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海拾贝

他读博,但求功名,不为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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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2015年求职面试时第一次见到的桑老师。他身高将近1米8,一头黑发又卷又密,再加上黝黑的肤色、清瘦的面庞和略微深陷的眼窝,长相跟那个叫明道的台湾演员倒有几分神似,但那身皱巴巴的西装又透出了一股乡土气息。大家都是来这所高校应聘辅导员岗位的,他却像老员工似的侃侃而谈:“这所学校人事代理和事业编制同工同酬,还不扣职业年金,干上几年铁定转正给编制。”

他站在我身后,主动跟我搭讪:“兄弟,看你像是外地名校毕业的,这个面试肯定能过,一会散场我请你吃个饭,咱们认识一下?”还没等我想好怎么客气的回绝,他紧接着又说:“没事,我请客,待会儿你面试出来,告诉我考官问的题目就行。”

面试结束后,我们来到校外城中村的一个苍蝇馆子。桑老师盯着菜单,好半天才点了一荤二素,其中还包括一盘10元的凉菜拼盘。几杯果啤下肚,我们都放下戒备,聊了起来。

桑老师先把我的个人情况问了个底朝天,之后才说自己广西人,农村家庭出身,“家境是全村数一数二的”。他说自己从小“南人北相”,爱好历史,从本省一所师范类院校历史学专业毕业后,打算“潜龙在渊”,先工作两三年,之后想走学术道路,重振中国古代史学研究……

面试结果公示后,我和桑老师双双在榜,成了同事。入职后,年轻辅导员很快打成一片,桑老师总是谈古论今,针砭时弊,慢慢就成为我们这群人的“精神领袖”。每天他的办公室里总是挤着一堆同事插科打诨,一到饭点就吆五喝六下馆子。因为关系不错,桑老师今天找这个同事帮忙取快递,明天拜托那个同事助力拼多多砍价,用他的话讲:“人和人的交情就要彼此麻烦,互相给办事才能更深更好。”

那时候,外向开朗的桑老师在职场上混得如鱼得水,做学生工作更是敢打敢拼敢担责,颇有书生意气。他憧憬着靠个人奋斗改变命运,过上幸福的生活。

学生事务千头万绪,大学辅导员干的是个良心活儿。大家刚入职时都铆足了劲,一边要手忙脚乱地管理学生,一边要挤时间参加各类培训、考试和会议,想给领导同事留个好印象。

相比别人削尖脑袋积极表现,桑老师似乎对功名利禄毫不感兴趣,私下表示:“我进高校是想着搞学术,振兴中国当代史学,参加这些虚头巴脑的活动对我没啥好处。玩命干辅导员到老也就是个‘学生头’,转岗干行政就是跪舔领导。熬成科长处长又有啥用,一年才挣几个钱?老子志不在此,等考上名校博士说走就走,谁留我都没用。”

入职大半年后,同一批进来的辅导员都对工作失去了新鲜感,渐渐把精力放在经营自己的生活上。可桑老师不同,他老把目光盯在别处——没多久,他就把工资明细、绩效份额、学院创收、单位小金库、评职称内幕摸查得一清二楚。到后来,连领导同事们的个人隐私、升迁背景也打探得清清楚楚。

正是通过桑老师的嘴巴,大家才知道:某位常把“夫妻恩爱”、“家庭和睦”挂嘴边的中层领导,其实是个“三婚男”;某位不到30岁的教务老师生的3个孩子,爸爸都不一样;某位年轻副教授是靠嫁给比自己年长近30岁的导师才评上“青年学术骨干”的;某位衣着朴素、低调寡言的女同事,父亲是厅级高官;某位女老师买了奥迪SUV,对外宣称有车贷,其实是伪造购房手续套取公积金全款买的……大家戏称桑老师是“单位百事通”、“学校包打听”,他不置可否,说这也算一种“历史考证学的人际场域应用”。

可他在背后八卦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在八卦他。听同事讲,桑老师家境不好,母亲常年身体欠佳,一辈子也没出过那个小山村。也有人说桑老师母亲早逝,父亲务农,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好在他一路刻苦学习,成为村里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男生,虽然本科只是一所二本院校,但他仍是“全村的骄傲”。

大学时,桑老师早早瞅准了一个女孩,等来省城读研时,不待毕业,就和这个大他好几岁的女友领证结婚了。正因如此,女方家的户口本上多了一个领拆迁补偿款的名额,他也不用买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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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6年起,我们所在城市的房价一涨再涨,晚买半年,就意味着十年奋斗白费一场。加上之后的限购摇号政策,一时间一房难求。后来,坊间又疯传买车也要限号加摇号了,大家又迫不及待地去买车。

单位里大多数同事的家境还不错,爹妈总能帮衬点,桑老师逢人就问:“你老爹老妈在哪给你买的房?”“每平米多钱买的?……两年后再出手,你小子稳赚200万。”“你的车啃老来的吧?还是要有个好爹啊!”“媳妇家掏钱给你买的车,居然没登记在老丈人名下,软饭硬吃呀。”

对我这个“最佳损友”,他自然不会嘴下留情:“你的车是你老爹全款给买的,肯定没贷款,别想蒙我。你除了那套两居室,真的再没别的房子了?我算过了,你的工资减去房贷,再加年底取的公积金,剩的钱还能供得起一套房……”

在桑老师的“公示公证”下,同事们对彼此的资产情况、甚至连相亲对象的情况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大家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起来。私下,桑老师说起别人有的而自己没有的,酸气的言语之中就会多出一丝戾气:“老子将来博士毕业,去待遇好的985名校,可以甩那些啃老的十条街。”

为了养家糊口,桑老师放下了身段,去给初中生当家教、带学生去外地实习(有出差补助)、参加监考阅卷(有劳务费)。每月发工资时,他的微信语音来得比银行的短信还快:“商老师,你这个月工资多少?我的比上个月少了1块3。你五险一金分别扣多少?登录财务系统截个图发我看下。”

两厢一比较,要是他多,他便高兴,若是他少,就要我请吃饭。一次,他竟拿着我的工资明细截图去财务处讨说法,把我吓得不轻。

大家对桑老师这种过分关心和宣传虽有不快,但念在同事一场,聚餐活动还是会叫上他。一般来说,大学城的平价馆子,五六个人吃一顿饭不会超过300元。同事们默认“谁组局谁结账”,可每次轮到桑老师请客时,他总不忘叮咛一句:“下次该X老师请客了,到时去商场里那家新开的烧烤店。”

久而久之,大家对他便有些反感了。

2018年,有人说我们学校要集资盖房,每名教职工有望通过内部价分到一套教师公寓。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些反应快的教职工已经开始四处筹措首付款了。

桑老师赶紧盘算着一套房能少花多少钱,以自己的工龄职称能分到几楼几室,甚至连每个房间怎么分配使用都想好了。但那时他刚上班没几年,手里没攒下什么钱,又没法向老爹和老丈人开口求借,便整日唉声叹气。

毫不夸张地说,桑老师等分房这一天等很久了。可能是住在老丈人的回迁房里多少有寄人篱下之感,可能是妻子生了孩子以后不上班,身在农村的父亲又无力接济,桑老师夫妇婚后争吵不断。有时,他会用“赘婿”自嘲,在高校工作,偶尔有不错的福利,可能是他在岳家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平台很重要,咱们学校虽然待遇低,但好歹有地盖房。分一套三居室在我名下,和老婆孩子搬过来住,那才叫一家人。等考上博士毕业了,名校挖我过去,那边再分一套房,解决我儿子入学问题和媳妇就业问题,这套房就租出去‘以房养房’。赶在退休前再把儿子工作安排到位,卖了这套旧的买新的,他住一套,我住一套。”桑老师不由自主地开始畅想未来。

那段时间他浑身是劲,一有空就去建材市场了解行情,到同事们家里去参观装修、家具。可没过多久,就又有传言说退休教职工也要参与分房,且人事代理员工不属于正式编制,没有分房资格。

这消息瞬间在年轻教职工中炸开了锅,一些人开始私下串联,准备集体请愿。桑老师被推上了带头人的位置,他组建了名为“分房请愿一家人”的微信群,不厌其烦地转发各类红头文件,声称分房是广大教职工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退休员工参与分房就是想为子女多吃多占,是“为老不尊”。

众人各怀心思,除了口头声援之外,却没一个人愿意跟桑老师去出头。桑老师无奈,又转发许多兄弟院校的分房新闻,同时自爆自己一家三口挤在50平米小房子里的种种辛酸:“家里没阳台,卧室都朝北,晾衣服都要挂厨房,长期晒不到阳光导致一家三口都缺钙。”

激愤之余,桑老师还写了一封万字的请愿书发到群里,号召大家签名。那封请愿书半文半白,开头一句是:“良禽择木而息,良臣择主而事,无恒产者无恒心,有恒产者有恒心。”似有暗示不分房就不在这干了的意思。

面对汹汹民意,最后学校无奈表示,因为教育用地无法变更用途,教师公寓修建计划暂时搁置。一些年轻老师因此吃了闷亏——因为等着学校分房,就一直没买商品房,结果回过头来市面上的房价又翻了一番。于是他们又怨恨带头请愿的人“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退休职工也怒斥有的年轻人“不奉献光索取,不懂得尊老爱老”。

桑老师忙活了大半天,结果落了个里外不是人的结局,还被各级领导叫去谈话。尽管他一再保证会“爱校如家”,“长期在学校干下去”,但还是被“敲打”了。有人指点他:去给领导送点礼,毕竟是要在学校久干的,低头认个错,不求进步高升,但求平稳安宁。桑老师果断拒绝,声称自己还是“有二两硬骨头的”:“爱分房不分房,都分不到才好,反正我分不到,他们也分不到,买高价房活该!当初跟着我闹就好了,今后什么事我也不挑头了。”

3

桑老师找我聊天,痛斥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的格局素质皆是“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为了远离这些人,他打算趁年轻考个博士。

“将来转教师岗评职称,破格当副教授、教授、‘长江学者’,每年轻松发表十几篇核心期刊,十几篇权威刊物,完成几个省部级科研项目,学校光科研奖励就能给几十万。”他的眼神眺望远处,似乎巨额科研奖励就在那里,“到时别的名校来挖我,老子说走就走,安家费50万,科研启动经费50万,还能解决家属就业和子女入学,肯定比现在过得好,最起码老子买书的发票都能给全额报销——到时让那些人看看,桑老师原来都不如他们,最后怎么比他们都过得好,要啥有啥,还都跑到他们前头去了!”

我本想劝他不要盲目乐观,但听他这么一说,也不知说什么好了。毕竟,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他口中的“那些人”。

随后的日子里,桑老师真的开始认真复习考博了,上班要么迟到早退,要么出工不出力,学生有事也都是推给其他同事处理,还美其名曰“黄老之道在于无为而治”。至于学校的各项集体活动,他更是躲得远远的,说自己只干“实实在在打粮食的事”。

桑老师第一次考博选了复旦,还是“申请—审核制”博士,导师更是选了历史学界的一位知名教授。当时博士生招考政策稍有变动,一些高校担心通过笔试、面试环节招录的学生只是考试型人才,不具备科研能力,干脆放权由导师“钦点”,选择适合自己科研方向的学生。

桑老师进入了面试,愈发信心满满,逢人便说“今后来上海我请你吃饭”、“下学期在学校你就见不到我了”。但最终,由于第一学历的院校层次太低,他被申请的那个导师拒之门外。

可复盘总结时,桑老师觉得自己失败的真正原因并不在此。他懊恼地对我说:“你想想,其他考生跑导师那儿混个脸熟,再送点特产礼品,肯定比我这只发邮件联系的寒门清流感情深、胜算大……”

一转眼,我们这批辅导员已入职3年,具备申请讲师中级职称的资格了。有传言说明年讲师职称的评审会从严从紧,不仅标准变高,名额还会变少,所以大家都高度重视,积极准备。

在高校,个人发展无非“职称”、“职务”两条线,所有的竞争都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每年到了职称评审和职务提拔的时候,虽然大家表面上还是嘻嘻哈哈的,暗地里却争得你死我活。

桑老师却又像以前一样不慌不忙:“我算过了,今年只淘汰2个人。咱们这一批进来的,就周老师发的文章少,刘老师不太受领导待见,估计倒霉蛋就是这俩货。”

我却替桑老师操心,他发表的文章也不多,有几篇还是学生给代写的。他还不给评审委员们送简历,到时候投票,人家可能都不知道他是谁。可依旧自信满满:“无所谓,我的文章又不全是花钱发表的,学术水平碾压那些掏钱发表垃圾‘普刊’的,淘汰谁都不会淘汰我。”

谁知结果公布,周老师和刘老师顺利入围,桑老师被刷了下来。他气吼吼地去找领导,领导搪塞说,事前已经替他给评审委员们打过招呼了,但“竞争太大,下次还有机会”。

桑老师又闹到评审委员那里,最后学校领导不堪其扰,索性答复:“小周、小刘虽然文章较少,但平时积极参加各类活动,为学校和院系争得了一些荣誉。职称评审参考科研文章,但‘不唯科研文章’,需要对一个人进行全面综合考量。”

闹了一圈,桑老师像皮球一样被领导踢来踢去,来来回回都是安抚他“明年还有机会,到时再说”。评职称失利后,桑老师消沉了一段时间,经常在朋友圈转发一些愤世嫉俗的文章。一些同事看到了,并不为他感到惋惜,反而还在私底下冷嘲热讽。

4

2019年,桑老师苦尽甘来,终于成功考取了华南一所985院校的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竹简帛书。

全日制博士就读期间,要将人事档案转至学校,并由所在单位开具“同意就读证明”。按照我们所在高校的人事管理规定,员工脱岗读博,需要办理停薪留职,在读期间每月只发基本工资,年底无绩效收入,且要和学校签订协议,承诺毕业后返校工作。

对桑老师这样一个拖家带口的“赘婿”而言,要“面包”还是要“科研”,确实是个难题。他去异地读博,需要学院领导、妻子、岳父的“三审三签”,变数较大,他一度想要辞职,在大家的劝阻下,才没有意气用事。

为了能拿到档案又不受工作单位的制约,桑老师开始了一系列的“骚操作”:他先给录取学校保证,报名时没有资料造假,自己确实是“非在职考生”,报到前会把档案寄过去;之后,他请我们单位人事处档案室的同事吃饭,称兄道弟后,就以“提取公积金急用”的名义借出个人档案,答应会尽快归还,之后再补手续。

起初学院领导是不同意桑老师去读博的——倒也不是阻挠他“进步”,纯粹是觉得他在职期间考博没走程序,损害了自己作为领导的权威。但在两条“硬中华”的打点下,领导最终以高姿态同意,并表明自己马上就退二线了,“下不为例”。

桑老师不断为自己的妻子描述美好蓝图,说他博士毕业后能入职广西某一流高校,待遇高还分房,能同时解决她工作和孩子上学的问题,并承诺今后每个月带她和孩子回岳父家一趟。最后,妻子无可奈何地同意了,他老丈人虽有怨言,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

人逢喜事精神爽,离校读博前夕,桑老师请大家吃饭,席间难掩兴奋之色,表示“一切尽在自己掌握之中”:“我都算过了,博士4年,就‘博一’在校,其余3年返岗工作,就能恢复全额工资。到时毕业、工作两不误。再说,档案弄过去就能享受全日制博士各项福利,除了每月1500元国家助学金,还能每年参评奖学金,读博4年的收入大于脱岗1年的亏损,稳赚不赔。”

“那单位要是让你归还档案咋办,也不能一借4年啊?”我替他捏了一把汗。

“怕什么,怂管,他要是催,我就拖着,反正也没走程序留借条,管事的比我还怕呢!”

“那学校查起来怎么办?你这算是两头瞒、骗两头呀。”

“到时再说,反正毕业就去好学校了,巴不得学校把我辞了。”

转眼,桑老师“博一”生活结束,回校返岗工作了。他依旧蛰居办公室,只干自己的事,学生工作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对科研以外的活动一概斥为“垃圾”。领导给他画大饼、威逼利诱,统统无效——毕竟,他以为,自己博士毕业转教师岗只是时间问题。

大学看似恬淡清净,其实也是泾渭分明的名利场。教师岗、行政岗虽同处一个单位,但由于岗位特性和工作环境差异,双方常常相见不相识,井水不犯河水。

桑老师身为辅导员,却一心追求“学术”,以“在读博士”的身份和学校的一些专职教师打得火热,一起探讨国家社科基金、一区C刊、长江学者、学术年会这些“行业内情”,还会一起抨击学校的制度规定,骂几声领导。他抓住时机组局请客,然后适时提出想加入对方的科研项目,或求推“学术大牛”的微信。

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我俩的关系自然就没以前那么热乎了。桑老师偶尔也来找我聊天,说他的博士同学、新朋友的“路子野、资源广、背景强”。我若提出一些质疑,就会遭到他的驳斥,慢慢的,我就多听少说,到后来只是笑而不语。

我已经转岗到了行政部门,负责办公室工作,职责包括保管、使用部门公章和领导名章。之前学校因公章使用不规范引发过不少纠纷,我接手此事后就更加小心翼翼了。

一天,桑老师让学生抱来一摞厚厚的获奖证书,说要加盖部门公章——学校对盖章盖印有严格规定,要求办公室对每份材料进行登记,填写申请人、审批人、盖章人姓名,防止“私盖”,便于追查——这些证书又事关学生的评奖评优、考研推免,要是因为盖章发生真假和数量问题,我和桑老师都难逃干系。

为了保险起见,我给桑老师打电话:“你怎么不自己来,学生啥情况都不了解,怎么登记?”

“小事儿一件,还用登记吗?我的事儿你就先给盖了。”

“领导都没审批,没法给你盖章,到时候问起来不好交代。”

“我找你们领导说过了,他说可以先盖章后登记,你先给我盖了,我等着京东‘618’抢券买书呢,这会儿走不开。”

联想到之前桑老师“巧借”档案,害得那位档案管理员挨批背锅,又想起他曾借着给学生证注册盖章的时候,想趁机给30多岁的妻子办一张“00后”的学生证、享受各种半价优惠……我确实有点信不过他。

我问他找的是哪位领导,他吞吞吐吐的,说“好像是姓路的一个处长”。随后,我给几位部门领导打电话,结果他们都表示毫不知情,并要求我按流程登记、盖章。“这家伙,挖个坑差点把我给埋了。”我长舒一口气,解释清楚后,就让学生把证书抱了回去。

桑老师的电话随后就到了:“你什么意思?怎么没盖章就让学生把证书抱回来了?”

我压着火气又解释了一番,电话那头,他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就爆发了:“你也太不给兄弟面子了!盖个章的事干嘛非这么认真?谁让你问领导了,你情商咋这么低?悄悄一盖不就完了吗?你不说、我不说,谁会知道?要是这次职称评审委员会成员有你们领导,我讲师评不上找你吗?”

我哭笑不得。他又开始骂我们这些做行政岗的就爱“拿权卡人”,作威作福:“你是科长你牛X行了吧,老子还不盖了!”

桑老师终究还是亲自来履行盖章手续了。只不过,他那天全程紧绷着脸,流露出一种被人欺压的愤懑表情。他先把申请表摔在桌上,又故意用大号字写满一页登记表,临出门还撇下一句话:“感谢商老师您支持厚爱!”

此后,我俩就渐行渐远了。

5

2022年,桑老师博士读到第四年,听说因为科研文章不够,不符合毕业条件,不得已要延期毕业。此时,我们学院换了副书记,新官上任三把火,特立独行的桑老师立刻被调整为“研究生专职辅导员”。

研究生人数比本科生人数大为减少,按人头算的“学生管理费”自然也水落船低。桑老师还要经常跑去偏远的老校区,“管理成本”和难度不降反涨。

现在,桑老师依旧每天在校园里风风火火,只是在食堂吃饭时,他总是一个人。不知是不是熬夜写论文的缘故,他的脸色灰黑,身材也明显发福。听说他体检查出了血糖、尿酸高,不敢再随便约人下馆子了。

没变的是,桑老师依然热心“安利”别人考博,逢人便问“文章写咋样了”,“发表几篇了”,又说“等毕业了就一起跳槽走人”,“去一个钱多事少风气好的‘一流高校’”,“会分房,解决配偶工作子女上学,有房补、车补、油补、科研启动费、安家费”。

他在朋友圈里继续转发各类学术文章、史学研究新闻、拼多多砍价链接,但鲜少有同事点赞了。他把自己的签名改成:“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来源:网易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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