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中国潮

改革开放30余年,贴有“中国制造”标签的商品,从这片本来一无所有的土地上涌现,带来连年迅猛的GDP增长率。但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中国制造”的意义是在过去的岁月里,掀起一阵又一阵猛烈的生活风潮,指引着我们望向更好的生活。编辑:小白 赵月 (来自:腾讯图片)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人们结婚流行的“三大件”是缝纫机、手表和自行车,如果讲究品质,“三大件”的标配应该是——上海产的“蜜蜂牌”缝纫机、上海产的“上海牌”手表、上海产的“凤凰牌”“永久牌”自行车。然而,想要搞齐“三大件”不是易事。在计划经济年代,许多生活物资都凭票定量供应。图为1980年,甘肃兰州,使用缝纫机的女子。

八十年代,日本进口的电视机进入中国家庭。此后,中国各个大城市都拥有了自己的电视机名牌,如“熊猫牌”、“金星牌”、“韶峰牌”等。这些国营企业创办的品牌使中国制造业逐渐复苏,火热一时后又在之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图为上世纪80年代,四川某商场前的景象。

在经济改革中初尝甜头的中国人,开始接触到各种新鲜产品。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衣着——习惯了黑蓝灰的中国人,开始尝试西装、夹克衫和牛仔裤。制衣企业在珠三角遍地开花。到了90年代,中国被称为“服装大国”。图为1985年,中国北方某城市,一名男子试穿西装。

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日用品严重匮乏,而中国的轻工产品具有明显优势。于是,许多“胆大”的中国商人携带着国产皮夹克、羽绒服,乘坐火车到俄罗斯销售。列车一进俄罗斯境内,每到一站,站台早就挤满了等待抢购的俄罗斯人,大量的货物,倾刻之间就一抢而空。而这些“人肉搬运”的中国人,当时有个流行的名字——倒爷。图为90年代,中俄边境的“倒爷”。

当“倒爷”忙于在俄罗斯赚钱的时候,温州人已孕育出“温州模式”,小商品产业蠢蠢欲动。打火机便是最具代表性的商品。金属打火机是舶来品,1980年代中后期,温州人自己动手拆装从国外带来的打火机,掌握了制作方法并投入生产。短短几年,温州人将小作坊发展成了打火机生产基地。然而,1994年以来,欧美各国逐步通过价格在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要有防止儿童开启的安全保险装置的法案,这使浙江省的许多打火机出口企业在技术壁垒前步履维艰。技术壁垒、反倾销政策,以及提高的人力成本,都是中国小商品生产目前遇到的困境。

1989年,天津生产的飞鸽牌自行车十分闪亮地登上世界的舞台。当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将两辆飞鸽自行车送给老布什夫妇,这个场面被全世界上百家新闻媒体进行了报道。不久,法国一客商一下子订了3万辆飞鸽车。诞生于60年代的飞鸽,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图为1989年,美联社记者拍摄的“老布什骑车”。

80年代至90年代,民营制造业崛起,外资制造业进入中国市场。此时老百姓的“三大件”也更新为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1984年,国内数十家企业都从国外引进了电冰箱生产技术和设备,而海尔是其中最具长远眼光的一个——引进当时亚洲第一条四星级电冰箱生产线,并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国门之内无名牌,要走出国门创名牌。”图为上世纪90年代,购买电冰箱的一家三口。 (来自:腾讯图片)

20世纪80年代初,摩托车开始进入初级发展时期。在重商的广州,摩托车渐渐成为发家致富的载体,广州大批“烧鹅仔”、“乳鸽仔”、“猪肉王”等个体户,开始成为摩托车“新贵”。自行车占绝对主流的年代,个体户驾驶的摩托车有如过江之鲫,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成为当时广州街头出名的一景。图为1994年,安徽合肥,中日合资的摩托车是象征富裕身份的新玩意儿。

从80年代富裕的象征到90年代成为城市混乱的标志,中国城市中的摩托车在数十年中无奈地迎来了身份的变迁。在争议声中,在“促进城市发展、保障城市安全”的号角声中,摩托车退出了城市交通。图为1992年,福建惠安,摩托车成为农村最流行的代步工具。

上世纪90年代,“大哥大”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在通讯困难的年代,拥有“大哥大”是一种财富和身份的象征,腰胯BP机,手拿“大哥大”曾是人们羡慕的行头。图为90年代,深圳街头的景象。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越来越多的国际品牌也打上了“中国制造”的烙印。苹果手机便是其中一个代表——每年销售的数千万部苹果手机,基本都在中国境内完成组装。然而,这个风靡全球的产品曾爆出“富士康工人跳楼自杀”和中国年轻人“卖肾买机”的负面新闻。图为2014年10月17日,上海,第一个拿到iPhone6的果粉亲吻属于自己的手机。

过去三十多年,遍布全球的日常所需已成为“中国制造”的符号,鲜少有人知道中国制造的圣经。全球最大的圣经生产基地不在欧洲、不在美国,而在中国的“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目前,它向国内外教会机构提供圣经的已超过1亿册。图为工人在圣经工厂生产产品。

自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国内消费者对国产奶粉信心一蹶不振,众多年轻妈妈为宝宝选择“洋奶粉”,由于国内外价差巨大、国内正规渠道“洋奶粉”轮番涨价、对原产国信任度较高等原因,不少国人不惜从海外辗转代购,奶粉水客群体由此产生。图为香港,内地水客携带奶粉准备过关。

近年来,中国高铁“出海”,中国领导人在出访时充当“最强推销员”,助力高铁“走出去”。但是,由于海外高铁市场空间有限,中国缺乏成本优势、高铁技术标准话语权,中国高铁对外输出的路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今,富起来的中国人赴海外抢购价更优、物更美的商品;中国制造走到了转型升级的转折点。往后中国人的生活里,还会掀起“中国制造”的风潮吗? (来自:腾讯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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