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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深圳帮父母找工作

戴先生的父亲,一位56岁的老人,和老伴一起带着200个土鸡蛋、鱼面、干豆角,第一次乘坐火车卧铺,念着即将出生的孙儿(女),满心欢喜来到深圳。

李梦的母亲从车上下来,双手局促不安,直到看见女儿朝她跑来,俩人眼神有了交汇,她脸上才露出舒缓的笑容。这是一个51岁的妇女第一次出远门。

他们同样来自湖北乡镇,在老家勤恳工作大半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武汉。

漂在深圳的年轻人,因为各种原因将父母接到身边。来到深圳后,老人心里总放不下:想要外出务工,少给子女添麻烦。

在深圳这座年轻的一线城市,当高龄父母决心出门找工作,我们看到了生活的残酷与现实,也感知到亲情的浓度。

一波三折的寻工路

来深圳第二天,父亲刚从坐长途火车中缓过神,就提出:“想去周围转转。”戴先生住在观澜,周边多是工业园区,没有玩的地方,他心里明白,老人嘴上没明说出门的目的,心里已按捺不住要去找工作。

距离戴先生的孩子预产期还有一个月,他们提前将老人接来深圳,原本是想让二老熟悉环境,可父亲来了后,并不想“享清福”。

“他在家就是出了名的工作狂,曾在做完阑尾炎手术后不到一星期就跑到工地上干活,谁也拦不住。”

父亲在老家干了三十多年建筑工,技术远近闻名。戴先生联系过行业熟人,得来的消息是一线城市在清退50岁以上的工人,因此想让父亲在深圳干老本行基本无望。

父亲在认真看招聘广告

对于能否在深圳找到工作,起初父亲是比较自信的。

去工地干活不是唯一的求职方向,父子俩决定“退而求其次”。

7月的深圳,正是招工旺季。戴先生和父亲在家附近徘徊,研究各个工业园门口张贴的招聘广告:小时工、技术学徒、保安……戴先生按照职业分类,将广告上的关键信息和电话一一记下。

“56岁?那没有工作需要介绍。”

“没办法通融哦,我们要以公司规定为准。”

他们打出去的电话,得到的回应都是拒绝:不到面试环节,只要听到年龄,就说不要人了。父亲没有想到,一个手艺人,在深圳却无工可做。

几番寻工未果,戴先生明显感到父亲的焦虑:醒来就坐在床上玩手机,不愿出门、话也变少了。有朋友提出可以试试清洁工,戴先生很了解父亲,知道“我爸爱干净,肯定不乐意”。

在老家,父亲有稳定的业务来源,一天200块钱的工价,一月收入6000元。而来深圳半个月,他们更换求职目标、降低了薪资要求,仍未找到工作,“这种落差感还是很大。”

半个月后,父亲决定先回老家赚钱。

李梦将白纸上的联系方式一一划掉,为母亲联系的十几份工作里,没有相匹配的。

在老家,父亲做小本生意,母亲打帮手和干农活,“她是一个细心又吃苦耐劳的妇女。”李梦觉得在城里,可以试试做保姆。

母亲的简历被挂上招聘网站,这是一份没有竞争力和主动权的求职简历。找来的多是中介,套路还很深——做保姆先得交两千块钱培训以及考证,考完根据情况分配任务。“到了这个年纪,还需要考试。”

原来为父母找工作,远比预想的复杂。为了减少沟通成本和提高效率,李梦认为最好是能与雇主直接沟通,便在小红书上发文,给母亲征集工作。

这一次私信李梦的人不少,可有的距离不合适,还很多需求是照顾小孩,“小孩子好动,照顾他们得细致、费神。”如果不是居家保姆,母亲就得自己坐公交上下班,在农村老家,母亲几乎不坐车。

李梦单凭母亲的性格优势,就决心为母亲找“做保姆”,却忽视了现实因素:缺乏经验、不熟悉深圳的交通、网上支付也成问题。

在互联网上为母亲找工作,像大海捞针。一次下班,李梦骑车路过一家餐馆,看见门口贴着招聘广告。保洁工作简单,就是下班得到凌晨,李梦担心这样的作息母亲身体吃不消,但给她带来新的灵感:自己住在城中村,不如亲自线下去找工作。

放弃线上,明确“离家近”“易上手”后,李梦决定为母亲找做保洁。

她带着母亲逛了周边各大小区,亲自看了工作环境,一天下来,母女俩身心俱疲,结果却一言难尽,有的家里卫生难做、有的钱少事多,每月工资两千。

当她们拒绝这些工作时,中介却说:“你们不要,还有很多人抢着做呢。”

就业、再失业

2022年春节后,父亲随戴先生再一次返深。

这一回,他们降低要求,“离家近,能要就行”。

恰巧碰见小区附近的一家超市在招杀鱼工,一开始超市也不要这么大年龄的人,他们担心老人体力不行,容易发生事故。戴先生抱着试试的心态,向老板提出让父亲在店里免费使用一天。

那天任务很简单,杀鱼、打称、称重。父亲每年春节前都会用鱼制作地方特产,因此杀鱼技巧娴熟。下班前,父亲还细心地收拾好台面和工位上的东西。

三月的风,和煦轻柔,父亲在深圳的春天,终于得到了一份工作。没想到,三个月后,这家开了二十多年的超市因为疫情经营不善,宣布倒闭。

父亲失业了。

李梦的母亲最后成功入职了家附近的一家酒店。

工资三千,一天工作八小时,要求就是,做卫生。当李梦带母亲来这家酒店时,招聘人员觉得眼前的妇女看上去朴实,立马敲定入职。“说找工作难,也不难,最后全靠眼缘。”

这是母亲的第一份工作,氛围融洽、同事关系和谐,“深圳不愧是一个包容的城市”。

可干了不久,母亲被告知这家酒店将成为隔离酒店。李梦开始担心安全,不得不重新打算,为母亲再找一份工作。

母亲的再就业,还是决定干保洁,这一次,她的竞争对手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孩。

俩人一起参加面试,工作人员带着她们参观酒店,介绍需要打扫的位置,问了些问题,前面的环节都好好的,到了谈工资,负责人话锋一转:“得要年轻人做。”回去的路上,母亲哭笑不得,边走边说,“年纪轻轻的,做啥保洁呀?”

失业后的母亲在家呆了不到一星期,就闲不住了,开始发动朋友,最后被介绍到去工地上给领导人住的房子打扫楼梯。

工地上的管理人员很挑剔,摸到一点灰尘,就会训斥母亲。“她认为已经打扫干净了,恰好在落灰的时候,检查的人就来了。”那段时间,母亲一直收到投诉,每天回家心情极差,这与在上一家酒店“受尊重”与“被需要”截然相反。

最后,李梦的母亲辞去了这份缺失成就感的工作。

工作的意义

李梦母亲的第三份正式工作,仍是在酒店做保洁。

她每早六点起床、十点回家,每月休息四天,因为是轮休,有时候忙起来连着要上两三周班。看着老人早出晚归,李梦经常问她累不累,母亲总笑着摇头,说不累。

以前在老家种田,李梦觉得妈妈看上去人很苍老,“做农活虽然每年只忙几个月,但强度太大,相比起来,深圳酒店的工作更为轻松和充实。”

这是一位由乡村孕育出的妇女,淳朴、谦虚,来到城里还毫不“怯场”,很快就和身边的人混熟了。

除了做好本职,母亲会去后厨帮忙,大厨们却打趣,说保洁是下贱工作,母亲只是笑笑:“靠自己劳动双手吃饭,又不是不劳而获,怎么下贱?”后来再也没人说这些风凉话。

每天剩下的饭菜,母亲会装起来给楼下的保安。最后保安们就像母亲的“小弟”,有旧铁皮留着给她、有重物帮她拿,“就连领导派话,也会找我妈去联系保安。”

没有工作那段时间,每晚下班,李梦打开门就看见母亲坐在沙发上等自己,有一种孤独感,“后来去工作,她做得舒服,就不一样了。”

戴先生的父亲在找到超市工作后,与没工作时也判若两人。

早上五点半起床,精神抖擞地出门。一天之中,他的任务就是把各种肉类(鸡肉、鸭肉等)砍成一块块,接着装盒、贴保鲜膜、打称和贴标签,最后放入冷柜。

父亲觉得,在空调下,没有风吹日晒,即使每天工作10小时,也比之前在工地上幸福。

超市倒闭后,父亲失业至今。这段时间,戴先生偷偷看父亲的手机,发现他还在联系老家的工友——老人家是不是还想着再回去工作呢?

老年,成为深漂

李梦的母亲刚来深圳那段时间,有两次晚上在城中村的巷子里迷了路。

“她走到很远的地方去,幸好最后叫了个摩的把自己送回来。”打那之后,李梦才知道,母亲患有夜盲症。

那段时间,母亲还习惯把“干完今天就回去”挂在嘴边。她性子散漫,在老家很自由,村里随意走走,打麻将、聊天。而在深圳没有熟人,只能呆在房间或去跳广场舞。

来深圳后,戴先生的父亲学会了用高德地图,能手写打出家门口的公交车站,但没有单独坐地铁,也无法去到很远的地方。

戴先生的孩子出生了,母亲照料得更为周到,父亲留在深圳就想找份工帮衬家里。老家买了新房,每月需要还房贷四千,夫妇俩每月收入加起来有三万,日子还过得去,“父亲小时候家里穷,他总想人在的时候,为后代多留下点东西。”

如果让父亲回老家,工作随便找,但是戴先生担心父亲不会做饭,生活质量下降,同时一个人在家孤独,“还是一家人都在深圳好。”

李梦母亲的第三份工作,一直维持到当下。

来深圳一年,母亲有了改变,习惯了城市里的生活,与此同时,母女关系也在悄然升温。

有一回,母亲说去菜市场挑菜来做饭,那个时候她头发很长,有人看到就问:“卖吗?卖吗?”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母亲感到陌生,她迷糊回应了几句想表示拒绝,但对方一瞬间把她头发全剪了。

“后来,妈妈拿着钱,非常慌张地跑回来找我,神情就像小孩子一样。”那一刻,李梦意识到,在深圳,自己是她唯一的依靠。

尾声

在深圳,戴先生的父亲也第一次看见了大海。父子俩赤脚并肩站在沙滩上,海浪的声音徘徊在耳边,父亲笑得合不拢嘴,戴先生觉得好像看到了父亲年轻的样子。

母亲来深之前,把老家的羊、狗全都送人,像是做了一次断舍离。讲到这里,李梦的声音有点哽咽,那只名叫“花花”的小狗,陪伴了李梦家多年。

“之前我妈妈一直在那个旮旯里,没有去过远方,我上班之后,就想让妈妈出去看一下。不能因为人来了这一遭,只能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对吧?”

李梦表示不愿再将妈妈送回老家了。

注:文中人物均采用化名。

来源:深圳微时光 ,作者发条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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