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航 蔡家欣 殷盛琳 魏晓涵
实习生｜邱瑜敏 曹宇飞 黄格
编辑｜王姗 王一然
摘要：两年了，从一个冬天到另一个冬天，我们已经习惯了口罩、健康码、消毒液常伴身边的日子。新冠病毒仍未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很快被终结，最新的变种奥密克戎席卷全球，这场搏斗再次处于艰难的时刻。
这两年，很多人的生活发生了或具体或隐秘的改变：武汉护士找到了自己职业的价值，社区干部已经没有了周末假期，21岁的女孩经历了父亲的去世，失业的中年男人开了梦想中的咖啡馆……还有很多人留意到身边的细节：电影院恢复了线下活动，跑外卖的小哥变多了，导游开始云直播带团了。
回望这两年，除了那些宏大的、终将被记录的历史事件，我们的生活同样是理解这个时代的重要注脚。在2021年12月-2022年1月之间，我们和九个普通人聊了聊他们这两年的生活，或许这其中有你不知道的片段，也有你正在经历的故事。
以下内容根据他们的口述整理。
不太愿意回想
武汉护士蔡傲竹 28岁
曾驰援金银潭医院
2021年中秋节，一个病人的女儿送来一盒月饼。我还是很开心的，最起码人家还记得你。这个老爷爷，（武汉疫情的时候）住在金银潭医院，算是我负责的病人，最后能够治愈回去，感觉还是很好的。
之前留下五线谱遗物的陶爷爷，我也跟他的家属见过一面。他儿子说，当时看了《武汉遗物》那篇文章，虽然没有名字，但包括身边的朋友，第一反应都觉得写的就是陶爷爷。当时，他们没法送陶爷爷一程，我代替他们做了这个事，所以他一直在跟我表达感激。其实，我就做了一件工作份内的事，但在他家人看来，就不那么简单，他们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机会去告别。
直到现在，我都非常想跟奶奶联系（陶爷爷的老伴）。孩子都在国外，相当于一个老人在家，我觉得她可能需要陪伴。但我不知道这样好不好，会不会让她想起老伴，触碰到那段伤心的回忆。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敢联系。
这两年，我其实很少会想起在金银潭的日子。我不太愿意去回想它。虽然是一段很特殊的经历，但是那种氛围，你想起来都会觉得很伤感。有一回，是在去江夏（区）的路上，触景生情。
2021年8月，武汉疫情又严重了。当时，我正在吃午饭，护理部突然说要驰援江夏。江夏区全被围起来了。街上很安静，商铺都紧闭着。我好像一下子又回到那个时候，两年前去金银潭医院的路上。当时，世界也是很安静，那时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是，做再多的努力也没办法改变什么。现在，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警觉，感觉一切都在可控范围内。
采核酸的过程中，有居民一直问我，还要做几次核酸？什么时候能够解封？每一次都感觉要好起来了，（疫情）又反反复复了。大家都非常想回到2019年以前，回到那种不被封起来的生活。但是要回去太不容易了。
从2020年4月8号武汉解封后，到现在都是一个（疫情）常态化的管理。
日常工作变得更繁琐了。每天都要查健康码和行程码，还有测体温和做核酸。很多乡镇的病人没有智能手机，处理起来就会很麻烦。他们会说，我核酸都做了，你还要看我的健康码？有时没办法，我们只能在自己的手机上给他申请健康码。住院大楼是闭环式管理，出入要刷脸验身份证，我经常看到楼下有人跟保安吵架。
我们还会被派出去打疫苗、做核酸。打疫苗跟采核酸的心态完全不一样。核酸就意味着有疫情，打疫苗相当于是在正常的环境下做防疫工作。我去过学校、单位、社区，氛围都比较轻松，只碰到过一次不良反应，那个人一直在喘气，但整个生命体征都很平稳。医生说，可能是过度紧张导致的换气过度。
像这些疫情常态化的东西，就是这两年最大的变化。
我个人倒没有很大的改变，可能对这个职业的接受程度会大一点吧。之前，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护士，很多人也不能理解，读了那么多年书，考上武大，最后出来还只是一个护士。疫情之后，能够不失业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而且当时我能够去金银潭，尽自己一份力，还是很为这个事感到骄傲的。
我喜欢凑热闹，平时喜欢看演出，好几次想去参加电音节活动，最后都因为疫情防控取消了。不过现在也没有那么多要求了，只希望能够健康平安。
上图：2020年1月，蔡傲竹在金银潭医院支援。下图：2021年8月武汉疫情，蔡傲竹到江夏区采核酸。
疫情之后没有周末
东部沿海某市基层干部 王东 26岁
为了防疫，我已经连续5个礼拜取消休假。疫情前有周末，现在就没周末。
比如最近天津有疫情，我们就要每个村排查，挨家挨户问，在天津有多少人，有没有回来的。有天津回来的，那就按省里规定，集中隔离或者居家健康监测。
大数据有滞后性，数据给到我们这边可能几天后了，如果有人出现感染，中间跑了好多地方，那就完蛋了。
每个村都有镇上干部兼第一书记，也就是驻村干部，村里有人居家健康检测，驻村干部每天都要去看，量体温，确保没出门，每个人都要盯住。
2021年要比2020年忙，特别进入秋冬后，主要病毒变异了，传播太快了。2020年我们还办了几个旅游活动，2021年基本都没办了，大型活动一律取消。
现在，防疫工作肯定排在第一位。我们有疫情应急小组，只要有事，镇政府全部一百多个工作人员都要停下手里工作，投入进去。我同事老婆生了孩子，他的陪产假也都取消了，全部到岗。
比如前段时间，河南疫情，我们这有个次密接，我们中午一点收到通知，马上把整条街和周边房子封锁，最后做了三千多个人的核酸，忙到晚上10点多。
有的群众觉得身边没疫情，就没关系，但我们要把所有人都找出来，拿着户口册，挨家挨户上门，一个都不能漏，就怕万一是吧，这个压力是很大的。
我们还要上街巡查，主要是执法中队、市场监察的工作人员，每条街、每个市场要走遍，看有没有戴口罩，落实扫码，做不到位要督促整改。这个工作每天都要做。有时晚上十一二点，县里还要开视频会议，看中午布置的工作完成怎么样，每个镇都要汇报。
最近我们还在推进60岁以上老人的疫苗接种，有的老年人觉得自己不出村，不愿意接种，我们只能上门做工作啊。目前接种率大概是百分之六十，上面要求达到八十多，但也不是强制性，如果人家身体不允许，也就没法接种嘛。
我们镇10万人，现在口罩屯了三十万个，防护服上千套吧，如果真的有疫情，那我们要做的是顶过去第一天，第二天县里支援就会到位了。
2020年的时候，大家其实还不懂，那时候接触密接，都直接戴个口罩上门了，其实风险很大，2021年，开始改成医护人员穿防护服上门了，我们基层干部自己也穿。
现在应对机制也成熟了，省里一级级文件下来，到2021年下半年我们每个村都有应急预案了，出现疫情要求封村，哪几个地方硬隔断 ，每个村干部要做什么，镇工作人员半小时必须到现场，然后开始流调溯源、核酸检测等工作。
除了防疫，其他工作该推进还要推进，有一句话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条针。像我们这边是旅游城市，每年都要办很多活动。
大家都是靠自己的责任心去做事情，因为我们在最基层，群众的事情都是我们来直接保障。说句难听点的，村里隔壁邻居吵架，我们还得去劝他们不要吵架。
当然这也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到位导致疫情扩散，肯定也要追究责任，我们必须尽责。
街道工人员为解除医学隔离观察办理手续。（资料图片）
成长的代价
在日留学生 张宇欣 21岁
疫情这两年，我一共回了三次西安。
第一次是2019年底，那时候我大一，日本圣诞节放假，正好我爸妈生日，我回了国。其实，那会我在日本媒体上已经看到武汉出现不明肺炎的新闻，回国特地带了两盒口罩，还跟我妈说，出门一定要戴。但也想不到后面会那么严重。
第二次回国是2020年4月，国内疫情控制得很好了，日本这边刚爆发，口罩很快就抢没了，超市、便利店都空了，最高一个卖到200人民币。我回国不是为了“跑毒”，是因为我爸生病了。机票很不好买，通过朋友妈妈买到一张，平常两千多能飞来回，这次单程就两三万。那次我真的全副武装，全天没吃没喝，不敢上厕所，傍晚到上海浦东机场，感觉自己全身都在冒虚汗。
十四天隔离结束，我就回了西安。之后一整年都在上网课，日常就陪我爸去医院，也跟同学碰碰面。我高中上的国际部，同学都出国了，要不是因为疫情，大家也不会碰面。他们基本都回国了，有的比我艰难，一个去美国留学的同学，去埃塞俄比亚转的飞机。
平常生活在大城市，忙碌又空虚，隔离时有更多时间去思考和沉淀，很多人这两年应该都觉得有成长感吧。大家在一起会感慨人生，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所以更要关注当下。也会互相安慰，比如说焦虑是因为担心未来，可是你怎么就确定你有未来呢，哈哈。
2021年3月，我爸病情控制得蛮好，学校也开始正常线下上课了，我就回了日本，也要隔离，两周，安装几个APP，说会监测定位。但日本更多是倡导式的，比如你要隔离，合租室友不用，很多人还是会出门，不然吃饭咋办呀。
和一年前离开比，感觉日本街头人流恢复了正常，走的时候成田机场非常空，一些欧美面孔还没戴口罩，现在都戴上了。
夏天东京举办奥运会，我在排球馆做志愿者，给中国队做翻译，能跟郎导、朱婷说上话，那阵东京新增确诊特别多，志愿者有单独通道进场，有选手比赛都戴着口罩，场馆里没观众，队员们喊声特别清楚，我给中国队鼓掌鼓得手都疼了。
奥运会结束一周，8月17日，我就回国了，机票依旧很贵，但没去年那么难买了。
这是我第三次回国，也是因为我爸病情。这两年，大环境限制，家里就不能出事，如果出点事，就真的很混乱，会让你有被时代吞噬的无力感。
在西安，隔离到第21天，我爸走了，当时我还需要居家隔离7天，但因为家里要做灵堂，也不能回去，还要继续在酒店隔离。
我真的要疯了，一直争取，最后终于得到允许，前面一辆车带路，后面跟一辆车，我坐中间的救护车，去殡仪馆见了我爸最后一面——只能待半小时，我跟我爸说了会儿话，带了奥运会的书签和胸针，放在他的灵位上，当时穿着防护服，陪我去的姑娘跟我个子差不多，我妈都没认出来我。
接着又回宾馆隔离一周，结束后回家陪我妈，也只待两周，假期结束又回了日本。
现在日本封国了，也不知道下次回国是什么时候。西安也封城了，我妈在群里说，领到了政府发的免费菜，里面还有一袋鸡腿。
这两年确实成长了太多。以前会觉得总有人给你担着，给你解决问题，现在碰到问题，第一时间想的是自己怎么解决。当知道人就是环境和时代的产物后，我觉得最善待自己的方式就是去接受它。没有人是无坚不摧的，但我现在不会被轻易打垮。
上图：2020年4月在成田机场。下图：2021年11月在成田机场。
“咯噔”
内蒙药店经理 燕姐
我在内蒙古中部某个小镇开药店，前几天，有个熟客买消毒液和口罩，走的时候笑着跟我说：“前年买的双黄连现在还没喝完，能不能再退给你。”我也笑了，“说明你这两年没病没灾，过的也是好光景。”
2020年1月，武汉宣布封城后，我们这里开始了口罩抢购潮。我找了好几个供货商，进回大约一千只普通口罩，进货价从2角1只暴涨到5元1只，当时防病毒效果好的N95完全找不到货源，有钱都买不到。到了二月初，有天夜里网上说“双黄连能预防新冠病毒”，结果第二天店门一开真的有顾客跑过来买，晚上关店时，和双黄连有关的药片、口服液、冲剂……都卖得一干二净。第三天又开始发布辟谣，说双黄连没那么神奇。
等春天到了，疫情影响就小了很多，管控逐步放松，药店经营也慢慢正常了。当时涨价那么厉害的口罩，进货价基本和疫情前一样。九月开始我就不进N95了，把定金交给供货商以后心想，什么时候连普通口罩也卖不动了，疫情就快结束了。
但人没法跟天作对，2021年初石家庄又开始有疫情，政府工作人员到店宣讲防疫政策，规定四类药品（退热药、止咳药、抗生素和抗病毒类），购买必须登记，如果当地发生疫情，这些就彻底不能卖，并要让咳嗽发热的人去发热门诊看病。那会儿开始，我明白电视上说的“疫情常态化”是啥意思了，大概是新冠病毒不会像非典消失那么快，它就是赖这儿了。
越怕啥越来啥。2021年夏天，阿拉善跟二连浩特疫情，镇子跟二连浩特近，小区门口检查点又摆出来，每家每户又一天只能出来一两个人买点东西。但不一样的是，这会儿防控措施更严，每隔一个小时，我就拿消毒液进行全店消杀。
更倒霉的是，去年年底内蒙发现一个复阳的，他回乡时坐飞机，上面有个乘客是供货商，第二天就给我的药店送货。最后供货商被定成密接，我和老公被定成次密接，被接进隔离酒店隔离7天，药店前后关了10天门，粗算下来隔离费加亏损得过万。
后来看新闻发现“复阳人员”最终复核成阴性，也就是说实际没啥可传染的，我就挺窝火的；网上评价说“松了一口气”，我更委屈了，（最后）也没人管我们这种被牵连的损失。
我今年43了，正是“不惑之年”，但疫情这两年我确实挺困惑。开药店卖药接触病毒的风险比普通人大，现在我看生客进门，心里都打个“咯噔”，因为不知道他从哪儿来，接触过啥人，别最后又把我弄得隔离。后来我说换个行当，但一想疫情闹得各行各业都有难处，不如还是把本行做好吧。
上图：疫情前，镇中广场上民族服装大赛。下图：2022年初同一位置，广场上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用来核酸检测的临时棚间。
换了两座城市，改行又回归
原苏州影院员工衡雪琴
很遗憾，还没等到2020年7月影院复工，我就提了离职。过去这两年，我换了两座城市，改行又回归，目前在上海一家影城任职。
记得当时武汉疫情爆发，全国影院停业，春节档也取消了，我们只能想办法清理库存，食品饮料是有保质期的。后来，我在甘肃老家过完年回去，本来以为能赶紧上班，结果在出租屋里待了整整4个月都没听到动静。当时我们只发最低工资，还要交房租，实在等不住了，正好我男朋友决定去徐州做点小生意，2020年6月我们就一起离开了苏州。
在徐州的时候，我做了一段时间的婚礼策划，觉得还是更喜欢原来的工作，就重新回到了影院市场部。但是那家影院的地理位置不太好，所在的商场没有多少商家，楼下只有一个超市，上面有一家KTV和一家健身房，客流量很差，再加上疫情反反复复，影院的管控很严，所以生意一直不是很好。
2021年4月，我们决定来上海，我入职了现在的上海春天国际影城，这家影院蛮好的，一共十几家分店，我在总部这边做市场，现在已经快工作一年了。2021年的客流情况比起刚刚复工时要好很多，但无论怎样，感觉影院都无法回到疫情之前的状态了。
首先，卖品部的销售就是个大问题。我在的这家影院除了2021年国庆档的时候短暂营业了一下，其他时间卖品部都是关着的，在影厅里面顾客要戴口罩，不能吃东西。另外，观众的观影心态也在疫情里产生了变化，上次我们一号厅出现放映故障，我想给顾客调到别的更大的厅，结果他一看那里人群更密集，就说不去了。现在防疫要求影城售票不能全部开放，一般会锁30%的座位，控制上座率。
这两年影片的整体数量明显减少了，而且没有好片子。好不容易有爆款潜质的片子呢，片方也要看定档时间，一看疫情起来了，他们担心影响票房，就会先撤档，导致影院很被动，我们几乎处在整个产业链的最末端，没什么话语权。前两天我们店长还转发了一条新闻，说2021年全国最低薪资列表里，影院从业者排第二名。没办法，影院是封闭空间，一旦有疫情，是最先被波及的。
现在电影院都在寻求转型，比如上海，有些电影院在做脱口秀你知道吗？还有相声、演出，相当于把影厅租出去，赚一些场地费。我们影院也在做多元化改造，在影院里头开音乐培训班和画室。以前大家都是急匆匆赶来看电影，完了急匆匆散场走人，现在影院最需要做的，就是考虑怎么把顾客留在这个场所里面，在这里花更多时间，能做更多事情。
我很喜欢电影，希望能一直在这个行业做下去，两年前你问我电影院会不会被视频网站取代，我的答案现在也没有变化，我觉得不会，电影院的存在仍然是有意义的，除了观影，它还有社交的功能。无论是在苏州、徐州还是上海，我都能看到周末的时候，小情侣或者带着小孩的家庭，一起走进电影院。
这两年，我的生活也在变化，和男朋友一起换了两座城市，上次我跟他说，我不想再搬来搬去了，想在上海定居。我们大学时就在一起了，如果没意外，今年或者明年就要结婚了，这算是个好消息。
上图：2020年春节在天水车站。 下图：2021年上海春天国际影城做活动。
“抢不过来”
杭州外卖小哥 阿南 28岁
我初一就辍学了，摆过地摊、开过摩的，啥活儿都干过。2015年开始送外卖，后来创业做麻辣烫没做好，又回来踏踏实实跑外卖，2018年到现在一直都在杭州跑单。
这两年，我发现很多（餐饮）店干不下去，直接搬空了。我们能很准确知道哪家店快要垮了。常去取餐就能发现，单量只要一下滑，比方说，一家做了二百多单，另一家晚上才出四五十单，就肯定出问题了，撑不下去了。
疫情之后送外卖也有很多要求，天天带着口罩，还要填体温信息。我亲眼看见一个跑外卖的哥们，他在健康申报的时候，不小心划到了“37.3℃及以上”那一行，这是发烧了啊，系统直接把他封号了。
有段时间外卖没办法送到家里，小区门禁进不去，我听说过很多外卖员和保安打架的事，也遇到过一些不客气的保安，我会凶回去。有次我很礼貌地问保安，“师傅，你们这个门有没有封？”他语气很霸道，“你去拿钥匙，我给你开？”又很凶地吼了几句。
还有些老小区让我们走路不能骑车，我就纳闷，如果车子有病毒，肯定配送员也有病啊，而且骑车一两分钟，走路要5分钟，接触的人可能会更多。外卖小哥也有很多人才，物业不让骑车，有的小哥买了平衡车，踩着进去；有的把外卖箱卸掉；还有的不穿外卖衣服，换了后备箱。
有时候也会遇到难搞的客人。最生气的一次是一个小区封控了，客人让我“冲进来”。我问他，出了事情你来担责吗？他没说话，我挂了他还一直打电话，非让我进去，我直接点了拒收，商家也没要求我赔付。
2021年12月，杭州疫情又严重了，我其实也害怕，平时到处跑，那段时间接单范围都缩短到三公里内。我一天要接触上千人，必须更慎重一点。
单子也越来越不好做了，好多失业的都加入这个行业。去年看到很多生面孔，走到哪都有人问店在哪，这个地址怎么送；新来了好几个40来岁的女外卖员，更神奇的是现在遍地都是20多岁的，刚下学的都出来跑单，根本抢不过来。
我不担心疫情会不会更严重，都习惯了。
上图：2020年阿南的自拍。下图：2022年阿南的自拍。
新活法
大理民宿老板 胡静 36岁
其实，疫情前我们就想转让客栈，原因跟夫妻离婚一样，三个合伙人理念不同。当时谈了十多拨人，疫情后，一拨都没了，之前有意向的干脆消息都不回。
疫情来的时候，两个房间住着客人，劝他们回去了。那会有客栈接待武汉游客，还会被其他老板举报。我们雇了五个阿姨，客栈歇业了，她们都在家待着，有几个主动提了不要工资，我们每个月还是发了500元的红包。
快到（2020年）五一，才重新迎来了第一个客人。接下去几个月，有点报复性增长的意思，生意比往年同期还好。但到了冬天，疫情重新抬头，加上淡季，几乎没什么客人。
去年一整年，云南疫情此起彼伏，大理旅游也很惨，每次点开后台，毫无悬念，一片空白。有的客栈免费转让，因为付不起房租了。
我在南京先锋书店干过企划，在广州做过网站编辑。2017年，投了所有积蓄，跟两个朋友在大理开了客栈。我们不是商业奇才，无力回天，能坚持一天就是一天吧。客栈两个合伙人，大股东现在去拍广告了，小股东还在做其他民宿，这两年也挺难的。
2021年3月，即将35岁的我选择了“北漂”。
花了很长时间跟孩子沟通。一天晚上，他叹了口气，说妈妈我也只能放弃了。他说，本来想让你留下来陪我，但你如果那么想去，我就放弃了。我惊呆了，特别感动，没想到4岁小孩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想去一本喜欢的杂志做非虚构写作，但投了五次，没拿到面试机会。试了几家大厂，有的通过了，薪资也不错，最后犹豫了，还是没去。期间接一些公关文、书评维持生活，甚至写了一篇民事起诉状。
在北京待了半年多，我回了广州，打算做自媒体创业。如果失败了，就再找工作吧。
客栈已经盘出去了，价格比疫情前砍了几十万，对方也做民宿，这两年很难，一直没结尾款，所以暂时还是我们在运作。
当初是拿买房的钱做客栈，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衡量得失。失的话，大理房价涨了三倍，得的话，认识了很多朋友，现在合作的编导就是住客栈认识的。
我觉得自己生存能力还算强的，这两年更加相信了这点。我相信未来会出现越来越多活法，不是每个人都要被大数据收编的。
从2020年8月到2021年10月，客栈里的枫树长大了。
没有疫情，这辈子不会做主播
安徽导游婷婷 35岁
疫情之前我是一名导游，疫情之后我还是导游，只不过变成了线上主播，直播带大家云旅游。2020年黄山第一场大雪，山顶上的气温零下十几度，我就站在雪地里面直播，一个多小时，手都僵住了，雪很大，渗到羽绒服里面，衣服、鞋全都渗湿了，下播之后就生病了。
疫情爆发之前，我们旅行社比较忙，有时候一个月要带四个团，出入境的，非常累。20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旅行社直接关停了，我就意识到可能工作全都要泡汤了，大概是4月，安徽解封了，商场这些都开门了，但旅游业还是不行，公司就是一个停摆的状态，完全没有收入来源。
那时候我觉得疫情一时半会儿结束不了，加上每个月还有生活开销压力，所以就找了一份销售工作卖家具。大概2020年5月，我看到有导游在做直播，就辞职也去做直播了。
刚开始没什么粉丝，我不会唱歌，也没什么才艺，只能去户外直播、拍视频，每天基本上都要爬一次黄山。有时候也在想，什么时候能不爬黄山？做导游到现在爬了有400多趟黄山了。如果以后方便出去的话，我就全国各地跑去播一播，像广州、江西这些地方，更新鲜一些。
没有疫情，我这辈子都不会做主播。我觉得线上导游还是挺有意义的。因为疫情，大家都不能往外跑，在家里很闷，那是不是就能通过我们这个云旅游，看看全国各地的风景。
在中年做了想做的事
上海咖啡店老板 Roger
上海的寒潮来了，一起到来的还有反复的疫情，最近咖啡店的生意不如前一阵了，客流量可能少了10%左右。突然的寒潮和疫情肯定有一些影响，毕竟我是新店嘛，本身就是逐步上升的阶段。
虽然近两年实体经济不太好，但是去年秋天开店的时候，国内的疫情已经逐步趋向于稳定了。开一间咖啡店是我的一个梦想。我以前在针对海外的旅游酒店做marketing，完全不相关。因为疫情失业之后，想着为别人打工永远是付出的多，收获的少，不如做自己喜欢的事。
两种生活状态完全不一样。以前一天工作14个小时，手机不离手，凌晨有事情也要处理，有一段时间已经到了幻听的状态，别人的电话响了都觉得是自己的。有时候路过咖啡店，在树荫下的、有小院落的，有人坐着静静看书，我会向往。因为（当时）没有时间允许你安安稳稳坐下来喝一杯咖啡，它只是提神解渴的工具。
疫情一下子就全停了嘛，旅游行业经历了全行业的减薪和空窗。酒店虽然开着，房间天天都没有人住，餐厅没有人吃饭，很少有营收。没有事情做，有一阵子我响应号召去上海火车站做志愿者。本来我的合同要转成无固定期限的了，后来业态调整没办法承担我的工资，就优化掉了。
在工作状态里，你不会去放弃的，外部施加压力让我有机会停下来，就当给自己放假了呀。我去做了原来没时间做的事情，比如花了两个半月，做了一个古建筑模型。每天做模型的三四个小时很放松，是很有成就感的。剩下的时间就了解一下市场，探索未来的方向。
我租下了新华路上一家原来卖床上用品的店，周围是居民社区。目的是让客人走出来，有一个交流和休闲的地方，放下电脑、放下手机，把生活和工作分开。所以我的咖啡店是没有电源插座的，手机电脑没电了大家就发发呆，或者和朋友聊一聊；有很多空间，可以让居民和社区免费办一些活动。
新的收获就是在社区里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也达到了我原来的设想——联络感情的地方。他们碰到事就会找老板帮个忙啊，或者放个东西怎样的。店门口变成了一个宠物聚集地，客人会带着狗在门口聊天。感觉就是朋友或者邻里，很简单的，有一种信任在那里。
以前工作中认识的人很少再有交流了，朋友圈能看到他们越来越累，压力越来越大，整个行业不景气，还有人开始做代购。我之前也想过回原来的行业试一试，接触下来，觉得很多理念都不能接受。因为疫情他们要压缩成本，付出的酬劳和我同样付出的东西是不成正比的，我情愿放弃。
目前经济压力还不算特别大，至少能收回每个月的房租了。上海的咖啡店已经饱和了，我不想开一家快速让人接受、快速盈利的网红店，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节奏。
疫情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前一阵子咖啡店办了一个街坊展览，我认识了一位“失业的黄女士”，虽然我们差十几岁，但在“失业”上达成了一致——失业并不可怕，如何积极地去面对？把它看成一种新的开端吧。
左图：2020年疫情期间在上海站做志愿者。 右图：2021年在咖啡馆门口自拍
（文中燕姐、胡静、王东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