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海拾贝 文摘 隐藏在苍茫大野中的星星之火

隐藏在苍茫大野中的星星之火

1

1759年,乾隆皇帝命将军兆惠、富德统兵平定大小和卓,实控新疆。

至此,大清三代帝王通过平定准噶尔,得到蒙疆藏地区,国土面积几乎翻了一倍,达到三百年来中国王朝最鼎盛的时期。

在财政方面,顺治时期每年钱粮收入1495.9万两,支出1573.4万两,基本是入不敷出的状态。而到了乾隆年间,大清每年的钱粮收入4359万两,支出3177万两,盈余达到1200万两左右。

也就是说,乾隆朝不缺钱花。

在国际影响力方面,中亚的巴达克山、爱乌罕、浩罕、哈萨克三部(阿富汗、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都主动归附大清,成为大清的藩属国,每次朝贡时都要行三跪九叩大礼。

大清也赏赐其首领人物顶戴花翎,并提供宗主国应尽的保护义务。

这是自元朝以后,传统的中国内陆王朝,再一次将国际影响力延申到中亚地区,重演了张骞出西域、班超万里封侯的故事。

如果不考虑大清统治集团的民族属性,乾隆朝绝对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最辉煌璀璨的时期之一。

但我们都知道,辉煌过后便是灰暗。

乾隆收复新疆以后,不到百年时间,大清便迎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汉人力量崛起等颠覆性事件,大清从巅峰滑落到谷底。

转折如此猛烈,除了陆权俄国和海权英法的侵略以外,其实我们可以梳理大清的内部问题,来发现一些端倪。

2

 

人口数量是大清的核心问题,一切都要从这里开始说起。

1794年(乾隆59年),大清人口达到3.1亿,到了1850年(道光30年)更是突破4亿,大清成为人口最多的中国王朝。

随着人口暴涨,大清必然要面临人多地少的局面,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增量,或者为了生存下去,占人口多数的汉人,必然要向边疆地区移民。

其中一个移民方向是东北。

东北是大清的龙兴之地,自从入关以来,便不允许汉人进入东北,康熙、雍正、乾隆都一再重申禁令,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

其一是清空东北,做为满洲贵族的自留地,如果在关内混不下去了,他们随时可以卷铺盖跑回东北。

其二是东北有人参、貂皮等奢侈品,不允许汉人进入东北,大清朝廷便可以垄断这些奢侈品,赚取丰厚的利润。

在政治和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大清入关后的一百多年,东北始终是人少地多的蛮荒状态。

但关内汉人的人口暴涨,改变了这样的格局。

华北汉人不断闯关进入东北,紧接着便是开垦土地、建造房屋、重塑社会关系。

到乾隆末年,东北的汉人移民已经达到一百多万,他们和留在东北的满人混居在一起,凭借人口优势,逐渐同化了东北的满人,以至于黑龙江以南,几乎所有满人都能说一些汉语。

而那些头脑精明的汉人,移民东北以后,很快就发现了人参、貂皮中隐藏的商机,于是偷采偷猎蔚然成风,用不了多少年便发家致富,随后又凭借经济实力,和东北满人军官、汉人地主勾结在一起,共同形成新的东北统治阶层。

可以说,大量汉人农民同化了底层满人,汉人地主和商人同化了高层满人,这意味着东北不再是满洲贵族的自留地,他们的退路被切断了。

20世纪初,镶黄旗的张榕响应辛亥革命,摄政王载沣和溥仪没有退居东北,以及张作霖凭借东北问鼎中原,源头都出在这里。

另一个移民方向是蒙古。

乾隆末年,蒙古人口将近350万,其中70万在外蒙古,260万在赤峰、察哈尔、热河等内蒙古地区,而且大清历代皇帝在蒙古推广黄教,原本都是草原的蒙古,竟然建起近两千座寺庙,一半的蒙古男性出家做了喇嘛。

这两个数据结合在一起,就说明黄教寺庙是蒙古的人口高地。

随着汉地人口暴涨,汉人农民开始违反禁令越过长城,到蒙古开荒谋生,他们选择的开荒地点,往往是已经有人口定居的寺庙附近。

为了服务蒙古喇嘛和汉人农民,商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很多晋商带着货物进入蒙古,在寺庙附近和喇嘛、农民们做交易。

于是在几十年间,黄教寺庙周围便发展起蒙古喇嘛、汉人农民、汉族商人定居的城镇。

自古以来,汉人王朝难以驯服蒙古高原的游牧部族,根本原因在于,游牧部族的流动性很强,不可能设立流官政府,只能派出大军一遍一遍的扫荡。

但蒙古的城镇发展起来以后,用汉人王朝的方式治理蒙古,便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为民国设立察哈尔省、热河省、绥远省埋下伏笔。

不过由于外蒙古离汉地较远,汉人移民不多,没有重塑外蒙古的社会生态,所以外蒙古的离心力较强,大清的控制力衰弱以后,在俄国的煽动下,便出现了脱离中国独立建国的诉求。

这是大清中期就埋下的隐患。

而失去东北自留地、蒙古盟友被同化,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结果——

大清统治中国的基本盘弱化,只能和新一代汉人精英结盟,维系脆弱的统治。

 

 

3

汉人精英崛起,也和乾隆有极其深远的关系。

乾隆晚年精力不济,便提拔和珅做皇权的代理人,军政事务都要通过和珅处理,这样一来,和珅成为乾隆的化身,不仅在朝堂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在各地安插了大量的私人党羽。

就像严嵩能给嘉靖遮风挡雨一样,和珅也能给乾隆遮风挡雨。

但和珅做为皇权的代理人,只能代理垂垂老矣的乾隆的皇权,不能代理春秋鼎盛的嘉庆的皇权,即便嘉庆要找代理人,也是从亲信里选拔。

于是在乾隆驾崩以后,和珅就被嘉庆赐自尽,并抄家灭族,和珅提拔的嫡系官员,也被撤换调任,例如总督级的地方大员,一年内就被撤换了六个。

朝堂的老油条们都能看出来,这是嘉庆在清洗乾隆朝的旧势力,那么下一步,自然是培植嘉庆朝的新势力了。

广东巡抚朱珪做过嘉庆的师傅,乾隆驾崩后,嘉庆立即调朱珪进京,陆续升迁为太子少保、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嘉庆初年的军政事务无不参与。

董诰是浙江杭州人,年轻时高中探花,乾隆晚年就做到军机大臣。虽然位极人臣,但董诰不是和珅党羽,所以乾隆驾崩后,董诰在军机大臣之外,又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师、世袭骑都尉等官爵。

进士出身的江苏人吴熊光,曾被和珅贬斥过,乾隆驾崩和珅自尽后,吴熊光很快被提拔为湖广总督,同样被和珅贬斥的高书麟,也坐火箭似的升为云贵总督。

总之,嘉庆初年的用人原则是以和珅为红线,凡是和珅重用的官员,嘉庆都要排斥,凡是和珅贬斥的官员,嘉庆都要重用。

这些嘉庆重用的大臣们,也会提拔自己的嫡系人马,例如河道总督王秉韬、安徽巡抚荆道乾、浙江巡抚阮元都是朱珪推荐的,日后出任江苏巡抚、两广总督的蒋攸铦是朱珪等大佬推荐、嘉庆亲自任命的。

从名字就能看出来,这些都是科举出身的汉人文臣,蒋攸铦倒是旗人,不过隶属于汉军镶红旗,在感情上和科举汉人文臣更近一些。

这次大规模的官员调动,意味着以和珅之死为契机,科举汉人文官在嘉庆朝崭露头角,在满蒙贵族统治的大清,拥有了一定的军政话语权。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登上高位的汉人文臣提拔汉人精英,便成为大清的一项潜规则。

后来蒋攸铦升任体仁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主持会试时选拔了龚自珍和魏源,在宣南诗社结交了林则徐,也提拔了湖南籍的陶澍,陶澍的思想理念和地域观念,又深刻影响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

数十年后,这批人都成为晚清名臣,引导了中国的巨大变革。

而曾国藩亲手打造的湘军,直接造成了近代湖南的崛起,也为湖湘子弟缔造新中国奠定基础。

可以说,中国两百年来的重大变化,都和乾隆、嘉庆换届时的人事调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过换届时调整人事,只是科举汉人文臣崛起的起点,要想主导历史的进程,离不开太平天国提供的机遇。

4

太平天国起事,同样是人口暴涨的产物。

乾隆末年,中原汉人除了向东北、蒙古移民以外,还大量向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南疆地区移民。

大量中原汉人移民南疆,必然要和本地土人争夺土地、水源、矿山等资源,于是在广大的南疆地区,土客矛盾越演越烈,尤其是最南端的广西,土人和客人经常发生大规模械斗,死几百人是常事。

这些客家人在械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客家人的共同记忆,并初步锻炼出攻城和野战等军事能力,最终形成半军事化的社会生态。

此时的大清如日中天,为什么不管呢?

答案是管不了。

早在嘉庆赐死和珅以后,朝野便形成一种共识,那就是糟蹋大清的恶人已经死了,以后不必再大动干戈了,大家守静笃,照章办事即可。

从表面来看,这种共识是大清新势力保护既得利益的方式,但在更深的层面上,其实是大清在历史周期律的作用下,丧失了继续革命的雄心壮志,整个国家都变得暮气沉沉,求稳惧变。

到了道光年间,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曹振镛的影响力极大,此人奉行“多磕头少说话”,除了勤奋清廉以外,其实没有改革弊政的能力。

曹振镛经常建议道光,对于大臣们提出的问题,轻轻揭过就行,不必深究,但为了显示皇帝励精图治,还必须严惩一些不重要的人和事。

这种理政方式,其实就是混日子。

随着嘉庆、道光两朝的风气日益固化,大清朝廷出现了人浮于事的疲软环境,根本没人有兴趣解决重大问题,只想混过去,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这种风气传导到地方,便是广西的府县官员不愿意惹事上身,面对土客械斗的血腥场面,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任由广西的民间战争肆意发展。

到了道光末年,广西农村已经是半独立地区,几乎脱离了大清地方政府的直接控制。

太平天国,就是这些半独立的广西农村里燃起的野火。

 

而东南地区的弊政,成为广西野火炽烈燃烧的干柴。

自从宋朝以来,长三角的苏州、松江一带便是全国经济最繁荣的地方,也是出产粮食最多的地方,明朝迁都北京以后,做为京杭大运河附近的富庶地区,苏州、松江一带就承担了最多的漕粮份额,运到北京供朝廷分配。

嘉庆、道光年间,每年征收的漕粮数额是520万石,苏州和松江就要承担170万石,常州、镇江、湖州的漕粮份额,加起来也将近百万石。

用全国一盘棋的角度来看,这是从富庶地区提取财富,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转移支付,但也不可否认,200多万石的漕粮确实是很重的负担。

一旦遇到水旱天灾,江苏都要请求朝廷减免漕粮份额,避免激起民变。

但问题是,天灾可避,人祸难逃。

从乾隆末年开始,大清的财政就每况愈下。先是乾隆晚年成了花钱小能手,经常耗费几十万两白银来建行宫、修寺庙、纵情享乐,和珅为了满足乾隆的经济需求,就指派党羽们在各地捞钱。

各地的官员们自然不可能自掏腰包,这笔钱,最终还是落在广大农民的身上。

后来和珅倒了,官员捞钱的习惯却延续下来。

在熵增定律的作用下,大清地方官员从乾隆末年的有序捞钱,逐渐演变成嘉庆、道光年间的无序捞钱。他们不仅在正税之外摊派苛捐杂税,向老百姓要钱,还贪污腐败,向国库伸手要钱。

这样一来,必然造成国库和地方府库亏空,而为了补亏空,地方官员们只能增加苛捐杂税,加码加价的向老百姓要钱。

结果就是,老百姓每年要交的钱,往往是大清法律规定数量的几倍。

苏松一带的人们,原本就有沉重的漕粮负担,再加上无止尽的苛捐杂税,导致民间怨气很重。

1840年代,他们发起过一次抗税运动,虽然意料之中的失败了,但是对现实的不满,必然导致他们欢迎能改变这一切的人和事。

所以当广西土客矛盾激起的太平军转战东南以后,东南相当大一部分的人,立即和太平军合流,成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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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晚清在国际方面的变化,也能在乾隆末年找到影子。

1793年9月,英国使者马嘎尔尼到承德避暑山庄拜见乾隆,并递交了国书,要求大清和英国签订条约,主要条款有六项:

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宁波、天津等处经营商业。

根据俄国的例子,允许英国在北京设立洋行买卖货物。

在珠山划一个小岛给英国商人使用。

在广州得到同样的权力,并允许英国商人自由往来。

凡是澳门运到广州的英国货物,给与免税优惠。

允许英国商船按照中国规定的税率交税,不额外征税。

仔细看看这些条款,除了第六项是正常商业请求以外,其他几项都是宗主国对殖民地提的要求。

例如给英国一个珠山小岛,和《南京条约》割让香港有什么区别?俄国在北京设立洋行,英国就提出同样的要求,这和“利益均沾”有什么区别?允许英国人自由往来,这和国门大开有什么区别?

这样一份条约,乾隆要是签下来,那才是见鬼了。

英国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意味着掠夺全世界两百多年的欧洲海权国家,已经盯上了中国这块“处女地”,廉价劳动力、庞大的市场、落后的武器装备,无不让这些欧洲海权国家垂涎。

再过五十年,英国在承德避暑山庄没得到的东西,通过《南京条约》都得到了,从此以后,中国沦为东亚病夫,欧洲国家眼中的肥肉。

在西北方向,大清收复了新疆,中亚各国成为大清的藩属国,一心想打到印度洋的俄国并不甘心,大清和俄国这两个陆权国家,必然还要再较量一番。

新疆北部地区是蒙古草原的延续,大清的控制力还不错,但新疆南部是伊斯兰教的大本营,感情上和中亚的伊斯兰教国家更亲近,不论实际控制还是意识形态,大清在新疆南部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这就是俄国挑事的基础。

所以在乾隆收复新疆的百年后,俄国和英国共同支持的阿古柏,建立起洪福汗国,基本盘就是喀什、和田、英吉沙、阿克苏等南疆城市。

这段历史背景,给左宗棠收复新疆、建功立业埋下伏笔。

6

中国近代史的标志性事件的鸦片战争,但我们梳理了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就知道在鸦片战争以前,大清已是千疮百孔。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而在鸦片战争以后,这些发迹于乾隆末年的各种问题,最终交织在一起,形成错综复杂的晚清乱象。

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是从广东传过去的基督教义,这种意识形态强化了土客械斗培育出来的太平军人,却也将其他潜在盟友排除在外。

所以读儒家经典的东南人士,很难和太平天国真正融为一体,当科举汉人文臣曾国藩、李鸿章包抄南京时,他们又抛弃了太平天国,回归高举儒家大旗的大清怀抱。

太平天国失败了,但这场横扫南中国的战争,彻底扯下大清的遮羞布,证明了满蒙结盟的大清是脆弱的,只有和汉人上层精英结盟,才能延续政权的生命。

于是在平定太平天国以后,曾国藩解散了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成为大清的主要武装力量,这意味着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汉人精英,凭借军功正式成为满洲贵族的政治盟友,在恢复宋明文官地位的路上越走越远。

而欧洲列国的到来,一方面给淮军武装了来复枪和野战炮,让大清的武装力量率先进入半工业化,可以对依然处于小农经济的省份进行降维打击。

另一方面,欧洲给大清送来西式管理体制,例如赫德管理的海关,每年就能上缴1200万两白银,让大清快速度过战后恢复期,年度税收很快达到6000万两。

拿了欧洲的枪炮和白银,大清便从雄踞东亚的霸主,转型成对内镇压人民群众、对外奉承欧洲列国的代理人政权,中国也就成了半殖民地。

这就是晚清纷繁复杂的事件背后,潜藏着的历史脉络。

读历史不能只关注某个人或事,必须不断向上溯源,并以此为基础向下推导,才能对历史的进程构建完整认知。

因为苍茫大野中,隐藏着星星之火。

当这些星星之火汇聚在一起时,便是无人可抵挡的冲天烈焰,它会焚烧旧时代的冗余,灰烬里也会出现新时代的萌芽。

来源:温伯陵 微信号:wenboling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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