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女强人的升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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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8月，我刚进到某国有银行的开发区支行时（全国性质的银行从上到下的级别，大致是：总行，分行，支行，分理处），按规定要先实习1个月，然后再进行岗位的具体分配。头一周，支行安排我们下到各分理处实习，了解银行最基本的柜台业务，职高生被分去了储蓄专柜，我们7个大本生和大专生则被安排到对公业务专柜学习。

红旗分理处离我家最近，我自然被安排去了那里。这个分理处也是我们支行那时最大的分理处，单是从建筑规模上来讲，就跟支行的办公楼不相上下。这里业务种类齐全，客户资源优厚，工资奖金也比别的分理处要高，能进来工作的人，要么是支行资深的员工，要么就是要有一定的背景。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接触到的撒英。她那时三十四五岁，刚被支行提拔为红旗分理处的会计主任（副科级），平时梳着一头粗硬的短发，不施粉黛，目光如鹰一般锐利，走起路来风风火火。据说撒英是中财毕业的老大学生，高级会计师，业务能力非常强，有时分行做不平的账目都要请她去处理。只是她的晋升之路不太顺畅，前任会计主任同样是个女强人，虽早到了退休年纪，却又谋得返聘机会，如此压制了她好几年，若不是前任领导后来生了重病，撒英还得继续窝着当她的会计小组长。

或许是多年不得志，撒英的脾气被磨得异常火爆，这好不容易多年媳妇熬成了婆，扬眉吐气之外更是狂得肆意，常常把一些老员工都骂得暗自垂泪。带我的韩姐第一次见面就告诫我：“低头老实干活，少说话，尽量别出错。”

当然，作为一个待分配的实习生，韩姐他们是不肯教我什么实际的东西的，也不会让我去接触任何业务或账目，对我请教的问题，也是哼哈地敷衍作答。大多数时间我都是在打杂，帮忙打水、擦桌子、扫地、搬东西等，很是无聊。

一天，韩姐看我实在闲着，就让我帮她往一打空白传票上盖章，嘴里还嘱咐着：“一定盖清楚了啊，别压着金额栏。”虽说这是件最不起眼的工作，也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毕竟是我实习以来干的最接近银行业务的活儿，我做得很是认真。我把印章吸足油墨，在传票上对准位置，“啪”地按下去，再重重地压上一压，如此，一枚圆圆的、红红的印章便清晰地盖好了。

我心里升起一种幼稚的成就感。就在我暗自得意时，突然感觉头顶一黑，一方巨大的阴影投射下来，抬头一看，撒英正不苟言笑地站在我身后：“你干嘛呢？”

我连忙站起身：“撒主任，韩师傅让我帮忙盖章呢。”

“你这哪是盖章呀，简直是在描花样子嘛。慢腾腾的，想让全行的人都跟着你拖班呀。”

我脸上一窘：“是，我马上加快速度。”

“快？我看你能快到什么程度。”撒英一把拽开我，坐到我的位置上，手起章落，不到半分钟，一打传票（100张）就都盖好了，“瞧见没，这才叫速度。”

我看得目瞪口呆，但心里仍是不服——你们都干多少年了，我能跟你们比吗？

撒英从抽屉里拿出一摞废纸，撇到我面前：“练吧。”

我委屈地坐下去，尽量模仿着她的动作，一篇篇地盖章，但真是“一看就懂，一干全废”。旁边，撒英的吼叫声贯彻双耳：“不用把纸整个都翻开，掀起一角就可以。”“不用盖次章就沾一次墨。”“快、快，动作太慢啦。”

在她如连珠炮似的督促下，我的额头开始渗出密密麻麻的汗珠来，手上的动作也越来越混乱，左手翻页的速度根本赶不上右手盖章的速度——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只管闭着眼一顿乱戳。

突然，一片哄笑声响彻四方，撒英用食指关节当当地敲着桌子：“小祖宗，你的章盖到哪儿去了？”

我的脑子一片懵懵然，翻看着眼前的那摞废纸，后面的十几张居然是空白的——我盖的章呢？跑到哪里去了？韩姐笑得前仰后合，用笔点了点我的左手，我一看，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十几个章根本就没盖到纸上去，全盖在我自己的左手背上了——奇怪，刚才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呢？

望着红彤彤的手背，我强忍着眼泪，一边的撒英故作夸张地指了指地面：“哎，你看那是什么？”

我一脸茫然地望寻着脚下白惨惨的地砖：“什么呀？什么也没有呀。”

“看见了吗？那有道缝儿，还不快钻进去！”撒英的语气倏然变得严厉起来，“别以为自己是大学生就有什么了不起，整天眼高手低的，就你这水平，行里就是有心栽培你，也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

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这么骂过，羞愧、委屈、气愤，胸口阵阵发疼。我躲进水房，一边哭一边狠搓着自己红肿的左手，抬眼看着镜子里那双已胀若红桃的眼睛，心想：自己真如撒英说的那么不堪吗？

接下来的几天，真是度日如年，我怕看见撒英的身影，怕跟她对视，以至于一听到她的声音腿就不自觉地打哆嗦。好在这地狱般的日子只持续了一周，我就被支行召回去，开始在各科室轮转。

如果借用现在流行的新名词，我想撒英当初给予我的就算是一种“职场PUA”吧。不过工作了这么些年，见过的人和事也多了，我才知道，撒英式的PUA还算最低级的，她当初之所以那么对待我，估计是看我比她年轻，学历又跟她相当，怕我日后对她产生威胁而成心轰我走罢了。现在回想起当年的盖章糗事，我也不觉得有什么难堪，更多的时候是开怀大笑。

轮转结束后，我被分到了开发区支行的人事科。

2001年6月初的一天，我正埋头做工资表，科长老杨突然推门走了进来，也不知对身后的谁在说：“其实早该把你调过来，一个老大学生窝在分理处，这不浪费人才嘛。”

我好奇地望向老杨身后，心头立刻一沉，来人正是——撒英！虽然很长时间没见面，乍一见到她，我还是禁不住手心冒汗。

我忐忑地站起身：“撒主任您好。”

撒英微微牵了下嘴角算是回应，傲慢一如从前。老杨把一份调令递给我：“调一下人事关系。”我瞥了一眼，原来，撒英是从红旗分理处调到了支行机构科任副科长。我心里长出了一口气——还好还好，不是人事科，否则自己就倒霉死了。

事后，老杨笑问我：“你怎么对她那么毕恭毕敬的？”

“不是恭敬，是害怕。”

我把在分理处的经历跟老杨讲了一遍，逗得她哈哈大笑起来：“撒英这人呀，聪明能干，业务也是响当当，就是太恃才傲物，跟谁都搞不好关系。要不是红旗分理处的王主任跟她实在合不来，天天到行长这里来念秧儿，她也调不上来。”

“那她不干会计的老本行了？”基于我的理解，撒英作为会计主任应该去结算科，业务熟悉，干起来也顺手，机构科虽说是一类重点部室，但主要负责吸收人民币对公存款，属于营销部门，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来的。

“是她自己主动要求的呀。”老杨两手一摊，“机构科虽说累一点，但容易出业绩，挣得多，提拔得也快呀。”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机构科的夏科长51了，再有几年就该退了吧？”

老杨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再看吧，撒英这脾气呀，老夏未必能容得下她。”

老夏是干了近20年的老科长，也是支行出了名的女强人、女能人，抽烟、喝酒、讲荤段子，简直无所不能。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平时跟老夏接触也不多，对她还不甚了解，只感觉此人还比较好接触——她见谁都笑眯眯的，很是平易近人，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都爱坐在她旁边，听她讲笑话，特别欢乐，不像撒英那般强势、凡人不理。

说实话，那时我对撒英怨念深重，总希望她也能被谁狠狠整治一番，但每每看到老夏挽着撒英的胳膊有说有笑地从身边走过，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失落——都说老夏厉害，看来也不过如此嘛。

我跟机构科的郭颖关系比较好，一天吃中饭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问她：“真难得，撒英跟老夏倒很处得来？”

“切，什么呀。”郭颖不屑地对我撇撇嘴，“老夏是谁啊，她越是对谁好，谁就死得越快。”

我一惊：“这话怎么说？”

“一山不容二虎。撒英这来了有一个多月了吧，老夏让她先熟悉业务，可既不给她手底下安排人手，也不带她去见客户，已经被边缘化了。”

“你们科不老是跟客户吃吃喝喝吗？一次也没带撒英？”

“带过一次。”郭颖吃吃笑起来，开始绘声绘色地给我描述。

那天，老夏带着全科人员请某个集团公司的老总和业务员们吃饭。席间，老夏点了两道牛羊肉的菜品，客户脸上便露出几许为难：“夏姐，我们几个很少吃牛羊肉的。”

“呦，瞧我这记性。”老夏故作歉疚地拍着脑门，顺便指了指一边的撒英，“这是我们新来的撒科长，听这姓就知道啊，她是回民。你看，我光顾考虑撒科长有没有忌口，就忘了老几位的偏好了，真是该死。”

说完，老夏为难地看了看撒英：“撒科长啊，你看这怎么办呢？要不你先回去？”

当时，撒英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连连说：“没事，不用管我，我随便吃点儿就行。”

于是，在撒英的坚持下，酒席上撤去了那些牛羊肉的菜，换了个东坡肘子。然后，老夏又关心地拍了拍撒英的肩膀：“对了，酒你也不能喝吧？”

众目睽睽之下，撒英硬着头皮举起酒杯：“酒可以喝，来，我先敬大家一杯。”

显然，那顿饭撒英吃得特别憋屈，东坡肘子甜腻的香气混着白酒的辛辣，让她频频作呕，弄得其他人也都没了胃口。可她又说不出夏科长什么——明明老夏已经面面俱到，连客户都夸她体贴下属。

事后，老夏还特地在科室例会上做了检讨：“少数民族的习惯呀我们一定要尊重，这是个严肃的问题。上次是我考虑不周，让撒英遭罪了。这样吧，以后有这样的活动，尽量不让撒英参加了，这样优秀的人才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说完还用纸巾抹了抹眼泪。

郭颖低声对我说：“这是老夏的一贯作风，她跟客户的关系十多年了，能不知道他们的口味？就是成心的，可她偏偏又做得滴水不漏，撒英只能哑巴吃黄连了。”

听完这一切，我简直目瞪口呆，连呼：“高，实在是高！”

以郭颖的判断，撒英迟早得知难而退，主动从机构科卷铺盖走人。可惜她错了。

渐渐地，我发现撒英变了，齐耳短发变成了一头羊毛卷儿，还染成了棕栗色，也不再素颜示人。她长得本就不难看，稍一化妆竟有点像俞飞鸿。有一天，我加班到很晚才走，路过机构科时不经意往里一瞥，竟发现撒英独自坐在工位上吞云吐雾，那架势，简直成了老夏第二。

最让人惊诧的是，一天吃中饭的时候，撒英在食堂故意大声说：“张师傅，给我来份红烧肉。”吓得大师傅老张差点儿把饭勺掉地上：“你不是回民吗？”撒英大大咧咧地笑道：“没事儿，我自己的事我做主，肯定怪不着您。”

从此，撒英有了个外号——“假回回”。

郭颖也告诉我：“撒英现在主动参加饭局，拼酒可生猛了，跟客户起腻比老夏还殷勤，这不，新拉了不少存款，对老夏也开始指手画脚了。这下老夏可有危机感了，毕竟岁数大了嘛，没准儿行里先给她安排个闲职，然后再把撒英扶正呢。”

正当撒英风头渐进之时，麻烦也随之而来。一天下班后，撒英又独自陪客户吃饭去了，她父亲突然打电话到科里，也不知谁接的电话，也不知是不是故意为之，答了句：“撒科长跟客户去喝酒吃烤乳猪去了。”

这下撒英的父亲冒火了，当即赶到行里，怒骂行长不尊重民族习俗，破坏民族团结。撒英的父亲是政协委员，这一顶顶大帽子扣下来，真把行长吓坏了，连忙把老夏叫去问明情况。

老夏声势浩荡地带了几个科员前去给自己作证，把之前怎么照顾撒英民族习俗的事说了一遍，大家也都纷纷随声附和。然后，老夏一脸委屈地说：“撒英太要强了，干啥事都不肯拉后，她为了工作自作主张改了习惯，我劝过，她不听呀，还跟我急赤白脸的，毕竟那是她个人的选择自由嘛，我要是再说多了，撒英还得误会我，好像我有意排挤她似的，唉，我这个科长当得实在太难了。”

听老夏如此讲，又有这么多人作证，撒英的父亲也无话可说了，只得再三要求，把撒英调离营销部室，去个远离酒肉的地儿。

如此一折腾，老夏的心头刺终于被拔除了。我跟科长老杨感叹道：“撒英也真够拼的，为了工作连民族信仰都能抛弃，何苦呢？”

“嗐，人家心气儿高呗，当科长都觉得屈才，一心想当行长呢。”老杨低头揶揄着，“再说，她家那位也指不上，两口子都是老大本，一块儿入的行，撒英提了副科，她家老莫还在楼下的现金中心天天点钱呢，真是丈夫无能妻受累，为着老莫窝囊没本事，俩人天天干仗。”

老杨跟撒英都住在单位分的房子里，是上下楼的邻居，所以老杨对撒英家的情况门儿清。撒英有个儿子，快5岁了，马上就到了上学的年纪，撒英也是望子成龙，给孩子报了很多辅导班，上的幼儿园也是那种学费高昂的私立学校。彼时北京已经有了学区房的概念，撒英天天琢磨着这事，就是钱包不给力。估计她削尖脑袋往上爬，天天心焦气躁的，也是为了给孩子奔个好前程吧。

唉，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听老杨如此讲，我也开始有点理解撒英了。

2002年年初，撒英被迫离开机构科，行里本来想安排她去结算科任副职，可她不干，还想继续做营销。正好赶上外汇科的耿科长升任了支行的副行长，还有一位副科长也调去了分行，整个科室正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于是，行里就安排撒英去了外汇科，任副职并主持工作。

当年我们行的外汇业务还不甚发达，外汇科也仅是个二类部室，主要就是负责管理外币对公存款、结售汇审批和开立信用证等业务，业务品种不多，工作性质也比较简单。虽说也承担着一部分营销任务，但也就是固定的那几个客户，平时稍加维护，吃吃老本足够了。所以，外汇科当时是个比较舒服的地儿，员工们也都比较闲散。

要说撒英确实能干，她一去外汇科，就提出“不能安于现状、要继续扩大外汇业务市场和外汇业务种类”的工作方针，给每个科员都制定了营销任务，按完成度分配奖金。这下科里可忙起来了，每个科员负责下面的一两个分理处，天天跟着外勤出去跑户，风雨无阻。

但这种撒网式的营销见效甚微——下面分理处的客户大多是中小企业，对外汇业务需求量很小，而那些集团大客户的外汇业务基本都在中国银行做，人家多年的合作关系，很难撼动。而我们支行现有的那些大客户资源，又都掌握在信贷科和机构科的手里，若无人引荐，根本和人家企业的高层搭不上话。如此忙活了一个多月，即使撒英天天督导，把科员们一个个骂得灰头土脸，外汇科的业绩还是上不去。

一招不灵，撒英又改变了策略，开始倡导“各部室合作”。机构科老夏那里肯定是没戏了，撒英就开始去攻克信贷科科长老尹，天天请老尹吃饭，“尹哥尹哥”地叫着。老尹禁不住撒英的软磨硬泡，终于答应给她引荐某大客户的财务总监。

撒英搭上关系后，马上制定出一系列营销方案——比如安排科员们到企业做调研，摸清他们的日常外汇业务需求，再联合分行国际部给企业开办讲座，介绍本行的外汇业务种类和办理流程，并结合企业需求制定出一套服务方案。

当然，上述都是表面的基本工作，跟客户的关系维系还得靠送礼。当时外汇科是二类部室，经费有限，要想获得大额费用都得行长审批。撒英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唯独缺失了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没有跟领导沟通——特别是主管外汇工作的耿副行长，又是原先外汇科的老科长，按理说，撒英下户、请客户高层吃饭、联络分行这些事，都应该叫上主管行长一起去才对，再不济，也应该跟耿行长汇报一下吧？可是这些她都没有做，这不等于把耿行长晾一边了嘛，那耿行长还能满意？

耿副行长主管外汇科和机构科，当撒英去要费用的时候，他一脸为难地说：“哎呀，全行统共就那么点儿经费，可不能随便乱攘——这么着吧，你去机构科找老夏先领点儿礼品。”撒英又去找老夏，老夏倒是一脸热情，但拿出来的礼品都是些小工艺品、笔记本之类的上不了台面的东西。老夏抱歉地说：“撒英啊，你来得真不巧，前两天为拉一笔上亿的存款，好东西都送出去了，我有心支持你工作，但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撒英一气之下也不去求人了，就给外汇科科员们下任务，要求每人先垫付一部分资金作为营销经费，科员们虽说怨声载道，但为了自己以后的日子能好过些，只能乖乖掏钱。

在撒英苦心苦力的努力下，真就从那个大客户那里拉来了一笔2000多万美元的进口融资信用证业务，这么大金额的外汇业务，当年在支行可是史无前例的，而且更是我们支行头一笔融资类信用证业务。

（作者注：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买卖双方可能互不信任，买方担心预付款后卖方不按合同要求发货；卖方也担心在发货或提交货运单据后买方不付款，因此需要两家银行做为买卖双方的保证人，代为收款交单，以银行信用代替商业信用。银行在这一活动中所使用的工具就是信用证。信用证是银行有条件保证付款的证书，成为国际贸易活动中常见的结算方式。按照这种结算方式的一般规定，买方先将货款交存银行，由银行开立信用证，通知异地卖方开户银行转告卖方，卖方按合同和信用证规定的条款发货，银行代买方付款。）

当时我们支行外汇业务不发达，做的信用证，大都是存100%的保证金（也就是存全部的货款）的，属低风险。而融资类的信用证，申请人只存部分保证金，因而涉及到向我行贷款，我行则需要对其进行评级授信（也就是需要根据客户的财务状况、生产运营情况、贷款用途、偿还贷款能力等项目进行综合考察分析后，对其进行信用等级评定，从而决定银行给客户的授信额度，也就是最多能贷给客户多少钱），风险较高，那时这样的业务基本是分行做得多。

在银行改制（2010年前后）之前，各科室职能比较分散，往往一笔业务要涉及多个部门操作、审批，效率极低。就拿这笔融资信用证业务来说吧——信用证的条款设定、修改和最终开出由分行国际业务部统一操作；信用证前期的初审和开立等工作由支行外汇科完成；而涉及的融资授信工作又由支行信贷科负责，最终还要报支行信贷管理科审批。

涉及这么多部门的合作，可把撒英忙坏了。不过她的工作能力确实很强，她把科室人员分成四拨：一拨人负责开立信用证的相关工作；一拨人负责联络企业，协助企业准备各种材料；还有一拨人天天跑分行，有问题及时下传支行；再有一拨人去信贷科和信贷管理科负责督促授信及审批工作尽早完成。当时外汇科、信贷科、信管科都是通宵加班，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之下，这笔融资信用证终于在规定的时效内顺利开出了。

这下撒英可露脸了，信用证开出第三天，她就给分行国际部写了篇稿子，详细介绍了这笔业务从营销到具体操作直至完成的种种艰辛，又提出了很多自己对外汇业务发展的设想，可以说是一篇高质量的“小论文”。最后，这篇文章是通过分行国际部发到分行的网讯上，看得我都跟着激情澎湃，对撒英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这篇文章得到了分行的高度肯定，并给予支行外汇科公开表扬。

记得当初我边读文章边跟科长老杨说：“撒英真是了不起，升任科长指日可待了吧？”

老杨沉默地看着那篇文章，半天幽幽地来了句：“这篇文章写得有问题呀。”

“啥问题呀？”

“首先，支行的稿件要先经过办公室审批才能上传分行，撒英这么干可是越级呀。再来你看，文章一开始说，之前行里对外汇业务重视程度不够，外汇科开拓力不足，长期驻足不前什么的，这不是否定行里的工作、否定原外汇科取得的成绩，给行长特别是耿副行长‘扎针’吗？”老杨又指了指文章的后半段，“这里说营销和办理业务涉及部门太多，手续繁琐，建议日后本外币业务一体化（人民币和外币业务一起做），实现一揽子交易，应该把信贷权限也下放到外汇科，还说她准备在外汇科开展试点，主营外汇业务的同时，可以做与外币业务相关的人民币信贷业务。”

“我觉得这个建议提得很好呀，有啥不对吗？”

老杨用笔敲着桌子：“这里根本没提信贷科给予外汇科的大力支持！人家老尹可没少出力，又协助营销又帮忙加班加点地走流程，撒英对人家的功劳只字不提不说，反倒这一句话就要把人家老尹给兼并喽，起码是要准备从信贷抢业务了嘛——这老尹能高兴？”

听老杨这么说，我有点儿明白过来了，但还是没琢磨透：“那怎么说撒英的业绩摆在这儿了，行里也不能视而不见吧？”

“你这孩子想问题太简单。”老杨用笔指了指我，“升官跟业绩没有必然联系的。话不多说，咱们走着瞧吧。”

现在再回头看，当初撒英的很多超前的设想现在证明都是正确的，也都逐步实现了。行里改制这么多年，如今的外汇业务蓬勃发展，很多改革措施都跟当年撒英的提议不谋而合。

但也真如老杨所说，有时候升官发财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能力和业绩，那句话怎么说的？性格决定命运。

除了分行给予了表扬，在支行行务会上，行长也对撒英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赞誉之词溢于言表，连我都觉得老杨的判断不一定是对的。

可是就在会议的第二天，行里突然提拔机构科的郭颖到外汇科任副科长，撒英并没能如愿提为正职。当我跟老杨带着郭颖去外汇科宣布任命时，撒英惊讶之余，脸沉得快要拧出水了。可见，行里的这一决定事先并没有告知她。

听郭颖说，那天撒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大半天不出来，肯定肺都要气炸了。也是，这下外汇科一下有了两个副科长，虽说撒英仍主持工作，但权力毕竟分去了一半，况且郭颖是机构科出来的，说白了是老夏的人，日后在营销方面肯定比撒英更占据优势，行里的意思真是不言而喻。撒英又不傻，这里的关窍她能不明白？

就在撒英极度愤懑之时，外汇科的科员们也开始闹腾起来。因为那笔2000多万美元的信用证业务，分行发下来一笔专项奖励，当时都悉数给了撒英。可撒英并没有分发给手下的科员们，而是悄没声地全部截留了。但那些老科员早就从其他渠道获知此事，纷纷找撒英去要——毕竟，当初为了营销，大家伙都是垫了钱的。

撒英说：“奖励没多少，还得给信贷科一部分，剩下的做营销费用都不够。”

之后，马上就有人把这件事捅给了信贷科的尹科长，老尹都没去找撒英，直接奔了行长的办公室：“我们科从营销到走流程可都是全程参与了，这奖励不说给一半，也得给1/3吧？这撒英不吭气算怎么回事，想过河拆桥吗？”

行长立马把撒英叫来，把奖励全部收回进行重新分配，1/3给了信贷科，剩下的钱平均分配给外汇科各科员，撒英也就比普通科员多拿了500元钱。如此一来，撒英既没挣到钱，还把老尹和下面的科员们都得罪光了。

事后，郭颖跟我说，其实奖励的事就是从信贷科传到外汇科的，老尹这是借刀杀人呢。

这些事过后，撒英不知是赌气还是什么，对外汇科的工作又重新做了安排，所有人包括郭颖在内，都不必出去跑营销了，她一个人去，拿来业务后再分配给大家做。于是顷刻间，外汇除了撒英一人整天在外边跑关系外，科里其他人一下子又闲了下来。

我问郭颖：“她这叫什么安排，这不等于让你靠边站了吗？”

“嗐，她就是怕我跟她抢功，怕大家跟她分钱呗，这点心思谁不明白呀。”

“那你打算咋办呢？”

郭颖笑着撇撇嘴：“老夏让我不用着急，服从撒领导安排呗，反正现在上上下下都对她不满，我看她还能玩儿出什么花样来。”

一天，老杨去开完行务会回来，进门就把笔记本往桌上一甩，幸灾乐祸地说：“哎呦，今天耿副行长可发脾气了，当着行长的面把撒英都骂哭了。”

“因为什么呀？”

“说撒英天天飘在外边，既不跟科里打招呼，又不跟行长汇报，手机也不开，行里有急事找她都找不到。耿行说了，再这么下去，不仅外汇科的工作无法开展，连他这个行长也干不下去了。”老杨又开始敲桌子，“你说这个撒英，你防着科里人就算了，你防着行长干嘛呀？你正职还没提上去呢，就想跟行长叫板？也不知她脑子怎么想的，这不是自毁长城嘛！”

行务会过后，耿行长亲自去了外汇科，点名让郭颖负责营销，还让科员们全力配合郭颖的工作。这下真把撒英给挂起来了，虽还让她主持工作，但以后怎么样就不好说了。

郭颖有机构科的背景，营销起来就容易多了，虽然拉来的业务单笔金额不算大，但累计金额也很可观。渐渐地，外汇科的工作又重回正轨，并越加红火。郭颖又很会做人，营销大家一起去，奖金大家一起分，还天天往耿行那里跑，不管大事小情都跟领导唠唠。

而撒英成了透明人，天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除了需要她签字的事儿问上一问，剩下的时间都是独自在生闷气。

转眼就到了2003年，元旦一过，行里就放出风去，说今年下半年支行要搞一次竞聘，人人都有机会参与。撒英强打精神又开始忙活起来，辛苦工作之外，还组织科里请耿行吃饭，或者跟信贷科、机构科联谊。郭颖说，撒英这回可是下血本了，那些费用都是她自掏腰包。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撒英临时抱佛脚似乎也来不及了。一次分行领导来支行调研，撒英准备了一大摞汇报材料，可是最终耿行长却只让郭颖去参会，没她什么事。行里释放的信号已经非常明显了。

一天，我去给撒英送竞聘申请表，结果我还没说话呢，撒英一把将申请表从我手里抢过去，然后撕得粉碎砸在我脸上，疯了似地冲我大吼大叫：“你们来这假招子有意思吗？想成心给我难堪啊，老娘偏不给你们这机会！”

老天爷，当时真给我吓懵了，两条腿杵在那儿都不会挪窝了。好在老尹跟老杨正从门口路过，赶紧把我给拽了出去：“撒英你这人真是，有什么意见找行长去呀，跟人家小姑娘撒什么气呀。”

“滚，都给我滚！”撒英把门“砰”地一摔，然后“咔哒”从里面反锁上，之后就声嘶力竭地大哭起来，任凭我们怎么敲门都不给开。

这下大家都急了，怕她想不开真出什么事。老杨叫我去找行长，老尹从科里叫来几个小伙子一起撞门。等我带着几位行长赶来的时候，门已经被撞开了，撒英的老公老莫也被人从楼下的现金中心喊了过来，正抱着已经哭晕的撒英不知所措。行里连忙叫了辆救护车，把撒英送去了医院。

再见到撒英，是在一个多星期后的周末，那天我去行里加班，看她正和老莫往车里搬着东西。她憔悴得不像样子，又回到了从前不加修饰的状态——她是来收拾个人物品的，行里又把她调回了红旗分理处，只是不再干会计主任，而是任外勤主任，也是搞营销。

看她实在可怜，我就顺手帮她把东西搬到了车里，老莫笑着对我连声道谢。撒英起先坐进车里不愿见人，最后才把车窗摇下来对我说：“对不起，那天我发火不是冲着你，别记恨我啊。”

如此柔软的撒英，我还是第一次见。

2003年5月初，撒英离开支行，那时距离竞聘也就还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当然，她撕了申请表，自然就与竞聘无缘了。

当时行里正面临一个大难题，让耿副行长的压力巨大——某个跟我行保持多年业务往来的大企业，因为迁址远离了我们支行的服务区域，而幸福路支行以地理位置优越便于服务等理由请求我行把该户划到他们支行去，并请分行来协调此事。

分行的态度是让两家支行协商，并最终听取客户的意见。

我们开发区支行的态度当然很坚决了——不同意。因为该客户我们支行经营了近20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如果流失，多年的努力白费不说，还要损失一大部分人民币存款和外币存款业务，如果仅仅因为距离远，我行可以提供“专人专车上门服务”呀。

耿行长紧急召集机构科和外汇科的领导们开会，又因为这个客户的本外币存款都放在了红旗分理处，平时跑单送单的基础工作都是红旗分理处的外勤负责，所以也不得不叫来了撒英。耿行长给这几个部门的人员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客户资源，结果好坏将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绩效、仕途和即将开展的竞聘。

那段时间我经常看到耿行长带着这些人东跑西跑，听计财的人讲，行里的经费都快花超了，连郭颖都说：“妈呀，我自己都快负债了，这户要是跑了，我可亏大了。”

是呀，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郭颖还准备参加竞聘呢。

就在行里为保住这个客户焦头烂额之际，客户那边却出现了麻烦，他们企业的纪检部门收到一份检举材料，说公司财务因收取了我们开发区支行大额贿赂，所以才不顾业务便利和资产安全，把大额存款全部放在了开发区支行。企业纪检特别为此事通报了分行和我们支行，要求协助调查。

这次事件动静闹得特别大，虽说那个年头给客户送礼是司空见惯的事，但真要上纲上线起来也够各方喝一壶的。不过最后这事不了了之，毕竟我们开发区支行过去在提高存款理财利率、尤其是放贷方面帮过这个企业不少的忙，跟对方一把手关系也不错，这事就被双方给压下来了。

但终归影响不好，特别是给那家企业正副财务总监带去了不小的麻烦，在是否继续跟我们开发区支行合作的问题上开始犹豫起来。当时分行怀疑是幸福路支行为了抢户而使的手段，但也仅是怀疑而已，不敢声张，怕深究下去会造成更大的损失。为了避免进一步“内卷”，也为了平衡关系，分行拍板决定，这家客户的人民币存款继续放在我们开发区支行，外币存款划拨给幸福路支行。

这下，老夏总算松了口气，耿行和郭颖可惨了——一下走了那么多外币存款，这个大窟窿今后怎么补呢？特别是郭颖，估计竞聘也悬了。

郭颖哭丧着脸来找我，我安慰她说：“这也不是你的错，都怪幸福路支行横插一杠，手段也太卑鄙了。”

郭颖犹豫着道：“其实也未必是幸福路支行使的坏。”

“那就是企业内部的问题，体制内互相倾轧的事多了。”

“那也有可能是咱们内部的人干的呢？要不企业纪检那边怎么连咱们送的什么礼都知道，幸福路支行也不可能知道得那么清楚呀。”

“不会吧？”我脑子一下子转不过来了，“这样做对咱们行有啥好处呢？自己拆自己台？”

“切！有的人为了泄私愤呗。”郭颖若有所指地说。

我恍然大悟：“你是说撒英？有证据吗？”

郭颖无奈地摇摇头：“没有，但耿行他们都这么觉得。算了，不说了，反正家丑不可外扬，行里也不让再查了，归根结底是我点儿背，认栽得了。”

郭颖让我把她的竞聘申请表撤下来，我笑说：“你还真放弃啊，又不是你的错。”

“唉，错不错的，毕竟结果摆在这儿了，这件事总得有个人出来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不担着谁担着呀，也为了避免刺激某人再生出别的事来，也罢，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家吧。”

此后，郭颖继续在外汇科任副职并主持工作，一时间倒也风平浪静。如若那事真的是撒英所为，她也算扳回一局，但对她恨之入骨的人更多了。

2004年年初，我们支行换了位新行长，姓张，一到任就进行了人事改革，提出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先拿各分理处开刀，好几位上了岁数的负责人都给抹了下来。

撒英的春天却来了，我接到的第一份任免通知，就是免去红旗分理处王某某的主任职务，由撒英接任。撒英终被提为正科，跟老夏老尹他们平起平坐了。

不过所谓的人事改革，其实就是新上任的行长想换一批自己的人，从基层开始下手，也是为了杀鸡儆猴。这让支行各科室的老科长们坐不住了，纷纷开始想对策。一时间关于张行长的花边新闻满天飞，什么学历造假呀，什么作风不正呀，但都是捕风捉影、查无实据。

可其中却牵涉到了撒英。那段时间，关于她的传闻不少，也很不堪，有说张行长去红旗分理处视察的时候，一向朴素的撒英又是描眉又是画眼的，连说话都是嗲声嗲气的，一下子就把张行长给迷住了。连郭颖都跟着瞎传，说撒英是靠脱裤子才上位的。

对于这种粗鄙至极的说法我是不认可的，撒英在红旗分理处先后担任会计主任和外勤主任，业务全面，能力出众，平心而论，由她担任分理处主任算是实至名归，而且，撒英那么要强，又是老知识分子，会干出那种龌龊的事吗？

鉴于郭颖跟撒英有仇，话不可信，我又试探着去问老杨。老杨叹了口气：“现在分辨真假有意义吗？反正话已经传开了，信的自然信，不信的自然不信。”

这种事对于我这样的吃瓜群众来说，确实只是当个八卦去听，但有人真就往心里去了，那就是撒英的老公老莫。

老莫这人学历高，干工作也是兢兢业业，但却似乎没什么上进心，整天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据说原来行里几次要提拔他，都被他回绝了，按他的话说，清清静静地过日子不好吗？要不撒英总骂他窝囊废、没出息呢。

但这次，被流言伤害最深的却是老莫，也不知谁那么缺德，竟往他的工位上放了一个戴着绿帽子的玩偶小人。虽说此举是冲着撒英去的，那也给老莫气得直打哆嗦。可这事他不敢去求证，也没法儿去求证，只能憋在心里，慢慢的人就开始有点魔怔了。听老杨讲，撒英平时下班比较晚，有时还要去客户那儿跑营销，老莫是天天抱着孩子坐在院子里等，眼神看上去木木呆呆的，很是瘆人。

一天老杨上班迟到了，进门就哎呦哎呦地拍着胸脯：“妈呀，昨晚可把我吓死了。”

“怎么了？”我惊讶地问。

老杨开始惊魂未定地给我讲起来。

原来前一天晚上，撒英陪客户吃饭，很晚才结束，正好客户有车，就把她送回了家。当时撒英喝多了酒，走路都有些打晃，客户就把她从车里搀了下来。就在撒英靠着客户的肩膀往家走的时候，老莫不知从哪儿蹿了出来，抄起手里的榔头就给客户的脑袋开了瓢，然后就开始追打撒英，吓得撒英踉踉跄跄地满院子跑，边跑边狂喊救命。她儿子也跟在爸妈的身后哭喊“爸爸妈妈别打了”。

撒英住的那个院儿是银行宿舍，听到喊声，同事们都纷纷下来查看情况。几个男的跟老莫抢榔头，老杨跟几个女的护住撒英，还有一帮人赶紧报警和叫救护车，现场乱作一团。客户被老莫砸得鲜血直流，早就昏死过去了，再定睛一看，其实是个女的，只不过梳着短发。老莫估计是天黑没看清，加上长久积压的火气让他根本就没加考虑，上去就把人给揳了。

更可悲的是，老莫这一通胡抡，撒英倒没啥大事儿，只是小臂被砸伤了，可儿子不知啥时候眼睛挨了一下，也坐在地上痛得哇哇大哭。老莫一看自己砸错了人，伤的还是自己儿子，当即就万念俱灰，趁人没拉住，一头就撞在墙上也不省人事了。

“真是‘蔫人出豹子’。”老杨说完，情绪还是很激动，“老莫随身带着榔头，可见早有预谋，这还不得蹲监狱？可窝囊人只能干窝囊事，费了半天劲砸错人不说，还把儿子的一只眼睛给搭进去了，你说窝囊不窝囊！”

这事又在行里轰动了，连分行领导都出面了，亲自慰问受伤的客户，又鞠躬又道歉，还赔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医药费才了事。老莫伤好之后就被警方拘捕了，好在客户的伤势并不严重，看在钱的份上就签了谅解协议，撒英也表示不再追究，这才没被判刑。

此事影响恶劣，行里为了安抚客户情绪，把老莫辞退了。最可怜的是撒英的儿子，即使后来做了两次手术，一只眼睛也还是落了轻微的残疾。

不过从那以后，针对撒英的那些流言蜚语一下子戛然而止。撒英也好像变了个人，不再像以前那般飞扬跋扈，虽仍忙碌工作，但人变得沉默了许多。我们都觉得以她的脾气，跟老莫肯定得离婚——然而，并没有，老莫出来后，撒英托关系给他在某客户的公司里谋得了一份出纳的工作，俩人的关系倒比以前和睦了许多。

2006年年初，分行开展处级干部竞聘，撒英的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可她却出人意料地没有报名。

一天行里开会，会后老杨约撒英到我们人事科的办公室聊了聊：“撒英，这次机会难得，你条件那么好，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把握住。”

撒英笑着摇了摇头：“你可饶了我吧，我这可刚从漩涡里跳出来，你还想让我再跳回去？我现在一想到又得去争去抢，就觉得恐怖，也感觉特别累。如今我就奉行八个字。”

“哪八个字呀？”我在一边好奇地问。

“顺其自然，随遇而安。”撒英又笑着指指我，“小姑娘，这八个字也送给你，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得到之前你得先想想自己将会付出什么，然后看看值不值得。”

此后，撒英真的摒弃了曾经的一身斗志，安心工作，用心教子，静心生活，退休前两年从分理处主任的位子上下来，分行给她评了个高级经理的职称——相当于副处级吧——由此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撒英送我的那八个字也令我受益匪浅，这么多年，我虽然从支行兜兜转转到了分行，但始终只安于做个普通员工，从没想过去谋什么官位，因为我见识了太多的官场争斗，对人、特别是对女人有多么残酷。我自觉没有精明的头脑，也缺乏狠辣的手段，更不愿丧失自己宝贵的操守。如此安于一生，也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