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流传着剩女超过80万的说法，一线城市的性别比失衡已成事实。在热门的剩女话题中，许多人探讨大城市对女性的友好，却极少涉及到一个核心，失衡之下，本质是许多闯荡一线城市的男性会在30岁左右选择离开。一线城市对男性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年轻男性会将曾经仰望的目的地视作畏途？
4月，北京晴朗的上午，王冲坐在去往机场的出租车上，拥堵的早高峰已过去，朝阳路上难得车辆稀疏。几小时后，他将从漂荡着柳絮与雾霾的北京，抵达重庆。
王冲曾设想过自己离开北京，但不是这样孑然一身。去年，异地两年的女友准备装修，新房在合肥，三室一厅。王冲从北京去合肥帮忙，一起商量装修细节，像一对即将踏入婚姻的寻常情侣。
但面对女友父母审视的目光时，王冲觉得自己不够底气。房子是女友父母付的首付，买房时，王冲不敢开口说分担。来京4年，他换了几份工作，积攒了8万存款，只够分担合肥新房4平米的面积。他难以向新疆的父母求助，父亲做了40年矿工，曾在爆破中瞎掉一只眼睛，晚年还要倚仗儿子。
到了这个阶段，谈婚论嫁是顺理成章的事。女友开始规划和王冲未来的蓝图，她准备在合肥考编，希望王冲也来合肥发展，结束异地。
王冲犹豫了，北漂四年的漂泊感像一根刺，提醒着他，融入一个陌生无根基的城市的困难。但是邀请女友来北京一起发展吗？他微薄的存款只买得下四环内外房子的2平米面积。这座城市的天花板太高，王冲自己都看不到尽头。拉扯几个月，两人分手了。失落中，王冲萌生了离开北京的念头 。
30岁，是传统眼光中成家立业的年纪，也是很多男性选择是否继续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分水岭。一家婚介机构的数据显示，一线城市适婚男女比例是1:3至1:4，甚至最高的时候达到1:7。一些男性因为婚恋、买不起房、养娃成本高等因素，在30岁左右的年龄决定返乡。
这是王冲第二段惨淡结束的异地恋。王冲选择离开，除了这些现实考量，还有孤独。
2018年，从东北一所大学毕业后，王冲来到北京。为省钱，他租住在天通苑一间十几平的隔断房。身在这座拥有600多栋居民楼、近70万常驻人口的亚洲第一大社区，走在密匝的人群中，他觉得自己像一颗原子。
和周遭的白领一样，王冲被工作与通勤耗尽社交热情。大家回到出租屋，只想关门恢复元气。合租一年，王冲一年没跟室友说过话。
当时，王冲唯一的慰藉，是当时身在哈尔滨的女友。他们在大学里恋爱，毕业后，女孩去了哈尔滨一家银行工作，他在北京。那时年轻，觉得爱情可以战胜距离。他们一年见了四次面，视频通话时，从无话不谈到隔着手机屏幕干瞪眼，这段恋情很快在彼此的沉默中断裂。
王冲今年27岁，粗眉，大眼，是个寡言的人，问起他对两段感情未来的规划，他不愿再继续这个话题。这几年他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离京前，他在北京一家创业公司上班，为方便工作，租住在离公司只有几百米的地方，吃饭严重依赖外卖，周末没人约，活动范围限制在这两点一线之间。
工作上，王冲勤奋、尽职，乐于为同事提供帮助。生活节俭，花销仅用在吃饭、房租上。但行业薪酬的天花板就在那儿，四年来，他基本工资一直没过万，还没追赶上北京2022年1.3万左右的人均工资。后来，他索性连工资条也不看。工资卡上累积的8万多块，还是母亲告诉他的。
今年初，互联网大厂裁员潮加重了他的危机感。他仿佛提前看到自己的命运，愈发感觉必须离开。
身体上的不适，也催促王冲尽快做出离开的抉择。他一米七的个头，来京4年间，体重从150多斤攀升到200斤，体检时被检查出中度脂肪肝，这像只利爪，时不时像在他心头挠一下，疼一阵。
尽早退场，或许还能寻得另一条出路。他计划先去重庆朋友那儿散心、参加一个训练营，调整身体状态。然后回到新疆老家，努力考进乌鲁木齐的一家国企单位，最理想的状态是几年后能在乌鲁木齐买房，再把父母接过来，一家人在乌鲁木齐过上团圆的日子。
离开前，他总结自己的北漂生活——没跟这个城市建立起情感连接。坐在离开的出租车上，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应该做些什么，掏出手机，对着中国尊大楼拍了一段视频。
本想发个朋友圈，与北京的朋友们告个别。他点开视频看了看，立即摁下删除键。除了工作上的同事，他在北京根本没有朋友。
和王冲一样，在北京漂荡了4、5年的叶林，也在年近30时决定离开。
他选择了定居门槛较低的天津。决定去天津那年，赶上天津爆发特大洪水。那天晚上，他去接女友下班，街道上的水没过膝盖，叶林看到很多无主的车牌漂浮在水面上，只有来处，不见归途。他恍惚觉得，那就是自己在北京时的状态。
吴亮因为电影梦来到北京。那时他未曾想象过，年轻和热情会有燃尽的一天。在北京前几年，他享受那种奋斗的生活状态。毕业后，他进入北京电视台的附属单位做电视编导，一有空闲，他辗转在京津冀地区的剧组，几乎跑遍附近的大部分城市。
为从电视转到电影行业，他专门去传媒大学进修过半年，把剧本审读、摄影、导演都学了。编导工作剪片子最辛苦，他在机房成宿成宿地熬夜，最长持续熬过108个小时，抽完整整一条烟。有一次因为太累他坐在2号线地铁睡着了，醒来发现地铁已经绕了好几圈。
直到28岁，吴亮依旧没能如愿转向电影行业，他对于这种拼尽全力去抢夺有限资源的生活，感到厌倦。
他开始考虑安定，给相守多年的女友一个家。他租住在朝阳东坝的一处老小区，房租2500元，没电梯，他住在6楼，每天只能爬上爬下。吃饭和坐车要有竞争精神，排队抢座。
吴亮想过买房。但当时8000的月薪，在东坝这片房价洼地也不值一提，2012年，东坝平均房价已达到2万多，如今已达到4、5万。
针对目前一线城市的房价，可以算一笔清晰的账。位置稍好些的房子，均价大约每平方5万元，购买一套80平米的房子够三口之家用，加上装修20万元，一共就是420万元。最理想的状况是父母帮助出首付，自己则要承担300万的贷款，每月还款1.6万左右，加上30年的利息，总房价就达到了540万。每一个数字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临近的天津成了最佳选择。那时叶林了解到，类似地段、同等质量、甚至同一个开发商的房子，北京比天津房价贵80万-100万左右。以他当时的薪资水平只能退而求其次。
去天津第三年，他买了房，和女友结了婚。他幸运地在当地找了份电影制片的工作，后来还尝试投资拍了一部电影短片，自己兼做导演和编剧，虽未能如愿上映，至少圆了曾经的梦想。
天津的生活节奏缓慢，单位没有太紧迫的事，同事们工作状态都很松弛。叶林不后悔北漂，现在的生活也源于北漂几年的积累。但他更喜欢眼下的生活，周末常陪妻子去海边看看风景、溜溜弯。
置业才算安家，作为社会上的传统观念，是对男性默认的要求。爱情、婚姻、孩子、家庭无不需要房子来庇护，不少男性自己也受困于这样的观念。那些无力承受一线城市高昂置业成本的男性，选择在而立之年逃离。
妻子怀孕后，30岁的吴亮从大厂裸辞，欲返回家乡大连。
那时，他和妻子租住在绿水桥，每个月光房租就要6000元。算上生活费、交通费、水电费，每月至少要花费1.5万。他没有北京户口，在大厂工作年薪最高达到40万，也很难买得起房。2017年是他最关注房价的一年，当时燕郊的房价涨到4万多，北京的房子一天一个价。他焦虑到每天花几个小时看房子，最后连首付钱都凑不够。
吴亮设想过在北京一边养娃一边工作的情形。首先得请个育儿嫂帮忙，不说放不放心把孩子交给别人带，每月这笔支出就得一两万。再加上房租、生活费等开销，两个人的月薪要达到5万才能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
近些年他挣了钱，如果再问爸妈和亲戚借一些，勉强能买套老破小。可孩子即将出生，再背负几百万的巨额贷款，生活压力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这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城市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他和妻子的生活方式原本就比较宅，跟外界的联系很少，除了同事、同行、合作伙伴外，没有形成自己的朋友圈子。北漂6年来，他只和妻子去看过一次宫崎骏的动画展，周末大都躲在屋里看剧。
从生活的性价比来看，回家是最好的选择。离职当天，他做过最繁琐的一项工作是退群，点进一个群，再点右上角，下拉至底部，最后点击“删除并退出”。他不断重复这几个步骤，退出一百多个群都没退完。
凭借在北京工作多年积累的经验，夫妻两人在大连一面养娃，一面做内容创业。目前没有任何收入来源，靠之前的积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开支。
图 |吴亮在大连的办公桌
相比北京，大连的低消费水平为他腾挪出很大空间。
在大连租的是两室一厅，中心地段，90多平，南北通透，房租只要3500。平时在家做饭，与在北京吃外卖相比，生活费缩减大半，每个月三四百元的交通费也省了。养娃的开销也并没他之前想象的那么高，除了奶粉钱，玩具都由亲戚送，像婴儿车、婴儿床都买二手的。他在本市买个二手婴儿床只花了15块钱。吴亮说，“这么久以来感觉自己没花钱似的。”
吴亮回大连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摆脱公司的束缚，做些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他和妻子经营一个条漫账号，妻子画画，他写文案，两人轮替着带娃。尽量保持每天八小时的工作时长，而且已经做好前两三年没有收入的准备。
他并不急于挣钱，更不急于通过买房获得生活上的安定。
在一座城市打拼到30岁抽身，放弃在此地累积的资源、人脉。选择舍弃“沉没成本”，承受被认为失败者的代价，也需要勇气。
在深圳工作的李科，选择在33岁时逆行回到家乡农村。当时，他已经在一家电商公司做到管理中层。从老家来到深圳的父母对此很不理解，母亲失望地说：“我们都是农民出身，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你现在又要回家种地？”
发现解释不清楚这件事，李科只说回家帮他们探路。
毕业后，李科来深圳已经十年，从一家独角兽快递公司，辗转到知识管理，再到一家电商平台。这些年身边的朋友都陆续在深圳买房安家，他亲手带的一位徒弟，去年在深圳买了套单价5万的房子，完成结婚生子的大事。如果咬紧牙关，李科也可以如此。但他做出另一个选择。
如此选择也是考虑到父母。李科在深圳工作的第七年，娶妻生子，将湖北老家的父母接过来，一家五口拥挤在城中村。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两位老人一边帮忙带娃，一边在深圳打工。父亲在一家保洁公司工作，母亲在超市里摆货，一个月能挣三五千块。
久而久之，进城带娃的老人暴露出一些问题。深圳是全国最年轻的一座城市，1700多万人口，老龄化人口仅占5%，平均年龄约为33岁。两位老人在这座年轻的城市里很孤独，没有朋友，一到周末只能躺在家里刷手机。尤其是母亲，娃也带大了，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常常表达回老家的愿望。
“娃大了，我们也算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等干不动了就回老家。”李科把这些话听在心里，默默规划着如何实现母亲的愿望。无论有房没房，老人注定不会在大城市一直待下去，他们都有颗落叶归根的心。
他无法在深圳给父母优裕的生活。李科曾错过买房的最好时机，那是2015年左右，他在东莞看了一套房子，均价只要1万多。因为位置偏，他放弃了，现在已经涨到三四万。但他没后悔过，这些年他攒了一些钱，坚持不再买房，他认为一旦背负贷款，一家人的手脚都被捆上了，再无自由。
思索出路时，李科有了返乡创业的想法。李科来自湖北随州，毕业于农业大学，一直喜欢农业种植。上大学时他就在宿舍的阳台上种草莓、文竹、茉莉花。
刚来深圳时，他住在具有深圳特色的城中村，“握手楼”是形容这里居民楼的密集程度，两栋楼上的人可以握到手。他在顶楼租了一间20平米的房子，天台足有七八十平。他在天台上种了几十盆花，有酢酱草、绿萝、万寿菊、太阳花、铜钱草等。
图 |李科在阳台种的酢酱草
回家搞种植，一方面是满足自己多年来的种植理想，另一方面是为将来父母回家养老开路。李科在老家承包了60亩地，专门种植蓝莓，没有天使投资，唯一的“天使”投资人是他妻子。对于他的这个选择，妻子从最初的中立态度逐渐转变为关心和支持，在电话里热切地询问他：“我们的苗子种下去了吗？”
他有个明确的目标，三年内做到盈利，先把父母接回来，再接回妻子和女儿，彻底结束一家人的深漂生活。
种几十亩地要操心的事有很多，他每天去地里和工人一起工作。春天是种植蓝莓的繁忙季节，4月份要除草，5月份要施肥。他有5亩试验田，5月下旬出果后还要防虫，防鸟。剩余的55亩地今年不打算让它们挂果，先让树苗长起来，明年准备大丰收。
图 |试验田里结出的蓝莓
李科向来对硕果累累的场面情有独钟，在广东看到芒果树上挂着满满的果子时，心情会不由地愉悦起来。他想象自己的地里丰收时，近百个工人在六十亩地里同时劳动的场面，他期待见证那种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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