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统计局编著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2》，提到全国城镇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又让不少人调侃自己“拖了国家的后腿”。每次类似数据的公布，大众都会产生类似的情绪，怀疑数据是否客观。
同时，社交媒体的信息茧房效应、行业人士的圈层效应，以及大众对财富的天然关注，都让“月薪过万”这句话变得泛滥，以至于让人产生“月薪过万的人遍地都是”的错觉。
真实情况到底如何？我们的工资被谁“平均”了？月薪过万真的那么容易吗？欢迎来到每日人物数据栏目第五期，我们试图祛魅，带大家了解国人真实的收入水平。
文 |介里
编辑|赵磊
设计|田伟
运营|栗子
你的收入水平，拖后腿了吗？
新年来临，很多朋友会对过去的一年做一个总结。不管是详细到月份的精准复盘，还是粗放型的概述，大概都离不开一个字——钱。对于打工人来说，过去一年的积蓄，关乎能否过一个好年。
有的人一笔年终奖，可能比旁人半年的工资都高。手机弹窗跳出来，有多少人能忍住不点进“腾讯员工平均月薪85473元”“中金交易员平均月薪82500元”这类刺激大众心脏的词条？即便在行情普遍低迷的时候打开脉脉，也能看见被裁的大厂人拿下“N+1”的高额赔偿。
社交媒体的哄闹，层出不穷的比较，都难免让人产生疑惑：月薪过万的人，真的遍地都是？我还拿着几千块的工资，是不是算“穷人”？
数据说话。近日，国家统计局编著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2》显示，202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837元，首次超过10万元大关，比上年增加9458元，名义增长9.7%。2021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2884元，比上年增加5157元，名义增长8.9%。
▲注：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平均工资指税前收入；城镇地区非私营法人单位，具体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联营、股份制、外商投资、港澳台商投资等单位。
大城市和经济发达的省份，不出意料提供了更高的工资，天津、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份平均工资在全国水平之上。2021年，北京和上海的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均超过19万元，月均工资16000元左右。对比之下，私营单位，即便是排名第一的北京，年平均收入也才刚刚过10万元。也就是说，一个普通的私企员工，月收入要费力够一够，才能达到过万的水平。
从数据上看，全国范围内的城镇私营单位，平均月薪都没有超过一万元。需要注意的是，统计年鉴中的私营单位和我们常说的“私企”并不是一回事，在国家统计公报中，城镇私营单位包含了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但大型民营上市公司、外企等并不算在里面。
另一方面，私营单位和非私营单位的收入差距，也异常明显。北京、上海的城镇非私营单位收入几乎是私营单位的两倍，西藏甚至超过了两倍，而其他省份的非私营单位收入也都远超私营单位的收入。
2021年底，全国非私营单位的总就业人数是1.7亿人左右，而整体就业人数在7.4亿人左右，也就是说，大部分就业人口被私营单位吸纳。而大多数中小企业能够提供的报酬都是有限的，很难拼得过大企业、大平台，整体的福利待遇也与体制内单位相差甚远，很难有月薪过万的机会。
这也与职场前辈的告诫相契合：尽量去体制内、大公司工作。不论是国企还是大型民企，比如互联网上市公司，它们所能提供的薪酬、福利和发展机会，都远远超过中小企业。
那么，从打工人的角度看，高工资都在哪些地方？
在2021年的最新统计中，不论是在私营单位还是非私营单位，餐饮业和农林牧渔等行业都惨获倒数。互联网依然是最赚钱的行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能达到20万元；金融行业其次，技术科研行业因为专业性强、可替代性弱，也属于高薪行业。
▲注：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行业排名根据总表所有行业排名筛出。
可以看到，在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里，只要在大平台，月薪过万还是很普遍的，“腾讯员工平均月薪85473元”“中金交易员平均月薪82500元”也不是天方夜谭。
被平均的收入都去了哪儿？
即便数据证明月薪过万并不容易，看到统计数字后，很多人还是有种错觉，感觉自己拖了后腿。同一个城市，被平均的人们纳闷了：钱都去哪里了？为什么同样都在北上广深，为什么我和动辄一两万元的月平均工资之间，仿佛隔着一道马里亚纳海沟？
2022年，全国登记在册市场主体为1.6亿户左右，包含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工商业个体，民营企业占比超九成。2021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数量是4800家左右，只占整个市场主体的0.003%，但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相当于同期GDP的49.3%。这意味着，较少的企业垄断了较多的收入，相对应的，上市企业的人均薪酬较前一年增加了11.4%，大多数人的工资，就是被这些企业的员工给平均了。
看上去欣欣向荣的平均工资和被平均的打工人，是一对调节不了的冤家。不过，如果再看一看中位数呢？
还是以北京为例，2021年，北京市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0628元，显然“月薪过万遍地都是”。北京市没有权威公布的整体薪酬中位数，不过，同一年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薪酬大数据报告》显示，从毕业生的角度来看，本科学历年薪中位值，最高的岗位是技术研发类，年薪是9.48万。最低的是支持类岗位，仅有7.9万元，这类岗位通常指企业的行政、后勤等职能性岗位，很难触及核心业务。一个本科毕业生拿7000元左右的月薪，也符合北京的真实状况。
但本科学历并不是人人都有，在2020年的《报告》中，提及薪酬中位数排名最末五个行业，分别是商务服务业（6.2万元）、畜牧业（5.84万元）、纺织服装和服饰业（5.52万元）、餐饮业（5.38万元）、居民服务业（4.68万元），这些行业从业人数众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京更真实的薪酬状况。
真正赚高薪的是少数人。2021年，北京市管理类高精尖人才的年薪排行，金融行业不负众望，以近60万的中位数年薪排名第一。税前60万年薪，到手收入一般在46万元左右，平均每月到手3.8万元左右。这也是“月薪过万”，但是远远超过了“月薪一万”的普通打工人，妥妥的中产往上了。
其他高精尖人才聚集的行业，比如智能制造和高端制造行业、数字经济行业，中高层管理者的收入也都在税后50万元以上。有相当一部分普通打工人的工资，被这些中高端人才的收入平均掉了。
上述收入情况，是以全国平均收入最高的几个城市之一——北京，作为参考对象。类比到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甚至是县城，平均收入可以反映出一个地方的大致情况，但无法聚焦到大部分中低收入的打工人。
如果跳出平均收入偏高的一线城市，就拿连续多年入围“新一线城市”的成都来说，有人到互联网、金融行业拿着一两万的薪资，打开招聘软件，也有大量小微企业给非技术类岗位开3000元-5000元的工资。即便是收入稳定在平均线以上的体制内单位，也很难月薪过万。
从纳税的角度也可以验证：在新税法实施以前，缴纳个税基础为3500元，全国的个人所得税缴纳人数是1.87亿。当缴纳个税的基础被调整为5000元时，全国交税的人数就下降到了6400万人。这说明，在全国范围内，工资高于5000元的人数也才不到700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5%左右。
从地域的角度看，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相比，差了近两万元，尽管平均月收入的对比中，西藏、宁夏、新疆都表现不错，但从可支配收入的角度看，依然还是与沿海有一定差距。
同一个行业，也可能存在收入鸿沟。以大众认知中收入偏高、工作体面的金融行业为例，在城镇私营和非私营单位平均收入的对比中，金融行业的平均收入排名第二，但同样的工龄下，北京金融街的金融从业者和县城的银行员工，显然不是一个收入水平。
上限更高的行业，内部塔顶和塔下的差距也可能越大，收入更为悬殊。证券、基金、信托都集中在北上深等核心大城市，银行和保险行业分布更广，但收入相对较低。根据看准网的统计，银行系统里，五大行的柜员收入水平在5000-6000元左右，有的银行柜员收入仅有3000多元。
不过，对于一线城市之外的金融业人士来说，国有银行和当地税务局等体制内单位，依然是最佳选择。银行系统多年累积下来的行业光环和背后盘根错节的利益往来，让从业者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调动资源的能力，拥有不少“隐形福利”。当然，表面上能够看见的收入，也很难和一线券商、投行等相比较。
再往下细分，在平均工资远超其他行业的券商行业内部，也是收入悬殊。据财联社报道，去年，中金公司、国金证券、天风证券、锦龙股份的投行收入占比均超过20%，排名行业前四。2021年，中信证券的主营业务净收入是81亿元左右，而在券商行业排名末尾的东方财富、华鑫股份，收入分别是0.18亿元和0.76亿元，差距达到了几十亿元，头部的薪资自然水涨船高。
在家庭收入的角度，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一项的差距可以达到近8万元。20%高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8万元以上，是低收入组的10倍。而这仅仅是平均值，并非极值。
月薪多少才算富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定义。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月薪过万的人，其实真是少数群体。“月薪过万的人遍地都是”，可能真的只是一种错觉。
在2020年两会期间，总理曾提到，我国大约有6亿人，收入也就是一千元。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的测算结果，中国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元，也就是大概5亿人口。统计年鉴排除了相当一部分未就业人口、自由职业人士等，真正的低收入群体实际上隐藏在平均工资之后。
真实的工资，为什么不容易被看见？
打工人在互联网都有根据地，脉脉、豆瓣、微博、小红书等，都能看到打工人发帖讨论待遇、公司好坏、同事等话题。可以说，许多互联网平台都是月薪数万的人大量聚集，月薪三千的群体“失声”的地方。
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在打工人聚集的论坛，大佬们对动辄几十万的SP offer纠结万分，也时常能看到手握多个头部企业offer，求好心人指点迷津的“凡学大师”。同样都是互联网人，刷多了类似的帖子，难免产生一种错觉：怎么大家都有offer？而且收入还这么高？
而事实上，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沉默的大多数，可能拿着并不高的薪资，默默窥屏。
2021年上半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14897元。到了2022年上半年，这个数字缓慢上升到了15560元，平均到每月大约是2593元。
平均数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看个热闹，中位数说明了，低收入人群一直都在，只不过互联网话语权被掌握在收入较高的人群手里。
同时，各大内容平台的推荐算法，可能会让用户的浏览变得更加“暴力”，单一的同质化信息，会不断地加深大脑对某个信息的印象，很容易导致“信息茧房效应”。
当你出于好奇，点进了一个标着“月薪2万”的互联网人打工Vlog，那么同类信息就会源源不断地被推送到你的首页，且往往都带着“月薪2万”“互联网”“打工”的标签，很容易让人产生“同样都是打工人，怎么他们都月薪过万”的感觉。
▲图 / 视觉中国
12月的脉脉首页，跳出了这样一则提问：“北京平均工资是2w么？”下面的评论一个比一个离谱：“北京平均体温38.6。”“是的，我和雷军平均月薪是4个亿。”可以看出，打工人们对“北京平均工资2万元”的说法不太买账。
另一方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和人脉资源的累积，加上不同行业之间的壁垒，打工人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圈层文化。大家会不自觉地将目光聚焦于行业内收入较高、且容纳人才量最高的中高端岗位，当你看到的都是同行业的精英，如果他们个个都月入两万，你可能也会对整个行业的薪资有较高的期待。
社交媒体的信息茧房效应、行业人士的圈层效应，以及大众对财富的天然关注，都让“月薪过万”这句话变得泛滥。金钱滤镜，使得大众天然将目光聚焦在一小撮高收入群里身上。而低收入的群体，也许从一开始就保持缄默。
收入往往与教育认知水平成正比，低收入人群从事体力劳动的概率较大，因此在社交软件的使用上，也往往没有时间、没有力量掌控话语权。除了已知的调研成果，我们往往只能从宏观数据一窥低收入群体的大致情况。
▲图 / 视觉中国
新年伊始，人社部发布了各省份最低工资标准。比较一下最高档位的最低工资，上海以2590元的月最低工资排名第一，深圳和北京分别是2360元和2320元。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湖北、重庆、四川等地基本超过了2000元，还有大概一半的省份，最高档位的最低工资标准也没有超过2000元。
有时候，不被看见的并不一定不存在。对于已经实现温饱且能够有闲暇使用各类社交软件的打工人来说，在网上谈论收入高低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而对于一部分为了生计奔波的人来说，也许从一开始他们就被隐藏在数据背后。这也是为什么，每当平均工资的统计公布时，我们还想进一步了解的是代表绝大多数的中位数，而不仅仅是容易掩盖低值的平均数。
高收入虽好，但不一定让人幸福
看着不同行业的收入对比图，低收入行业的打工人很难不伤心，高收入行业拿着一般收入的员工也难免望洋兴叹。毕竟，在这个卷成了麻花的竞争环境里，就算是学历、技能、情商、智商、危机处理能力满点的六边形战士，也不敢打包票能实现曾经的豪言——长大以后“年薪百万”。
可是高收入的IT互联网行业，也会存在隐忧。脉脉最新发布的人才报告显示，月薪2.5w-5w的职场人，被裁员的风险最大。月薪过万，是一件高收入和压力并存的事。
▲注：数据来自智联招聘2022年三季度平均薪酬排行榜，总计54个行业。
对于大部分普通打工人来说，高收入并不好拿，低收入并不一定不幸福。近年来，对收入和幸福感的探讨不再是简单地给出正负关系。研究证明，收入的高低对幸福感的影响，其实比人们想象得更小。
比起收入的高低，人们更在意的是公平和回报，这也是“时薪”一词被频繁提及的一个背景。近几年大受欢迎的互联网行业，常常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可是算一算时薪，也许有的工种还不如普通的奶茶店，尽管看起来光鲜亮丽，但仍然会劝退一部分人。不少互联网人去新西兰摘草莓、去北欧打零工，本质上也是对高强度脑力工作的一种反叛，更重要的是，不少国外零工倍杀国内同一工种的时薪，也会让人想摆脱围城。
并且，对于收入达到一定层次的人来说，在达到某一个临界点后，收入的上升所带来的的幸福感会提升得更加缓慢。公平感知对幸福感的解释力度非常大，而且呈上升趋势。不患寡而患不均，对于很多人来说，可以接受工资高低的差异，但不能接受不公平分配导致的差异。在一项收入与幸福感关联度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参加调查的人员中，更多人觉得在对幸福感的影响上，公平比绝对收入更大。
▲注：百分比代表的是各维度解释幸福感的比重。数据来自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采用2012年和2014年调查数据进行，覆盖全国29个省份。2012年共有8451个有效样本，2014年共有14560个有效样本。
其次，收入的来源可以很多样，直接对比单一的工资，也无法衡量一个人真正的生活状况。一个普通人收入，简单划分，可以看成工资性收入和非工资性收入。很多人的工资性收入，只是收入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而工资性收入，也有一些无法一一被统计数据呈现的“隐形福利”。
由于伙食太好频频出圈的互联网大厂，一日三餐不重样，员工除了周末自己做饭或者点外卖，在餐饮方面就能轻松省下小几千元。在许多事业单位和体制内单位，食堂通常物美价廉，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会有相应的补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体制内的五险一金，尤其是公积金，都比较丰厚，生活成本相对较低，退休后基本不用为物质发愁。体制内家庭出来的孩子，“工资还没有老爸退休金高”，绝不只是一句玩笑话。
横向来看，在不同区域生活，影响幸福感的不仅仅是收入。在北京三环内租一个老破小单间，基本要花去三分之一的收入，而这样的价格可以在二线城市，比如成都、杭州的互联网小镇租一个不错的开间。尽管一线城市收入较高，但高昂的生活成本也会给打工人带来月光的压力。
那么，那些摆脱了租房的中高收入人群呢？每日人物曾与一些二娃高贷家庭聊过，这些家庭的年收入普遍在30万以上，有的甚至超过百万。然而，他们过的却是一种“穷中产”的生活。为了不让阶层下落，他们不吝为家里的多个孩子提供优质的资源。
因此，尽管收入较高，有不少家庭却反而处于负债的状态。有人在上海拥有别墅，但是面临漫长的通勤时间和高额的房贷。有人经营公司，但家中的两个孩子一年支出几十万。物质的压力之外，同一圈层的比较，也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精神压力。这些习惯了高收入、高消费的家庭，实际上不少是在咬牙支撑。（原文：《当中产家庭遭遇“两娃高贷”生活》）
▲图 / 视觉中国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有人被高收入带来的奢侈生活所吸引，一心一意地扑在工作上，努力一年全款拿下一个爱马仕背包。但也有人更在意的是生活的体验感，六点半下班看到的夕阳，或许比月薪两万后下班看到的月亮更让他们满足。
虽然个人的经济基础决定了生活质量，不过收入的高低，不是衡量幸福感高低的唯一标准。每年公布的平均工资都会引发一番讨论，但每个人的感受却千差万别。对于普通打工人来说，除了收入，还要考虑健康、休闲的时间、社会地位、分配公平的感知等。而将“打工”的属性去掉，一个独立的社会人，也需要更多定义财富的维度。
来源：每日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