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海拾贝 文摘 被网课改变的高中三年

被网课改变的高中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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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9日上午9点,上海考生董绘名考完英语口语后从考点走回家,心情平静,刷着手机开始查高考考生买电子产品有哪些优惠。而此时,在1个月前已经按照正常考试时间考完的黑龙江考生张冰冰和山东考生陈兴,正在紧张地等待着志愿大学的录取结果。

随着上海高考英语听说测试结束,2022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分处于不同省市的高考生,虽然有着不同的学习方式、考试科目,却有着类似的集体记忆:

2020年2月,正值高一的他们随着疫情开启了“网课生活”。此后的2年,疫情的阴霾或浓或淡地萦绕在他们身边;今年3月,在“备战”高考前夕,疫情在一些地区卷土重来,他们或在家重拾网课,或在学校接受封闭管理,或者迎来高考延期。这种“非常态”的日子,一直持续到高考结束。

2022届高考考生,是在疫情下完成高中学业的一代,也是大规模使用网络教学的一代。正如有媒体将他们称为“网课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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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的春节分外冷清与紧张,新冠像一头怪物在各地肆虐,让节日气氛全无。或许是受大人们紧张情绪的影响,还在上高一的张冰冰,对于即将到来的下学期,感觉“特别害怕”。

张冰冰在黑龙江某地级市一所“比较好的学校”上高中,班级是“尖子班”。黑龙江作为“老高考地区”,高中还是传统的文理分科。高一开学刚两个月时,她在班级里排名还不错,不知道自己适合学文还是学理。由于怕物理学不明白,她最终选择了学文。

可真到了文科班,她才发现自己对文科不太感兴趣,“学不懂,也不爱学”。她的成绩直线下降,“在班里倒数第一、倒数第二”。学校实行“末位淘汰制”,已经有同学被淘汰去了普通班,这让她压力特别大,“很怕下一次会掉到后面的班级”。

“尖子班”按成绩排座位,同学之间似乎隔着无形的屏障。张冰冰不敢主动交朋友,别的同学也不主动接近她——她寻思,自己成绩排名垫底,可能下一次就被“淘汰”出去了,即便交了朋友,关系也不会特别长久,“人家可能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她在班里基本没有朋友。

因为成绩,她也成了老师的重点关注对象,几乎每节课的课间10分钟都会被老师拽着去办公室,“这个老师拽完,那个老师拽”,“特别特别烦”。

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让张冰冰很害怕高一下学期的生活,连学校安排的寒假补课都没参加。直到接到学校突如其来的通知——“下学期要上网课,不知道上到什么时候”——她才松了一口气:这下好了,没有和同学社交的压力了,也不用再体会和老师面对面时那种紧张害怕了,能“自己在家好好学习”了。

网课是从3月3日开始的,时间安排和在学校上课时差不多:每天早晨6点半先上早自习;之后上3节正课,每节50分钟,中午11点半下课;下午的正课1点半开始,也是3节,5点下课;晚自习照旧是从晚上6点上到9点半。

早自习一般是早测(测验),晚自习一般留给学生写作业。高一的作业不算多,张冰冰到晚上8点就差不多能写完,然后躲在摄像头的一边玩手机——老师们以前从没有过网课的经验,不知道要学生上课时“全程露脸或者露手”,这就给了学生们“可乘之机”。张冰冰经常玩手机到凌晨1、2点才睡,以至于第二天听课、做题时都一直犯困。

张冰冰的网课能如此“自由”,也跟她妈妈同样需要“上网课”有关——妈妈是小学美术老师,每天要给孩子们上一两节课。因为上课时间紧,下课时间短。张冰冰和妈妈每天只能利用上午和下午的“两个大课间”吃两顿饭,上午9点吃一顿,下午3点一顿,草草果腹。

张冰冰说,母女俩都关在家里上网课,“那种感觉挺奇妙的”,就像妈妈陪着她上课一样,让她十分放松。她和以前没分班时的同学交流一圈,发现大家上网课的状态都差不多:开始觉得挺新鲜,慢慢地,因为不用和老师面对面接触,没有老师看着管着,就都松懈下来了,上课的时候偷玩手机、打游戏、看电视,“写作业也没有在学校时那么认真了”,有人干脆抄同学的——结果就是,大家“成绩都不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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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绘名就读于上海一所市重点中学,上网课的时间比张冰冰早半个月。

2月17日,学校就安排学生们开始上录播课——老师把讲课视频上传到学校的网络平台,学生每天按照课表,对着电脑自学完相应的课程。可能是发现教学效果不好,从第二周开始,学校又开始改用腾讯课堂了。

刚上网课时,董绘名每天6点多就起床,精神得如同打了鸡血,等新鲜劲过了,慢慢就变成了8点才起床,洗漱完吃过早饭,差不多就到上课时间了——学校没有安排早晚自习,每天早上8点半开始上课,上午和下午各4节课,每节课40分钟,课间休息20分钟,下午5点下课。

上海作为2020年全国14个高考综合改革的省市之一,取消了文理分科,改用“3+3”模式,即常说的“大三门”和“小三门”。前者指语、数、英为必考科目,每科满分150分,以高考卷面分计入高考成绩。其中外语考试包括笔试和听说测试,考生可选择参加1次或2次外语考试,较高一次成绩将被计入高考总分;后者指在物、化、生,政、史、地这6门中选择3门作为选考科目,每科满分70分,按等级赋分计入高考成绩。

高一上学期结束,学生们就要选择好“小三门”。老师每天布置的作业,董绘名做完后要拍照上传到学校的网络平台。通常,语文是“积累整理的作业”,数学是“每天2到3面的A4纸练习题”,一般半个小时就能写完;英语“每周做一两套模拟卷,具体(分解)到每天,基本上是几篇阅读理解”;地理和生物每周上3次课,“作业都不到半小时的量”——唯独物理,虽然作业同样不多,但“网课教学没有线下教学那么好懂”,“把知识点搞懂就要比较久”。

历史和政治没有作业,她没选化学,所以对化学作业也就放松了。每天写完作业,她就“摸鱼看番(剧)”,在B站追《某科学的超电磁炮》《CLANNAD》《月刊少女野崎君》。有时即便在写作业,也会“以不同的姿势摸鱼”——除了看番剧,她还经常玩音乐游戏《BanG Dream!》,常常拖到上传作业的截止时间前才写完。

她自嘲地说,自己大概“每隔两三天就会迎来一次ddl(Deadline)危机”,紧迫之下,偶尔也会一鼓作气“鸡血地把之后的作业一口气提前写了”。

那时上网课,学校也不要求学生开摄像头露脸,老师管理也不严格,“上课人在,作业交了就没什么大问题”。所以上课时,她也会开小差,“和同学在QQ群聊天聊得很开心”。

但董绘名还不是最早上网课的那一批高一学生——2020年的2月8日元宵节,高一的陈兴于开学前一天就接到了学校的通知,说因为疫情学生不能返校,“要在家里上网课”。

陈兴在山东某县的一所民办中学读书。学校是当地口耳相传的“名校”,以“教学质量高”和“一本率高”闻名,每年报考的孩子趋之若鹜。前几年,学校成立了教育集团,在山东省内外开了多所分校,陈兴从初中开始就在其一所分校就读。

对于上网课,陈兴当时第一感觉是“开心”。他家在邻市,距离学校有2个多小时的车程,平时每月只能回家一次。而在家学习就显得比较放松,“自己也有很多空余时间”。

他的网课课程设置跟在学校时差不多:7点半“早读”,8点上课,上午4节课,上到中午11点50分下课;下午2点开始上课,上3节课,5点半下课;晚饭时间后,从6点到9点是2节晚自习;晚自习后的半个小时,他要在学校发的本子上写“今日总结”,制定第二天的学习计划,拍照上传到学校系统里“打卡”;之后的时间就可以自由安排了,“还是比较充裕和自由的”。

老师们教课靠钉钉直播或者定期发起视频会议。一开始,陈兴会偷懒,“基本上一起床就接到钉钉电话”,来不及吃的早饭只能在第一节课或者第二节课的课间去垫一垫。网课的前几天,老师主要是检查假期作业、让同学们预习新课、做练习题。等开始讲新课了,老师就把新的知识点做成课件或录成视频,发给学生们自己按时看。

“课堂”上,老师会通过抽签点名的方式提问,检查学生们对新知识点的掌握程度。起初陈兴还觉得这种方式挺有趣,新鲜感一过,老师的提问就让他觉得害怕了。

因为没有老师监督,自制力比较差的学生在上课时不乏有“划水”的,大家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招数逃脱老师的检查,比如用“拿本书把自己挡起来”、“假装网卡了”企图蒙混过关。陈兴自认为是“比较听话的那类学生”,他会在课下按时完成作业,课上认真学习,但有时也会忍不住偷偷玩手机,“看视频、刷抖音、听音乐”,都干过。

曾有一个同学发现了钉钉的bug——开着摄像头时,如果把软件界面切换成小窗,摄像头就会发生卡顿,停留在退出时的画面。于是,那个同学常常在上网课时冲着摄像头摆出认真听课的姿势,然后将软件切成小窗口,自己再偷偷去干别的事。

一次上语文公开课(年级主任和校长都在线上旁听),语文老师看这位同学听得非常认真,就点名让他回答问题——当时他应该是在和同学打游戏,没有关麦克风,只听见他吆喝:“那个人在山上,快把他干掉,把他干掉我们就赢了!”

当时语文老师“非常无语”,但也只能留言让那个同学“下课后解释清楚是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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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课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张冰冰对学校、老师和同学的紧张情绪有所缓和,也让她从更客观的视角,发现了老师的“另一面”。

高一寒假结束后突然要上网课,老师和学生都没有任何准备,“什么教材也没有”。老师们冒着黑龙江零下20多度的严寒,用最快的速度把用心准备好的教材、一摞一摞的练习册和试卷,亲自往每个学生家里送。对那些住在郊区和村里的同学,老师会把教学资料放在指定的地方,打电话让家长去取。若实在偏远,还有专车去送。总之,上网课的几个月里,从来没有出现学生缺教材、缺练习题的情况。

张冰冰觉得自己的老师都很负责,尤其是班主任——考虑到上网课,电脑屏幕上的内容会“一闪而过”,学生的学习状态也不是很好,每天讲完课后,他都会把本节课的重点问题标记出来,写成笔记,发到班级群里。遇到新题型,他也会发到群里让同学们看看,偶尔还会利用晚自习时间给同学们加课。

张冰冰和同学们每天做完作业后,要拍照上传到小程序里,再由老师批改和评分。老师们会指出每一道错题,语音留言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改。同学们听到后,要用红笔修改,并在旁边写上错因,再拍照上传到小程序里给老师们再看一遍。

鉴于很多学生贪玩,每天熬夜晚睡,第二天上课犯困,老师就会给家长们打电话,让他们帮忙给孩子“做心理功课”,保证“不在上课时溜号”——这种方式颇有成效,张冰冰说,后来同学们上课时“就比较认真”了。

虽然不能见到老师真人,但陈兴觉得可以通过钉钉、微信、QQ问老师问题,这样倒更方便了,不像平时在学校去办公室里找老师问问题,老师不在就等于白跑一趟——软件一般都有“已读”功能,当老师“已读”了,回复也很快就收到了。因为经常交流,他觉得自己和老师的关系“更密切了”。

当然,同学之间的交流也丝毫不会少。大家经常一起聊天和吐槽,除了聊“今天老师的课讲得怎么样”,他们同样关注每天的头条新闻、娱乐八卦、国际事件——在家里上网方便,陈兴觉得跟同学能聊的话题也更多了。

陈兴的学校倡导一种独特的“小组合作学习”模式——一个班的学生,按照学习成绩分为4个档次,不同档次的4个学生要组成1个“学习小组”,由“一号同学(成绩最好的同学)”担任组长。网课期间,学习小组也挪到了线上,陈兴本是组里的“二号”,因为组长喜欢睡觉,他就接过了“督促组员”的任务。

学校要求学生早上6点半“打卡”,他差不多6点就得起床,自己“打卡”后挨个给组员打钉钉电话,叫他们起床“打卡”。到了晚上,他还要再提醒组员写“今日总结”并“打卡”。平时还负责收作业的他蛮自律,但其他3个组员,联系不到人、上课缺勤、不交作业的情况,经常发生。

整天在家里学习,时间长了,学生们难免感觉无聊和压抑。学校考虑到这点,也会组织一些线上活动“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为了督促学生们锻炼身体,学校会要求陈兴他们在“大课间”做韵律操,要录成视频上传到学校系统“打卡”。

网课一上就是3个多月,清明节、端午节和劳动节,陈兴都是在家里过的。每逢节日,学校就会在系统里发起线上活动,让学生拍摄活动的照片上传到系统里,由老师评级,量化成学分,计入班级日常评价。

比如会召开节日主题班会,让同学们介绍节日的来源、习俗。还会搞些亲子活动,比如端午节让家长和学生们一起看龙舟比赛、包粽子和做香囊——在2020年端午节,受限于条件,陈兴只能和妈妈一起包粽子。他包得很不熟练,在妈妈严厉的指导声中,一下午才“顺利包了3个”。不过,他和妈妈一边包一边笑,感觉“挺好玩的”。

陈兴喜欢读书,居家上网课那段时间,他读完了《明朝那些事儿》《围城》《我们仨》和《复活》。从初一开始就住校的他,一个月才见家人一面,很少有如此长的时间和家人相处——做生意的父母,因为淡季和疫情几乎天天在家里,读研的姐姐此时也同样在家上网课。

每天,一家人吃饭时都会聊天,他喜欢和爸爸讨论国内外的新闻,互相交换看法,“见识增长了不少”。空闲时他会做些家务活,饭后刷刷碗。他说,那段时间,自己和家人的关系“亲密无间”,温馨的家庭氛围让自己“每一天都非常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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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8日,董绘名的学校复课了。网课期间,每次小测验前她都会临场抱佛脚,“把欠下的(知识点)尽量搞懂”,好掩盖摸鱼的事实,所以高一下学期期末考试,她的成绩还挺好。但她也意识到了网课对同学们成绩造成的分野,“适应网课学习模式的进步很明显,不适应的会有所退步”。

董绘名后来总结,高一的网课经历,让自己“初步知道了‘自学’是怎么一回事”,“还有放纵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多少也为升入高三后的自学提供了经验。

而对于2020年的返校的时间,陈兴同样记得很清楚——六一儿童节那天上午,老师跟他们说:“恭喜同学们喜提开学。”

当天下午,在家待了3个多月的陈兴和同学们回到了学校。老师第一时间开班会强调,虽然恢复了线下的学习,但是疫情形势还是非常严峻,要做好日常的防护。教室里每天早中晚要消毒一次,因为陈兴的座位靠近窗户,所以开窗通风、喷84消毒液、拖地,都由他负责。

出于防疫需要,学校制定了很多规范。以前是全班50个同学,大概分为12个学习小组,两张桌子拼在一起,4个人围着桌子坐成一圈;现在为了防疫,把桌子重新分开了,恢复成一排一排的,还加大了间距。学习小组则改成了“前后桌的4个人为一组”。

学校要求,上课时老师和同学都要戴口罩,后来变成了老师讲课时可以摘下口罩,学生必须全程戴口罩。此前上课时有小组讨论的环节,课下同学之间也经常继续讨论问题,如今,老师说特殊时期,“非必要不讨论”。同学们也听话,自觉减少了讨论问题的次数,遇到自己实在解决不了或者是需要合作的事情,才小小讨论一会儿。

同样,在人员密集处,必须全程戴口罩,平时尽量少说话,不能两个人并排走——为了防止学生们在路上不自觉地并排走,要以班级为单位,男生排一队,女生排一队,下课后排队去食堂吃饭;吃饭时也不能挨着坐,一个人的左右两边要各空一个位子,也不能面对面坐,桌子两边的人得错开坐;吃完饭后还是排队回宿舍,到了宿舍楼下,男生、女生再分开走。至于上厕所,可以自由行动,但是得戴着口罩——总之,只有在宿舍里才可以不戴口罩。

这些新校规让陈兴“非常不舒服”,“很不适应”,他希望回到疫情之前“同学们一起玩儿、一起闹”的校园时光,但显然不可能。

每周六下午第三节课后的4点半到6点,是学生们自由活动的时间。他们可以回宿舍洗衣服、收拾东西、洗个澡,也可以去操场打打球、跑跑步、散散步。只有在空旷的操场上,人流不密集时,才可以摘下口罩,放松一下。

新规之下,同学们自然一直非常关注疫情的情况,陈兴他们每天到教室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多媒体教学设备,在百度上搜“山东疫情”,看哪里新增了多少确诊,哪里“被封了”,哪里“解封了”。当时疫情形势尚不明朗,他们也会恐慌,老师一直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让他们不要担心。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8月1日放暑假(学期延长了1个月),疫情形势终于好转,学校管理也不像之前那么严格了。陈兴他们也可以在上课时可以戴着口罩讨论问题、吃饭时可以面对面坐,平时也可以并排走了。开班会、开年级会,要求也没有那么严了。

而黑龙江的网课则一直持续到7月中旬才结束。夏天返校后,张冰冰的第一感觉是:“不是特别适应”。

她的同学们也是如此,上了一整个学期的网课,大家似乎都不爱学习了,返校后的第一次月考成绩惨不忍睹,“尖子班”的数学考试平均分只有40多分。后面的一两个月的线下教学,老师“特别努力地拽”,同学们的数学平均分才逐渐回到90、100多分。

返校后,张冰冰另一个明显的感受,是“假期少了很多”——网课期间,学校每周日会放一天假,遇到“五一”小长假,也会放1天半左右。而返校之后,每两周才能休息一个周日,节假日几乎不会再放假了。

接下来的2021年,生活基本恢复了正常。

但对于陈兴而言,虽然高二一整年没有受到疫情影响,但是高一网课的“后遗症”似乎一直存在——从前一年学校复课后,他以为老师会把网课期间的课程“重新过一遍”,结果发现是自己“想多了”。

他们要准备“合格考”和信息基础通用考试,时间紧张。虽然很多同学高一上网课时学得不扎实,但也只能跟着老师的教学进度走,继续学习新内容。直到后来,“估计是老师看不下去了”,才在期末考试前,专门拿出半个月把高一时网课的内容“稍微过了一遍”。可陈兴觉得,网课时的那些课程,就像没有打牢的地基,一直影响着他高二后搭建的知识框架,他只能通过问老师和自学,尽可能去弥补。

这一年上海也很安稳,董绘名重新适应了线下学习的节奏,对于上一年网课期间“欠下的债”,她只能通过“刷题”来弥补——不过这仅限于理科,她不重视文科,也没投入时间去追赶,以致于高二后她的语文和英语成绩一直不太理想。

2021年4月,黑龙江突发疫情,张冰冰又上了大约1个月的网课。对于这次短暂的网课,她没有觉得恐慌,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发生的地方距离她比较远,另一方面,突然“从特别有压力的”在校学习变成回家上网课,对她来说“心里其实挺轻松的”。

第二次上网课,老师们更有经验了,都是在学校的教室里用在线课堂上课,让同学们看着班级的黑板,让学生们“会有一种更容易学进去的感觉”。

当时,正值高二下学期第一轮复习,张冰冰也有了学习的自觉,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作息。晚上8点到9点写完作业后,她会自己刷题到11点左右,然后上床睡觉。

此时,她的成绩已经慢慢提了上去,她也敞开心扉,在学校里交到了一些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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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春节过后,黑龙江疫情不断,已经进入高三下学期的张冰冰开始了自己高中生涯的第三次网课。

这次的网课上得断断续续:寒假期间,网课上了20天;2月份开学,恢复线下上课没几天,3月3日后因为本地大规模做核酸,又断断续续上了好几次网课;到距离高考还有60天左右的时候,防疫需要,又上了一周网课;回到学校上了一两天课之后,学校又通知学生们回家上网课——一直折腾到高考前40天,张冰冰才回到学校。

此时的“网课”大多是与“核酸”关联在一起的:一旦周边城市出现病例,张冰冰所在的城市就要做核酸。上午在社区做完核酸,下午居家上网课,等第二天核酸结果出来,显示阴性才能返校。

起初,核酸基本上是一周做一次,后来不管有没有疫情,每周都要做。张冰冰已经记不清楚自己做过多少次核酸、上过多少次网课了。

刚开始上这种短暂的网课,张冰冰“没有很慌”,可后来总是这样,她就“特别慌了”,那是一种对未知的恐慌——她不知道网课会上到什么时候,每一次会上多久;不知道今天回到学校,第二天会不会突然又有疫情;也不知道网课会不会一直上到高考前,那她再也无法见到老师和同学了。

每次学校发完上网课通知后,会留出一段时间让学生们收拾东西。张冰冰和同学们都很紧张,她和几个朋友用打赌的方式互相鼓励,约定“一定要好好学习,下次回来测试谁的成绩下去了,那就要对谁有一些惩罚”。

春末夏初的黑龙江,天气仍凉,张冰冰就在线上迎来了“二模考试”。老师根据家庭住址,将住得比较近(同小区或相邻小区)的四五个同学划分成一组。一共考4科,每人负责取一科试卷——大概在考试前10分钟,取卷子的同学拿着刚从老师那里拿到的试卷,来到小组约定的集合点(两个小区中间那条道路或者某一个商店门前)分发试卷,大家再赶紧跑回家,打开视频,考试。

考完之后,每个人要在5分钟内再次跑到小组集合点,把试卷交到对应同学的手里。同学收齐试卷,报告老师,再马不停蹄掐着时间给老师送去。因为有的小组离学校远,送卷子需要乘车,所以试卷到达老师手里的时间无法统一。那也要尽快,好免去作弊的嫌疑。

一般情况下,班主任会在学校门口接应,然后把收回的试卷分给各科老师。再之后,跟2年前一样,老师批改完,拍照,上传到小程序,让学生们更正。

距离高考仅剩40天时,学校终于复课了。为了抢时间复习,学校干脆实行半封闭管理,让学生早上6点半到校,晚上10点出校,中间不允许任何人进出。

为了让平时走读的张冰冰安心复习,妈妈每天都给她送饭。最后40天的高考冲刺,张冰冰的回忆是,“当时真是又害怕又烦,还挺期待着毕业”。期间充满了细碎的不适应,比如午休时楼上班级太吵睡不好,趴在桌子上睡午觉,手和脚都会麻。

为了让学生们放松,学校领导想办法“开辟出一些娱乐时间”,比如在午饭后到午休前以及晚饭后到晚自习前的这段时间,不让学生们在教室里学习,而是轰他们“出去溜达”。

高一、高二时,学校每年都让学生劳动,在学校的花园里种李子树、松树。张冰冰和同学们在长高的树下挖野菜或捡松果,“干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她说,“玩儿的时候很快乐,会忘掉那种乱七八糟的压力”。

3月,就在张冰冰断续上网课的时候,上海在新一轮疫情之下,已经开始实行居家隔离。3月14日,董绘名也开始重新上起了网课。

董绘名的妈妈是护士,疫情期间基本每天都要上班,家里只有她、居家办公的爸爸和一只猫。因为医院的同事确诊,妈妈曾被拉去酒店隔离过一周,董绘名对她的辛苦感同身受。在一线的妈妈会告诉她疫情防控的真实情况,多少缓解了一些她在网上看到传闻后引发的焦虑。

家里不缺食物,只是食材单一,“天天吃大白菜,也会有些厌烦”。在高三最后的日子里不能去学校上课,她觉得挺遗憾,因为此前的高三生活“挺开心的”,但是疫情来了就都回不去了。

高三的网课,老师的要求更严格了。学校用腾讯会议上网课,上课时要求学生开摄像头,露脸,考试时,手和脸要同时出现在画面里;老师和同学互动的频次多了一点,上课如果答非所问,也会被批评;数学老师有个专门的师生群,会把做的不认真的作业拿出来“处刑”;有同学被抓住“写作业或者考试用了作业帮”,被罚写检讨……

在漫长的居家期间,董绘名一直尝试调节自己的状态,建立学习和生活的秩序。5月底,她在网上更新心情,剖析了网课对自己学习状态的影响。

她觉得自己“高中这几年,在学习上都会侥幸地依赖外界环境”——这轮疫情前,她喜欢选择在比较有学习氛围的环境里学习,比如,平时住校,她会在教室或宿舍里自己刷题,寒暑假她会去家附近的图书馆。她总觉得在这些地方学习效率比较高,一旦周末回到家,自己就会“变成一条咸鱼”。

高一网课时,她在“打鸡血”和“摸鱼”之间摇摆,靠着“临场抱佛脚”应付测试。这种依靠外界压力驱动的学习方式,弊端在高三网课时全部暴露了出来——她成了“全日制而非周末限定咸鱼”,感觉自己“做不动题了”,“每天写完作业就觉得很累”,也没有办法像在学校时那样和同学、老师畅快地交流学习了。

这一切都让她觉得很无力:“高一是在学新东西,漏了的会明显暴露出漏洞,高三下学期主要是复习,欠缺的不会明显暴露,只会像温水煮青蛙那样,慢慢地没有了做题的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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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冰冰和董绘名不同,2022年3月初,陈兴被封在学校里了。

刚开学一个月,疫情蔓延到陈兴的学校所在的县城后,原本应该放“大周”回家的那天,学校突然宣布“封校”——其他年级学生都回家上网课了,只有高三学生留在学校里。虽然理智上知道这是应对高考的无奈之举,但陈兴心里还是非常不爽。

刚开始,他和同学并没有把这轮疫情当回事,“以为顶多两周就会解封”,然而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随着确诊人数不断增加,周围几个县相继“静默”了。疫情开始牵扯同学的注意力,每到课间,大家就打开教室里的多媒体教学电脑查看当天的情况。陈兴同桌的爸爸是一名警察,在一线抗疫。那段时间,同桌就成了班里的话题中心,大家经常围在他身边,向他打听消息。

为了防疫,学校不允许家长给孩子们寄送东西。到后来,衣服就成了一个难题。2月16日(正月十六)开学时,学生们穿着冬衣来学校,陈兴身上最薄的衣服是件保暖内衣。封校一直到4月,山东天气转热,他只好穿着保暖内衣去上课,还是汗流浃背,“汗出多了,浑身都痒,那种感觉非常不舒服”。还有的同学穿着羽绒服和棉袄,实在热得受不了,就穿拖鞋上课。“开风扇根本不管用,学校还不让开空调。”

另一个难题是理发。学校后勤处统一派老师过来,随便找一个教室,谁想剪头就报名,据说“那个老师的手艺不咋地”。学校的超市也关门了,实在没零食吃,陈兴听同学说医务室有卖巧克力和糖,就过去买零食,正好碰到医务室的阿姨拿着推子给她丈夫理发。

见阿姨手艺不错,他便问能不能帮自己理。阿姨说:“只要你不嫌弃,我就帮你理,但你别对外说啊。”就这样,他花10块钱,买了大拇指肚大小的3块糖,1块巧克力、1块软糖和1块奶糖,还顺便理了发。回去后,同学和老师都觉得他头发理得好,纷纷问他在哪儿理的,他只能忍着不说。

封校期间,学校食堂供应的饭菜,种类倒是和往常一样,每顿1个肉菜、3个素菜、1份汤或粥,但取餐方式由自助式变为了定额分配,肉菜数量有限,去晚了就没。陈兴说,封校倒是让学校饭菜的味道提高了不少,往常是大锅菜,如今只剩高三学生了,菜“做得有滋味儿了”。

一次,陈兴在教室里多学了一会儿,去到餐厅时发现他们班的就餐区就只剩他的舍友还在。舍友把盘子里鸡腿夹给他,说是给他留的。他问舍友为啥不走,舍友说:“如果我走了,你哪里还有肉吃?”陈兴感动得不行。

留在学校里的高三学生们,每天依旧是复习、考试、讲评,和平时没什么区别。生活单调,每天中午听学校广播里放的歌,是陈兴唯一的调剂。歌单是固定的,第一首是李玉刚的《万疆》,他觉得很好听,第二首是耳熟能详的《我和我的祖国》。他每次就只听这两首,然后就进食堂吃饭了,后面的歌就听不见了。

封校期间,校长和所有高三老师都留在学校里陪学生。当时学校的财务出了一些问题,有些老师拿不到工资,也依然坚持认真工作,让陈兴“感觉是非常负责的”。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将近2个月。4月底,全市高三学生要参加第二次模拟考试。考完的那天晚上,陈兴在走廊里听见有人喊:“终于放假了,终于放假了!”刚开始他还不相信,等他回到班里,才知道这是真的。同学们都非常高兴,“真的都快乐疯了,终于能回去了”,一群男生搂在一块儿,又跳又叫,“感觉都快把整栋楼给掀了”。

不过,依然有同学因为家在“封控区”不能回去,其他同学就帮忙给他们带吃的、穿的、用的。

随着高考一天天逼近,董绘名陷入了焦虑,她觉得漏掉的知识点很多,而自己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她与初中同学交流之后,更是感受到了学校之间的差距。她的学校,每周考一套“语文整卷”,老师就觉得很难了;而她的同学在更好的高中读书,之前都是一周考两套卷子,现在才减到一周考一套。

董绘名在“初升高”的时候,3次自主招生都去了上海的“牛校”,中考填志愿时却戏剧性地“高分落榜”,进了这所普通的市重点中学。她心底一直埋藏着一股不甘,“从得知录取结果的初三暑假就开始努力”,这3年,她的学习成绩总是保持在年级前列,可看到原来成绩差不多的初中同学如今享受着“各式的午餐、400米的绿茵大操场、真正能改变学习生活的社工部Q&A”后,她还是憧憬不已。

她一面被各种情绪缠绕着,一面不断摸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转折点出现在她尝试了“无纸化学习”之后——高三需要打印很多复习资料,一大堆A4纸堆在一起,“有种‘白色恐怖’的感觉”。她后来发觉自己不愿意做课外习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不想打印。于是,她做作业、刷题,都用平板电脑。开始是觉得新鲜、有意思,后来发现无论是整理资料还是查找资料,都很方便,她干脆自己在网上找各种“模卷”做。

董绘名认为,能做到“没有他人的审视却能自处的人,才是真正会学习的人”。本来她就觉得“想要让这个能力(自控力)增长挺难的”,所以才尽量借助外物约束自己。可疫情期间,她没有办法依靠外界了,只能依靠自己朝这个方向努力。她开始在家里做运动锻炼身体,为了避免自己摸鱼,会直接把手机关机。

张冰冰倒是觉得网课对自己帮助挺大。高一的网课帮助她度过了那段害怕面对老师和同学的时光,让她获得了喘息和成长的空间。她自认是“不太喜欢听老师讲课的学生”,上网课老师不会占用太多自习时间,她就有了更多时间自学。

她自学的方式主要是刷题。她的数学成绩稳定排在班级前列,刷题不多。除语文外的科目,都是靠这招提分。比如她一直都不感兴趣的英语,因为高三时老师天天鼓励她、抽查她,她“大概刷了四五本题,单词背了几遍”,成绩从折完后的五六十分,提高到了一百一二十分。对于“一直学不明白”的文综,以前35道选择题她能错将近20道,刷了四五本选择题后,35道题就只错5、6道了。

高三网课期间,张冰冰的成绩有了很大的提升,“还是挺感谢当时的自己,虽然当时真的挺累,看不懂题,也一直看不到效果,就特别特别烦,但是其实后来结果还是挺好的”。

7

高考前一个月,张冰冰一直失眠。紧张、激动、害怕、期待,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她有时候深夜11点躺下,凌晨2点才能睡着。但是高考那3天,她倒不紧张了,“考完一科,解放一科,挺放松的”。

老师和家长想各种办法帮考生们缓解紧张:考完数学后,老师在班级群里发同学的表情包,帮助他们放松心情;女老师穿着旗袍,男老师穿着马褂,站在校门口为同学们们加油;她的妈妈和小舅,拿着花、奶茶和一堆好吃的去接她;还有航拍记录高考的场景……她觉得整个过程“都很高兴”。

经过疫情和网课,张冰冰对老师的印象改观了,对于之前那几个感觉“不太喜欢自己”的老师,上过网课之后,她“特别特别喜欢他们”。她说,高中3年多亏了这几位老师,“他们真的特别好”,“真挺用心的”,班里很多落后的同学都是被老师们用心理辅导、单独补课的方式,“一点一点拉上来的”。

张冰冰的爸爸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疫情期间,为了满足她馋面包、饼干的愿望,不太会做饭的妈妈上网学做各种吃的。为了缓解她的压力,妈妈会带她出去散心,有时她的情绪不稳定发脾气,妈妈会陪着她,疏导她。经过疫情,她发觉自己更加爱国了,有时听到爱国歌曲,会产生“特别想学习”的感觉,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因为高中时间被网课占去不少,也让张冰冰特别珍惜和老师、同学在一起的时间。因为疫情,成人礼、运动会之类的活动都取消了,“同学之间不像以前那么团结”。高中毕业时,班上的40个同学,还有一小半她都不熟悉,“可能只是收发作业或站队的时候讲过几句话”,这让她觉得很遗憾。

高考前,陈兴说自己的状态“平淡无奇”——每天按计划来,“成天做卷子、讲评、纠错、做卷子、讲评,这种无限的死循环”,学校在高考前1周才让他们“自由回扣(复习)”。他感觉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快,后期同学们都非常紧张,觉得时间不够用。

高考前,学校放了1天假。外市的学生不能回家,只能家长过来,订好酒店把孩子接出去住一晚。陈兴的爸妈、姐姐都来了,他在周六上午出校门见到家人,吃了几顿好吃的,换洗了衣物,睡了一个饱觉,周日上午又返回学校。

高考那3天,他的心态很平静。他印象最深的是,今年的数学题很难,考场上他旁边一个女生,考数学时把笔一扔,趴在桌子上大哭起来,监考老师连忙安慰她。

回顾高中3年,陈兴感觉上网课和学校封闭管理期间,他和同学、老师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上网课时,大家在网上畅所欲言;“封校”期间,同学和老师“成天在一块儿,没事聊聊天,互相送个吃的、喝的”。

他觉得,疫情“封校”的经历对他影响挺深的,让自己的“抗干扰能力有所提高”。这让他明白了,凡事不要心急,要更加清醒地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其他该来的总会来的。

5月7日,上海市发布了“2022年高考延期”的消息。董绘名松了一口气,觉得“还有时间还有机会”。此前高强度的“冲刺”,已经让许多同学筋疲力尽,“有挺多同学不想延期的”。

6月6日,在张冰冰和陈兴上考场的前一天,上海的高三考生迎来了线下复课。学校住宿部不符合防疫规范,不允许学生住校了,董绘名成了走读生。依然是每天上8节课,只是几乎每天都在考试。

每天早上8点半上课,班主任要求学生们7点半就到学校,先自习1个小时,晚上的时间则自由安排。一般,董绘名在学校就把作业写完,回家后自己查缺补漏。为了避免晚上忍不住“网上冲浪”,她强制自己每天晚上10点睡觉,第二天凌晨4点半起床,洗漱完就学习。她觉得自己在早上效率更高,而且“看日出很治愈”——她拍了很多张上海日出的照片,用看日出的方式激励自己早起。

她依然在网上偶尔更新自己的心情,重复写着“拥抱变化”,鼓励自己“适应不确定的日常”,“感受到平庸生活中也有奇迹”,“每天尽量做得比昨天更好一点”。

原本应在2022年5月初举行的“物化政史”4科等级考试,因为疫情推迟到了6月。6月18日,她参加了物理的等级考试——她在高二选择了地理、生物和物理作为“小三门”,在高二下学期(2021年5月)已经进行完的地理和生物等级考试,成绩已经计入高考,极大减轻了她高三备考的压力。

7月7日至9日,上海的高考在延期1个月后如期开始。董绘名的心态逐渐平稳下来——半年前,她已经参加了春季高考,语数英3科里的英语成绩可以保留为高考成绩(和夏季高考的英语成绩对比,取最高的那一个)。

从高二等级考,到高三春考,再到高三等级考,最后到正式高考,董绘名觉得自己“一次比一次更不紧张了”。最后的3天正式考试,她感觉自己已经“放开了”。考试过程中让她印象最深的是,考完2个小时的数学后,她排了1个小时队去做了个核酸。

尾声

7月底至8月初,高考录取结果揭晓。

张冰冰考上了黑龙江一所211大学的中外合办专业,学习金融。她从小就喜欢法医,疫情发生后,她很想去学传染病学,可选择了学文,就没办法报法医和临床医学专业了。她利用暑假学习滑板,考了驾照。

因为今年数学试卷偏难,陈兴的数学的劣势削弱了,数学成绩居然从往常的班级三四十名跃至前十五六名。最终他考取了山东省内的一所普通本科院校。因为喜欢文学和英语,他选择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暑假,他在考驾照之余又读了几本文学名著。

董绘名的高考分数超出预期。她本来一直挺想去川大学8年制口腔医学,但考虑到回上海就业压力,参考老师和长辈的建议,她最终选择了上海一所名校的工科专业。暑假期间,她学习了大学的先导课程,并去教育机构做经验分享,还第一次独自离开上海到外地游玩。

9月,天气由热转凉。大学开学后,各地疫情依然偶尔爆发。张冰冰在入学后经历了开学“封校”、军训期间“解封”,目前又处于“封校”中。现在她在宿舍里上网课,可以在校园内活动。因为专业需要学俄语,她经常跟朋友们“吐槽”俄语难学。

陈兴在大学开学报到时也遇到了疫情,学生还未到齐,学校就“封校”了。之后军训取消,学生在教室里上网课。最近疫情形势好转,学校恢复了线下上课,学生才可以出校门,不过有时间限制,最多只能外出4到8小时。他加入了学校和院系的学生会,正在和现代汉语和英语阅读“搏斗”。

董绘名的大学,线下正常上课。她觉得大学生活挺充实的,大部分的学习和生活都要靠自己安排,目前主要的困恼是“课程难度有点大”——因为大一结束时要分流(分为计算机、微电子等),需要“卷绩点”。

夏去秋来,他们的大学生活陆续进入轨道。他们和所有的2022年高考考生一道,与高中3年告别,开始了新的人生阶段。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来源:网易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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