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新深圳人，落败于一场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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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14日，我站在自家小区附近等红绿灯时，看见斑马线上有一只红色的宠物狗鞋好生眼熟，便捡起带回了家。傍晚，我拎着狗鞋敲响了宋姐家的门：“姐，这鞋好像赵萍家狗子的，你问问她有没丢？”

宋姐与赵萍都是武汉人，还是同班同学，她俩来深圳之前就对彼此知根知底，平常也没少走动。我刚提起赵萍，宋姐却突然变了脸色，小声说道：“赵萍没了，刚走的。明天元宵节，没她的份了，命啊。”

我呆住了。

赵萍离去得太匆忙，对她而言，都不知道能不能算是一种“解脱”。

1994年，我从四川老家只身南下来到深圳，举目无亲。走出火车站，我的第一感觉是自己来到了一个与西部截然不同的地方——这里的大街干净整洁，树木葱郁，行人安静少语，都在匆匆赶路。当时最高的建筑是离火车站不远的国贸大厦，听说有50层高，楼顶有一家旋转餐厅，但我囊中羞涩，没勇气上去瞧瞧。

后来，我进了一家集装箱维修公司做采购，公司在深圳东部的码头附近。我跟着同事去码头食堂吃饭，一来二去就认识了里面的服务员宋姐。得知我在找房子，宋姐就介绍自己的老同学赵萍给我认识，说他们一家三口住在市里的怡景花园，三房二厅，还有一个小房间空着，想往外租。

后来我才知道，这套房子其实并不是赵萍的，而是她大姐名下的资产，他们一家三口也是借住。一年后，赵萍的单位给正式职工分房，因为她家是“双职工”，就分到了盐田港后方陆域小区的单元房，装修时我跟去看过几次，大两房大两厅，足足有90平米，令我羡慕不已。

赵萍把房子还给大姐后，我无处可去，就跟着宋姐一家搬去了海边的疍家渔村——这又是另外一个世界了——渔村内遍地都是瓦房，矮墙是黄色石头垒砌起来的，靠避风塘水边的人家还会将渔船系在自家院子的石凳上。过去，这里的人靠打渔为生，来深圳的外地人多起来以后，他们就渐渐上岸，靠租房和村委分红成了深圳最先富起来的那批人。房东和租客混居在一起难免有矛盾，大家在隔膜中相互鄙视，于潮起潮落、船来船往中过着各自的日子。

转眼到了2000年，我的工作稳定了下来，成了家，儿子也有半岁了。有了孩子，人就不想再四处漂泊了，我和丈夫看中了某花园小区的电梯房，每平米4千多元，于是凑钱全款买了一套100多平的三房。宋姐夫妇看了也心动，就在同小区买了一套高层，价格要稍微便宜一点。我们两家人终于在深圳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就等着选个好日子搬进去了。

一个周末，赵萍突然邀请宋姐和我们夫妇去她家里吃晚饭——那时我们三家时常走动，但几乎没在谁家里吃过饭，都是轮流在外面的大排档里请客。毕竟有两家人还在渔村租房住，做饭不方便，在外面点几个麻辣香嘴的菜，配几瓶啤酒，大人小孩吃得热热闹闹，更心满意足。

知道赵萍爱干净，上门那天我特地洗漱打扮了一番，给儿子带上更换的衣物，才和丈夫拎着水果出了门。赵萍家所在的小区比较成熟，绿化也做得好，我们过了小区门禁绕过花坛，又穿过长长的林荫道，跨过大草坪，才找到她家。

赵萍居家穿着还挺随意，她顶着一头大波浪头，罩一身浅粉色睡衣裤，趿拉着拖鞋来客厅招呼我们。一番客套后，她引我们落座，我瞧见布艺沙发上竟铺着一张旧床单，上面还有几处没洗掉的黄色斑点。我环顾四周，发现这房子虽已入住了四五年，但简直与新房无异，家具崭新发亮，屋顶、墙壁、地板更是白得耀眼。

相比之下，宋姐家的出租屋门边、过道的墙面，从低往上是逐级升高的乌黑痕迹——那是她儿子云仔扶墙跑进跑出留下的“杰作”。可赵萍的女儿果儿年纪也小，几年下来，竟没在墙上抹一个手印，画一个小点。我好奇地问了一句，赵萍就颇为得意地说：“她想涂想画呀，我就时时盯着，看她敢不？！”

我们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我怀中的儿子倦了，张着小嘴打哈欠，我顺手就将孩子放在沙发上。赵萍像被火烧着一般，叫了起来：“哎哟！等等，等等！”

我儿子吓得睁开了眼，小手紧紧抓住我的衣角，我赶紧把他抱起来。赵萍冲进里屋，拿出一块厚厚的旧棉垫，应是果儿小时候用过的尿垫。我顿时明白了她的意思，赶忙解释说孩子出门前已经穿好了纸尿裤。但赵萍仍说“再垫一块厚的保险”，她边说边将垫子放在沙发中央，示意我将孩子放下去。

我有些无奈，也真怕孩子醒后流点口水、鼻涕遭人嫌弃，于是推说他已经醒了，我自己抱着就行。赵萍这才放下心，又看了几眼棉垫子，转身进厨房帮忙。

厨房里，几个大人或蹲或站，边干活儿边聊闲话，笑嘻嘻的。赵萍的老公付哥负责掌勺，炒花甲，煎带鱼。赵萍立在洗菜盆旁，清洗那些即将要用的碗盘，她把自来水拧得像一条线那么细，几乎听不见水流声。她做事时一丝不苟，也不出声，但付哥每每扭头看她一眼，脸上的笑意便要收敛一次——看得出，他的情绪在愉悦与紧张之间来回拉锯。

我也感到一种无形的紧张，便抱着沉手的孩子退回沙发，端坐在旧床单上。果儿与云仔伏在茶几上画画，默不做声，严肃得像两个大人。

等待开饭的时间似乎变得漫长起来，一时间，我开始怀念起吃大排档的轻松自在。

好在人手多，饭菜陆续搬上桌，气氛渐渐热了起来。

3个男人划拳行令喝开了，女人孩子喝汤吃菜，我心里刚打上的结稍稍松动了。我端起橙汁与两位姐姐碰杯，那边的男人们的声音也高了起来，付哥大着舌头笑道：“你俩多喝点，我昨晚陪领导喝多了，那股劲还没过。我半杯，你们倒满！”

“不行！不行！”宋姐的丈夫刘哥将3只酒杯统统倒满，提议道，“这一杯，我敬两位小弟，咱们一口干！”

话刚说完，刘哥提起杯子一饮而尽。我丈夫见状，二话不说也跟着干了。两兄弟握着空杯，一齐望着付哥，根本没注意到桌上的赵萍正死瞪着付哥，一脸的杀气腾腾。

我心里的结又收紧了。可能是有酒精壮胆，可能是压根没看到老婆的脸色，付哥还是端起了酒杯。可他的嘴唇刚碰到杯口，赵萍就突然爆发了：“婊子养的，嘴贱得很！让你喝！让你吃！”她抬手掀了桌子，“哗”的一声，大小碗盘尽数滑到地上，汤汁四溅。

霎时间，我儿子大哭起来，几个大人都愣住了。赵萍依旧旁若无人地骂骂咧咧，并转身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她手上的汤汁一滴滴掉落在那层薄床单上，可能已经玷污了底下的宝贝沙发。

聚餐不欢而散，我们讪讪告别，离开了赵萍家。一路上，刘哥气鼓鼓地埋怨付哥不听劝：“苕样！跟他说在外面吃，不听，还不知道自己老婆是么事（什么）人么？”

刘哥比付哥大两岁，两人都是退伍的文艺兵，一个擅长拉小提琴，另一个能吹萨克斯管。因为志趣相投，刘哥老爱在人前人后叫付哥“拐子（兄弟）”——说起来，赵萍还是刘哥与宋姐的“媒人”呢，当年，活泼外向的宋姐老被陷入爱河的赵萍拉去做伴，一来二去就被刘哥看上，成就了一段姻缘。

不同于赵萍的暴躁，宋姐的性子很体贴，她安抚刘哥，让他不要怪罪老付：“这都是赵萍的主意。见大家都要搬新房了，怕我们先在自己家请客，她想抓住最后的机会显摆一下有房的体面。”

想想也是，我们新家所在的小区与赵萍家相隔不远，都可以望得到。新房的设计肯定要更先进，比如我们的房子里就有赵萍家没有的管道煤气。可是赵萍要是真爱面子的人，怎么能当众掀桌呢？我不能理解。

宋姐没有过多解释，只说：“赵萍从小就这种公主脾气，稍不顺心就起毛，就要炸。”

后来，我从宋姐的口中，才渐渐了解了一些往事。

赵萍出生在一个高干家庭，父母都是南下干部。她头上有2个姐姐，从小被父母严格管教，可到了她头上实在没空管，就把她送去老家给外婆带。赵萍到了上学的年纪才被接回武汉，由于童年缺少父母的关爱，性格有些孤僻古怪。父母自觉亏欠了小女儿，于是凡事顺着、宠着，慢慢的，赵萍就变得刁蛮任性起来。

赵萍的2个姐姐不仅学习好，能力也强，加上家里的帮衬，大姐很早就调入深圳团委工作，二姐也在深圳罗湖区当了老师。3个女儿当中，只有赵萍贪玩厌学，她勉强读完初中就早早参加工作了——家里托关系安排她在一家电影院卖票，不累。

后来，就是在这个电影院，赵萍与付哥相识了。

那时付哥家境贫困，不时会将居委会发的电影票拿出去换钱。他常在电影院门口徘徊，每次晃过售票处都显得有些心虚。窗口里，一个扎着高马尾、小眼睛、白皮肤的小个子姑娘坐在那儿卖票，有时望的次数多了，两人的目光会直直地碰上。

没多久，赵萍就看出了门道，她想主动帮帮这个小伙子——他长得像她的偶像蔡国庆，大高个子穿海魂衫，招惹人。那天，赵萍从售票处走出来，站在付哥面前小声说：“你可以来窗口买平价票，再高价卖给那些不想排队、耍朋友的伢们。”

付哥恍然大悟，之后他真做起了这门小生意。

不久之后，赵萍再次找到他，仰头递给他2张电影票，说道：“这个不能卖，我请你看电影，我等你！”

两人成了男女朋友之后，有才又帅气的付哥表现得十分体贴。赵萍想把这份爱情牢牢地抓在手心，于是提出要带他见家长，商量婚事。付哥深知两家家境悬殊，门不当户不对，心里直打怵，于是支支吾吾，一直回避。

几个回合下来，赵萍玩起了心眼儿，她去付哥的单身宿舍准备了好酒好菜，然后趁酒劲儿把生米煮成了熟饭。从那以后，付哥便老实了。赵萍再次提起见家长时，付哥没有反驳，他买了袋水果，跟在她后头踏进了那座大院。

赵家父母并不势利，他们对这个谦逊诚恳的小伙子很满意，毕竟自家的小女儿性格乖张，整天也没个正形，如果嫁给这样的男人，人生大概能平顺些。很快，两人的婚事敲定了下来。婚后，岳父有意扶助付哥一把，就安排他学开车，进了一个单位当货车司机——在当年，这可是一份让人挤破头的好工作。

这大概是付哥第一次尝到这段婚姻带给他的“甜头”。

1990年，付哥的女儿果儿出生了。这年春节，在深圳工作的大姐二姐回武汉团年，见到孩子欢喜不已。单身的大姐热切地表示，等过几年孩子大一点，就把他们一家三口接去深圳定居。

那时的深圳可是一片热土，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淘金宝地”。付哥再次见识了这段婚姻带给他的“红利”，于是对岳父岳母的照料更加上心，对赵萍的脾气也更包容忍让了。

1992年，果儿会走会跑，小嘴能溜溜地讲话了。大姐没有食言，她以招调工的形式给小妹一家落实了工作：付哥进深圳东部码头的操作部，当货车司机；赵萍进码头饭堂，干后勤。随后，付哥一家三口迁了户口，成了第一代“新深圳人”。

那时深圳码头的员工以本地人居多，付哥不会讲粤语，一时融不进去。就在他孤独苦闷的时候，单位开始招合同工，他立马就想到了武汉的“拐子”——那时，刘哥在武汉一家工厂干了机修工，码头工程部正需要他这样的人，再加上大姨子帮忙打招呼，就真把刘哥顺利拉来了深圳，宋姐也跟着进了码头饭堂干临时工。

因着这层关系，两家人的关系比从前还要亲近了。

相比别的外地人，刚来深圳时赵萍起点并不低——她一进单位就是正式工。可她只在码头饭堂干了将近4年，到了女儿要上小学时，大姐便帮她办理了停薪留职：一来是因为赵萍学历低，在食堂干活的收入不高，请保姆照料孩子不划算；二来洗碗洗菜辛苦，大姐心疼她。

赵萍成了全职太太后，整天买菜做饭，早中晚接送孩子，日子就在紧凑匆忙中一天天溜走了。到了2002年，果儿上了寄宿中学，只在周末回家一次，赵萍就闲了下来。这期间，她的父母相继离世，对她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她回武汉奔丧，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轻飘飘的，好像有很多东西从她体内跑出去，不见了。回到深圳，她找宋姐倾诉，宋姐建议她重新上班，哪怕做个保洁也行，但她觉得自己还没有落魄到这个地步，果断拒绝了。

后来果儿上了高中，学习更紧张了，在家待的时间就更少了。而付哥开货柜车，加班、倒班是常态，无事可做的赵萍需要独自面对那大片大片的独处时间。

一开始她不太适应，觉得自己像一只陷入沼泽的困兽。她想回原单位上班，可那时的码头食堂已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她想回也回不去了。再去社会上寻一份工作？太辛苦，她从小到大轻松惯了。要不同邻居阿婆、主妇打打牌？她又觉得拉不下身段，自己好歹也是高干家庭的子女，怎么能跟这些乱七八糟的人为伍呢？

站在穿衣镜前的赵萍看到自个儿蜡黄的脸、冬瓜一样的身形，开始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与危机感。而她的老同学宋姐这些年却没闲着，她利用业余时间考会计证、助理会计师证，后来离开了码头饭堂，去了一家港资公司做了会计。

两个武汉女人的生活与视野，就这样渐渐拉开了距离。

2008年，赵萍那一生未婚未育、专攻仕途的大姐因乳腺癌倒在岗位上，匆匆结束了差几个月就该退休的一生。单身一辈子的大姐生前就留了遗嘱，说去世后把自己多年攒下的现金及股票分给了做老师的大妹——她觉得小妹赵萍脑子少根筋，就把那套我也曾租住过的怡景花园的房子留给她傍身。

没了后台，单位很快就通知赵萍，要她马上缴纳一笔“管理费”，否则就要对她做除名处理。

赵萍六神无主，眼圈红红地望着老公，付哥却一点也没慌乱，安抚道：“你放心，管理费我会帮你缴的，一直缴到你领退休金那天，不会让你饿死的。”

这时的付哥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穿海魂衫倒卖电影票的穷小子了，这一次，赵萍感觉自己在他面前坍塌了，渺小了——这是她过去从未想到的。

一天，付哥下班后准备参加部门聚餐，就打电话给赵萍，说自己不回家吃晚饭了。后来一帮司机吃饱喝足还想找找乐子，部门主管就请大伙到梧桐山脚下的山海KTV唱歌。期间，赵萍打来电话询问付哥什么时候回家，付哥如实相告，并把KTV的地址、房号都汇报得一清二楚。

毕竟是文艺兵出身，当晚付哥一开嗓就镇住了所有人。领导同事听得如痴如醉，就起哄让他一首接一首地唱下去。正当付哥和文员小妹对唱歌词惹火的《萍聚》时，包房门突然“砰”的一声被推开了，赵萍发疯似的冲了进来，先“啪啪”抽了文员小妹两耳光，又抓起茶几上的西瓜扔了付哥一脸。

一时间，大家都没反应过来，还是付哥的部门主管先站起来向赵萍解释，叫她别误会。赵萍转身指着他，劈头盖脸一通吼骂：“你是什么领导？带着员工瞎搞！深更半夜不回家，你想干嘛？带头使坏，破坏职工家庭……”

主管无语，一个劲儿地摇头挥手，让付哥赶紧带老婆走。一场开开心心的部门聚会就这么被搅散了。

这件事，赵萍好像又赢了，她再次拿捏住了丈夫。付哥忍让了大半辈子，敢怒不敢言，只能在心里对她“量刑”。漠视与冷淡有时出现在他的表情里，有时出现在他的言语中，赵萍不可能感觉不到。

两人拧巴到了果儿高考结束。拿通知书那天恰逢女儿18岁生日，付哥心中便有了办酒宴的想法。他跟赵萍商量此事，赵萍只回了声：“可以。”

付哥在盐田区政府对面的海鲜酒楼摆下了10桌酒席，众多亲友都赶来捧场。果儿身着粉裙，付哥着衬衫西裤，父女俩喜在眉梢。赵萍也是一袭盛装打扮，但不知为何，她的眉眼间似乎闪烁着一丝隐隐的哀愁。

这场酒宴宾主尽兴，最后席散人去，有两对母女喝多了。果儿怕同学和家长出意外，就让老爸开车送她们回家，自己拉着妈妈走向公交站台。回家后，赵萍就问果儿那喝醉的女同学的爸爸是干什么的？果儿说不知道，只知道其中一个女同学父母很早就离婚了，“她一直跟妈妈过，和爸爸都不太熟悉”。

那同学家也不远，开车来去两个钟头足够，付哥10点钟就该到家了，可赵萍在客厅坐到了12点，才听到门外传来脚步声、钥匙声。要放在从前，她一定抓起啥就扔过去了，但经历过长时间的冷战后，她也知道得收敛。可一看到推门进来的付哥，她还是没忍住内心的怨愤：“人家孤儿寡母的，你也不知道避嫌，这么晚才回来，干嘛去啦？”

“没错，孤儿寡母的。帮一家换了灯管，又帮一家通了下水道，耽误了点时间。怎么啦，有意见？”付哥怕吵醒女儿，就压着火解释。

“个婊子！爱心都献到寡妇家去了，咋不留下过夜？今天不给老娘说清楚，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其实赵萍不在意付哥做了什么，只是不满他跟自己说话的那种态度，心中的怒火便“腾”地燃烧起来。付哥却出奇地平静，好像已经料到她要说什么了。他将钥匙放进自己的口袋，大步进了房间，把自己的衣物一件件往包里塞，之后几步蹿到门口，丢下一句：“你终于说对了一句话，咱这日子确实没法过了。这儿留给你，我去住市里那套房。”

说完，他开门出走，一气呵成。

赵萍又气又怕，一夜未眠。第二天，她跑去了市内的怡景花园。

那天付哥下班推开门，见赵萍正直愣愣地坐在沙发上，吓了一大跳。赵萍一反常态，又是道歉又是下跪，求付哥回自己家去住，不要离开她。她深知女儿入学之后会更加远离父母，付哥虽然没啥文化，但他会做人，升了班长，手下还管着10多名司机。他们父女俩都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前行，只有自己像无根的浮萍，不知道该飘向何方。

见赵萍一会儿焦躁暴戾，一会儿卑微求全，付哥也顺着台阶下，并警告她：“反正我不怕你吵，现在有两套房，你烦我，我就过来住，眼不见心不烦。”

赵萍随即回道：“那我们把这房子卖了吧，死人住过的，瘆得慌。”

当晚，夫妻俩一块回了家，睡了一觉后，就去中介把大姐的遗产房挂了出去。赵萍签了委托书，付哥负责一切交易手续，3个月后，房子卖了，房款悉数打进了付哥的银行户头，赵萍连具体的金额都不知道。写着她名字的红本本，就这样消失了。

尽管如此，夫妇二人的关系依然紧张，有时闹得太激烈，甚至想把对方掐死。几年后，果儿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俩人就协议离婚了。不过，付哥是“离婚不离家”——单位分的那套房产没做分割处理，房产证上还是他一人的名字。

离婚后的赵萍像经历了一场大病，病痛是消除了，可轻飘飘的乏力感却紧紧包裹着她，她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觉着一切都不重要了，“无所谓，怎么都行”。

一日，付哥提议去隔壁新楼盘买个高层小户型，把这套一楼的旧房子拿出去收租。两人的年纪渐渐大了，一楼房子潮湿，一下雨腿就痛。赵萍听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2014年，他们搬进了高楼里的一房一厅，40平，产权落在果儿的名下。果儿偶尔回家就跟母亲住房间，付哥在厅里打地铺，像个寄居客。看着这四分五裂的家，果儿心生厌恶，第二年春天她便与相识不久的男友闪婚，然后搬去与潮汕公婆同住了。

2015年夏天，赵萍开始按月领取退休金了。每月突然有了四五千的固定收入，比干到财务主管、早几年退休的宋姐还要多出一千来块，赵萍的头抬高了，整个人从里到外鲜活起来，声音也响亮了。

她想，自己有了固定收入，付哥指不定会求她复婚，于是成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去刘哥组建的社区艺术团凑热闹。可2月后的一天，付哥趁她在河边亭子里唱歌时，打包了自己的东西，放下钥匙，彻底走了。

回到家，赵萍只看到一张纸条，上写着：“不要找我，我搬走了，早该走了。”

一夜之间，赵萍有了衰老的迹象，白头发多了，背也驼了。有时她一天只吃一餐饭，有时甚至都不记得自己是否吃过饭。昏昏糊糊中，冬天来了，海风凛冽，一阵阵撞过来，似男人的手在猛烈拍打着门窗。赵萍有些怕，也清醒了一些，她突然想起小房的水电煤气管理费还挂在前夫的账号下，还有旧房子的租金也好久没收了。她觉得自己该振作起来，于是收拾一番，抱着她唯一的伙伴——那只宠物白狗出门了。

当她走进那个住了20年的小区，恍若隔世，回忆和泪水先涌了上来。到了曾经的家门口，她敲门喊人，一个年轻女子来开门，问她找谁。一番交谈之下赵萍才知道，付哥早把这套老房子卖了，过户都快一年了。

她像挨了一记猛拳，晃了晃头，稳了稳身子，才拖着步子离去。一路上，她慢慢想明白了，付哥“离婚不离家”，表面上是想等她们娘儿俩安顿好，暗地里是打着独吞房款的主意。他不让赵萍操心小房的水电煤气物业费，其实是怕她问老房子的房租去了哪里。

“还好，他多少有点良心，拿两套卖房款的零头买下了一处小房，不然我去哪儿安身呢？”赵萍想哭，但挤不出泪来。

这年除夕，女儿随女婿回了潮汕婆家过年，赵萍独自在家。她没买盆栽年橘，没摆瓜子果盘，只在傍晚走进厨房煮了一碗鸡蛋面，算是年夜饭了。

夜里，赵萍想了很多。从前身边那么多人吵吵闹闹，最后一个个都离开了自己，有的去的天堂，有的去了异地，剩下她一个人孤苦伶仃。“人一辈子不就是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从生到死这么个过程吗？以前我逞强好胜，执扭偏激，有意思吗？简简单单，和和气气一样可以活到现在的年纪”。

想通后的赵萍睡了，待她睁开眼来，又是崭新的一年。她原本打算通过刘哥联系上付哥，把小房的水电物业费账号过一下户，但现在她改变想法了：老付若不愿意付费了，自然会联系自己的，由他去吧。

赵萍尝试着将往事留在旧年里，年后她给自己的小白狗买了红衣服、红鞋子，打扮了一番，又在小阳台养了盆芦荟。她常常立在那拔草、培土，狗儿就在她脚边绕着圈圈。人，狗，盆栽，较着劲地活着。赵萍想，如果余生就这样平平静静过下去，也不错。

后来，我在菜场门口遇到过赵萍一次，她还是那么讲究。当时她烫着粟米色卷发，穿绿衣白裤、高跟鞋，嘴唇抹得红艳，是一贯的都市贵妇人的打扮。她怀里紧搂着那条纯白色的、穿着宠物鞋的卷毛狗。那肥肥的狗子像一座山似的堆在她的胸前，以至于她要吃力地向前挺着腰身，脸涨得通红。

我跟赵萍开玩笑，说这狗又不是儿子，“放地上走呀！”

赵萍根本不理会，只瞟了我一眼，说地上有细菌，踩脏了回去会把她家给弄脏，“你知道的噻，我几爱干净！”

是的，赵萍爱干净已经到了近乎洁癖的程度。除了对卫生有着极高的要求，她对生活中的许多事都有着一套属于自己的标准。

2018年秋天，赵萍不时感到腹部隐痛，偶尔还便血，她去医院检查，查出了直肠癌，已经是中晚期。医生要求她尽快住院，她平静地说自己要回家准备一下。

推开家门，白狗用两只前脚紧紧抱住她的腿，赵萍弯腰抱起狗，眼泪就流了下来。她把狗托付给宋姐照管，又打电话给二姐，希望她能在术前帮自己签字，“先不要告诉果儿，她正坐着月子”。

随后，赵萍住进了医院，医院离大姐送她的那套房不远，只有两站公交的距离。她想，那套房子是自己初到深圳的落脚点，如果活不下来，在不远处了结此生，也算是有始有终了。

治疗过程十分痛苦，赵萍一度想要放弃，二姐陪她流泪，又拿大姐当例子鼓励她：“你要坚强，当初大姐闷不吭声，安安静静地接受治疗。各人有各人的命，你也要对自己的命负责，大姐行，你也一样行……”

二姐已经退休，但还得帮儿子带孙子，有时媳妇儿子实在忙，她就只能留在家里。她怕小妹想不开起轻生的念头，左思右想，还是拨通了前妹夫的手机号码——付哥变现了那么多的家产，拿钱给赵萍治病也是合情合理的。

第二天一早，付哥拎着热干面和豆浆，轻手轻脚的出现在赵萍的病床前。因为身体难受，赵萍老早就醒了，四目相对时，她心里一阵悲凉一阵喜悦，眼圈先泛了红：“你来啦，生白发了。”

赵萍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句话。多少次，她都想问他，为什么出手两套房，现金一点都不分给她，就那么恨她吗？可人到了眼前，她竟忘了问。

那天早上，他们一块慢慢吃早餐，付哥不时拿纸巾帮赵萍擦嘴，俨然一对恩爱的老夫老妻。同病房的人问赵萍：“这是你家老公吧？怎么才来呀？”赵萍笑吟吟地说，他前面出差去了，付哥冲人笑笑，算是默认了。

付哥接手护理任务后，二姐便很少出现在病房里。到了做手术的那天，亲人们都到齐了，赵萍躺在推床上欣慰又释然，觉得就算死在手术台上也无怨了。

手术很顺利，后面还有小半年的化疗流程要走。付哥将赵萍接到了自己的出租屋照料——3年前，他离开东部海边的高层小楼房后，便租了套一室一厅住。这几年，他一直在看小两房，打算自己住一间，给女儿留一间，只等房价稍稳定一点就入手。可深圳的房价早已飞涨，一月一个价，直到房价翻倍到手上的现金已经不够买一套小两房的时候，付哥才惊觉自己已经被时代远远地抛下了。

那天，他们远远地望见大姐留下的那套房子，付哥说自己的肠子都悔青了。赵萍安慰他：“冇事，卖就卖了。你人好好的，比啥都强。想几多做么事，不想了，咱不想了。”

化疗结束后，付哥把赵萍送回高楼的小家里。她恢复得还不错，生活能自理，付哥每周去看她两次，顺便送些生活物资，两人就这样不远不近地过着。

到了2021年下半年，赵萍突然感觉胸部疼痛，去医院检查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她的肺部、肝脏，连骨头里都有了。医生认为放疗、化疗都已没了意义。

一天，果儿正在病房给母亲擦身，赵萍突然严肃说：“你过来，跪在妈面前，发誓把婚给离掉，不然妈咽不下这口气。”

果儿的婚姻一直是老付和赵萍的一块心病。当年她为了离开父母、离开家，仓促结婚，婚后才发现跟丈夫性格不合，夫妻俩三天两头吵架，她都很少笑了。为此，付哥很自责，总觉得是自己没教好女儿。

“你不要走妈的老路，两口子没完没了地消耗，最后自己落下一身病痛，一辈子就完了，一个人平静地生活更好过。”赵萍说。

后来医生开了药，让赵萍回家养着，付哥向公司请了2月的长假，像照顾婴儿那样寸步不离。他每天给赵萍擦身、清洗造口，得空就唱歌、吹萨克斯给她解闷儿，还变着法子烧煮他们年轻时爱吃的饭菜：排骨藕汤、鱼头泡饭……可是因为疼痛，再美味的东西赵萍都难以下咽了。

2022年的大年初十，赵萍开始陷入昏迷，付哥和果儿将她送进医院，靠打点滴维持着生命。到了元宵节的前一天，寄养在宋姐家的白狗在中午时分溜出家门，它跑出小区，朝赵萍家的方向冲去，结果在过马路时被车子撞飞，当场丧命。

到了傍晚，赵萍也静静地走了。临终时，她没向任何人交代后事，可能她早已厌倦了说教，此生不想再多嘴多舌了。

后记

上月初，付哥退休了。他供职一生的国际码头从最初的西港区已经扩展到了五期人工智能港，而他个人好像又回到了起点——还要为吃住发愁。

到手的退休金付了房租就吃不起好饭菜，要是吃好喝好，那租房便成了问题。他想来想去，就带着余下不多的卖房款，重新回到了那个高层小房，与离异的女儿及外孙女共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