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人emo的蜘蛛侠，还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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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听闻一则影讯，由安德鲁·加菲尔德(Andrew Garfield)主演的迷你剧《天堂旗帜下》开播，加菲本人因为过于劳累，表示要息影一段时间。

听到加菲这个名字，我一秒回到青春时代。

和很多人一样，我认识加菲是通过2012年和2014年的两部《超凡蜘蛛侠》。那个时候，银幕上的超级英雄还没组团在宇宙间穿梭，加菲饰演的二代蜘蛛侠全程单打独斗，经历了教科书式的亲人去世、挚友反目、女友坠楼等一系列惨案，最后黯然退场，孑然一身，弄得观众都不好追问后来怎样了。

加菲饰演的二代小虫，那么帅，那么emo。/《超凡蜘蛛侠》

在今年初上映的《蜘蛛侠：英雄无归》里，加菲时隔八年再次穿上红黑色的紧身衣，和“一代虫”托比·马奎尔、“三代虫”汤姆·霍兰德并肩作战。在自己的宇宙里没能救下女友格温的他，这一次接住了三代小虫的女友MJ，算是完成了一场苦涩的救赎。

看懂的都哭了。/《蜘蛛侠：英雄无归》

点开加菲的新剧，我有些惊讶地发现，记忆中那个在深夜的纽约飞檐走壁的忧郁高中生，竟然已经演孩子他爹了。伴随着“青春结束”的感慨，我翻开加菲就任蜘蛛侠前后的履历 —— 原来在超级英雄们“敲锣打鼓过春节”的这些年里，38岁“高龄”却仍然一张娃娃脸的加菲，已经在“致郁”的路上走了这么远。

《倒数时刻》中怀才不遇的音乐家。

从不被社会所容的少年犯（《男孩A 》）、注定不能与所爱共度余生的器官克隆人（《别让我走》），到在长崎海岸遭遇信仰崩塌的神父（《沉默》）、在辉煌来临之前溘然长逝的天才艺术家（《倒数时刻》），加菲饰演的角色大都自带一种天真的悲剧气质：他有着孩童一样水灵灵的大眼睛，但在那眼神深处，失落和悲伤以一种平静的姿态涌动着。

加菲在《别让我走》中扮演克隆人Tommy，明朗的大眼睛里有淡淡惆怅。

在蜘蛛侠之外，安德鲁·加菲尔德到底是谁？

“没有人像安德鲁一样，

痛苦得那么美丽”

这句颇为感伤的评语来自《倒数时刻》 Tick, Tick… Boom! 的导演林-曼努尔·米兰达(Lin-Manuel Miranda)。在年初的颁奖季上，加菲凭借这部作品获得了人生第二次奥斯卡提名，并斩获了金球奖音乐剧类最佳男主角。

《倒数时刻》是一部传记性质的歌舞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主角是35岁即英年早逝的音乐剧界传奇乔纳森·拉森(Johnathan Larson)。故事发生在拉森写出举世名作《吉屋出租》Rent 之前的五年，那时的他一边在餐厅打工维持生计，一边熬着大夜创作一部无人赏识的剧本。

故事发生在1990年，拉森30岁，正在餐厅兼职打工。/《倒数时刻》

饰演一位大半辈子不受认可的艺术家，对同样在演艺界摸爬滚打多年的加菲来说，很难不深度代入。

1983年出生在美国洛杉矶一个中产家庭里，加菲的英国籍妈妈是一位护士导师，美国籍爸爸则是游泳教练。在加菲3岁那年，他们举家搬到了伦敦南部的萨里。虽然家庭生活温暖融洽，但青春期的加菲却是校园霸凌的受害者。

在 Time Out London 的一次采访中，加菲回忆到，那时的他会因为瘦小和过于敏感被同学欺负，自己就像是学校里的小丑，醒来、受伤，以一种残忍的方式认识了生活的一部分真实。

这个时候，加菲时常会想起伴随他长大的蜘蛛侠。那个同样被排斥的少年彼得·帕克，即使在失落和孤独中，仍然会用自己的天赋和头脑主持自己的正义，追寻自己的价值。

后来，他扮演了自己的英雄。/《超凡蜘蛛侠》

很幸运，在15岁那年，加菲就渐渐摸索到了属于自己的、值得追寻一生的东西：表演。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剧院经历：“在舞台的灯光下，感知的墙壁突然融化了，我全情投入了进去，甚至觉得命运在召唤。”

没有走上父母为他预想的金融之路，高中毕业后的加菲前往伦敦的戏剧学院学习表演，也像无数科班生一样，毕业即失业。

二十刚出头的那几年里，“伦敦漂”加菲在星巴克卖过咖啡、打过零工，甚至做过电话推销，体验过艺术家标配的“不被赏识”。他去试镜《纳尼亚传奇》中的凯斯宾王子一角，因为“不够帅”而被拒之门外，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多年后还经常拿出来回味。

当年落选的小加菲缠着经纪人刨根问底，得到了“不够帅”的残忍回答。/Vanity Fair

然而，相比于《倒数时刻》里年过三十还籍籍无名的作曲家乔纳森·拉森，演员加菲算是很幸运的。2008年，他迎来了第一个重要角色：电视电影《男孩A》中那个尝试融入社会但最终失败的少年犯杰克。那时的加菲24岁，长手长腿、胆怯瘦弱，用尴尬的小动作表现着边缘小人物的局促和不知所措，标志性的大眼睛像小鹿一样，闪烁着一种让人怜悯的纯真。

加菲在《男孩A》中的表演为他赢得了当年英国电视学院奖最佳男主角。

加菲是那种带着强烈个人气质的天赋型选手，清透、敏感、多思，他似乎无需刻意去雕琢什么，那种卸下了所有防御的坦然和天真在举手投足之间就能自然地流露。

而正是这种“流畅的、透明的脆弱感”，让导演大卫·芬奇注意到了加菲，并敲定他出演2010年大热的电影《社交网络》，为他赢得了好莱坞花花世界的入场券。

加菲在《社交网络》中扮演扎克伯格“唯一的朋友”爱德华多·萨瓦林，被右侧队友坑惨了。

在这之后，就是让他名声大噪的《蜘蛛侠》了。

此时距离托比·马奎尔主演的《蜘蛛侠》系列开启已过去了十年，观众的口味在变，制作方索尼也想通过发掘新演员和新导演，讲述一个更加关注彼得·帕克“普通人”那一面的故事。

最终选定加菲作为二代蜘蛛侠，索尼前主席艾米·帕斯卡尔和导演马克·韦布的赏识很关键。他们认为，加菲身上有种 聪慧的、人性的，同时又悲剧的气质，它不那么轻松，但有着深度和广度，能很好地承载一个神话人物(myth)的鲜艳和复杂。

加菲和饰演蜘蛛侠女友格温的艾玛·斯通（左），戏里戏外都是神仙cp。/《超凡蜘蛛侠》

事实证明，加菲贡献了也许是史上最忧郁多思的蜘蛛侠，他不那么会开玩笑，但他强大的同理心会让观众觉得，这个蒙面英雄有着普通人的失落和沮丧，你能把手臂搭在他的肩膀上，一起鼓起勇气面对世界的无常。

让人意外的是，在成为国际大明星之后，加菲很快离开了灯红酒绿的好莱坞。《超凡蜘蛛侠》没了后续，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关于后者，我们在2016年的一则采访中也许能找到踪迹。

那时加菲刚拍完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沉默》，他在那次对话中说到，自己总是被那些 “尝试将苦难转化为美”的故事吸引，他觉得自己天生和悲伤保持着很近的距离： “那种活着，但是无法完全得到喜悦和爱的悲伤，让我很着迷”。

循着“悲伤”这条线索，大概就能理解加菲的决定、他后期的选片以及他为作品投入的精力了。

在《沉默》中，加菲饰演了一位江户幕府时期到日本传教的葡萄牙神父。为了进入角色，加菲花了一年时间深入学习耶稣会的教义和历史。他跟随一位真正的教士练习神操（spiritual exercise，耶稣会的一种修行方式），到威尔士的一座孤岛上进行长达8天的静修，吃堪堪维持生存的食物，保持绝对的沉默。片中的神父经历了一场深入骨髓的信仰崩塌和超脱，对于加菲来说，那也是一次让他深刻反思的机会。

斯科塞斯选择加菲做主演，是看中了他的“精简深刻”。/《沉默》

他回想起刚刚入行的时候，那种近乎死亡的恐惧感。

“我在戏剧学校的第一场公开演出，扮演的是《哈姆雷特》里的奥菲莉亚。那是演出开始前的两小时，我突然感到自己要窒息了，我真真切切觉得，如果我登上了台，我就会从里到外地燃烧起来。我从未感受过那么强烈的恐惧，觉得自己远远不够格。我害怕被看见，害怕把自己的身心暴露出来，害怕对外面的世界说，‘来看我吧’。”

为了让自己喘口气，加菲从剧院里逃出来，跑到泰晤士河边散起了步。他甚至开始认真考虑，干脆跳进泰晤士河里或者感染什么病菌算了。“我头脑空空、一事无成，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观众，我就是个骗子。”

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位街头艺人的歌声，唱着Don McLean的 Vincent 。那声音并非完美悦耳，但是歌者唱出来了，并且被一个恐惧于表达自我的人听见了。歌声的粗糙让加菲记忆深刻，他这才明白，艺术是怎样给人的生活赋予意义的： 愿意展现自己的脆弱，比完美更动人。

“我立刻泪流满面，仿佛听到个有声音对我说：你以为上台会死，但实际上，你不上台才真正失去了生命的意义。”

2017-18年，加菲在英国国家剧院和百老汇演出话剧《天使在美国》，扮演一位濒临死亡的艾滋病患者，获得了18年托尼奖最佳男主角。

从此以后，加菲一直秉持着一种向死而生的表演激情，在不同的人物身上演绎着痛苦，同时也思考着超脱。

他说，恐惧和压力很可怕，但这就是我们做正确的事情时必然会面对的东西。“现在我仍然会恐惧，但我知道，我正在接近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 如果我不把自己放在火线上，我的灵魂和心脏的一部分就会消退。所以我接受它，把它作为燃料。”

之所以离开好莱坞大制作，回到戏剧舞台和独立电影，也许就是为了更自由地探索这份“恐惧”和“悲伤”吧。

在表演中，与悲伤同在

2019年，在拍摄《塔米·菲的眼睛》途中，加菲的母亲病危了。

听闻这个消息，他立即从洛杉矶飞回英国的家中，还好赶上，得以和母亲共度她生命里最后的两周。加菲说，那大概是他这辈子感受最深厚(profound)的两周。他意识到，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首未完的歌，所以当他接下来投入到《倒数时刻》的拍摄中时，唱出的每一句歌词、每一句旋律，都在延续着妈妈那首未完的歌曲。

《倒数时刻》改编自拉森创作的同名自传式音乐剧，讲述自己在艰难的创作和生活环境下坚持梦想的故事。

在拍摄《倒数时刻》之前，加菲从来没有在公众面前唱过歌，也没有深入了解过片中主角拉森的故事和精神，但你永远可以相信体验派加菲的认真。和准备《沉默》时的投入如出一辙，他提前一年开始了声乐和钢琴训练、反复观看拉森的过往视频，试图走进拉森的世界。

加菲激动地发现，自己和这位早已离世的天才产生了深度的精神共鸣。他强烈地感受到，拉森不只是在唱歌，他发出的是带着音调的灵魂呼喊(soul crying on pitch)。

拉森所活跃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艾滋病成为美国社会重大议题的时候，很多年轻人饱受病痛的折磨和大众舆论的谴责，这其中也包括拉森的挚友。

在拉森的创作中，加菲感受到了一种超越歌曲的炽烈感召力： “他的心伴随着生命在爆发，他试图去触及那些孤独的、没有归属感的孩子。我在唱他写的歌、表演他时，感到脑海中充满了我这一代人的所有声音，他们渴望被人听见，以至于我不再在意我唱得是否中听，最重要的是用唱歌来建立连接，来改变世界。”

加菲和导演“林聚聚”（右）。/《倒数时刻》

加菲谈到，令他感触最深的一首歌，就是当拉森得知自己身患艾滋病的挚友时日无多，而他本人也尚未实现生命理想时，在深夜的公园剧场里进行的一场独角弹唱。这场戏是全片的情绪高潮，却被安排在了第一周的末尾进行拍摄，这对任何演员都是极大的挑战。

这场现场收音的演唱，加菲拍了两次。在第二次表演结束后，他完全丧失了对刚才那数分钟的感知，完全脱离了自我，只看到导演和剧组成员全部热泪盈眶。事后回想，加菲觉得，那场表演已经超越了演唱，成为了一场仪式： “它关于巨大的失去，关于与失去共存、与死亡共存、与悲伤同在。”

在歌唱的时候，他的脑海里浮现着过世的母亲：“这是一种把悲伤留在身边的方式，也是一种让她的精神接近我的方式。一个人不管活到多少岁，和爱人相处的时间总是不够的。我希望这份悲伤和那些我来不及表达的爱永远与我同在。”

中央公园滂沱大雨中的《Why》。在弹唱中，拉森回想和挚友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感人至深。这段演出被加菲的挚友“小雀斑”埃迪·雷德梅恩形容为“灵魂的咆哮”。/《倒数时刻》

《倒数时刻》中的拉森，年过三十，在纽约Soho贫民区的小屋子里熬夜写歌，花十年磨一个剧本，然而将它搬上舞台的日子却遥遥无期。在一股脑的顽固坚持中，他忽视了身边所有人的感受，不再和女友讨论未来的规划，不再能察觉到挚友的苦恼，直到死亡和失去都明晃晃地摆在眼前，他才意识到，艺术从来离不开生活，而生活的真实，在于爱生活中的人——而且最好在失去他们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