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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中「县」与「区」最主要的区别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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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于朝阳

宋朝以前啊,大家都是县。县分城里和城外。

有的县城有福气,郡治设在这个县城。有的县城更有福气,都城设在这个县城。所以那个时候不仅郡城的名字经常是叫县名,连都城都喜欢叫县名,比如长安城,洛阳城。不像后来,北京城,南京城。

宋朝开始啊,大家还都是县。县分城里和城外。

但是这个时候,郡变成了府,被定为府城的县,它的名字就不跟县名叫了,而是跟着府叫。比如京兆府长安县,两级区划都还存在,但这个城就叫京兆府城,后来明朝时改名叫西安府,这个城虽然还是长安县县衙所在,但叫西安府城。太原府城更不是在太原县城里,两座城同时存在。所以府城的意思是,这个城属于府级区划所拥有,不属于驻扎在城中的县级区划所拥有。

民国时期,本来大家还是县,但府被撤了,府城城池的所有权,一下子下放到县一级区划了。

城市内部,往往代表着这片区域的商业中心,工业中心,是最肥的肥肉。原本有府级区划,府级掌控着这块肥肉。现在下放到县级,这对上一级的想法来说,这不是香饽饽拱手送人,暴殄天物么?于是,军阀们为了从县这级手中,把中心城池给要回来,让军阀直接控制和管理,主要是财政收入直接归军阀,于是就发明了“市”这个行政区划概念。

最早那批市,就是把县城以及关厢,以及近郊,直接从县域版图中抠出来,脱离县,由上级直辖。不过这时候,市的数量非常少。一般只有重要的省会和超级赚钱的港口才会设市。

这段时期的市,叫做城区型市制,顾名思义,就是把城区给抠出来设市。比如西安市就是把长安县县城及关厢抠出来设市。

建国后初期,市制开始普及泛滥。

由于新中国延续了民国后期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改名为专区,实际上是变相得又在省与县中间添加了一级区划。不过这一级是虚级区划,属于省一级的派出机构,没有几套班子,没有地方选举,主要是实现对地方众多县市的督察作用,替省一级分担过于庞大的县市数量管理压力。

这个时期,已经不是城区型市制了,而是政区型市制。简单的讲,城区型市制就是城池设市,县还存在,县市平行互不隶属。但政区型市制,就是把整个县,从城池到农村,全部设市。其实就是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县,改个称号,叫做市。比如咸阳市原本是咸阳城区,咸阳市与咸阳县并存。实行政区型市制了,陕西就让咸阳县与咸阳市合并为县级咸阳市了。上边还有个咸阳专区。

这个时期的市,本质上其实就是县,只不过是经济优越的县。市的主要考核指标,是工商业,主要发展建设目标,是城市规模。而县,承担的是保供任务,重点是发展农业,粮食增产。县的主要考核指标是一产,不需要全力扩大县城规模。

因为这个时期,除了省会作为省直管的市,属于省辖市。市县平级,头顶上都有一个专区,所以一般叫地辖市。专区这一级,已经在本地区内部做好了重点城镇规划,哪些县继续当县搞农业,哪些县适合搞工商业,升格为市,有专区整体统筹。

再后来,专区改叫地区,其实就是虚级区划像实级区划转变。原本只是派出机构,省级指定谁负责谁就负责。现在要把几套班子给组全,实行地方选拔选举。但功能和专区是一样的。上级任命,那么权力就更多在上边儿。地方选拔选举,那么权力就更多在下边。一旦虚级区划坐实,像历史上几波监察区划过渡为行政区划之后,除非乱世洗牌,和平时期的区划范围就很难大幅度普遍性调整了。因为基层已经开始渗入这一级权力,人事血液逐渐凝固化。对于专区变地区,很快又变成地级市是一样的。专转地,是各县进入并成为地区一级主人翁性质的一次转变,在这级统一平台上,各县人事也会变得交错盘根。

地区时代,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地区不是任何一个市和任何一个县,而是本地区所有市和所有县的领导。这叫父亲管了几个儿子,虽然有长子有次子,但几个儿子都是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

改革开放初,最后一次区划改革,开始实行广域型市制。

这个最好理解了,我们现在的地级市,就是广域型市制。一个地级市,带领一群县级市。就是当下的状态。

如果说城区型市制是城池设市,城郊分离。政区型市制是整县设市,城郊仍然一体。那么广域型市制,就是一堆政区型城市的组团,是一个小型的县城群拼成了一个行政区划。

地区对于县级市和县,叫做手心手背都是肉,一个父亲管一群儿子。只是儿子中,它要统筹规划出一个工农业分工,分一个经济上的主次。本来大家都是平级的,爸爸的职责就是管全家,而不是管某个特定儿子的生活。爸爸让谁做市谁就做市,让谁做县谁就是县。

地级市则不然,地级市其实就是大哥管一群兄弟,大哥管全家。大哥自己还要单管大嫂和大哥大嫂的儿子这个小家庭,还要统筹弟弟妹妹们各自的小家庭。

这这味儿,大家可以自行体会。原来是一群运动员,上边有个裁判。现在是跑在最前边的运动员同时兼任裁判。

所以,改革开放后,不仅有工农业剪刀差,地域剪刀差,城乡剪刀差,还有一个很隐蔽的县市剪刀差,在暗地里推动资源最大幅度集约化。

其实这个事情有利有弊,好处当然就是在中国最缺乏原始积累的时期,让资源高度集中,以点先为突破,然后带动面整体上升。这也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区域层面的体现。

爸爸当家,今天你可以是重点,明天他可以是重点,可以变换。但大哥当家,大哥肯定是最优先的,不会变得。这就是为什么专区与地区时期,地区的边界不停在变换,而实行广域市之后,边界就不会变了。因为这就是要明确,或者说由国家或省钦定中心与外围。这样省级、地级,才能真正放下心向已经被明定不变的中心集中投入资源,不用担心区划像此前一样高频变动,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一会儿东拓一会儿西拓,政策不稳定。频繁阶段性调整,各方投入容易打水漂。大家的战略定力就弱一些,都不使出全力。

由于中国的政策改革灵活性更强,但法理上仍然是省县乡三级。所以地级市,其实本质上仍然是一级虚级区划,但各大班子,地方选举,都是配齐了的。又是现实中很实在的区划。比当年的专区要实多了。

在 80 年代广域型区划改革时,像县级咸阳市,就转变为了咸阳市秦都区。咸阳地区,则转为了地级咸阳市。但洛阳市则是另一种情况。洛阳是重点建设城市,所以是当时是省辖地级市。这个洛阳市只管理洛阳市区。但同时仍然存在一个平级的洛阳地区,管理洛阳市区以外的其他本地区的县。当时河南省就犯难了,洛阳市和洛阳地区都是地级,撤哪个降级都不合适。所以最终,洛阳地区包含整个豫西,辖县数量本身就偏多,索性划出三门峡水库,成立了三门峡地级市,让洛阳地区地委与行署去经营三门峡市。整体上说,虽然都留下了本级别,但洛阳地区管辖范围严重缩小,洛阳市管理范围大幅扩张。

说完了县与市的关系,再说说区、县、县市的关系。

区,这个事物,其实民国时期就有了。当年西安府被撤,西安城归长安县政府。军阀都督府,省政府,国民政府,看着这么个本省最大的香饽饽给了个原先管农村的县,都觉得划不来。后来冯玉祥设西安市,国民政府要设西京直辖市,省政府又设省里直管的长安县城关区,后来国民政府最终设立西安市,也到处划区,以方便上级收权。区,开始不是行政区划概念,是一个经济区划概念。

到了 80 年代广域市改革后,区开始成为与县平级的,在法理中就是县的另一个变体的实级行政区划。几套班子,地方选举,也都配齐了。

县级市没有区。地级市才有。县级市与地级市的区,都是以发展城市工商业为目的,都是“市”的使命。

但是县级市的自治权限最高。县级市市区该如何发展,是地级市布局指导,县级市自己规划执行。是在配合地级市的大方向的同时,自己管自己。所以说兄弟还是兄弟,哥哥可以带着弟弟一起挣钱,但赚了钱,毕竟是两个小家的账户。

区不同。区虽然也以发展城市工商业为目的,但属于作为规模庞大的地级市的区域代理,分管地级市片区。它本质上是地级市的一部分,是地级市的高级助理,而不是独立运营的子公司主管。

在法理上,市是不能管市的。所以县级市在公文中,被写作某地级市代管。法理上它是省直管的。但县,是可以被地级市在法理上管辖的。因此地级市是市与地区双重功能。县的管理权限较区大,但方向是农村。县级市的管理权限比县更大,但方向是城市。

我大概是这样理解的:

地级市,是管理本城,同时也统筹全地区。

区,是协助地级市管理本城的。

县,是管理广袤农村的。

县级市,可以广袤农村地区中,另外建设成城市的区域,但规模普遍比地级市小。

改县设市与改县设区

其实理解了市县逻辑,就明白该县设市和改县设区的最大不同了。

改县设市,是让这个县改变发展农村的方向,改为把自身建设为城市。是县的经济权力加强了。比如,咸阳专区形成以前,咸阳南部平原县是西安府的一部分,北部太原县一般彬州。后来成立咸阳地区和咸阳地级市,彬州也成了咸阳底下一个普通的县。但是这里历史底子也厚,又有一些矿,所以彬州因其区位和实力,历来也让咸阳头疼。后来彬州撤县设市,成了县级市,相当于咸阳还是让渡了更多权限给彬州当地。改县设市,虽然不像地级市那般升格,但毕竟是加强自主发展权,对地方班子是重大利好。而且,将来要新成立地级市,恐怕也很难直接从一个城区规模很小的县直接升格,而是要选一个县级市,成为新的地级市市区。这也是对未来潜力的增加。

改县设区,是把这个县改变为地级市市区的一部分,其实县的经济权力减弱了,因为规划建设上更多要听从地级市的直接部署,不像此前那么独立自主。但是对地级市来讲,这个县,在未来的行政区划中,就很难再划到其他地级市了。因为它名义上已经是本市的一部分了。地级系统人事会逐渐渗透区内,最终全面掌控区级系统。那就很难割出去了。快慢都只是时间问题。要知道,县这级区划,可是历经两千多年风雨而不倒,它几乎代表了最有历史韧性的行政单元大小。市其实就是县的一个改称,而现在的大城市规模庞大,一旦周边县撤县设区,则与市区“同县”视之,绑在一起的历史韧性就会变得异常强固。

西安市就很典型,从五十年代,咸阳市合并咸阳县,成为了当时的咸阳市。城郊一体。但同时间,长安县只是交给西安市代管,而不是并入西安市。所以尽管作为西安城附郭县的长安县此后没有被划出西安市,但划与不划,陕西始终拥有主动权。长安县只是自己管自己,接受西安的指导而已,发展以县为主,以市为辅。但到为了新世纪初,长安县改长安区,从此长安区就是西安市的一部分,它该如何规划发展,应当以市为主,以区为辅。不过由于西安与长安被分离了七十年,所以长安区并入西安之处,还有很多被地方老百姓嘲讽为特别行政区,独立王国的怪现象。但法理上,长安已经属于西安,而不是从属西安。

陕西省当年把距离西安府最近的县城划出去成立了咸阳市,后来西咸一体化进度缓慢,省里却不停给西安撤县设区,也算是另一种补偿,加强了西安对周边的控制。这也是西安在周边到处划开发区的一个行政优势前提。毕竟这些变成区的土地,西安投入放心,县改区把土地交出去给西安开发区它也放心。当然,除了跨地市的西咸新区是国家和省级硬推。

同样,咸阳市如果想要西拓城区到代管的县级市兴平市,又想保证咸阳市系统在新区发展利益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就需要把兴平市改市设区。咸阳近两年一直有推动这块。

开发区曲线救国

由于行政划区报批门槛现在越来严格,国家不允许随意更改区划。但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尤其像西咸这种火车站距离只有 20km,地市行政区直接贴在一起几十公里的,肯定会严重制约双方的发展规划和用地指标。

省级虽然没有权限直接调整行政区划,也不愿向国家申报调整,但可以玩开发区代管方式。把其他县,其他县级市,甚至是其他地级市的县,其他地级市的县级市,甚至是其他地级市的市辖区,全部打包进一个开发区,借壳上市,让开发区去承担这个新区域的发展建设,然后开发区与行政区进行发展受益分成。

这一套在全国已经很多了。这显然已经是推动新一波区划调整大潮的支点。因为在很多开发区,行政职能与经济职能交错,权责不明,已经制约了发展,要理顺这些,需要回归到法理与现实的重合,把权责统一,理顺投入产出关系,顺便清理其中滋生的各种不劳而获的发展卡壳方,释放地方发展能量。这波浪潮,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到来。但以现在中国发展之艰难,下一轮改革,在时机稳定之后,可能随时到来。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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