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久了，早晚要变成天津人

1

2014年初，我辞去青岛的工作来北京投奔男友明哥。彼时他已在北京工作2年，在昌平区与人合租。

那房子位于顶层6楼，本来是一套三居室，但客厅被中介做了隔断，住着一个姐姐。主卧住了一个大哥，次卧住了一对年轻情侣，算上我和明哥，这个房子里一共住6个人。

到了周末，年轻情侣经常笑着出去逛街，我和明哥却不能——因为我有“攒首付”的心理压力，不要说逛街，就连日常的开销都在精打细算。我们很少买衣服，也不下馆子，更不会触碰需要花钱的娱乐活动。

我们的家庭条件都困难，想要买房，几乎无法从父母那里获得资金支持，只能靠自己。小地方工资不高，在北京打工赚钱也许是我们攒首付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了。

那时，我与明哥盘算着美好的未来：先在北京干几年，攒钱在山东买房结婚，等还完贷款，我们再回去谋一份能维持日常开销的工作就可以了。

主卧的大哥是个豪爽的山西汉子，他结交甚广，平时喜欢叫朋友来出租房内聚一聚，喝点小酒。一次已经快半夜12点了，他仍旧跟他的朋友们说笑。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忍不住出去请他们声音小一点，一群人就迅速散开了。打扰了主卧大哥的兴致，我心里又有点不是滋味，只好向明哥倾诉心中的矛盾。

“唉，一起合租，互相理解一下吧！”明哥说。

在这之后，主卧大哥减少了聚会的频率，偶尔聚会也是早早散场，大家就这样平静地住到了年底。

春节后，我跟明哥回北京，到小区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可无论我们怎么拧钥匙，门根本打不开，好像是被反锁了。我们在租房的小群里询问，其他室友都在老家，说主卧大哥留京过年。

明哥给他打电话，铃声从屋里隐隐传来，但无人接听。我跑到楼下按门铃，又回到楼上敲门，没有叫醒屋里的人，却引来了隔壁阿姨的不满。我和明哥只好安静下来，沮丧地坐在楼梯台阶上，一言不发。

“老婆，我们出去找宾馆吧？”明哥打破沉默。

“不找，住几个小时就要花好几百！”我看看表，已经12点多了，我想着想着就委屈地想掉眼泪。

就这样，我们一直熬到早晨5点多，我忽然听到屋里有动静，赶紧上前敲门。门终于开了，是一身酒气的主卧大哥。当他得知前因后果，特别不好意思，追着我们道歉，在我们的房间门口直转悠。一会儿拿来一瓶红酒，一会儿拿来一些糕点，甚至端来了一盘他最爱的下酒菜——炒知了猴。

我和明哥哭笑不得，连连表示理解，这场小风波就过去了。

2

过了一段时间，北京忽然严打“隔断房”，客厅的房间被强拆了，那个姐姐只好仓皇地出去找房。

很快，她在离小区不算太远的地方找到了一个自建房。那天，我和明哥帮她搬家，才发现原来北京的自建房和农村人自己盖的小楼没多大区别。一个区域内，楼房高低错落，之间离得很近，除了那些靠近路边的房子，其余的都挤在一起，几乎没有采光。内部的格局与学校宿舍类似，上了楼梯之后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两侧是若干个房间。房门相对，大小不一，价格也不同。

自从这位姐姐搬走后，每间房的房租一下涨了几百块。当时我的工资不高，房租支出几乎占了明哥工资的一半，我们攒钱简直是龟速。于是在我的鼓动下，明哥也去找自建房了。

我们在小区附近的村子转悠，看见哪家的墙上或门上贴着出租广告，就打电话过去问。房租不仅便宜，还省去了一笔中介费。

最后我们找进了天通苑、传说中的“亚洲第一大居住社区”的边缘。从地铁五号线的终点站天通苑北出来，向东走一段，再向南步行十几分钟，就是我们新找的房子了。

这附近的房子大都是四五层，挤挤挨挨，楼与楼之间形成狭窄的胡同。搬家的时候，货拉拉开不进去，司机师傅只好把车停在胡同口，我和明哥分多次把东西搬到四楼。

新房间很小，摆了一张床后就再没有多少空间了。明哥下班回来只能上床坐着或躺着，节省出来的空间供我一个人打转。那张床十分低矮，矮到让我经常觉得自己躺在了地上。

房间内有一个小阳台，房东接上了水管，支了一个可以下水的简易洗手池，算是厨房。卫生间是用塑料门板隔出来的，小得只能站一个人。不知道是不是水压太低的缘故，喷头出来的水总是有气无力的，我索性把喷头拧下来，直接用塑料管。

这样小的房间，这样简陋的配置，好处只有一个——便宜，每月房租只需要几百块。这样，我们每月可以多存1000多块钱。

天通苑里的租户不是一般的多。在上下班高峰期，走在路上很容易跟别人有肢体碰撞，根本躲不开。我们就像铁皮罐头里的咸鱼，在五号线里挤得密不透风，被地铁输送到各个公司搬砖，劳累一天后，再像咸鱼一样被输送回来。

那时我往返地铁站需要穿过一条长长的马路，马路两侧有几个大垃圾堆，垃圾满满的，都散落到路面上。平时，我踩着垃圾堆掩鼻而过，可赶上下雨天，垃圾混合着雨水汇成一汪“浓汤”，我只能从这浓汤里蹚过去。这条路总让我有一种自己身上沾了很多垃圾臭味的错觉，担心在办公室里被同事闻到。

进入七八月，北京热了起来。我们的房间不通透，也没有空调，很多个闷热的晚上，我迷迷糊糊醒来很多次，忍着困意和愤怒去卫生间冲几次澡，试图让自己凉快一些。第二天再靠意志力爬起来，一脸困倦地去上班。

没多久，我身上就起了好大一片红疙瘩，有时痒得一整晚都没怎么睡觉，我会委屈地坐起来哭。

明哥惊慌失措：“搬家搬家，咱不住自建房了！”

我则咆哮：“租好房子多贵啊！还怎么攒钱？！”

那时的我一心想攒出一个首付，即使哭了几次，也从没想过搬家。

3

2017年年初，我跟明哥回山东举办婚礼，公婆拿出毕生的积蓄4万多元递到我们手里，算作彩礼，以及对我们买房的支持。我远在东北的爸妈也给了我们4万元，作为我的嫁妆。

握着这8万多元，我实在不忍心把它们花在没用的地方，索性连首饰也不买了。后来在明哥极力的劝说下，我才同意买了一枚1千多块钱的金戒指。明哥激动地将戒指套在我的手上，大呼：“这回真是我老婆啦！”

回东北老家办“回门宴”的时候，几个亲戚问我“买房子了吗？”“买车了吗？”“婆家给了多少彩礼？”我老实回复，他们表情复杂，与我家关系好的大姨有点心痛地说：“怎么着也该给个十万八万的，那点钱买房子，当啥用啊！”

在我家的亲戚当中，大舅算是最有钱的一个。过去他总是跟我们吹嘘自己又在哪里买了房，这一年又挣了几十万，但当他听说我婆家的情况后，可能是怕我向他借钱买房，之后有意躲避起来，不再与我家有任何联系。

回到北京，我心里五味杂陈，又开始思考买房的事。对于穷困的“北漂”来说，房子应该买在哪里呢？北京是不可能的，我心心念念的青岛，房价也不便宜，不是我们能承受的。那买青岛郊区？可去了找不到什么好工作，月供该怎么还？山东又是高考大省，以后孩子升学压力会很大吧……

现实的问题越想越多，同事知道后，建议我先别挑地方，“找亲戚朋友借钱，凑一凑先把房子买了，以后挣钱了还了就是，要不然房价会越来越贵”。

我只能苦笑。我的同学、朋友大都和我一样出身农村，没有几个有钱的，又都处于买房、结婚的人生阶段。亲戚们都是一个村里的，谁都不比谁多挣多少，即使有钱，也承受着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压力，我无法向他们开口。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同事阿强说：“你可以去武清买呀！”之后，他滔滔不绝地跟我分析起在天津买房的好处来：“天津是直辖市，教育资源优越。离北京近，你们可以保住北京的工作，即使只能周末回家，也比回老家赚低薪强。”

几年前，阿强就在武清买了房，那时房价便宜，他没什么贷款的压力。因为公司不需要加班，他每天往返于武清和北京，通勤时间是长了点，但也过得快活。

我忽然有些心动。——那一年，房地产市场火爆，全国各地的房价似乎每天都在攀升。很多“北漂”的同事都开始恐慌，想尽快买房。有的选择买在老家，有的选择买在河北的燕郊、固安或大厂，而大部分同事都选择买在天津，以武清和宝坻居多。

有时，大家会围在一起讨论去哪里买房，河南人阿亮说：“必须是天津啊，除了北京，就是天津了。”

“你老爸不是已经在固安给你买好房子了吗？”有人问。

“我想给孩子落天津的户口，你们没听说一句话吗，‘在北京待久了，早晚要变成天津人’。”

“我也想去天津买房，可是我已经在郑州买了呀！”一个女同事一脸愁容。

“买吧买吧，咱们以后组团去建设天津吧！”阿亮说。

我和明哥思考再三，最终也将目光投向了天津。我们带着30万元积蓄，开始了看房之路。

我们先去看了天津西青区的Loft，新房，最小的就是一个大开间，总价也要将近100万，首付要求付五成。我心虚地暗自摇头，销售可能是看出了我们的窘迫，热切的眼神立刻冷淡了下来。

“姐姐，您呐，要是连我们这个项目都买不起，您上别的地方也都买不起！”她撂下一句话，就懒得再理我们了。

中介又带我们去了团泊湖看住宅，那里环境优美，仿佛世外桃源，但人烟稀少，没有一点儿热闹气氛，去市里一趟也非常不方便。虽然手里的钱可以在这里支付一套小户型的首付，但我和明哥考虑之后，还是放弃了。最后，我们又看了静海火车站附近的新房，因为房型比较大，总价比较高，即使首付只要三成，我们也付不起。

4

看新房连连受挫，我们开始看塘沽区的二手小户型，恰巧有一处一居室电梯房在售。总价76万，首付三成，我们可以承受。可是见面签合同的时候，房主有点后悔了，当场给我们涨到了78万。

我跟明哥傻了眼，费了很多口舌，房主才同意按原价卖，但屋里的东西他要全部带走，包括热水器。中介好说歹说，才把热水器给我们争取了过来。

在这波狂热的买房潮中，我们终于买下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子。交完房的那天，我跟明哥激动得睡不着觉，两人手拉手，在屋里这里看看，那里看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确认这就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幸福小窝。

家徒四壁，我特地买来一个带书架的桌子摆在客厅里，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老公，以后我要在这个书架上摆满书，我天天就坐在这里看书！”

买房之后，现实是我们依然要回到北京赚钱。将房子委托给天津的中介出租后，我们又回到了那个自建房。这时的我稍稍放松了一些，想到又一件人生大事已完成，就想退掉这个让人遭罪的房子，搬去正规小区享受一下。

正规小区的房价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稍微能看上眼的，租金远远超出我们的预算。中介带我们看了好几个，要么房间太小，要么太破旧。

最后我们在三环附近的一个老小区里，看了一个两居室。这个小小的房子可以住4家人。厨房被改成了一个房间，北向的客厅被打了隔断，这就是中介给我们推荐的房源：“姐，你看这房间怎么样？别看是隔断，它面积大呀，两个大衣柜，你们的东西都能放下。价钱还不贵，一个月2600。在这住，你去哪儿都挺方便。”

“我不想住隔断间，我怕哪天忽然被拆了。”我突然想起之前一起合租的那个姐姐。

“你放心，不会拆的，拆了我们免费给你找别的房子。”

“这连厨房都住人了，没地方做饭呀，住的人有点多。”我说。

“那种人少的房子也有，正规两居室的，没有隔断，但是租金也高呀。你要是不嫌租金高，我带你去看看？”

中介说的是实情，在北京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以我们的经济实力怎么有资格挑剔这些呢？就这样，我跟明哥定下了这个房间。我在心里安慰自己：这里离公司近，离地铁近，附近还有一个大学，下班了我可以去操场上跑步。

可惜，我忘记群租房有排队用卫生间的麻烦了。

搬进去的第一天早晨，我想去卫生间洗漱，发现里面有人在洗澡。一直等到8点多，也不见人出来。我在门口张望，正巧遇到住主卧的女生出门，她指了指厨房悄声说：“这个屋里的女生准备考研，天天早晨洗澡，以后你得早点起来洗漱。”

我焦急地等到8点半，眼看着再不出门就要迟到，便端着脸盆，硬着头皮去敲卫生间的门：“你好，能不能帮我接点水？”那姑娘给我接好水之后，我蹲在自己的房间内快速刷牙洗脸，疯狂地跑出门。

每天早晨7点半，卫生间被洗澡的女生占据成了惯例。我只好将闹钟调早一点，或者前一天晚上接水，早晨在房间里洗漱。有时，我跟次卧的小伙子同时端着盆想去卫生间接水。狭路相逢，两个人尴尬地杵在那里，要么是他先闪回自己的房间，要么是我先闪回自己的房间。

我忍不住跟明哥抱怨：“住的离公司近就是为了多睡一会儿，可我还是得早起，有什么用？还花那么多钱租房子。”

住了一段时间，中介忽然通知我们最近查“群租房”查得严，让我们听到有人敲门不要轻易开门，如果回家看到门口有人，也不要开门，先出去溜达溜达，还有，出门前也得先从猫眼看看楼道内的情况。

听到这个消息，我和住厨房的女生变得特别害怕，每次回家或出门都像做贼一样。我的脑海里闪现出几年前那个姐姐的房间被强拆的景象，墙体被砸得乱七八糟，所有私人物品暴露无遗。

我向中介提出换房，中介无奈地表示：“姐，你要是不想住隔断，那你就住那种最小的房间吧，要想住大房间，你得加钱啊！”

我没办法继续心惊胆颤地住下去了，宁可损失押金，也决定不再续租。我跟明哥提议去租个好点的自建房，再也不跟别人合租了。

新找到的自建房是新盖的，采光较好，离地铁口也近。房间大概有20平米，房东配备的设施简单但很新，一个月的房租是1700块，在自建房里算是比较贵的了。

有了空调，我们过了一个舒适又自在的夏天。秋季结束，冬天来临，屋里渐渐冷下来。房间里没有暖气，只有一个插电的暖气板，可就算插上之后，穿着厚厚的睡衣，仍旧冷得缩成一团。我买了两床厚厚的被子，晚上睡觉摞起来盖。实在冷的受不了，就开一会儿空调。

到了月底，房东让交电费，我和明哥傻了眼——我们一个月用了800多度电，按自建房1度电1块钱的收费标准，我们要付800多块。自此，我们关掉了用处不大的电热板，只在睡前开空调，因为睡着后就感觉不到冷了。

那个冬天，我时常陷入“省钱”和“人生只有一次”的纠结之中。当享受生活的想法占上风时，我就想去租个离公司近、带独卫的主卧。可是上网搜索一圈，看到符合标准的房子月租都要3000元起步，我的那点决心又慢慢打消了。

5

2020年，我的女儿出生了，公婆赶来天津帮我们带娃。本以为住在自己家里会很幸福，不成想这个当初让我充满希望的一居室，渐渐暴露出它的缺陷——实在太拥挤了。

客厅本就不大，等塞下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茶几，整个房子就没剩多少活动空间了。大家在客厅走动，都是你给我让路，我给你让路。原本放电视柜的位置，贴墙放着一张茶几，只有这样才能留出一条窄路。大家吃饭就在这张茶几上解决，由于只有一侧可以坐人，只好轮流吃。

大部分时间，我只能待在自己小小的卧室里，晚上也尽量不去卫生间——在一个屏风的遮挡下，客厅变作了公婆的卧室，走进客厅就像走进了他们的房间，总有一种没有隐私的不自在。

更令人头疼的是，家里没有足够的储物空间。卧室里只有一个衣柜，塞满了我和孩子的东西，公婆的衣服就没地方放。我只好买了两个简易的布衣柜，在客厅阳台处摆一个，在卫生间门口摆一个。而当初打算放书的书架上，已经放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成箱的尿不湿、奶粉，孩子的洗澡盆、别人送的大个头玩具，在卫生间门口越摞越高，成了一座“小山”，每次要用什么，我就要在这座“小山”中费力地翻找。

等明哥周末回天津，一居室就显得更拥挤了。我们一家三口挤在床上，宝宝会翻身以后，晚上总会因为翻不开身而“呜呜”直哭。

一次，表弟出差路过天津，想来看我和宝宝。因为客厅没有沙发，中午吃完饭要休息了，表弟就不知道自己该坐在哪里。当时，婆婆在卧室哄宝宝睡觉；公公年岁大，躺在客厅的床上闭目养神。客厅里只剩下一张椅子可以坐，我和明哥极力让表弟坐那张椅子，自己搬来小板凳坐进了阳台。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困倦的表弟在椅子上打起瞌睡，不住地点头。

拥挤的空间，生活的不便，让我越来越烦躁，我终于意识到房子——大一些的房子——真是一个家庭的必须品。一开始我想把一居室隔成两居室，研究了半天户型，发现改造完之后客厅没有了，过道也会黑漆漆。这法子行不通，我又开始研究换房。

可此一时非彼一时，我们买房的时候几乎买在了价格最高点，现在即使降价出售，仍旧少有人问津。买房不易，很多有远见的年轻人不会考虑买一居室，偶尔有人出价，也低得可怜。

我惊讶地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跟明哥又回到了原点，我们又得为了买大房子开始省吃俭用了。不，可能比原点还倒退了，因为我们要背更高的房贷，还要负担养孩子、养老人的费用。

巨大的压力将我们包围了。为了早日换房，我狠狠心回到北京跟明哥一起努力挣钱。但与过去不同的是，天津多了一个让我们牵挂的小娃娃。

“周末父母”的角色让我时常感到迷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与孩子分离的日子。随着她一天天长大，一家人要在一起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也许带着孩子租房住，是我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要不然咱们整租一套房子？”明哥提议把父母和孩子都接到北京来。

我把出租信息举到他眼前晃一晃——按照我们的工作范围找，整租一套两居室一个月起码要6000块钱。

听了这个价格，明哥不再言语了。孩子正嗷嗷待哺，每个月20号要还房贷，双方父母没有退休金又时常生病，疫情之后工作艰难……在北京花6000块钱整租一套房，对于我们来说，实在难以承受。

一天早晨，自建房里异常的冷，我艰难地爬起来，发现窗户上结了一层霜花。

“一切问题都是经济问题。”我牙齿打颤对明哥说。

“老婆说的对，哥要努力挣钱。”他说。

为了能挣更多的钱，我换了一份工作，加班成了家常便饭。每天晚上10点多，我在地铁里疲惫不堪，突然理解了很多年轻人不婚不育的选择。

公司里，好几个已婚女同事陆续离开了北京。她们当中有的在西安买了房，有的在济南买了房，有的在哈尔滨买了房，但更多的和我一样，在天津安了家。

她们离开大多是为了孩子。之前孩子还小，可以跟着老人在老家生活，或是跟着父母“漂”在北京，但到了上学的年龄，都不得不回去读书。孩子的教育是大事，她们不得不放弃北京的高薪工作，回老家找一份薪资低但时间灵活的事情干，要是找不到，干脆全职在家照看孩子。而孩子的爸爸，为了一份比老家高一点的薪水，为了每月的房贷，为了年迈的父母有所依靠，往往会独自留在北京继续打拼。

对比旁人，明哥觉得自己还挺幸运：“老婆，幸好咱买在天津，以后儿子上学了，我每周都能回去看你娘俩。我有个同事买在了济南，他一个月回家一次都费劲。”

2021年，回了东北老家的前同事阳阳告诉我，她所在的培训机构已经关停。她失了业，整日愁眉不展，不知道能做点什么。

“只能随便找个工作，赚个买菜的钱呀。”她抱怨说，“真后悔，早知道当初还不如不回来了，像你一样继续留在北京，工作机会还多一点，工资能高一点。”

我说，自己虽然还能保住工作，可也是暂时的，再过几年孩子大了，可能也得主动失业。况且北漂很辛苦，攒换房的首付已经快让我喘不过气了：“你多好啊，哈尔滨离家那么近，想回家看看父母就能回家看看，还能每天陪着孩子。”

她在老家，我在北漂，我们彼此羡慕着。像我们这些背井离乡、没有家底的年轻人，出路到底在哪里？到底是应该破釜沉舟回老家，还是在北上广继续坚守？这个问题我想不出答案，但愿我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来源：人间theLivings 微信号：theliv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