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我被困在闽南内衣小镇

1

当年高考完填报志愿时，我打定主意要出省，去四川一所高校读新闻。我兴致勃勃把想法告知父母，母亲反应淡淡，也没表态。翌日中午，她老神在在（闽南话，从容稳重，含贬义）地说，凌晨拜了关夫子庙为我去“跋杯”了。

闽南风俗，跋杯即掷筊。杯筊的凸出面称为“阴”，平坦面称为“阳”，掷出的杯筊，一阴一阳为“圣杯”，表示神佛认同事情可行，两个阳面为“笑杯”，表示此事还需再请示，两个阴面为“阴杯”，代表此事神佛不准，凶多吉少。

“我把你要去四川读书的事和夫子说了，拜了三次都是‘笑杯’，夫子都认为你不能出去读书。我说，那就留在福建吧——这一跋杯就成了。你看，夫子都这样说，也不是我想拦着你。”

“明明就是你不想我出去读书，别把这件事推到神佛身上……”我说。

母亲立时呛声：“出省有什么好？在哪儿读不是读？你挑个近点的学校，我偶尔还能去看看你，地方近点，心里也有安慰。”她眼泪说来就来，絮叨着，“你出去读书，一个人在外面，我得天天担心你，你记不记得你高中的事？我在家里哭了一个月多！”

那旧事想来让人啼笑皆非。高中时，我终于出镇到了市里，离家不过一小时车程。我想住校，母亲面上不显，私底下哭了一个月，亲戚们好说歹说，她才消停。

我反问母亲：“要是你早上跋杯的时候，夫子同意了让我出去读书，你能同意不？”

“不用说这些没头没尾的事，夫子本来就没同意。”她避而不答。

之后，这场角力持续了一个星期。母亲每天手捏纸巾，眼泡浮肿，急得嘴角燎泡。亲戚们熙熙攘攘来劝，唯有弟弟挺我：“你应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她老是这样，你别理她。”母亲听到，气得要抄鞋子。

五个亲姨姨私下也来找我，四姨说：“你妈这么多年过得很不容易，你该乖一点，让你妈这么伤心，太不像话了。夫子也不同意你出去读书……”

母亲煎熬，我心里何尝不憋闷。最终，我无奈妥协，换了所漳州高校读新闻专业，同母亲谈好条件：“我可以在省内读书，但是毕业后工作的事，我要自己决定，自己选择想去的地方，你同意吗？”

母亲旋即眉开眼笑、连声同意。可实际上，大学几年，她一次都没来探望过我。

2018年，终于等到大三实习，我信心满满地往北上广撒网，母亲则再一次祭出眼泪和“夫子”阻止我。她哭得不着痕迹，做饭时忽得就停了声音。我慌忙转过头，只见她绷着肩膀、满脸是泪，我吓一大跳。

我问：“发生什么了？”

“你就留在家这里工作，好不好？”

这话听着像商量，实际是通知。此前我和她推搡了两天，选志愿时的承诺一律不作数，她说：“你要是准备出去工作，我就得没日没夜地操心你，你这是要逼死我。”夜里，她又掏心窝地说她和我爸关系焦灼，弟弟毕业后注定会外出打拼，而我如果不陪着她，她就没了指望，孤零零地过活，不如死了算了。四十几岁的人，哭起来如此狼狈。

半晌，她擦了擦泪来了句：“我今天去拜了夫子，夫子也不同意你出去工作——看吧，夫子也要你留在这里。”

我哑口无言。从小到大，父母关系一直很僵，他俩年轻时互殴，上了年纪吵架。一开始，我和弟弟还觉恐惧，后来就习以为常、麻木了。父亲祖上富过，他当年小有资产，一艘船，还有房产。母亲在本家排行第六，当年家里直到老七才终于是个“麟儿”。外婆停止这场持续数十年的生育战时，已经奄奄一息。家贫母弱，只有两个姐姐和弟弟读了些书，母亲没轮上上学，认不得字，十几岁就进老家厂子里学做内裤车工。23岁时，她相亲相上了比自己大10岁的我爸，几个月后迅速结婚。

婚后，母亲没过上几年好日子——我爸破产，船也贱卖了，就此一蹶不振，母亲无奈重操旧业。父亲是个“木偶人”，母亲说一提一动。在我人生约1/3的时间里，他整天不是窝在家里就是出门晃荡。工作和饭菜一样，要喂到嘴边。父母互为镜像，母亲控制侵占，父亲匿迹隐形，像个幽灵般穿行于家中。20年来，母亲日复一日车出一条条内裤，养大了我们姐弟，操持好人情往来，甚至攒下了一笔不菲的存款。我们衣食无忧，龟缩在他们的婚姻败絮里。

“我就只有你和小弟了。”母亲说，“我都是为你们两个活着的。我为你们辛苦了这么多年，我现在老了，只想少操点心，看着你好好的，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母亲又哭了，她拿捏住我了。我陷入巨大的茫然，心里有再多的不甘，也得埋好藏好。

我该怎么做？

2

福建沿海，撑起家乡小镇的无非两个产业——渔业、内衣行业。内衣专攻外贸出口，改革开放之后发展了几十年，已是全国重要的内衣生产基地之一，得了“内衣名镇”的称号。开车进小镇，大道两侧皆是一杆杆醒目的宽幅内衣广告牌，一张张帅气漂亮的白人面孔。男士只穿内裤，露出健硕肌肉，女士身姿曼妙，内衣颜色鲜妍。配以各色公司品牌名，围成了一道绿化带之上的殊异风景线。

所以，在小镇找工作，除了考编就是进内衣厂“跟单”，母亲早给我合计好了。我一听是和内裤打交道，天然抗拒——母亲长年累月地扎在内裤堆里，打骂我时身上就浸润着布料的味道。

“你有好几个表姐也是做跟单员，人家都做得怪好的，一年赚十几二十万。别的工作倒是有，你会教书吗？你学会计吗？你这读出来啥也不会。跟单员怎么也是个坐办公室的活儿，妈又不会害你。”母亲看我面上愤愤，劝我。

我说要是能出省，自然能找到适合专业的工作。她叫我少顶嘴，单方面帮我定了工作，隔天领着我去了镇上的一家内衣服装公司。我俩站定，她指着办公楼对面的厂楼说：“这家厂开了三十几年了，前年刚从旧厂搬到新厂，你妈我年轻时就在这里做过内裤，大老板人挺好，赚得特别多，在镇上也是数一数二的。车间里有几百个人，你看这新厂，多气派。”随即带着我上楼面试。老板娘只简单问过几句，就叫我过几天来上班。

下楼时，母亲和我细说：这家公司大老板如今已经退休，现在由他儿子管理公司，还有一些她在这里工作时发生的大小趣事。她呢喃着，笑容不由得回到脸上，我的难受也跟着消退了些。

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外贸跟单员。当然，按照老家的语言习惯，无论是坐办公室、还是踩机台，统一都被称为“进厂干活”。

实习第一周，一同入职的共5人，我、小杰、萍萍、陈斌和梁平，岁数大都差不多。老板安排我们简单做个自我介绍，之后叫来一位前辈带着我们去工厂车间。

办公楼、工厂面对面，两分钟就到。前辈先把我们领去装箱区，说接下来一周你们就安在这里。小杰没听明白，问她什么意思——她麻利坐下，撑开纸箱，撕拉下一段胶带封底，纸箱翻正，按配比表把包装好的内衣叠进纸箱：“你们就按照纸上写的装，每个码数需要多少包，一定不能装错了。可以几个人互相配合，一个人装一个码，最后再把箱子封起来。”

示范完后，前辈问还有什么问题，我们面面相觑，只有小杰再次质疑：“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这种活儿应该也有人负责吧？”

前辈觑他一眼，道：“跟单不是只坐在办公室，也应该了解工厂的每道工序。你们现在实习也没什么事做，这里缺人，来帮忙是应该的。”

她说完就走，我们也只好照着她的话忙活开来，没有椅子，就拉了点纸皮垫着。小杰打着包，悻悻开口：“我们是来学跟单的，又不是来做杂工的。”

我这才意识到，小杰和我们不太一样。

梁平适时转移话题，指着框里的女士内裤：“这是什么裤子？”

小杰眼都不抬：“丁字裤啊，你没见过吗？”

我们剩余几人登时尬住，互换眼神、掩饰笑笑，梁平脸涨红一片——确实，我们几人都没见过。

装箱看起来简单，实际并不清闲。为了拿货、装货，我们需反复弯腰，断码时四处找货，在整个装箱区来回窜。一周的时间里，我知道了小杰曾有过跟单经验，他在上一家公司干了3个月，但学不到什么东西；陈斌从一线城市归乡，以前的工作和跟单完全不搭边，现在要从头学起；我、萍萍和梁平，则毫无经验。

3

灰头土脸一周后，我们被叫回办公室，正式学习跟单。我的直属上司是一位年轻的业务员，脾气好、温声细语，刚见面就安抚我：“这份工作不难，你用心做就好。”

起初工作确实清闲，我甚至过了一段按时上下班的好日子。内衣厂办公室装潢别致，楼层边角立着4个独立的隔间，分别是老板、业务员、财务和厂长的；中间的大开间则是我们跟单员的地盘，20个工位。办公桌宽敞，前辈们桌下都塞着好几个塑料收纳箱，收着内裤相关的物品。

公司大部分产品都是内裤，我们的学习重点自然也集中在内裤上，比如英文尺寸表的翻译、内裤各个部分的辨别、布料种类的区分等等。英文尺寸表的翻译，国外不同公司有不同风格，用词五花八门。我曾一头雾水地盯着“Cross Front”这个词组，死活都想不明白这是指内裤哪个部位——直到问了上司才恍然大悟，它在这个品牌的女士内裤尺寸表里指代“内裤的前宽”，就是腰围以下最宽的部位。

小镇工厂里的打版师通常不懂英文，我们的职责之一就是准确无误地翻译好客户用邮件发来的英文尺寸表，注明辅料材质尺寸，打版师好以此进行开版，之后才能够裁剪布样。女士内裤通常要注意腰围、内叉的前后宽度，以及前长的尺寸，辅料所用的蕾丝花边、花芽松紧带、包边带等，皆需打版师提前余留布料；男士内裤好做一些，辅料花样少，但也需在腰围松紧带上下足功夫，常见松紧带宽度为2.5至3.5厘米，余留布料也相异，倘若因为我们标注失误导致开版错误，就会招来打版师和上司、老板的几重厌恶。

普通款内裤前片、后片、内叉三块布基本搞定，复杂点的会多些布片。这些布片经样品室出样品，挑拣出优质的几条，由对接该客户的跟单员负责寄送。大部分客户只需中码的样品，也有部分要求全码——全码的工作量等于开一次大货版（最终量产的版本），一遇到这种事，打版师都极难拜托。

部分客户会在样品寄达批准后才下订单，也有客户会先下订单，再批样品，而一旦样品批准的时间拖长，环环相扣的辅料批准时间和大货生产时间也跟着压缩，给跟单员和工厂都造成一连串麻烦。

上面的流程熟悉了，老板便带着我们5个新手跟单员去参观布厂、染厂和松紧带厂。回来后，他请来几位前辈教我们辨别布料、辅料——市面上最常见的，100%棉的纯棉布，95%棉5%氨纶的氨纶布。前辈教我们上手拉扯布料——纯棉布几乎没有延展性、氨纶布延展性好，再高档些的竹纤维、莫代尔，触感丝滑。国外订单布料选用严苛，我们取布时倘若不慎拿错布料，样品还寄出了，那会给客户留下极不专业的印象。

“好日子”让我放松了警惕，也多了点指望，甚至觉得“这样也不错”。之后，上司通过邮件把我介绍给客户，她细细指导了我发邮件的诀窍，而每寄出一次快递，我都得发送包裹清单给客户，注明于何时寄出了什么。

“这是现成的证据。”上司点我，“遇到客人过久没有给出评语的情况，我们找出邮件对照时间，才能证明不是自己的过错。”

她说和客户沟通，最好是打电话，既方便“催评语”，也方便问清订单上的迷惑之处，而一旦电话中涉及订单细节，哪怕得到客人口头肯定，还必须补上一封邮件。

半个月后，我们才正式跟第一个订单。

这时我发现自己太过天真：我们的工作要跟完一个订单的所有流程——产品打样、样品制作、寄送，等客户批复主料辅料，这只是前期的一小部分，我们还要负责订单采购，跟进工厂生产进度，再定好船期与货柜，直到把一箱箱货物送上车，才能短暂松一口气。

大部分的订单货期为3个月，厂长强烈要求必须预留1个月的生产时间，所以就意味着我们得在2个月内要搞定一切主辅料。老板还火上浇油：“你们得留给染厂1个月时间，留给松紧带厂1个月时间，整天催来催去，你们也烦，他们也受不了。”

老板离了一线，拍屁股的话随口就来。顺着时间线往上捋，那我们的正常批复时间就只剩1个月。掐指算算，染厂需要3天来打样，寄到客户手里等批复，又是7至10天，小半个月一晃没。碰上难缠的客户，一个颜色等批复都能捣腾两三次，再比如男装的松紧带，订线、织带，15天是正常周期，一次性通过是天下红雨（闽南俚语，全话是“天落红雨马生角”，意思是指不可能发生的事，多带有调侃、贬损的意思）。最后能怎么办？只能我们去和供应商协商，讨债似地催。

入职2个月后，我们5人都入了加班大军。小镇工厂没有双休，更别提五险和社保，运气好时能得个周日休息。不只新人，老人也加班，前辈们也为手头订单忙得焦头烂额。

4

在跟单过程中，琐碎步骤尚算好的，频频出现的“突发事件”才是最大的阻力，货期逼近，人就是那热锅上的蚂蚁。

内裤样品是最常出岔子的。样品室也是我们的“第二办公室”，5个样品员分别负责不同工序，需要应对至少20个跟单员林林总总的样品需求。跟单员并不是3个月里只跟一单，而是多单并驾齐驱。久而久之，这5个样品员就成了我们必须捧着的“角”。每个同事走进样品室，都得赔笑脸，轻声细语道：“样品做好了吗？”生怕惹她们一个不高兴，自己的样品就得压后。

第一次做样品，我就碰上个大货版——一款女童内裤，英文尺寸表上从2/3码到16码，整整8个号！我拿着翻译好的尺寸表去找打版师开版，她瞪着尺寸表，数了又数，怒道：“你怎么做个尺寸样品还开全码版？！这么多码，多耗时啊！不是我不给你开，其他跟单员做尺寸样都只做一两个码，你怎么要做这么多？这么多个码数，我就是给你开了，样品室都不愿意做！”

打版师抛了锅，我一筹莫展，只能去求教上司。上司打电话问样品室的吴兰，小心翼翼地试探样品室最近是否产能富余，能否做8个号码的尺寸样。吴兰立时抗议：“不成啊！其他人还有好多样品呢，尺寸样做8个号？哪有这种事！你不能和客人打个商量吗？”

电话挂断，上司转而跟客户磨，幸好磨出了结果——客户挑了其中3个码——还是多，但对方已经让步，我们自然也不能再进尺。

吴兰负责做女装，脾气差。一个前辈点拨我，对着她嘴巴要甜，更不能先着急发脾气。

一次，萍萍被客户催要一套女装样品，她拎着布料在吴兰身边甜言蜜语一下午，嘴巴都干了。吴兰瞥她一眼，指着角落说：“你倒是睁眼看看，那边还有那么多样品等着做呢，你凭什么插队？”

萍萍苦涩道：“这也不是我想的啊，是客人急着要的。”

“其他人也都说急着要，我又没长八只手，哪里能应付你们这么多个？”吴兰也不耐烦，“我现在做黑色的线，你是白色的布，难道我还得特意为你换个线啊？我又不是来伺候你的！”

萍萍没辙了，只好放下样品蔫头耷脑回到工位。

我们跟单员聚会时，常拿手上跟过的样品比惨，比如，尺寸差了1厘米，被客户无情打回；内裤腰围拉开度不够，被嫌弃；针脚不够密集，16针做成14针，不行；哪怕尺寸合格，客户认定布料起球严重……客户拒得爽快，我们却只有同一个下场——赔笑求5个样品员重做。

大家屡屡对样品室唉声叹气，我也很奇怪——样品员既然那么忙，为什么不多加人手？一个资深前辈现身说法：“要钱啊！样品室又不像我们，他们贵着呢！就算样品做不出来，他们也基本不会加班。他们加班要加班费的，又不像我们。”

私底下，我听同事们叨叨，别看吴兰她们现在每月工资才5、6千，等资历熬上去了，手艺熟稔，工资自然水涨船高。公司得仰仗她们，年底老板会包上丰厚红包，一年下来收入10来万也不稀奇。

萍萍刚偃旗息鼓，小杰就步入后尘。他手上一套样品来回做了3次，客人仍不满意尺寸。没办法，小杰只能从头再来，他拎着布片去样品室，吴兰推诿，两人相持不下。

“大家都是打工的，都拿着工资上下班，你凭什么不愿意做？”小杰涨红了脸，扔下一句，“你神气什么？”

吴兰嘴上骂，手上抓起布片丢到墙角。

当晚，小杰就辞职了。下班后，他找我们4个同期告别，饭桌上脸色灰败：“是老子主动不干了，这地方待不下去。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分工明确，跟单就是跟单，采购归采购，订舱归订舱，不像这里这么压榨人——3000块的工资叫人做牛做马的，想得倒是美！”

我上班不过个把月，自己公司里的事都一团浆糊，更别提其他厂的情况了。小杰这么一说，我才恍然大悟——我之前傻傻地以为跟单员的工作量就是这么夸张。

5

小杰走得潇洒，很快，有一就有二。一年忙碌完，同期入职的5个人，居然只剩下了我和陈斌。

新人陆续来去，我和陈斌荣升为“前辈”，手头订单猛增，工资只涨了500块，工时却比“996”还漫长。客户下订单后的一个月，办公室人人加班，有家室的会被早点放回，但基本也在晚10点左右；我俩更晚，经常到晚上11、12点。

20岁出头，身上一阵无畏的勇，觉得反正下班了没事做，不如加班。老板给我俩画饼，说之后每成一单就给我们提成，这笔钱加总到年终奖里。我俩还暗地里讨论能拿到多少钱，仅一个假想的数字，就让我俩开足了马力。后来，有老同事戳破了这彩虹泡泡——早几年老板就这么跟他们说了，现在都没兑现。

一个人常加班，是个人效率问题；一群人常加班，是老板有问题。当然，我俩对此无计可施。说来好笑，白天本应是上班时间，但几乎无人能安稳坐在办公室里，大家要处理样品、和工厂交涉、和供应商耍嘴皮子，或像只没头苍蝇满仓库乱转，只为寻一块客户要的布样。到了晚上，我们才有时间处理工作事务。

一天晚上，我和陈斌蹲在办公室角落吃外卖，我好奇问：“每天都这么加班，你有没有想过换工作？”

“可这里工作机会少，一旦做了跟单，换来换去也只是换工厂，没什么差别。”他扒了几口饭说，“赶紧吃吧，不然晚上又得过12点才能回去了。”

我低头干饭，心里点头认同。这“内衣名镇”工作机会少，跟单已是光鲜的了，我总不能下海打渔。每晚母亲都亮着灯枯坐到我回家方去睡觉，她担心我一个人晚归不安全，但对加班她并无异议。在母亲的人生信条里，吃苦才能赚钱，她不怕吃苦，也不允许我怕。直到现在，母亲仍是车间里的一流好手，随便一个厂都抢着要。

小镇内衣厂的车间工人都是计件工资，做得多、快，到手的工资就越多。一间工厂里，工序繁多，男装有四线、五线、左刀、平车等；女装有四线、花边、打边、平车等，接检验、包装。凡踏实肯干，总能赚到钱。一回深夜赶工，我向一位包装大姐打听，她正常每晚上工作到10点，遇到好做的货，一个月能领8、9千，平常也至少6、7千。像她这样的车间员工，似乎都对我们有所误解，他们认为跟单总归是坐办公室，再忙再累也不及他们。

母亲给我鼓劲：“你现在多忙一点，以后就好了，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咬咬牙，心想，行吧！现在这么辛苦，说不定只是我还不够努力，做得还不够好。

于是我一头深深扎进工作里，社交圈独留同事，发小朋友们每次组局我都是缺席的那个。生活只剩下吃饭、睡觉、工作。夜晚加班到腰酸背痛，转头看到其他人也在埋头苦干，心里竟浮起些微安慰。

陈斌却给我的“努力”敲了警钟。一天，我们又一起吃外卖，他突然说：“我们这样下去也不是事。”

我抬头望他，问他是什么意思。

“你想想看，跟单无论做得多好，也就是个跟单，只要有耐心，够细心，这种事很多人都能做。难道你想做一辈子跟单吗？这份工作没前途的。”

那时我刚工作不到一年，从来没想过这么长远的事，经他一提，惊出一身冷汗。

“你知道小杰辞职的时候老板娘和他说了什么吗？”

“说了什么？”我心里奇怪，他怎么突然提起小杰。

“老板娘说，他爱走就走，没人拦着。现在大学生这么多，要招坐办公室的人一抓一大把。工厂里最值钱的是车间工人，最不值钱的就是文员。”

这话说得我心头窝火，仅剩的那点自我价值碎成渣渣。陈斌则一脸漠然、理所当然，似乎他早已消化完了。

沉默许久，我喃喃道：“资本也太高傲，太不把人当回事了。”

“你也不用生气。”陈斌看我一眼，“跟单虽然吃力不讨好，但要想摸透工厂的一切，跟单才是基础。等把内裤的生产都摸透了，我们可以去做业务员。业务员和跟单不一样，有更好的工资、待遇，也更不容易被取代。”

“我们得抽出时间好好学口语，业务员需要和外国客户打交道，没有好英语是不行的。”陈斌举起手机给我看界面，上面好几个学英语的APP。

是啊，生气发火有什么用，自己不往前走，只会日复一日地陷在枯燥的生活里。我也很快行动起来，见缝插针学东西——一天三顿饭，边吃边背几个专业术语；在办公楼、车间、样品室来回腾挪那几分钟，也拿来复习；睡前挤出半小时，多看几页书。

陈斌偶尔和我分享心得、互相鼓励，我们成了一个阵营的好战友。但工作不会怜惜我，忙到昏头转向，回家恨不得倒头就睡，强撑眼皮看书成了催眠。我咬牙坚持一个月，货期一逼近，好不容易制定好的节奏就崩溃了。

我们工厂存货饱和，订单又经常赶死线。为了清晨能够顺利赶到货仓，我们通常半夜出货。运气好时，订单很快能出完，好歹能回去睡个囫囵觉；倒霉时，得盯着装柜员工数每种不同箱唛的货物，直到每种都对上，货物出清才算完。最忙碌时，一顿安稳觉都成了奢侈，急促繁密的手机铃声、微信提醒让我神经紧张，生怕拿起手机就迎来一起“突发事件”。

磕磕绊绊地过完那段时间后，我整个人卸下劲来，一上秤，居然掉了5斤。可我还是忍不住叩问自己：究竟是图什么？工作确实是要做好，这没错，可这么糟践自己，难道就是正确的？

6

那阵忙完后，老板趁着我手头订单时间充裕，派我去深圳出差3天——客户公司组织了一场交流会，专门讲解其新季度将推出的订舱系统、箱唛细节和对色标准，各厂都派了业务员和跟单员参会，以此希冀提高新季度订单的沟通效率。

母亲压着我的志愿和实习，公司出差她阻拦不了。但她还是特别不放心。我只好说：“出差是公司安排的，总不能说不去就不去吧？那工作还做不做了？”她没辙了，但要我每到一个地方就给她发微信，登机下机都得报备。我也没辙了。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差，等待起飞时，在母亲一连串的忧愁微信里，我难得收到了另外一条微信——是我大学时期的摄影小组，群里几人一起合力拍摄过几部作品，宣传片也有，纪录片也有。我们在校期间处得挺好，但工作后就失去联系。当时担任导演的女孩说有一个好消息宣布，她先贴出几张图片，再高兴地说我们的纪录片在大学生电影比赛上获奖了。沉寂许久的群霎时热闹起来，群里其他几人接连祝贺，我盯着屏幕迟迟不敢动作。直到空姐提醒关手机，一阵手忙脚乱，平静下来后，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我抱的背包，里面放满了内裤样品，而我必须小心谨慎，保证它们不出现任何褶皱。获奖的片子是一部关于传统雕刻文化的纪录片。拍摄期间，我们每天都泡在雕刻家的工作室里，当天取材结束后，一定要围着镜头再看一遍，所有人都满意了，大家伙才回食堂吃饭。

我心头酸涩，这可太没劲了，现在我的喜怒哀乐全在内裤堆里。说白了，乐都算不上，充其量只是完成任务后偷得一丝轻松，暂时挣脱束缚。也会有人热爱这份工作，但那肯定不是我。

在高空之上，我把自己翻了个底朝天。深圳出差结束后，我捡起没看完的书，希望把那曾经一个月的坚持往下延续。我告诉自己，我必须得想办法在这内裤堆里钻出一个出口。

日常照旧。晚上趁着吃饭，我问陈斌的学习近况。

“最近都在忙，没什么空看了。”陈斌皱眉感叹，“时间还是太少了啊！”

“那也得自己想办法挤出时间。你说过的，不能就这样下去。”

陈斌沉默了，过会才问我最近怎么样，我回还行吧。

再过一个月，陈斌忙得团团转，我们只剩下工作上的事能交流了。慢慢的，他在吃饭时间里选择休息一会、喘口气，或是打开一段短视频，似乎遗忘了手机里的那些英语APP。

大概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盘算起辞职。说来有趣，一旦想到辞职，人就跟着硬气许多。车间里此前就有些让人看不惯的糟烂事，同事们当没看见，我也学着沉默。特别是包装车间主管，脾气躁，骂人特别难听。一次我赶去女装车间收拾残局，路过包装车间，听见他正大嗓门吼一个年轻女孩：“‘僧头’是不是？我说的话你是不是都没听进去？我叫你包得好看一点，你是没长手还是没长脑？”

我偷着问旁边一位大姐“僧头”是啥意思？大姐手上不停，喉咙里冒出一声笑：“你听不懂哦？‘僧头’就是傻瓜的意思！”

主管越骂越起劲，那女孩看着不过20岁，眼睛红了。我出声叫了主管，他没好气地问：“干嘛？！”

“你有话就好好说，没必要发脾气。”

“关你屁事，管好你自己吧。要不是你们这群跟单的拖拖拉拉，我们哪里要这么赶时间？”

好吧，谁都有道理，就我们跟单的没道理。我当时也窝着火——女装车间主管看错了我写好的生产单，明明写着腰围做1厘米的包边带、裤脚做0.8厘米的包边带，他却把两者倒了个儿。我得去清点到底有多少个做错了，要再补多少辅料。

上司早先把我俩叫到办公室对质，女装车间主管抵赖：“单上写了吗？我没看到单上写了啊！”

我把单子堵他眼前：“你看我写没写！”

他哑口无言，小声嘟囔“字太小”。

等他走后，上司打我一大板：“这事还是你做得不够好。”

我大跌眼镜：“我写都写了，样裤也给了，这还能是我的错啊？”

上司瞄我一眼，很认真地说：“你要是字写得够大，他不就能够看清了？”

我顿时觉得荒谬无比。这公司里的人都是甩锅大王，出了错，一层一层往下扒，最后总能把锅安在跟单员头上。

这头包装车间主管仍在骂骂咧咧，说手头的货太赶，都怪办公室里的某个跟单员没有及早催客户评语。我耳朵嗡嗡直响，朝他吼：“我要不要给你买个喇叭，你大点声，做个全场广播？”

他大概也没想到我会回嘴，一时间愣住，哑火了。这下，我心里终于舒服了，头一甩，脚步轻快地赶往女装车间。

工厂里节奏快，言语摩擦司空见惯，大多也上升不到隔夜仇。我后面下楼准备回办公室时，包装车间主管瞥见我，脸色迅即变臭，可下午我俩就握手言和了。

7

我迟迟未下定决心辞职。一来，辞职后的工作没着落，二来，母亲不同意。辞职念头晃过脑海后，我坦诚地同母亲交流过一次，一五一十细数了工作里的弊端，可她却说：“讲这么多，你无非就是觉得太辛苦了，可是就算换到了别的厂，就不辛苦了吗？”

“不只是辛苦。这份工作给我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我干嘛非得吊在这份工作上？”

“那你找到下一份工作了吗？辞了职没工作难道你想窝在家里？还是你又打着主意想出去？我告诉你，你想都别想。你才几岁就说压力？我活了这么多年，你能有我压力大吗？少想那些乱七八糟的。”

“你能不能稍微考虑考虑我的想法？”

“那你能不能多想想我？”

我俩不欢而散。我依旧上班、下班，可辞职在心里发酵。后来在和母亲的数次交锋中，我也逐渐想开：我可以退让一次、两次，但我不能永远退让，直到让自己退无可退。她的想法总归是一种束缚，她不满意，也不会让孩子快活。

2020年冬天，临近年底厂里订单爆满，内裤布片一车一车地往其他加工厂送——通常，自家工厂做不完的货会被送到相熟的加工厂，给一定的加工费用，但原则上外国客户禁止这样做。我们要紧盯货物进度，所以必须往返于不同工厂。

那是一个必须要出货的订单，我暗自庆幸包装还算简单，箱唛也是，按部就班地贴完，再把货物送上车就告捷。

凌晨，我打电话盯进度，加工厂厂长信誓旦旦说一切顺利，让我安心下班回家，到时候他们会直接装车把货送走。我立刻松了一口气，裹好羽绒服骑上电动车回家。迷糊间睡到3点钟，手机铃刺耳，接起来，就是：“哎呀！你快去一趟办公室，把箱唛贴纸重新打印给我吧，工人弄丢了几张，现在找不到了。”

我没有余力发火，得留着力气起床，大半夜赶回公司，叫醒保安给我开门。保安骂骂咧咧，我上楼摸黑开灯、打印贴纸。一晃半小时，加工厂死命催，刚弄好，我就匆匆骑车往加工厂赶。

寒风凌冽，路上黑悄悄一片，只能借着车灯往前开。我生怕赶不上趟，错过装货时间，越开越快。一摞摞的箱唛被我装在一个小箱子里，堆在电动车车座前的空当里。我太困了，冷风刮脸也忍不住打了个呵欠，只听“砰”的一声响，待我回过神，人已在地上，电动车摔出去两三米远。

我一个激灵清醒了，原来是我闷头撞在了花坛上，冷不丁地被弹了出去。我拍了拍衣服爬起来，身上仅有一点刺痛，心惊肉跳，庆幸只撞了自己没有其他人，来不及平复心情，收拾收拾散在地上的箱唛，赶着扶起车，查看花坛。

车没事，花坛没事，箱唛齐全，就我摔了个地打滚，蹭破了裤子。顾不上心疼裤子，箱唛送到，我上场帮忙，才赶在6点前结束一切工作。货柜司机睡熟了，我拍窗叫他，他睡眼惺忪：“啊，终于要装货了？”

天色微亮，我回到家。开门时我怒火中烧，心里反复回想刚才撞车时的情形。幸好我摔的位置不错、幸好我皮够厚、幸好没人大半夜在路上走……我想了许多个幸好，去掩盖我对自身的愤懑——我居然在那个时候，还在想箱唛会不会出事！我简直要被自己气笑，我在心里发誓，无论母亲说什么，这个工作我是辞定了！

推门进去，客厅亮着灯，我准备坐到沙发上洗洗膝盖上的伤口，母亲忽然出现，她问我发生了什么。

我照实说完，眼泪突然滑了下来。我不常哭，把母亲吓了一跳。她沉默良久，说：“不行就辞职吧。”

后来她说，那晚我一出门她就惊醒了，一宿都没睡，坐在客厅里。看见我冻得满脸通红，膝盖破烂，血迹都干了一片，推门而入，她心里想：也就是个工作，不干就算了。

我很快辞职了。老板提出加薪，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老板鄙夷：“工作不为了钱，还能为什么？”

我当时没回，心里憋着，现在想也许我该回敬：“在你眼里，员工值几个钱？”

直到现在，母亲还老把“百炼成钢”“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挂在嘴上。我已经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我本来就不是钢，也不会被炼成钢。我不想，也不愿意。现在，我还在继续与母亲交锋，争取着属于我的自由。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来源：网易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