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代打工人不想996了

文/储松竹 戴老板

来源/饭统戴老板（ID：worldofboss）

B站up主“大猛子”，姓印名猛，字牛马，号劝学居士，粉丝73万，是2021年B站出圈级的风云人物。

大猛子毕业于河北农业大学，在严肃文学之乡保定渡过了四年大学生活，可惜学的是土木工程，刚毕业就去了中铁九局的一线工地上干活，因此他的视频以展示工地日常为主，一张包工头形状的横肉脸跟22岁的年龄反差极大，在一众细皮嫩肉的B站后浪里显得特立独行。

大猛子向粉丝展示B站颁发的奖牌

在视频里，他常戴着红色安全帽，操一口东北话，一边跟粉丝保证永不提桶跑路（土木人对辞职的自嘲），一边假装抽两口华子，做吞云吐雾的陶醉神情，更是偶尔爆出“有人出生就在罗马，有人出生就是牛马”这种当代醒世名言，人送绰号“猛尔仁尼琴”。

大猛子的视频受到年轻人的追捧，但这些视频里唯独缺的，也是年轻人。

在60多期视频里，你可以看到出生于1950～1990之间的各代人：有头发花白还在工地里干活、中午蹲路边吃盒饭、不排除晚上还顺点儿钢筋回去的50后老大爷；也有每天开戴着破旧的帽子，在清冷的早晨骑着电动三轮载着工人的60后老大叔。

还有一个月能挣一万多，但一年只舍得剪三四回头的70后瓦工，一边穿着单薄的冬衣在寒风中抹水泥，一边跟大猛子说自己要把钱留着“给闺女儿子花”；也有抡着铁锹铲水泥、全身上下蒙了一层白灰的80初小包工头，在猛子管他要烟的时候不太情愿地掏出一盒玉溪。

但除了在某期视频里出镜的一个年轻同事，大猛子的镜头中就很见到同龄人了。在一期播放量375万的视频中，他讲到了这个现象：“现在工地上说所有干活的人，就是各种工种的人，基本上都是在35岁以上，平均都是40多岁，你很少看到有年轻的人去干工地的那活。”

土木工程以前算是一个热门专业，尤其是在房地产和基建黄金二十年的背景下，设计、施工、监理、总包等单位容纳了大量新增就业。但近些年来，相对一般的福利待遇和风吹雨淋的工作环境，“三总五项”（三年做总工五年做项目经理）的职业路径越来越无法吸引到年轻人。

大猛子尽管还没有“提桶跑路”，但他其实也在拒绝这种一眼能看到头的按部就班。通过做up主，他一期视频的广告报价应该不比他一整年的收入少太多，因此尽管他的成功很难复制，但不少年轻人在关掉视频之后，第一时间做的就是搜索21天视频剪辑速成和跨专业考研宝典。

拥有一份up主副业的大猛子，以及消失在他视频里的年轻人，隐藏了中国劳动力就业几十年里最大的变迁轨迹。

变迁：中国劳动力就业简史

1978年，北京市政府的一份内部调查纪要这样来形容那个年代的青年[1]：

“部分青年经济非常困难，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精神负担和压力很重，许多人思想苦闷，悲观失望，家庭争吵，婚姻困难，个别青年无所事事，游荡在社会上，惹是生非，犯罪率上升，败坏社会风气。”

很多人以为市场经济一放开，就业机会就从天而降，其实不是这样的。改革开放后大量返城的知青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家待业，住房、学习、婚姻等问题层出不穷，1978年、1979年城镇登记失业率高达5.3%和5.4%。1979年城镇待业人数高达1500万，达到建国以后的高峰。

除了城市青年，潜在的农业人口就业需求更为庞大。由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大量农民从田间地头上被解放出来。尽管土地和户籍制度能够暂时“绑住”他们，预防农业人口变成城市贫民甚至流民，但如何满足庞大的非农就业需求，其实跟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总设计师当时非常关心就业问题，他的解决思路就是“广开门路”。1978年他在一场谈话中这样说：“真正解决下乡知识青年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工业发展。重工业发展后，是不是开辟一些就业门路，比如轻工业、服务行业，都可以用一些人。又比如发展旅游事业，可以用很多人。”

后面就是一场“连续创造容纳百万千万级就业的产业”的励志大剧了。

1980年代，经济体制的变化催生出了无数乡镇企业，个体户也首次在南方的城市出现，它们容纳了大量就业人口（包括百万裁军的退伍人员）。同时，高等院校的重新招生也让劳动力有了一个不小的缓冲池。中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从1978年的5.3%，一路下滑到1985年的1.8%。

1990年代，“三来一补”的外贸企业继续发展，92年之后下海的人群入过江之鲫，同时外资企业蜂拥入华，制造业崛起。而此时一些新的行业出现了，比如未来能容纳千万级就业人口的房地产行业。但同时在90年代末，对国企的全面改革也让成千上万的工人面临重新就业的难题。

2000年代，加入WTO的中国经济开始起飞，在内部外部庞大需求的刺激下，中国开启了重化工业进程，GDP每年两位数增长，外贸（背后是制造业）、房地产、投资（主要是各类基建）逐渐成了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同时它们也都是容纳数千万级就业人口的超级行业。

2010年代，服务业和商业对就业人口的容纳开始赶超三驾马车。在2014年，批发零售行业首次超越了制造业，成为中国就业人口第一的行业。而随着互联网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一些前人无法想象的岗位也被创造出来了，比如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新媒体创作者等，这些新职业都能容纳百万级的就业人口。

2013年是一个分界点。在这一年，中国劳动力人口达到了10亿人，之后总劳动人口的数量就在不断下降，尤其是新增20岁的劳动人口水量。在2013年之前，劳动力的需求方议价能力更强；而在之后，劳资博弈的天平开始逐渐向越来越“稀缺”的年轻人身上转移了。

对于50后60后甚至70后80后来说，找工作的时候往往不是看我们想要什么，而是看市面上有什么。

从一个极端案例的对比中就能感受到：今年1月，腾讯一个95后应届生因为加班怒怼领导，自己主动离职并表示“希望各方不要卡我的审批，免得妨碍我过年”。一个80后朋友看到新闻后，在群里颇为得意的讲道：“你看，还是咱们这些有房贷的35岁+的中年人好使吧！”

他的本意是想吐槽公司喜欢招年轻人的偏执（甚至不惜工资倒挂），只不过这句话让人听了五味杂陈。

对于1990年前出生的人来说，贫穷和物质匮乏的记忆是刻在他们脑子里的，因此有一份糊口且稳定的职业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毕生追求，至于兴趣爱好、生活平衡、职业空间、劳动保障等……似乎都远在天边，看得见但摸不着，用赵本山的话来说就是：要啥自行车啊？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猛子这届年轻人之所以不一样，一方面是六个钱包的积蓄能够让他们有了一些从容的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年轻人的“供给”在减少，“出路”在增多——而这些所谓的出路，其实也都是上几辈人努力奋斗的结果。

基建：昂贵的就业选择权

很少有人意识到一个问题：就业的选择权看似是一项个人权力，但它其实是一种严重依赖一个国家的产业基础设施的昂贵公共品。

所谓产业基础设施，指的是能够容纳大规模就业的岗位数量（足够多的劳动力需求）、支付能力（足够大的现金流收入）、劳动保障（关乎劳动力的可持续）。任何一种能够容纳中国劳动人口0.1%比例的职业，背后都是一个成熟的产业。它需要市场参与各方的齐心协力才能诞生。

0.1%这个比例看似不大，但乘以人口基数后绝对值一点儿都不小。2021年中国劳动力适龄人口8.8亿，0.1%就是88万，四舍五入取100万的话已经抵得上一个小国的就业人口了。一个容纳百万级就业的职业，背后既需要政府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也需要企业搭建的商业闭环。

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老百姓只能去做农民，祖宗八代里但凡能蹦出一个读书致仕的小官小吏，都得写进家谱里常年香火供着。即使到了民国时代，95%的青年出路也是农民，其中的30%还只能做没有自耕地的佃户，接受黄世仁的盘剥。

原因无外乎就是一条：农业社会只有第一产业。所谓“工农商学兵”，其他四个加起来也没有“农”的零头大。

甚至连“兵”这种职业也依赖于产业基础，其装备、弹药、运输、医疗等无一不需要强大工业的支持。因此在二战期间，工业国家的动员率远超农业国，比如美国的动员率为12%，英国15%，苏联17%，德国22%，日本12%，而中国只有4%——农业国养不起更多的军队。

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没有产业，何谈就业？

而B站“up主”这门职业，在10年前也根本不存在。它的出现依赖于三个条件：一个是通信基础设施的完善，保障了视频能成为媒体形态的主流之一；二是智能手机的普及，确保有足够多的信息消费者和生产者，三是能够提供商业闭环的平台，确保up主们能挣到钱，不至于用爱发电。

大猛子之所以能够持续用镜头展现深夜的打灰、凌晨的巡查、风雨的环境等，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是一份能够带来收入的“副业”。其实工地的辛苦一直如此，“提桶跑路”最早出自土木工程百度贴吧，10年前就已“一片狼藉”，只不过图文互联网时代，行业内的吐槽没能出圈而已。

那会儿虽然已经有优酷土豆这种UGC（用户生成内容）视频平台，但发布者很难获取物质回报，up主很难成一种可持续的职业。直到随着流量费用的下降，视频逐渐成为人们日常信息消费的主流，B站、快手、抖音这种平台完成了商业闭环的搭建，“主播”和“up主”才逐渐成为能够容纳百万级就业的新职业。

再举一个例子：外卖员这个职业的诞生，背后也是基础设施和商业闭环共同发力。

人类其实很早就有了“把饭送到我嘴边”的这种需求：早在清明上河图里，就有宋朝汴梁的外卖小哥进行送餐的场景；伊朗国王巴列维曾经调用协和的喷气式客机，每天从巴黎空运早餐到德黑兰给自己吃；至于“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不就是生鲜电商吗？

但在餐饮业几千年历史里，“外卖”从来没能形成商业闭环，餐馆老板自己建设配送队伍，是一件怎么算都划不来的事情。即使到了物质极大丰富的2000年后，想偷懒不出门点个餐也只能依靠外卖“小卡片”（不是会被扫黄扭送派出所的那种），配送时效长，种类选择少。

直到移动互联网的诞生（背后是国家建设的200万个4G/5G基站和5000万公里的光缆网络），美团和饿了么等外卖平台用新的技术连接了上亿的消费者和接近1000万的商家，然后开始自建配送团队，把外卖的配送平均时效大大提高，形成了商业闭环。

所以说，经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激烈的商业竞争，“外卖”才成为了能够容纳百万级就业的产业，而外卖配送员也成为青年人的就业选择之一。

过去十年中，智能手机性能的不断提升和移动互联网效率的跃迁，是很多商业模式出现的基础。除了外卖配送员，数字经济时代催生了大量此前不存在的就业工种，比如典型的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骑手、主播等，按照官方口径，这些“工种”的就业规模超过了5000万。

除此之外，一些小型工种也随着人均收益的提升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涌现出来。根据美团的新型就业报告，近年来，平台集中涌现了包括套餐设计师、家庭整理师、密室策划师、汉服造型师、VR指导师、电竞顾问、宠物殡葬师等在内的近百个新型工种，且需求持续旺盛。

这些新型工种的出现，本身也是就业从农业和工业，迁移到服务业的表现。总设计师在1978年视察鞍钢的时候就讲过：“世界变化的结果，生产越发展，直接从事生产的人越少，从事服务业的人越多。服务行业很多，如种子公司、修理等，这说明有很多办法可以安置劳动力。”

因此，没也有必要指责这些新型服务业挖走了制造业的工人，这本身就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规律。

2019年我国首次实现了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中国老百姓对消费的需求也出现了很多变化，闲暇时间多起来的居民们，也开始关注精神消费。说到底大猛子之所以能在B站做up主，也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来这种视频网站找乐子，大猛子也能在工地之外给自己搞份副业。

因此，在几代人心目中排名前10的土木工程，可能在95后眼里连前20甚至前30都排不进去。年轻人可能没有出生在罗马，但相比那些同样没有出生在罗马的50后～80后们，年轻人明显多了一些新的选择。这种选择的结果，就体现在大猛子视频没有年轻人的这个结果上。

总而言之，“选择权”的扩大是政府基础设施投入+企业搭建商业闭环的结果。在早些年的舆论环境里，前者的重要性被忽略；而近些年的舆论环境里，后者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

进化：这代打工人不想996了

大猛子火了之后，就有好事的媒体将他和同为B站爆火UP主的何同学联系起来做了对比。

脑袋大脖子粗像伙夫一般的大猛子和科技精英范儿的何同学其实同为95后，这种极其强烈的对比背后，确实可以解读出很多意味深长的社会学命题，但这无法展开探讨，也永远都讲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从对工作的态度上而言，95后是截然不同的一代人。

根据一份《96后毕业生就业现状调查》显示，最受95后欢迎的新兴职业是主播或网红，而期望选择该职业的人数占比达到了35.32%。大猛子和何同学两位95后做着所有同龄人都梦想的工作，当网红。这份职业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算不得是正经工作，不在编制内，没有五险一金，前途不稳定，但95后喜欢。

前两年85后之间盛行着35岁焦虑，但是这两年不少互联网大厂意识到情况不对：新招进来的95后不像想象中那么愿意卷。过去那套价值观+激励的胡萝卜挂出来，再也吸引不了人了。不但吸引不了人，还动辄还会被实习生用一份邮件或者小作文捅出个全网的新闻。

这个时代的职场关键词是反内卷和躺平，似乎什么也催动不了年轻人们的斗志。不要急着批判，历史上好像还有两代人也呈现出相近的情绪面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年轻人唱着摇滚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嬉皮士运动。他们穿喇叭裤、抽大麻、搞性解放；他们批评政府、憎恶资本、反对战争；他们反对物欲，歌颂爱与和平；他们迷惘又理想，颓唐又亢奋。这是一场包裹在文化里的政治运动，对抗的是那个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但等级森严的美国社会。

嬉皮士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留下的艺术、文学、音乐后来滋养了一代代年轻人。更为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代荒诞和垮掉的人，创造了美国IT产业后来的全盛时代。在一本名为《鼹鼠私语——60年代反文化如何塑造了个人电脑行业》的书里这样写到：真正赋予个人计算机爆发般创造灵性、塑造硅谷企业灵魂的，却是一群深受嬉皮文化影响的狂热分子。

乔布斯这一代最终为美国创造了新的秩序。从垮掉的一代人到时代的引领者，嬉皮士们在战后美国的建制中绝望，又从废墟中创造了新的未来。与此相似的，是八十年代的日本“新人类”。

有一本叫做《饱食穷民》的书，描写了日本1980年代白领们那种殚精竭虑工作的场景，有一个情节是为了完成KPI，员工居然去借高利贷来冲刺业绩。比我们今天码农们的996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这样内卷环境里长大的新一代日本年轻人，最终选择走上了一条类似美国嬉皮士的道路。

1986年《朝日新闻》的王牌主持人筑紫哲策划了一栏与二十岁左右年轻人对话的节目“新人类的旗帜”。天命之年的文化精英与新人类敞开心扉的促膝长谈，一经推出就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新人类”一词在当年的流行语评选中斩获头名，成为长期的社会热点。

新人类不再试图通过向公司奉献自己的人生来实现人生价值，他们更愿意自己定义生活的意义，不再被宏大叙事所捆绑，决意要过自己的人生。这跟美国嬉皮士背后的社会学机理是相近的：就是社会在经历了一轮快速的发展后，人们不再需要为了基础的物质需求而奔波。

这样的环境里，要求年轻人按照过去那种循规蹈矩的方式去上班，是不切实际的，这其实就是国家提出“灵活就业”的大背景。

今天中国的95后00后们无疑是幸运的，他们对于工作有了更多选择的余地，他们那些父辈兄辈们，在人生路径上并没有那么充裕的选择空间，往往是随波逐流的就业，用魂萦和房贷把自己套上，然后勤勤恳恳的工作一辈子。某种意义上，这种人生的确不是当代年轻人想要的。

充满“爹味”的东亚社会，不应该一方面羡慕着谷爱凌的成长轨迹，一方面对年轻人的选择嗤之以鼻。

尾声：一代人是一代人的桥

2008年，HBO制作了一部只有7集的美剧，叫做《约翰·亚当斯》。

约翰·亚当斯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说可能略显陌生，但在美国可是家喻户晓，跟我们熟悉周总理差不多。约翰·亚当斯是美国的开国元勋，是美国第一任副总统（总统是华盛顿）和第二任总统，另外他的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是美国第六任总统，可谓四世三公，朴正熙看了羡慕，老布什直呼内行。

这部美剧贯穿了大陆会议和独立战争等重大事件，呈现了美国从1770年-1820年之间波澜壮阔的历史，堪称美国版的《建国大业》。讲述伟人事迹的主旋律影视作品，按道理反响应该一般，结果上映之后火爆全美，IMDB评分8.6，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豆瓣网友打了一个9.1的高分。

电视剧里有这样一段场景：独立战争期间，亚当斯作为特使来到法国争取援助。那时的法国正值路易十六时期，奢靡成风，接待他的法国贵妇人问他：“亚当斯先生，你对歌剧和舞蹈有什么样的研究呢？”亚当斯惭愧的回答：“没有任何研究，因为没有时间。”然后他话锋一转，讲道：

我还要研究政治和兵法，让我的儿子能在自由的环境下，学习数学和哲学；我的儿子要钻研航海、贸易和农业，好让他们的后代，有权利研习绘画、诗歌和音乐。

一个落后国家（相对于当时的英法）的慷慨立志，引起了全场为他鼓掌。但作为一个中国观众，我从这段话里强烈感受到的一点就是：每一代人都是下一代人的桥。

消失在大猛子视频里的年轻人，可能出现在更多的新行业里，这些新的岗位新的职业的基础，就是上几代人修的路、搭的桥。网店商家、主播、up主、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岗位，都是历史进程的产物，那些提供这些新岗位的B站、快手、美团等公司，也只是顺应了历史潮流而已。

就像黄峥谈消费升级那样：“消费升级不是让上海人去过巴黎人的生活，而是让安徽安庆的人有厨房纸用。”同样，就业的升级，也不是让蓝领劳工学会写Python和算法，而是让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能够多几条出路——即使有局限性的选择，也是选择。

一代代人的前仆后继，不就是为了能让年轻人有选择的权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