步整齐，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大多数时候由一位大爷带队，一边走，一边加入新人，队伍越来越壮大。多乐见到过一个260斤的大爷，走了好几年之后瘦了100斤，身上全是肌肉。她越发觉得天通苑就是一个微缩城市。“它原来是不存在的，因为城市发展、人口迁移逐渐形成了，它很包容，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来自五湖四海。”

当地铁伸至城市更边缘的地带，更多地方成为最后一站。2014年底，14号线善各庄站并没有开通，大家出行主要靠公交车，进城的必经之路上，有一条火车道，一听到火车的声音，就知道又要堵上半个小时。住在那附近时，李羊羊总听到建筑工地传来“叮叮哐哐”的声响，像汪峰在《晚安北京》中唱的那样：“我将在今夜的雨中睡去/伴着国产压路机的声音。”以及悬在高空中的探照灯发出白色的光，穿透窗帘打在他的被子上。他住的房子隔音不太好，但他习惯了这些背景音，也知道给自己买一个遮光性能最好的窗帘。

城市的血液逐渐流过神经末梢，之后几年，路越来越宽，越来越多，一条新的路可以直达望京，从前30分钟出行，现在变成10分钟。房子越长越规整，高楼建起来了，大多数在10层以上。现在的善各庄，很难看到过去的荒地、杂草，只剩下几十年前种下的柳树，树干粗壮，在夏天垂下纤长的柳枝。

但这也意味着一些地区和一些人的消失。14号线最东端善各庄附近，一个叫香江北岸的社区，5年前，这里是长满杂草的荒地，一到雨天十分拥堵，人和车都会陷入泥泞之中。香江北岸新建成时，开发商表示只能出租，不能购买，但也推销了一种交50年房租的模式，相当于以1.7万每平方米的价格买下50年的居住权。但在去年10月，香江北岸被政府收回，未来将作为公租房使用，原本的住户只能腾挪，他们成为变化的一部分。走进那些被清空的房子，可以看到人们离开时的仓促。有的房间挂着情侣合照，或是孩子的玩偶、奖状，一间卧室的床边，拖鞋被摆放成最方便穿上的角度。

▲ 香江北岸被清空的房子里，墙上的装饰和柜子上挂着的玩偶记录着一家人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图 /徐晴

51岁的秀莲和老伴2008年从东北老家出来，跟着自己的姐姐、姐夫一起到北京打工。餐厅传菜员、商场保洁、家政阿姨，她都做过，但这些年，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工作的选择越来越少。地铁尽头的奶东村接纳了她和老伴，让他们做环卫工人，每人月薪3000元，一个让秀莲满意的数字。

大约3年前，奶东村的房子重新修缮。周围的村子，比如奶西村，都已经或面临拆迁，周边可以廉价租房的范围不断收窄，最后只剩下北京市政府要保留的自然村落，奶东村。曾经租住在周边的人在拆迁之后搬过来，人一多，租金再次上涨。秀莲记得，10年前，奶东村的房子刚刚盖起来的时候只要800块一个月，三年前涨到1400元，然后逐年增加，先涨到1700元，又涨到2300元。

在北京的十几年，秀莲的大部分收入给了房租，但她不愿意回家，老伴有慢性肺病，得一直吃药，他的社保落在望京，能报销不少。此时的秀莲站在北京和家乡的中间，站在日渐上涨的房租和社保报销中间，她犹豫着，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离开的，留下的

来北京之前，陈曦觉得自己是一个敏感、自卑的女孩，等挤了一个月地铁，她发现自己变了。那天，她在地铁的楼梯上摔得四脚朝天，但完全顾不上丢人，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我得赶紧站起来，不然就赶不上这趟地铁了。”拿到第一个月工资后，陈曦立刻找中介看房，她不愿意再受通勤的苦，最后把目光投向了4号线最北边的最后一站——安河桥北，离公司近了许多。她觉得，等搬离天宫院，北京的新生活还会向她徐徐展开。

许海洋发现，北京地铁最后一站的性价比在消失。2018年，石厂一居室的租金是2000元，今年合同到期，房东涨到了2800元，比倒数第二站小园还要高。很难判断是来这里的人多了，还是其他原因。李羊羊也记得，14号线善各庄一带，“有一年整治群租房，租金上涨，有一次着火了，又涨了一次房租，还有一年地下室不让住了，又涨了一次”。

尽管房租越来越贵，李羊羊却愿意一直住在这里。他觉得自己习惯了。“自从来北京就住这边，每年都会给自己添置一些新的东西，东西越来越多，搬家也就越来越麻烦。”许海洋则从地铁最后一站转向公交最后一站，他了解过，在快速公交4号线的最后一站，一个40平的一居室，月租在2100元左右。

多乐搬家后反而想念天通苑。城市里的理发店，办卡的最低额度是2000块，天通苑是500块。每到晚上，北三环车水马龙，嘈杂的声音直到午夜仍不散去，不远处的写字楼，不论白昼还是黑夜都亮着灯，而天通苑的夜晚只有安静。多乐跟朋友说：“年轻的时候可以住在城里挣钱，等退休了，我一定要回天通苑住，主要是我不想买根香菜都得专门去商场地下一层的超市。”

▲ 天通苑附近的九台大集，种类丰富，价格也相对低廉。图/视觉中国

只要不提教育，天通苑的生活一定是方便的。总有人要去追逐更好的机会，“一到孩子上学的时候就会很明显发现，大家基本上还是把孩子弄回城里”。这也是多乐搬家的最大原因。

越修越远的地铁，成了一部分人留在北京的希望。亭风来自一个衰落的能源城市，2014年毕业后，他住过北京地铁最后一站的地下室、上下铺的小单间、单位提供的宿舍，也跟陌生人合租过三居室。这几年他存下一些钱，想在这座城市里扎下根，但遍寻整个北京，能负担得起的房子只有东边的燕郊、三河、大厂、香河……对比之后，他选了固安。固安的北城离北京更近，房子的均价在每平方米1.4万左右。与北京的距离直接决定了房价，固安南城的房子每平方米比北城至少便宜3千块。但那个房子更像是一种安慰。受不了固安到天宫院的漫长通勤，现在，亭风住在房山的出租房里，周末有空再去固安。值得安慰的是，他在固安收获了一份恋情，恋爱对象就是他新房的邻居，一个也过着双城通勤生活的女孩。

对80后互联网人罗斯而言，在燕郊买房是唯一的选择。2014年，他的孩子出生，没有北京户口，也没有足够的钱，燕郊对罗斯一家人敞开了怀抱。从地图上看，北京和燕郊只隔着一条潮白河，晚上站在河岸边，北京一侧一片黑暗，而燕郊灯火通明，两个城市组成了一个鸳鸯火锅。大城市的边缘比不上小城市的中心繁华，后者为罗斯提供了一个安全、稳定的家。

李羊羊喜欢北京，他觉得：“这个城市还蛮公平的，它可以弱化每个人的背景，每个人都可以从零开始，重新去搭建自己和陌生人的关系。在北京，只要肯努力，你就可以得到自己该得到的东西。”至少现在他还不愿意离开。几个月前，李羊羊的父母来北京看他，跟他住在一起，“他们觉得在北京没有事情做，不像在老家可以到处溜达，但是我回了老家，跟他们来北京的感觉是一样的，也是没事情做。”

也有人持悲观态度，觉得那种公平就像装在一个瓶子里的油和水，用力震荡，油水可以暂时地混合，但过不了多久，依然会产生分层。王朝觉得，北京是一个难以留下来的城市，“眼前有三座大山，户口、房子、车”。在他看来，北京只是一种追求，承载了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才华在短暂地拥有大块时间后，很快成为996程序员中的一个，加班和改不完的bug填补了他多出来的空白。相比北京，他更喜欢成都。在成都旅行时，晚上可能12点多，还有人在外面遛弯、喝茶，一家三口出来吃火锅，“这在北京是不太敢想象的”。他补充说：“北京就是把所有人的时间都占据。”

住在地铁最后一站，时间总是不够用，就像瓦格纳在歌剧《漂泊的荷兰人》中描述的那样，名为荷兰人号的大船“没有航向，不能停泊靠岸，也无法保持静止”。这些年，许海洋心里想的是一个字，赶。“朝九晚六，早上起床之后赶紧洗漱、赶紧吃饭、赶紧坐地铁，我今天要坐7:54那趟，不能再晚了，再晚我后边得跑着去公司。到公司之后也在赶，第一件事就是拿便利贴列接下来的工作，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下班也是赶着坐地铁，赶着回家吃完饭，赶着睡觉，第二天还要早起。”

到今年，他才发现，自己在近10年的时间里换了13次工作，搬了9次家。他不讨厌北京，但也说不上喜欢。“我觉得我到了四五十岁之后就该换地方了，这就不是我的时代了，是00后、10后、20后他们该来的地方，我就该退出这个地方了。”

刘乐和爱人准备离开北京，去爱人的老家西安生活。或许生活没那么丰富，但至少，“能买得起房”。“刚来到北京的时候，鸡血满满，每天干什么都很快乐，觉得自己可以战胜一切。现在我可以得到更多我想要的东西，但是觉得心特别累，特别疲惫。北京带给了我一些东西，可能也带走了一些东西。”那套买在地铁最后一站燕山的loft，自从交给中介，刘乐已经有两年没有去看过它，她不知道这套房子现在被住成了什么样，就好像是一种摸不到的数字资产，“我一天都没有住过，我拥有这么一个东西，但又好像没有拥有”。

而那些住在北京地铁最后一站的人，仍奋力在这个逐渐饱和的城市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就像卡特琳娜·加缪在随笔集《孤独与团结》中所写：“他是众生中的一人。他试图在众生中尽力为人。”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涉及人物皆为化名）

来源：每日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