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大明》，不只是古装反腐喜剧

▌古装版《狂飙》

继春节热剧《狂飙》之后，留白影视继续与爱奇艺合作，推出新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以下简称《丝绢案》）。

两部电视剧无缝衔接，都由知名演员吴刚担任配角。《狂飙》是近年来扫黑除恶的故事，而《丝绢案》是明代底层人民掀起基层反腐风暴的故事。因此，《丝绢案》也被一部分观众称为“古装版《狂飙》”。

《丝绢案》改编自马伯庸的作品《显微镜下的大明》。在马伯庸的诸多作品中，这可能是最难以改编电视剧的一部，因为它并非小说，而是一部史料考据详实的科普作品，讲述了六个鲜为人知的明代基层小故事。

改编相当于重写故事，有“文学鬼才”之称的马伯庸亲自担任编剧，撷取《显微镜下的大明》中第一个小故事“徽州丝绢案”，改编出了一部14集的古装轻喜剧。

张若昀扮演的主角帅家默，是明朝中期金安府仁华县的一介草民。在儿时的一场火灾中，他失去了父母，靠吃百家饭长大，没有考取功名，平时举止呆呆傻傻，只有接触到数字账目时才会眼前一亮。

为了帮村民算清地契纠纷，帅家默需要核对登记田亩数量的鱼鳞图册。他找到机会，进入储存图册和税收账目的架格库。走进架格库的一瞬间，帅家默似乎听见，父亲的声音召唤着他。

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帅家默发现，朝廷向金安府征收的一笔人丁丝绢税，本应均摊给金安府各县，却长年由仁华一县承担。于是，他开始层层上告。

被称为“算呆子”的帅家默沉浸于数字之间的逻辑，却不通人情世故。他并未意识到，他已经成了戳破皇帝新衣的顽童，动了上上下下无数人的奶酪。

不断抽丝剥茧揭开真相的过程中，帅家默历经污蔑与囚禁，甚至差点像父亲一样遭到杀身之祸。所幸，在朋友的帮助下，巡抚重审此案，允许重新丈量田地。

靠着空降的“青天”明察秋毫、维护正义，加上百姓的支持，帅家默顺利完成了清丈田地的任务，惩处了隐匿田产、加重百姓赋税的贪官恶霸，揭开了父亲当年被陷害的真相，成功复仇，故事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丝绢案与明代中晚期民变

《显微镜下的大明》原著中的第一章题为《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真实的故事并非电视剧中的草根反腐行动，而是徽州府各县税负不均引起的一系列争执和地方民变。

明朝时，徽州府属于南直隶（南京），下辖歙县、婺源、绩溪等六县。隆庆三年（1569年），擅长数学的歙县人帅嘉谟忽然对县里的文书档案产生了兴趣。

帅嘉谟发现，徽州除了正税之外，还有一笔“人丁丝绢”税，这笔税以实物形式征收，每年的税额是8780匹丝绢。徽州不养蚕，百姓必须先把粮食卖成银子，再买生丝，由于米价和银价的波动，周转往往给百姓带来更大的负担。对于当地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税负，但除了歙县外，其他五县竟然毫无纳税记录。

第二年，帅嘉谟向时任应天巡抚的海瑞提告，希望为独自承担重税的歙县讨回一个公道。没想到，海瑞刚刚批示徽州府查证合议，就从巡抚任上离职。

重查旧账、均摊赋税，意味着比歙县更贫困的其他五县要凭空多加一笔税负。而徽州本地许多乡绅曾经在朝廷担任高官，与朝中官员关系密切，又彼此联姻形成巨大的关系网络。除了海瑞，没有任何地方官员愿意去触这个霉头。

帅嘉谟前往南京告状，却在回程遭遇追杀，他不敢再回歙县，只能携带家人逃回湖北原籍。

丝绢税纠纷并未到此结束，徽州府视挑起事端的帅嘉谟为刁民，继续通缉他，甚至逮捕他的族人；歙县乡绅在幕后支持为本地谋福利的帅嘉谟，策动歙县知县控告徽州府户房胥吏“悖典殃民”；而其他五县的经济情况不如歙县，赋税已经十分沉重，他们也纷纷行动起来抵制加税。

乡绅担任百姓的代言人，各显神通到应天巡抚、巡按、兵备道等部门告状陈情。上级要求查阅黄册，可是由于部分黄册的丢失，无法核查清楚具体的税负分摊情况。上级索性采取和稀泥的处理方式，按照一条鞭法“均平”的理念，把丝绢税折银，按照各县经济比重分摊，歙县承担约46%，其他五县分摊54%。

历经八年，歙县的抗争终于有了结果：他们的赋税减少了3000多两银子，这是帅嘉谟和歙县的巨大胜利，他成了歙县的英雄。

歙县的欢呼引起了其他五县的怒火，婺源县的民众率先团结起来，拿着木棍、火把堵住了官衙；休宁县民众也拦路挡住官员的轿子，递交呈文，攻击时任户部尚书的歙县人殷正茂是偏袒家乡的“权奸”。

更加神奇的是，在为家乡争取利益的过程中，婺源县的秀才和民众竟然开始谋求自治。当地秀才程任卿成为了民意领袖，趁着知县离职的权力真空期，联络乡绅、鼓动百姓，占领当地纪念朱熹的紫阳书院，组建了民众的草台班子“议事局”，协调当地民众抗议丝绢税。

程任卿自封管局，在书院里挂起了“英雄立功之秋，志士效义之日”的大旗，并把这杆大旗命名为“激变旗”。这面旗的名字同样有典故，《大明律》中首创一条罪名“激变良民”，规定“激变良民，因而聚众反叛，失陷城池者，斩”，即处罚逼迫民众反叛的地方官员。

朱熹的思想在明朝被奉为正统，“激变良民”是大明律中专门针对官逼民反的条款。程任卿的行为，意在尽量争取合法性，团结乡绅、百姓进行斗争。

与此同时，休宁县挟持了县令，其他三县对歙县商人围追堵截，五县又不断传出歙县在酝酿叛乱的留言。一时之间，整个徽州府鸡犬不宁，地方官焦头烂额。

为了平息事端，避免酿成大祸，徽州府各县士绅只能收手，上书表示民众并不打算造反，只是由于税务负担，民心不稳。

最终，朝廷推出新的税收方案，歙县减了税，其他各县不再加税，亏空税务通过“协济”，即上级机关组织邻近州府援助解决。

随着乡宦士绅的退出，民变逐渐平息，朝廷也开始秋后算账，帅嘉谟、程任卿等各县民意领袖纷纷被捕。帅嘉谟以“将不干己事情，捏造写词，声言奏告，恐吓得财”，被流放三千里。

组建议事局、触犯朝廷大忌的程任卿罪名更加严重。官府指控他“以欺众罔利之徒，转为犯上作乱之渐”，离谋反只差了一步，他也因此被判斩监候，相当于死缓。

好在，程任卿已经成为了婺源和其他四县人心目中的英雄，他没有被处决，而是靠当地士绅的保护和接济，在狱中舒适地度过了二十年。他写了一篇文章为自己辩护，探讨判决书引用的法律条文，这篇文章被马伯庸评价为“大明版的《律政风云》”。

除此之外，程任卿还在狱中联络友人获取文献，收集了丝绢案的相关文书，汇集成册，记录下了丝绢案的全部经过，取名《丝绢全书》。在著书的过程中，他力求公正客观，即使对自己不利、辱骂自己的歙县文献，也都照样收录。由此，后人才能够了解轰动一时的丝绢案全貌。

▌前法治时代的民意呼声

在明朝中晚期，类似的民变并不少见。

丝绢案是一场跨越隆庆、万历两朝的民变，在这之后，江南又爆发了一系列民变。万历中期，由于战争和供养藩王的费用高涨，万历皇帝派出太监到各地征收“矿税”。矿监税使在各地横征暴敛，激起了一系列民变，尤其以苏州织工葛成领导的民变为最。

在明代以前，反叛的民众以农民为主，抗争的方式也多是成为据险自守的山贼，或四处作战的流寇，通过武力与朝廷对抗。

但在明代中晚期，随着商业城市的发展，城镇内的居民抗争成为了新的趋势。民变的具体要求并不包括推翻政权，而是通过聚众行动向地方官员和朝廷施加压力，迫使决策层改变不合理的政策，包括反抗财税政令、要求政府改进政策、抗议权臣逮捕当地乡绅等。

除了以商人、工匠为主的市民，退休乡绅、秀才生员等知识分子群体也广泛参与其中，采取散发匿名传单、编撰戏曲歌谣等方式号召民众，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组织自治。

由此可见，导致民变的，大多是财税方面的积弊导致的社会不公，以及皇帝、宦官对法律的破坏——无论是肆意征税，还是捏造罪名逮捕百姓心目中的忠臣。

具体策略方面，民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导致他们往往通过诉讼、上书等方式解决问题。而在法律框架内无法解决问题时，则会采取不直接对抗朝廷，借助共同信仰聚集抗争的方式。

他们把矛头对准奸臣、贪官，在城隍庙、先贤纪念场所等公共场合聚集，通过对地方神祇和忠臣的信仰确立行动合法性，或在行动中表达对朝廷的忠诚。例如程任卿选择了在紫阳书院成立议事局，在明末太监魏忠贤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激起的“开读之变”中，市民喊出了“始吾以为天子命，乃东厂耶”的口号，强调并非反对皇帝，而是抵制东厂假传圣旨逮捕忠臣。

部分情况下，民意的压力会让朝廷和地方官府有所改变或收敛，例如徽州丝绢案后，新确立的赋税原则能够让各县相对满意；而开读之变后，魏忠贤“不敢复有株治”，暂时停止了对东林党人的迫害。

然而，在明朝中晚期，几种结构性的不公仍然无法被市民行动改变。

首先，由于朝廷赋税的需索无度，无论如何改变征税方法，最终只能量出为入，由百姓承担朝廷开支增加带来的苛捐杂税。其次，作为阶层晋升之路的科举几乎堵死，导致了底层知识分子群体的不满，不断参与到民变当中。

台湾学者巫仁恕在研究明清民变的著作《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中提出，明朝中晚期的科举竞争异常激烈，举人的录取率在4%以下，即使成为举人，也难以做官，绝大部分读书人只能以秀才身份终老。

断绝阶层上升希望的知识群体感受到前途渺茫，这也促进了一部分秀才生员冒着失去功名、遭到刑罚的风险领导集体抗争行动。

更深层次的不公平，则体现在古代专制社会法律的缺位：合法的诉讼和上书难以解决问题，只能通过聚众呼吁甚至暴力行动向统治者施压，而这种令古代王朝统治者恐惧的暴动，往往在事后招致严厉的打击报复。

即使大明律有“激变良民”条款，但古代中国朝廷的法律并非为了协调利益、维护公平正义而设，它的根本目的是用国家暴力维护统治，对不顺从的抗命者进行处罚。官员因民变遭到处罚的情况极少，更多情况下是在一线行动的生员、民众遭到秋后算账，轻则囚禁多年或充军，重则处死。

在没有法治的时代，民众唯一表达诉求的渠道，是舆论和群体行动。尽管这些行动无法改变结构性的社会不公，领导者也往往遭到报复，但民意终究难以压制。事后当地乡绅民众对民意领袖们的救济、追念和缅怀，至今读来仍让人尤为感动。

《歙县志》把帅嘉谟列为义士，评价他“以匹夫而乘万乘之览，以一朝而翻百年之案，虽遭谪戍，而歙人视若壮夫侠士”。同样，程任卿也被写入了《婺源县志》中的《义士传》。

万历年间领导抗击税使横征暴敛的葛成被囚禁十年，到监狱赠送他酒食、金钱的士民约有千人以上。葛成被苏州人称为“葛将军”，民间尊奉他为喜神，百姓纷纷将他的画像贴在家中。

领导开读之变的五位市民被处死后，当地因反对魏忠贤而被罢免的乡绅文震孟等人出资缝合了他们的遗体，为他们安葬。魏忠贤倒台后，复社文人张溥写下《五人墓碑记》，歌颂他们“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已经老迈的葛成终生都在为这五人守墓，死后也葬在他们的旁边。

无论是县志、《丝绢全书》，还是至今隐藏在古旧民宅中的五人墓和葛成墓，都是历史的物证。它们让人永远记住，即便在还没有法治的年代，也有普通人敢于表达民意诉求、追寻公平和正义，这种追求让他们付出了代价，也让他们永远被历史铭记。

来源：南都观察家 微信号：naradainsigh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