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你早年不吃苦瓜香菜啥的,后来都吃了

今天我们讲的故事要分三个段落,煽情程度循序渐进:

我们老是在面对科学研究的时候谎报我们的餐饮数据。

我们就这样长大了,渐渐接受了以前不吃的东西。

味觉的滋养,让我们成为更完整的人(写到这里我都已经要哭了)。

《自然》杂志近日刊登了一篇来自《国际糖尿病学刊》的文章,来自阿拉巴马大学的 David Allison 领衔的研究团队,声泪俱下地控诉了口是心非的研究参与者。因为他们费尽心力通过大规模定量研究取得的数据(比如关于能量摄入和运动消耗)烂到完全没办法用在科学研究上,人们就是会发自本能地作弊,而一般科学研究却都仰仗于这些人自发提交的报告。

撒谎也就算了,关键是它还带来更多连带的负面效应。这些数据被各种主要研究广泛引用,接下来影响了公共健康政策和医嘱的制定,让这些官方规定和建议变得不可信——试想那些针对国民疾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或者特殊重大疾病(肿瘤)的政策都是基于这样不诚实的数据,确实是令人心惊胆战。

所以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文中提到了两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强制办法:拍摄——不要听信别人说的话,有图才有真相,监测要细到把咀嚼吞咽的动作都收录在案;如果是短期的研究而且经费充裕的话,通过观察新陈代谢数据来测定餐饮习惯,也是较为客观的方式。

人类不仅在自己吃了多少的问题上撒谎,而且在爱吃什么的问题上游移不定。比如我小时候就是一个比较挑食的人,菌类、豆类、块根类植物都不喜欢,家里也从来没有辣味的菜,而现在也成了一个除了鱼腥草和毛鸡蛋之外皆无禁忌的杂食者。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文化心理学家 Paul Rozin 对嗜辣民族颇感兴趣,在走访了各个辣椒狂热地区之后,他把人们对新口味或者强烈口味的接受称为“逆反性享乐主义”;与此同时他也给了一个比较赤裸的同义词——“良性受虐狂”。

孩子们不喜欢苦瓜,接收不了咖啡,但是孩子们却也喜欢在海盗船和云霄飞车的刺激下高声尖叫,或者在指缝里观看恐怖片。喜欢被惊吓,也是人类的本能。

除了儿时的天性体现,长大以后的社会压力也让我们内化了那些原本厌恶的味道。比如在同龄人压力下,有的人开始接触烟草的味道——尽管呛得咳红了眼睛——再这之后不断的压力带来了更加持续的经验,它被转换成了一种习惯。 在人脑中,愉悦和痛苦的区域是有重合的,它们都从反射系统出发,依托于脑干的神经。它们都接入塑造能动性的多巴胺神经元,而且它们都可以把大脑皮层刺激到差不多的水平,从而影响人的认知和意识。

生理解剖也同样发现愉悦和痛苦系统的紧密互动,在很多脑结构中两者神经紧紧依偎,形成了两者之间的渐变路径。这些通路恰巧就位于“享乐主义热点”的附近,这些热点就是在人们感受到压力或者快感的时候会对安多芬(它能与吗啡受体结,产生跟吗啡、鸦片剂一样有的止痛和欣快感,算是天然的镇痛剂)起反应的区域。

普利策奖得主 John McQuaid 近日推出了新书 “Tasty: The Art and Science of What We Eat” 。书中他说了一句很严重的话:味道帮助我们确定了人究竟是什么。他的论点如下:亿万年前,当那些原始的生命形态在远古大洋中漂流的时候,它们需要感知周围的环境,需要通过寻找和吞咽来完成“生命的意义”。所以这套动作成为了推动进化的基础力量,为了在物竞天择的竞争中获胜,你需要有更敏锐的感官来认识环境并活下去,而这离不开更强大的大脑的支持。对于人类来说,学界有这样一派观点,认为我们的大脑发育从学会吃肉开始,这种充满热量和脂肪的营养来源比早期的野果野草更加经济。

在你吃下那块红烧肉的那一刻,“生而为人,对不起”。

题图来自 NPR 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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