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张深之
《武林外传》确实在很多历史细节方面有所本,剧组是下过功夫的。
网络对其发生年代的考据多有所创建,其中发生在在明神宗万历三十六年到万历三十七年(1608-1609)一说最为我所认同。不管怎么说,其发生在晚明万历年间(1573-1620)当无疑问。七侠镇的具体位置无考,但十有八九是位于中国北方山麓地带的一个小城镇,很有可能位于关中地区或河南西部。《武林外传》以同福客栈为中心,详细地勾勒了晚明一个北方小镇的社会与生活图景。
一、同福客栈:日常的空间
同福客栈是故事的发生空间。晚明是人口流动加快、交通业快速发展的时期,旧有的驿站和铺舍系统无法应付市场需求,民间客栈成为旅宿的承担者。白展堂曾说过一句话:此店是方圆五十里以内最大的客栈。从白展堂牛车堵官道拉客来看,七侠镇并不在关道上,但客源尚可,足见两点:其一是七侠镇具备一定商业贸易规模,其二是晚明人口流动程度相当剧烈。
然而同福客栈并未超出一般路边旅舍的规模,店内的规制有着详细地记录。该店高两层,二楼为客房,一楼为餐厅及其他用房。除去一张为店员使用的长条老榆木桌子外,同福客栈可以用于接待客人的饭桌总共只有七张,而除掌柜有椅外,并未见其他高级坐具,顾客皆用条凳。悬挂在墙上的菜单则显示了该店有能力提供的饮食:油焖大虾、酸辣豆花、砂锅排骨、鱼香茄子,全部都是食材易得的家常料理。晚明奢侈之风日行,但我们没有见到该店可以提供当时流行的奢华菜肴,足见类似的风气在席卷至北方乡间时要大打折扣,而该店也不出晚明一般旅店情况。
明代家居布置大受奢侈之风影响,即使是穷乡僻壤七侠镇的老旧客栈同福客栈也莫能免俗,花里胡哨的假古董花瓶不仅在大堂内随处可见,在每个客房和佟掌柜的卧房里也有分布,这与店员们所住屋子的寒酸形成了鲜明对比。
至万历三十六年,店内员工的详细情况如下,店中除掌柜及其小姑子莫小贝外,还有雇员四人,以及长住于此的本镇捕快一人。
掌柜佟湘玉,女,27 岁,陕西汉中人。晚明女性突破传统,走向社会,在七侠镇这样文教不兴的穷乡僻壤,女性为生计开店也并非离奇。佟湘玉的出身非同小可,是汉中佟家的大小姐,汉中佟家是以经营镖局为主的土豪之家,号称「汉中首富」。明末豪商资产以百万计,北方商人所不免有差距,但佟湘玉气言「回家拿三万两银子对着砸」,可见其家财有几十万两银子应无问题。但因为出嫁后守寡,父亲不理解不支持,只得自己在外经营谋生。然而佟湘玉颇得理财之道,从万历三十七年情况来看,其拥有的资产已有数千两(即使有包大仁的三千两馈赠),对于一个乡间客栈而言,很是不易。
账房吕轻侯,25 岁,本地人,生员,同福客栈所在地皮的拥有者,也是前客栈掌柜。吕轻侯出身名门,祖上官居知府,颇有产业,然而后世科考不顺,家道中落。他自己颇通经籍文法,拥有不少藏书,喜爱作诗,但是屡试不第,经济来源客栈也经营不下去,被迫盘给了佟湘玉。明代社会对科举狂热,应试门槛相比唐宋又降低不少,故而民间应试者多,而大量科举头衔拥有者与少量官位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到晚明,特别是处于缙绅底层的生员群体,处境艰难。有余裕的生员开始经商;或自污与胥吏沆瀣一气,奸弄乡里;更有困难者投身秘密会社。吕轻侯穷困潦倒,以普通雇员身份勉强维持生计,当是明末大量下层生员悲惨处境的一个缩影。
跑堂白展堂,25 岁,辽东都司人。真实身份是江洋大盗,自小即脱离户口控制,四处游荡作案,可谓是彻头彻尾的不稳定因素。后被尊为「盗圣」,为朝廷追索多年,隐匿于同福客栈。晚明的强盗恶霸分为多种:明有逸夫、喇唬、打手,暗有小偷、大盗。这样一个不法者的身份虽为客栈其他雇员所知,却未引起恐慌,原因是白展堂为盗时只取钱财而不沾血债,在同福客栈做工时也未重新犯案。
厨子李大嘴,27 岁,籍贯不明,应是本府人。他是七侠镇的前任捕头,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同福客栈开张后,辞去捕头职务,改任厨子。李大嘴长期作为自由劳动力在各处饭店工作,后回归故里,赖其姑父是本县知县,得到了一个捕头的位置,但皂隶地位低下,与厨师互相身份转换并非稀奇。
杂役郭芙蓉,22 岁,女,福建人,应寄籍北直隶顺天府。她是朝中高官的千金,私自离家闯荡,砸烂了同福客栈,经计算,共需要赔付同福客栈 48 两白银。此事并未报官而私了,郭芙蓉为赔偿债务,只得在此做工。但事实上其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强,就在万历三十六年,掌柜曾允其数月探亲假归家。
剧中清楚地显示,店内伙计是作为自由身份被雇佣,并不受明代法律的雇工人对待,也不构成和雇主的等级关系。通过李大嘴被雇佣的情况,更可以看出此时即使是七侠镇这样偏僻的小镇,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劳动力市场。
同福客栈的经营规模不大,盈利能力较低,其日收入不超过六钱银子,店中雇员工资则为每月二钱。万历年间物价,北方一石大米约为六至七钱,一斤猪肉约为 25 文,一只鸡约为 20 文,其收入相当微薄。然而同福客栈包食宿全包,意外开支全包,店员开销不大,佟掌柜本人经济基础较为雄厚,故尚能维持生活。
另附同福客栈经营时的部分物价情况:
一双男鞋:50 文;
一罐私盐:2 钱;
一大包书:1 两;
一坛烧刀子:2 两;
一条宠物狗的赔偿价格:2 两;
一坛女儿红:7 两;
一张假董其昌画:20 两;
鸡王争霸赛奖金:30 两;
扬州歌妓扈十娘出场费:50 两。
店内生活朴素单调,店内伙计每日忙于服务,但同福客栈打烊时间较早,堂食应不提供晚餐,客房则由跑堂、杂役兼职服务。每日最大的娱乐乃是掌柜伙计聚在一起晚餐时的闲聊,晚上由店员自己支配的时间较多,但除吕轻侯喜欢读书吟诗外,其他均以吃零食、聊天为主。此应能反映其时一般小城镇、乡村地区雇佣劳动力的娱乐情况,如若所在地区没有集会等群体娱乐,则他们的生活一般无甚色彩,店内很难满足一般的娱乐需求。
二、七侠镇:生活的缩影
在明代的城镇体系中,七侠镇的服务级别位于低端,比之大镇相差甚远,这很可能与其远离官道——交通要道有重要关系。七侠镇附近,该县最大的商业城镇应该是十八里铺;而左家庄的服务等级至少不低于七侠镇,应该是一个介于七侠镇与十八里铺之间的镇;然而七侠镇却是本县县治所在。商业功能取代政治功能成为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宋代以后中国城市的一大变化,到明代后期商业空前繁盛,这一现象尤为显著,特别在南方,涌现出一批大型商业城镇,而府县治所所在地反倒失色。而在商业较为落后的北方,本县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行政中心和商业中心截然分开,足见该县工商业有其独特之长,而十八里铺在本府甚至本省内的商业城镇中更非同小可。
作为县治所在,七侠镇拥有城墙,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如万历三十六年开始,县衙门规定泔水车不得进入城内。可以想见城池很小,只有东西南北灯市街灯几条街道,建筑以两层木房与砖瓦房为主。
七侠镇可以承担生活必需品和其他一般性商品的交易职能。本镇有丰富的菜市场,粮米、食盐、一般衣物、日用品等均可在本镇购买得到。同时,本镇还有医馆、当铺、书店等服务等级更高的商铺、设施。从同福客栈平日的客人观察,本镇商业即使不算发达,但也有相当规模,商人人数不少,而服饰丝绸制衣服比较普遍。但同时,拥有这样资产的商人却多只能至同福客栈这一普通水平的酒楼消费,也可见七侠镇在餐饮服务业上并不发达。
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本镇的服务水平仍然极为有限。当佟湘玉、郭芙蓉等人想要购买胭脂等消费品时,雇佣过年的杂技表演人和年货时,则不得不赴十八里铺,通过店员们的描述也可得知,十八里铺远比七侠镇繁华。而当一对远道而来的夫妻(韩娟夫妇)想要购买新潮的衣服时,也需要到左家庄的大集去,却未见七侠镇有类似规模的集市,可见其商业水平在本县内还要屈居于几个大市镇之后。
对于必要的出行来说,短途以内(比如到十八里铺),步行是主要途径。但从店内多次试图长途旅行的情况来看,雇车在此时的民间交通业中已经非常普遍,成为当时人们长途旅行的首要考虑方式,足见雇车业的发达。七侠镇的雇车多以马车为主,但此时北方同时流行牛车。而莫小贝想要去华山论剑时被建议骑驴,晚明的驴、牛是民间主要的骑乘工具,马则很难为一般人负担起。
明代出版业发达,出版市场广阔,特别是面向中下层市民的通俗书籍成为市场主流。七侠镇西街的书店不仅可以买到四书五经等传统经籍,还能买到《胭脂宝典》、《贤内助指南》、《心灵老鸭汤》等面向普通市民乃至女性的,生活性、导向性明显的通俗读物,显示出通俗书籍在晚明书籍市场上的强势。白展堂创作、署名展红绫的《缉盗指南》,海内有志捕快者人手一本,可见实用导向性书籍的火热。而书籍市场不仅在出版上,在创作上也形成了高度商业化的特征。吕轻侯闲时创作小说,因为可读性强,很容易就找到了书商洽谈出版事宜,并且书商会针对其单纯的娱乐性特点,根据读者的流行口味而要求作者做出相关修改,可见书籍市场从创作、出版、反馈到再创作,已经形成了严密体系。
对于节日习俗,剧中只能见到春节的盛况。在补过春节时,郭芙蓉于客栈大门上贴桃符,互相贺节,此乃延续至今的礼仪。除此之外,还有专门服务于春节的娱乐,踩高跷、舞龙舞狮等百戏杂技,种类繁多。一个客栈居然能负担得起如此铺张的庆贺方式,这正体现出晚明社会的铺张风气,节日庆祝规模自宋代以来一直在高速扩大中,晚明的节日又以奢靡机巧为特点,同福客栈诸人也想寄托新年来表达对新一年和平生活的向往。其实,彼时杂技已经相当普及,不必限于节日期间,胸口碎大石、石锁等技艺早已为人见怪不怪。
除此以外,主要娱乐活动还有戏曲与说书。白展堂曾在同福客栈开展说书活动,因讲《三国》、《水浒》等早为人听烂而要求退钱,足见其时说书之普及繁盛。说书要配惊堂木,且故事要越新奇越好,不仅三国水浒隋唐演义等,如「三言二拍」等当代传奇故事亦为人所喜。戏曲在明代极为兴盛,观念的改变、官位的稀缺、文化水平的提高,让士大夫参与到曲艺事业中,不断提升着戏曲水平,更引领着社会对曲艺追逐的风气。对于七侠镇这么一个小镇来说,镇上的怡红酒楼不惜出 50 两银子的高价请来扈十娘坐台,可见戏曲之爱席卷全国无遗。伴随着戏曲,俗乐在音乐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婚丧之礼,俗乐也占据主流,七侠镇捕头燕小六在入行前就是在乡下为人送亲治丧的唢呐手。
赌博,这一违法的行径在娱乐中占有一席之地。明朝建立之初例行禁赌,乃至施以砍手之刑,但晚明法网废弛,赌博风行大江南北,无人不卷入其中,连万历皇帝都乐此不疲,因此也发展出了规模宏大的赌博形式。白展堂与李大嘴母子豪赌时,出现的赌博方式有双陆、马吊牌(即麻将)、骰宝,白展堂提到的还有叶子、牌九等等。像白展堂输断指轩辕这样倾家荡产的不在少数,九千岁魏忠贤年轻时就是一位热心的赌博爱好者,把自己女儿都输出去了。
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和市民阶层的活跃,文字游戏在晚明成了雅俗共享的娱乐,江湖中人爱酒,喝酒则不可没有行酒令。其实行酒令已是较为风雅之事,民间则多以投壶、掷骰决定,或者投壶等游戏与行酒令相结合。行酒令是文字游戏,非常看重一个人腹中的学识,学艺不精的吕秀才本想凭诗词杀杀韩娟的威风,结果一到俗体的「脑筋急转弯」就被杀的片甲不留。
作为人流混杂的服务行当,客栈是这一时期民间礼仪的集中体现地。抱拳拱手是最常见的敬礼方式,这在客栈诸人和一些大侠见面时最为常见。弯腰鞠躬则更进一步,这种今日的礼节依然风行于晚明,面对贵客扈十娘,全店员工点头哈腰。而士林尚称「老」的风气影响到民间,以称「老」为荣,如老邢、老钱、老岳等,皆为富商、官差、大侠等。
既然人流混杂,泥沙俱下,一些各行业的「坏人」也常常出现在客栈中。这其中最常见的江湖骗子,比如促成小郭秀才的那个算命的白眉、教李大嘴「降龙十巴掌」的洪神棍和骗韩娟有「大神通」的马卓子。随着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游民」现象在晚明非常突出,这些一时找不到工作的浮浪者们只能靠坑蒙拐骗谋生,为了应对层出不穷的骗局,晚明甚至出现了一部防骗指南叫《杜骗新书》。即使如此,千奇百怪的骗术还是令人很难辨别,往往就会深受其害。
与言语行骗同时勃兴的还有商品的假冒伪劣,这在晚明亦是在整个社会上无孔不入。奸商们可以对任何器物进行造假,鱼目混珠,从日用品到古籍古董,无所不包,比如和祝无双相亲的那个专门仿制国外奢侈品的辛普森,就是典型范例。同福客栈里大大小小的古董花瓶,尽数假冒,而客栈诸人见到一般官差的牌子都要让白展堂详加判断真伪,可见此时假冒已经严重到何种地步,让人时刻小心提防。
剧中出现的还有职业打手——「打行」的「青手」,因为吕轻侯随手一指而意图痛打燕小六的江小道就是其中人。打行就是职业打手组织,其中的青手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顾客让打谁就打谁,一般是报仇。打行起源于江南,明末风行于全国,他们之中规矩繁多,体系森严,有一套完善的打人规则,打手中则游手好闲的恶少居多,像江小道这样为埋葬师傅而甘当打手的单干户则很少。
以同福客栈为中心的七侠镇,是晚明小城镇生活的一个缩影,即使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镇,其社会风气也不免受都市风尚所影响,骄奢靡靡之风盛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商业繁荣,所谓的「晚明大变局」,对于本应纯朴的七侠镇来说,有着一样的效力。
三、权力场域:挣扎与失控
晚明是中央权威趋向失坠,社会秩序松弛失序,走向土崩鱼烂的时代。而在地方社会,松动的国家权力正在越来越失去对地方的掌控,权力的空白处逐渐增多,原有的行政体系已经不堪其用。
七侠镇贵为县太爷驻地,日常与市井平民打交道的却是七侠镇的捕头和捕快。两年间的捕头,先为邢育森,后为燕小六,其实剧中的「捕头」,更接近与明朝地方的「巡检」,才具有如此势力和地位;捕快则只有一员,前为燕小六,后为祝无双。燕小六本为民间艺人,祝无双则曾是同福客栈杂役,捕快虽然带刀巡视威风凛凛,但视为皂隶,社会地位低下,与这样「下贱」的职业人互相转换,本属正常。七侠镇捕头的主要职责虽然为维护社会治安,但同样身兼行政、稽查职能,小到管理泔水车,大到传达上意,同时还负责在官府和商户间传递信息,可以说实际上是七侠镇的「镇长」。然而,即使是捕快,其权威本身有限,同福客栈的掌柜和店员可以经常戏弄捕头,恶语相向,而捕头实际则无法拿其如何,王命在最基本的场域中对商户造不成威胁。而江洋大盗白展堂躲藏在客栈中,还日日与捕快打交道,却未被发现,足见户口登记在晚明的城镇内已经呈崩溃态势。而在同福客栈面临多次困局时,寻求官府帮助也从来不是其选择,而是倾向于自己解决或求助于「江湖」,商户对政府的信任力与日俱减,官府也无力真正渗透、控制底层社会的实情,政府对地方秩序的维系能力已呈瓦解之势,这就是七侠镇的公权力实态。
与之相反,秘密社会,即「江湖」的权力则在七侠镇的权力场域中声势浩大。客栈作为地方社会中接触外来人口最多的场域,在人流与消息流的传播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从「金银二老」、「平谷一点红」、到公孙乌龙,黑道游侠频频出现于同福客栈,他们历来逍遥过市,杀人无数却能逍遥法外,官府则根本捕获不得。江湖对七侠镇的作用力远比官府要大,秘密社会的风吹草动可以让同福客栈风声鹤唳,这份威慑力远非官府可以做到。而秘密结社四处泛滥,乞丐组成的丐帮甚至有腐蚀公差邢育森的能力,帮内森严秩序的威胁下,邢育森面对乞丐的强横不敢说一个字。堂堂官差被如此威胁,是因为邢育森明白,在七侠镇的地头上,大明朝的权威已经不能与丐帮的江湖权威相抗衡了。
权力的失控还表现在山贼、土匪的肆虐。七侠镇濒临山区,邻近的翠微山就有匪患,邢育森力推「防盗八法」时,特别留意横冲直撞破门而入的土匪。七侠镇附近的土匪舞刀弄枪,装备齐全,甚至还有匪首借招工渗透入同福客栈,准备里应外合一举荡平同福客栈。有赖同福客栈有多位武林高手,而一般商户所遭受匪患的威胁可想而知。明代对匪徒的控制,主要依赖于巡检的缉捕和保甲的控制,但从剧中明显看出,保甲在七侠镇已经完全崩溃,没有任何信息显示七侠镇居民和流动人口被保甲所约束,县衙对人员流动根本无法控制。而县巡检捕快的缉捕更显得苍白无力,捕头捕快仅有两员,面对成规模的山贼,只能是送死。这清晰地显示出晚明地方政府面对社会匪患的力量薄弱和无能为力,而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就是遍及全国的民变的滥觞了。
七侠镇的权力场域中平静之下暗流涌动,大明王朝权力的失序在挣扎之中更甚一步,地方施政的松弛使得民间逐渐游离于控制之外,秘密社会则取而代之,占据了权力场域的主体。
四、尾声:走向毁灭
故事发生的尾声,距离大明王朝灭亡还有 35 年时间,纵按其中年纪最大的佟湘玉来说,当时也不过 62 岁,客栈中的每一个人,还有七侠镇的很多街坊邻居,将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大明朝走向毁灭。
太平盛世之下,危机已经若隐若现。就像邢育森描述自己从京城一路归来的艰难,关东饥荒肆虐、四处饿死人,不久之后,这样的惨状将会笼罩大半个中国,从西北到东南,同样也包括七侠镇这样苍白无力的小镇。就如那场让姬无命借机逃狱的大地震:
(万历三十六年)秋七月丁酉,京师地震。——《明史·神宗纪》
这个灿烂的时代也正在社会底层的大震荡中慢慢碎裂。很有可能,七侠镇将会与同福客栈一道,毁灭于明末那场浩浩荡荡的农民战争,而客栈中的欢笑,也只能是黑暗前最后残留的光芒了。
来源: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