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买房的念头，19岁时就有了。
那年父母离婚，我跟母亲，弟弟跟父亲。
平日里不觉得有什么，到了过年，才发现一家人散了，聚在一起吃顿饭成了奢望。
除夕晚上，家里格外冷清。父亲在外地打工，半年没有任何消息，也没有回家过年，逃过了周围人的责难。外面放着烟花，把客厅外的小院照得通亮。我们家紧闭大门，只开了一盏灯，奶奶在嘈杂的鞭炮声中自顾自地数落父亲。我注意着手机通讯，心里始终不踏实。
我给母亲发的消息，她一直没有回。
等到了八点多，她说，在外婆家，刚吃完年夜饭。
至少母亲有个落脚的地方，外婆家也是她的家。我松了口气，跟弟弟出去看了会儿烟花。
吃年夜饭的时候，我始终担心母亲今晚没有住处。在我们老家，离了婚的女人，除夕是不能在娘家过的。爷爷那天在贴春联前还等着母亲回来过年，既然父亲没回家，一家人还是一家人。他让我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先是说晚点再看，后来打过去就一直是忙音。
母亲之前就明确拒绝过爷爷奶奶让她回来过年的邀请。她叮嘱我要陪爷爷奶奶在家过年。
晚上九点多，我问母亲看没看春晚。
过了半小时，母亲回复：我在宾馆。
外婆家里吃年夜饭时吵了一架。舅舅并不在乎乡俗。外公吃着饭骂起来，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哪有除夕在娘家过的道理。对于母亲离婚，外公觉得是一件丢脸的事。
早几年，父亲还是长途司机，四处借钱买车，母亲回娘家借了一笔钱。后来父亲跑长途路上出了车祸，车毁了，满是窟窿，二十万的债务成了一个更大的窟窿。离婚时，两人分摊的不是财产，而是一笔债务。欠舅舅的钱，自然落在母亲的头上。外公不止一次以此教训母亲。
这场除夕夜的争吵，我事后一年才从母亲口中听到细节。外婆当时在哭，舅舅气得发抖，舅妈劝母亲先去洗漱，母亲在外公将碗摔到地上后，一声不吭地起身收拾东西走了。
“在哪家宾馆，我去找你。”
没有回复，打电话过去，忙音。我想过骑车去镇上，只是家里唯一一辆我会骑的摩托车早就报废了。那时网约车还没兴起，过年过节，也不方便找人送我去镇上。
其实如果想办法借一辆摩托车，也能去镇上。只是我真的去了，爷爷奶奶也会伤心。
过了零点，母亲才回消息：有点累，先睡了。祝我儿子新年快乐。
就是那时，我希望买一套房子，给母亲买一套房子。这个想法在那时显得不切实际。那年我还在读大学，虽然养活自己并不难，在大学对面学生街的一家黄焖鸡做兼职，时薪5块钱，每天中午工作两小时，晚上两小时，包两餐，但烦闷的事很多，包括第二年的大学学费。
“也祝妈妈新年快乐。”我回复母亲。
外面又响起绵延不绝的烟花绽放的声音，镇上禁鞭，乡下没有什么影响，往年过年，父亲总会买两箱“浏阳河”烟花，一箱吃年夜饭前放，一箱过了零点放。那年家里没有买烟花，我按照惯例拿着长鞭走到家门口荒废的橘子林，点燃后噼里啪啦响了一分钟，开始出现耳鸣。
那天晚上，我在长达半小时的耳鸣中难以入睡，只怕母亲在宾馆也是一夜未眠。
二
第二年新学期开学不久，我辞掉在黄焖鸡的兼职，向院里递交了休学申请。我发现自己在校园的环境待不下去，除了自己极少感兴趣的两门专业课，其他课都翘掉了，窝在宿舍睡觉。
头发也是乱糟糟的，平时也不跟人交流，少数的与人打交道都在黄焖鸡店里，有两次上餐时因为走神，刚出炉的汤汁洒在手上，烫出一片猩红。如果洒在客人身上，后果不堪设想。
休学的决定，我没经父母同意。父母陆续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已经把所有东西收拾完，搬到了那时给我介绍工作的老师的出租屋里。
原本我计划去广州，找当时还在广州做小本生意的舅舅和表哥，找一份进厂的工作。恰好在我决定休学前一周，另一个系的老师来我们文学院选人跟他去一座茶庄做调研，安排学生写几篇文章，集结成册，给茶厂做宣传。老师听闻我休学，介绍了一份工作给我。活儿很轻松，一个月一千块钱，够我一个人生活。
在那间老师用来避暑写作的出租屋里，我待了三个月，跟身边人几乎断了联系，包括母亲。我像是一只甲虫，缩进了找别人借来的窝里。
作息乱了，因为没什么人讲话，同时也丧失了语言。每天睡到十一点，起床出门买菜，回来做饭，吃完将碗筷搁在那，晚上做饭的时候再洗。
那间屋子很大，两室两厅，挪动椅子或是洗漱的声音稍大一些，就会有回响。
到了晚上十二点，我洗头洗脸，出门走到最近的公交站台，到湖边吹吹风，然后原路返回。
有时我凌晨刷手机看到母亲发的朋友圈，她睡不着，就一个人喝啤酒。
我们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各自的内心，开始长出一些不轻易示人的角落。到了十月份，老师的家里要装修，他们一家人搬到了出租屋。老师跟我说，要到武汉做一个项目，让我先去武汉，“住处我已经帮你联系到了，是一个很大的房子。”
新的住处在湖北大学旁边，是老师以前同学的屋子，房子很新，刚装修，三室一厅，搬进去的第一天，我把各个角落都看了一遍，主卧是落地窗，看得见隔壁大学的篮球场。房子里除了一张沙发、一张桌子，没有其他家具。我每天睡在沙发上，有时夜里醒来不知身在何处。
在武汉待了一个多月，老师还没有来，要做的新项目也一直没有眉目。手头的活干完了，我在房子里无所事事，一千块的工资不够用，因为没通燃气，没有热水也不能做饭，我跑到附近商场里的一家铁板烧找了份兼职，领第一个月工资，请在武汉的高中同学吃了顿饭。
到了11月份，有些捱不住了，房子还是没通燃气，没有热水洗澡，在楼下小卖铺买热得快，烧坏了三四个，老板都记住我了。12月，我先辞了铁板烧的工作，又跟老师表明心意，决定回家。休学半年，我存下来的钱不到3000块，在家待的那一个多月，觉得自己是个废人。
母亲那年过年还是在宾馆过的。
事实上后来的几年，母亲过年一直是在宾馆度过。
我重新回了学校，跑到学生街去看，那家黄焖鸡还在，老板看到我笑得很开心，我又在黄焖鸡做起了兼职。到了大三，是爷爷奶奶给我出的学费。我心里过意不去，也只能接受。
那时的我格外偏执，决议不再花家里一分钱。除了那笔学费，我后来真的没再花家里的钱。
到了大四，我到北京实习，母亲也回到县城找工作，在县城租了房子。
那间房子的墙皮开始脱落，不到四十平的空间，客厅放了一张衣柜，双人沙发，电视柜，梳妆台，放下我的行李箱后，没有太多落脚的地方。餐厅的小方桌上放了一束花。
那年春节父亲回来了。我没回爷爷奶奶家，除夕晚上，我和弟弟还有母亲在出租屋度过的。
母亲做了很多菜，我们还喝了半瓶红酒。
我听母亲感慨，等以后咱们有钱了，就搬到更大的房子里去住。
三
从前，母亲对房子的期望，是在乡下建一栋又高、瓷砖又漂亮的房子。
或者说，母亲想拥有一栋她和父亲两人自己修建起来的房子。
父亲做长途货车司机前，是一名砌匠，跟着工友四处接活。母亲就跟着父亲一起干活，男人按大工算，女人按小工算。父亲砌砖砌得很漂亮，整齐划一，一面墙砌下来基本不剩边角料。母亲就帮父亲和水泥，水泥本来就沉，她很瘦小，挑着水泥桶走路总会颠出来一些。
一天下来，父亲的两只手会使不上力，母亲的肩膀也褪了好几层皮。家里虽然很穷，但在我的记忆里，那几年我过得很开心。父亲从工地回来后有时会带我去池塘里洗澡，母亲偶尔也会从镇上带些零食给我。家里吃饭时也更热闹，从前是三个人，一下变成了六个人。
到了夏天，我们一家人去田里插秧，都会引起旁人的羡慕。但湖北的夏天多雨，家里的房子是父母结婚时建的，碰上下暴雨就开始漏水，房间里摆满了盆和桶来接水。父母和弟弟住一楼，我住二楼，有时雨会整整下一个星期，墙壁被浸湿后散发出霉味，还会长出青苔。
那年我11岁，刚上五年级。父母从外地回来，开始在老家镇上接活，一是我到了该被管教的年纪；二是弟弟再过两年也要上学；三是他们想找找其他营生，两个孩子要养，都需要钱。父母对我的希望，就是好好念书，考上大学，将来不用风吹日晒，他们也从来不让我干苦力。
碰上放假，我也会跟着父母去工地，但都是在阴凉处呆着。
我目睹过他们在一片平坦的地基上建起十米高的楼房，红砖整齐排列在一起，非常好看。
父母年轻时在北京待过一年，属于第一代农民工。千禧年前后，北京刚刚从三环扩到四环。同乡的人挤在一间胡同里。
有一回父亲问我，在北京住的地方有没有暖气。说他们当时在胡同里，冬天冻得跟筛子似的，没有热水，整个冬天都不洗澡。有个工友爱干净，也不怕冷，冬天洗冷水澡。沙尘暴多，天天在工地吃灰，洗了第二天身上一搓也还是一层泥。
“当农民是最苦的，再就是当农民工。”父亲教导我要好好念书时说过这样的话。
年岁渐长，我才明白为什么父母当时从外地回来，脸上总会出现木讷的神情，那是一种不甘心。城市生活对他们造成的冲击太大。即使父亲修建的房子再漂亮，他们也没有办法过上城里的生活。巨大的落差感，让父亲明白，干砌匠，做一辈子农民工是一件痛苦的事。
没过两年，父亲把做砌匠的工具全都收了起来，跟人学开车。但父亲爱赌的习惯始终戒不掉，跟人出车拖货的钱，没在口袋捂热，就送上了麻将桌，且越赌越大。
赌徒的心理，一开始无非是想以小搏大，最后全盘皆输。
打牌在我们湖北各大麻将馆风靡，也在我们家风靡，奶奶爱打牌，父亲爱打牌，母亲也爱打牌。我甚至动过打电话举报的心思，把一家人全都抓起来，让他们三个去派出所打。
哪怕是家里的收入比以前渐长，堵不住赌博的窟窿，所以也堵不住漏雨的房子。
因为住在一栋破房子里，我从未邀请同学去我家玩。贫穷让我感到自卑。我去过很多同学家里，他们的家有液晶电视，有大冰箱，有空调，有可以淋浴的卫生间，墙壁是雪白的仿瓷，还有会客的大沙发。我不知该如何跟同学解释，我们家十多年上厕所都要走到离家十米远的旱厕。直到我上高中，家里才装了空调，在父母的房间，夏天六个人就睡在一间屋子里。
我读高二那年，父亲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家里的经济陷入绝境。但父母还想再搏一次，打牌的习惯扔掉了，在离家一公里的村中心租下一间铺子，开了家商店。
开业那几天，父亲的情绪很亢奋，有一天早上他起床后非常开心，他说他昨晚做梦梦到不知道怎么起火了，火烧得特别大。“老话说，做梦梦到起火，是要发大财了！”他说完大笑。
现在看来，父亲的那个梦太像一个隐喻。商店开了不到两年，夫妻离心。
那一把火，彻底烧毁了我们家的生活。我毫无办法，什么都做不了。
四
2018年，我大学毕业，留在了北京。母亲那两年身体不好，一直生病，欠舅舅家的债也是她的心病，断断续续还了三万，还剩三万。不过我们都有一种日子快要熬出头的感觉。正式工作第一年，我拿到了一笔年终奖，替母亲还了两万块。她在外公面前总算扬眉吐气。
她跟我说，她不打算再婚。失败的婚姻，承受的代价太大。她总是说，她跟我爸亏欠于我跟弟弟。有时她晚上睡不着，想到这些年发生的事，想起我一个人在北京，就会流泪。
我以前责怪过父亲，觉得他没担当，也责怪过母亲，觉得她懦弱。等到自己尝过生活的苦涩，体会到父母长辈吃过更深的苦。
有一年夏天，我从公司坐公交去国贸，经过一片拆迁后正在修建的高楼，北京室外温度近四十度，公交车上的空调吹得呼呼响。
在一片玻璃高楼的拥簇下，那座还在修缮的大楼绑满了钢筋，十多个工人戴着安全帽站在钢筋板上，远远地看，他们非常渺小，太阳打在玻璃房子的光点闪烁，他们每个人头上的帽子也一样在闪烁。
恍然想起，父母当时来北京，差不多就是我当时的年纪。这里也是我爸妈吃过苦的地方。
父母生活过的地方已不可考，二十多年，北京从三环扩到了六环以外。回答父亲当时的问题，我在北京的住处，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24小时有热水。我在北京没被冻过。
父亲自离婚以后，跟家里几乎断了联系。跑到广东继续做砌匠，手机号不停更换，故意不让家里人联系上他。听那边回来的工友说，父亲还是打牌，一个工地活做完了，就去下一个工地，自己做饭吃，每次搬家的东西七零八乱，养了一条狗，孤僻，变得更不爱说话。
我那几年跟父亲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我们一家人各自的生活似乎背道而驰。
2020年的春节，武汉疫情暴发，我在北京，母亲跟弟弟在县城的出租屋。父亲那年碰巧回家过年，在家里滞留了近三个月。
黄冈毗邻武汉，母亲租住的房子离收治新冠患者的县医院不到两公里。县城草木皆兵，在我的一再催促下，她带着弟弟坐法院朋友的车回到外婆家。镇上封小区后，每家每户只能等着发物资，那时母亲和弟弟已经喝了一个星期的白粥。
到了乡下，自家有菜园，总算能吃到蔬菜。回外婆家不到三天，母亲跟外公差点打起来。起因是外公想出门去跟人打牌，母亲拦着不让他去。
外公气得一天不吃饭，吃晚饭时，因为一些事情又吵了起来，外公骂母亲，“这又不是你的家，还轮不到你说了算，你从哪来滚到哪去。”母亲不甘示弱，“那这房子也是江（舅舅的名字）建的，让我滚，你说的不算。”
外公气得把碗摔了，拿起凳子要砸向母亲。一向好脾气的舅舅啪地拍一下筷子，“你还敢打人，吃饱了撑的。”那张凳子还是砸向了母亲，最后被舅妈给挡了下来。
母亲气得吃不下饭，哭了一晚上，收拾东西要走，疫情封控，她这回哪都去不了。
之后的几天，外公骂母亲不成器，嫁给了一无是处的父亲。母亲一开始回敬他，“那还不是你当初看中的人。”我劝母亲服软，忍忍就过去了，但亲人之间的伤害往往伤人最深。
4月，疫情形势渐缓，县城解封当天，母亲清早收拾完带着弟弟回到了县城。
“还是回到自己的住处舒服，不用看人脸色。”母亲说。
5月，我从北京赶回老家，我跟她说：“你去看房，看中了我们就买。”
母亲不敢相信，问我哪里有钱买房。
我跟她说：“你去看嘛，看好了我们再说。”
母亲将信将疑。在我们县城，最便宜的房子也要4000一平，按揭最低的首付也要十多万。我在家待了不到一个星期，又赶回了北京。母亲之后的一个月看了县城各个楼盘的房子，价格到6000的她不考虑，周边环境太吵的她也不考虑，一眼看中了新城区的一个楼盘。
她问我要不要再考虑考虑，我说，不用，你喜欢我们就买。
直到母亲到售楼部跟人签合同时，她还不敢相信，要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她说她前一天晚上激动得睡不着，认为我是在哄她。我给她转了15万，入帐信息到账她数了好几遍。
拿到购房合同，白纸黑字签字画押后，母亲才踏实。买房的事很快就传开了，大家都以为我在北京发了财，个中情况可能连母亲都不清楚。不过是我从实习到工作三年攒的所有积蓄，十五万出头。父亲听到我在县城买了房子，也很高兴，专门打了一通电话祝贺我。
我们买的那个楼盘是期房，2020年7月签的合同，约定2021年10月交房。
剩下的日子，就是等待。
五
买了房后，母亲就爱往新城区跑。她去学了驾照，开着舅舅留给她的三手桑塔纳，没事就开过去兜风，看看新楼盘建设的进度。新楼盘附近的湿地公园建好以后，碰上天气好，她隔几天就去那边散步。母亲对我们买的房子很满意。县城新建的高铁站也在那附近。
“等高铁通车，你可以从北京直接坐高铁回来。”母亲满心期待着。
到了2021年10月底，房子交房逾期。母亲去售楼部问，对方回复说年底交房。
我有过担心，果然年底还是交房逾期，有小道消息说那家楼盘资金链出了问题。更糟糕的是，母亲的甲状腺结节有恶化的倾向，她觉得说话使不上劲，脖子肿得很明显。
我忧心忡忡，母亲除了有甲状腺结节，之前也检查出乳腺结节。我读大二那年，有一次在课堂上，母亲突然给我打电话，她平常有事都是先给我发微信，突然打电话很少见。
她的声音有些激动，说她前两天老是觉得胸闷，在物流部上班差点晕倒，这会儿正在医院，医生说有可能是乳腺癌，在等检查结果。我才意识到母亲是因为恐惧而紧张。
她说她打电话给我，是怕万一。我整个人如被当头一击，说不出话。
“妈就跟你说一声，你去上课吧。”再说下去，母亲就要哭出来。
一个小时后，母亲又打电话过来笑着说：“儿子，你差点就没妈了，良性。”
那一个小时，对母亲来说是一种多大的煎熬，我难以想象。母亲挂断电话后，我就在想，如果是癌症，我该怎么办，要去哪里筹钱，那笔钱的数目有多大，我靠什么去挣钱。
2022年1月中旬，母亲愈发觉得说话困难，甚至呼吸都不顺畅。我把她的化验报告发给在北京的医生朋友看，他说建议手术。我找了在老家县医院的同学帮忙，让她找靠谱的医生。北京开始出现确诊病例，我询问老家的防疫政策，从北京回去要集中隔离14天。
原本这年春节，我打算让母亲来北京跟我一块过年。等过完年，我回家陪着她去武汉做手术，方便照顾她。现在母亲来不了北京，我回去也不一定能陪她。好在弟弟从上海回了家，腊月十八，母亲住进医院，手术安排在两天后，二姨妈和三姨妈在医院轮流照顾母亲。
手术的过程，我是在家族微信群里看到的。术后的母亲躺在床上，麻醉药效还没退，她还处于昏迷状态，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消瘦，我的妈妈怎么会那么憔悴呢，我感到很心痛。
术后母亲感觉到的是痛。
这种痛，我是感受不到的。
生我时候的痛。
生弟弟时候的痛。
北京的疫情得到了控制，老家的防疫政策变宽，腊月二十七，我买了机票飞武汉，表哥来机场接我，下了高速直奔县医院，到医院已经晚上十点多，推开病房的门，二姨妈正在给母亲递水，母亲见有人进来，抬头看，发现站在门口的人是我，有些错愕，怔了一下。
“回来了。”
“嗯。”
二姨妈说，儿子回来了，你就踏实了。
住院一周，临近过年。出院的那天是二十七，房子没有交房，母亲说想再去问问，给售楼部打电话，对方说已经放假了，初七才上班。这年除夕的年夜饭，是我做的。弟弟吃完饭说要跟朋友去护城河那里看烟花，也是在我们新房子附近。我跟母亲在家看春晚。
“等明年过年，我们就能搬到新房子里过了。”
这年春节，我在家待了两周，下了两场大雪，母亲的身体也在渐渐康复。
2022年5月，房子交房了，母亲去拿钥匙，开始装修。这时母亲依然担心没有装修的钱，我给她转账了10万，让她别担心，她忙碌起来，买瓷砖，请工人，盯水电。
她发给我录的装修视频，房间里的瓷砖都已经铺好了，三室一厅，每个角落她都发给我看一遍，她还不自觉地哼起了歌。她说这里可以放冰箱，这里可以放沙发，走到阳台的地方，她说这里到时就放一张藤椅，再摆个茶桌，阳台的窗帘要白色纱帘，那里再养点花。
她说房子到了8月份就能装修完成，过年等你回来搬家。
这是我这些年，最开心的一件事。
来源:全民故事计划 微信号:quanmingu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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