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微:珍爱生命,远离中年

作者:徐微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有一样神奇的东西叫单位,它吞噬了几乎所有的成年中国人。

650多年前,朱元璋建立了一个大大的帝国,他继承了蒙古人“诸色户计”的经验,将全国人口按照职业分工,划分为民户、军户、匠户等等百户,世代相袭。民户的子孙世代务农,匠户的子孙世代做工,军户的子孙则世代从军……若是那运气不好,落了娼户,那就只好编入贱民,世代为妓,永不得翻身了。

那时候的单位,也有这么点意思。老头老太太退了,可以从子女里挑一个顺眼的来顶替接班,双职工的可以挑两个。如无意外,顶替的孩子几乎可以一眼就看穿自己的未来:拜个师父,学门手艺,三年学徒工,五年出师,工资三十八块二,结识几个同龄的朋友,下班后打扑克喝小酒也有个去处,追隔壁车间开航车的姑娘,拎瓶老白干去拜访住在前面家属楼的丈母娘,分套不大的一居室,贴上个大大的囍字,在厂医院里生个儿子,送子弟校念书,实在不是那块料就去读技校,车工钳工铣工木工挑一门,十五岁进厂,顶替老子的位置……

那时候普通人的人生,大抵如是。大伙儿干着差不多的活儿,拿着差不多的工资,住着差不多的房子,吃着差不多的伙食,开着差不多的玩笑,过着差不多的日子。厂领导就算强点也有限,毛主席都还吃不上红烧肉呢。大伙儿其乐融融,平心静气地过着这一眼望不到头的无趣日子。

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里,安全感的需求是最最基础的需求,仅高过吃喝拉撒睡的生理需求。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固化的行为模式能有效地满足人们对于安全机制的需求。毕竟,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是完全不需要诗歌和远方的。

自1993年粮票制度正式取消以来已有22年,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单位一词渐渐消亡。不过我们中的很多人却照样过着有单位般的生活。他们9点上班,6点下班,每周上班40个小时,加班20个小时。他们开车上班要12公里,下班回家也是12公里,每年飞行8万公里。他们吃外卖盒饭12分钟,饭后大便也是12分钟,冲泡咖啡3分钟,勾搭秘书3分钟,每天两次,从不间断。他们每周五晚10点看《我是歌手》,看完后跟老婆例行交配一次,每周打麻将两场,每场4小时。他们在外吃饭选择的饭馆不超过5家,每次都点一样的菜,喝一样的酒,花去一样多的时间,掏一样多的钱。他们跟一样的朋友说着一样的话,每次都是。他们就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泥潭中不断重复,泰然自若地消耗着人生。

他们为自己的泥潭划定了一个边界,应该的和不应该的,告诉自己这就是责任或者成熟或者成功或者别的什么听起来就很高尚的东西,然后,理直气壮地拒绝一切的改变。于是,中年便到来了。鸡贼、端着、矛盾、虚伪、贪婪、善变、空虚、无奈、矫揉造作、精准算计、脑满肠肥、柴米油盐的中年,陈凯歌、余秋雨、陈逸飞式无趣的中年。

西班牙《世界报》曾经这样说:中国的高房价,毁灭了年轻人的爱情,也毁灭了年轻人的想象力。他们本可以吟诵诗歌、结伴旅行、开读书会。但现在,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中年人,像中年人那样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他们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的、世故的,而不能体验一段浪漫的人生,一种面向心灵的生活方式。

岂止是高房价!在整个东亚文明圈里,我们对于稳定中年的渴求从未停止过,这是深入到文明基因里的东西。我们对于孩子的最高要求是“听话”,即懂得臣服权威。然后是“懂礼貌”,即懂得自我约束。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在培养中年人。五道杠黄艺博的出现绝非偶然,他只是中年社会在孩童世界的投影而已。

要放在过去那个欠缺流动性的社会里,我们一准都是二流子。我们不知足,不安分,我们不事稼穑,不学百工,整日里就胡思乱想,对墙外头的世界充满好奇。我们是这个文明的异类,我们对这个世界欠缺敬畏,总想扒下它的裤子仔细瞧瞧。我们对这个社会产生不了任何形式的价值,我们也许只能把它变得更有趣而已。

可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一大帮时刻准备着要把你拉下泥潭的人们,他们是你的爸妈,是你的叔叔阿姨,七大姑八大姨,表哥表姐堂哥堂妹,老同学及老同学的老同学……他们是秩序的维护者,绝不能看到自己的亲人在心灵家园里流离失所,成为二流子。他们深情地召唤:多大岁数了!还瞎折腾个啥呢?找个安分的姑娘结了好好过日子不好么?上次那个中学老师怎么样?稳定,一年两个假期呢,孩子以后读书问题也解决了。干嘛不要孩子?你怎么那么自私!知道你爸妈多想抱孙子么?什么叫你不是生育机器?这叫人类繁衍懂么?回来进个机关单位多好!你舅舅都给你安排好了,劳动局副主任科员,多好?你个不识抬举的!你八千一个月,八千一个月有保障吗?在北京买得起房子吗?老家的三千,可比你北京的八千要管钱多了!小职员有什么不好?小职员那也是国家的人,有保障!生老病死,国家管!我管你?我管你做什么!?我他妈那都是为!你!好!

可是,我他妈犯得着你为我好么?!

年关将至,傻逼渐近。

珍爱生命,远离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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