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抢救民营企业家信心

作者黎佳瑜/戴老板

1982年12月，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遇到了一件蹊跷的事。

当时温州正准备召开“两户”（重点户和专业户）代表大会，表彰那些勤劳致富的先进分子。然而令袁芳烈万万没想到的是，受到邀请的人根本不敢来，有人连夜逃到外地避难，有人索性带着铺盖脸盆来开会，做好随时“进去”的准备[1]。

这似乎不太像温州人的风格。改革开放之初，温州是全国经济发展最迅猛的地区之一，曾经消失在历史洪流中的民营经济在这里肆意生长，全国第一张个体营业执照也被温州人拿下，十万温州人走南闯北，给全国人留下了“敢为天下先”的印象。

领导亲自邀请参加表彰大会，本应是一件光荣自豪的事儿。但恰恰相反，这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温州人彷佛被吓破了胆子，不仅不敢去参会，还在私下议论纷纷：“上面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小富可以，大富不许”[2]。

还有一句讲的最多的疑问：那抓起来的“八大王”，不是还在牢里吗？

谁是“八大王”？这个名字听起来威风凛凛，其实就是来自温州乐清县柳市镇的8个农民出身的个体户，属于先富起来的底层老百姓。但在1982年底，这8个人被定成了“投机倒把罪”，有的人已经被关了半年多，有的人则成了逃犯。

袁芳烈给“先富”群体开表彰会的背景，是当时温州的经济已经跌入冰点。工业增速从前两年的31.5%，骤降至1982年的-1.7%[3]。当时温州的情况也是全国的普遍现象——改革开放没几年，部分先富起来的群众就已经准备躺平了。

摆在袁芳烈面前的是一道难题：如何抢救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先富

群众帮袁芳烈指明了方向：

民营经济焦虑的根源，都在柳市镇的“八大王”身上。

在80年代初，柳市镇这个未来的“低压电器之都”已初具雏形。镇上五金电器档口鳞次栉比，三五层高的小洋楼林立。据说，在柳市街上捡的钱都是十元一张[4]——当时纸币的最大面额，更有夸张的传言，说“万元户”在柳市镇也只能算贫困。

柳市镇的“先富起来”，是一群一无所有之人的绝处逢生。温州虽然地处东南沿海，不仅山地多耕地少，自然资源也有限，而且作为对台前线，国企和集体企业也不多，温州市全市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亿多，都不够发工资[5]。

文革期间，柳市镇上最好的劳动力每天在生产队只能挣到0.57元，最差的每天不到4分钱[6]。老百姓就只能一边做针头线脑的小买卖，一边偷偷鼓捣家庭生产作坊，但也因此常年活在被上级检查“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阴影下。

1972年，柳市镇的农民陈维松兄弟集资开办茗东五金电器制厂，这在当时属于做私工，为了避免被人发现生产时都要紧闭门户。但是到了1975年，一笔来自淮北矿务局的35万元汇款还是惊动了当地政府。结果全体职工被关“学习班”，工厂关停解散，只留一句让人胆寒的训诫：

“赚一千元戴帽子，赚五千元坐牢子，赚一万元杀头子[6]。”

直到1978年，柳市人迎来命运的转折点——5月，《光明日报》刊载了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掀起改革大幕的一角，无数中国人的命运为之改变，人们终于有了高考、烫发、穿喇叭裤和听邓丽君的自由。

在温州市木勺巷摆摊的个体户，1984年

柳市人却从中看见另一幅图景。东方犹太人的天赋一夜觉醒，偷鸡摸狗的学会了扎花圈，沉迷赌博的也开始摆摊，那是建国以来柳市镇治安最好的三年[6]；购销员们跑遍全国各地，还有人把温州产的带鱼倒腾到千里之外的新疆去卖。

而柳市镇之所以日后成为“低压电器之都”，也跟他们的灵敏嗅觉有关。

当时国家正在缓停基建投资，转向重点支持民生相关的轻纺工业，各地国营企业的机电设备库存大量积压。听到消息的供销员们便冲向全国各地，如蚂蚁搬家一样，将成千上万吨废弃机电产品运往柳市，再拆成零件销往各地[4]。

很快，整个柳市镇就成了一座巨大的加工处理场，先后出现了300多家“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从业人员过万[6]。其中名气最大的，是一个叫“柳市通用电器厂”的，日后闻名全国的“温州八大王”，就诞生在这家名字霸气的社队企业里。

厂长石锦宽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毕业生，文革期间回柳市当起了居委会主任[23]。为了解决返乡知青的就业问题，石锦宽找人凑钱办厂，起初叫“反修工艺社”，意为“反对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后来效仿美国通用汽车，改名“通用电器厂”。

晚年的石锦宽，浙江之声

石锦宽采用的是一种“挂靠制”模式，下面设置独立经营的门市部（车间），各门市部自负盈亏，每月只需缴纳30元管理费和纳税[9]，通用电器厂对内就只负责管账报税，能极大地调动积极性，很快门市部的数量就拓展到了32个[8]。

1979年通用电器厂的产值已经近1亿人民币，而乐清县所有县属企业生产总值加起来也才800万[8]。

事后来看，石锦宽这个未经任命、不领工资的小村官，比当时绝大多的官员都领先一步遵循着邓小平的意志——在改革脚本尚未成型、公私之争反复不定时，他就冒险以挂靠经营的方式，让个体户获得某种“合法”的身份。

卖螺丝的刘大源就挂靠在通用电器厂名下。1969年初中毕业后，他情愿倒腾螺丝也不要国营厂的招工指标，生意从柳市一路做到上海。那时候，上海的国营标准件厂也只有2万多种螺丝，刘大源的店里却有4万种之多[4]。

同样冒尖的还有卖线圈的郑祥青、做矿灯的程步青、倒腾旧货的王迈仟、捣鼓五金元件的胡金林等人。这其中，叶建华是个异类，因为他不懂五金电器，是个开照相馆的。

柳市人都离不开叶建华，因为他跑遍全镇后整理出一本带样品插图和售价的产品目录，那是购销员外出跑业务必不可少的工具。十多年后，一个叫马云的人和他的阿里巴巴做了同一件事，蝴蝶振翅般改写了中国互联网的历史。

1980年，通用电器厂开始评选先进车间。有人向石锦宽提议用“大王”做先进称号——这本是王迈仟的外号，当时为了区别，人们叫王迈仟大王，他的父亲是老王，儿子则是小王。

这一年，十个“大王”横空出世，刘大源成了“螺丝大王”，叶建华成了“目录大王”。在表彰大会上，大王们还收获了印有称号的热水壶[9]。

“大王”也成了柳市最时髦的用语。有人开始以此称呼镇上的经济大户，做开关元件的郑元忠得了个“电器大王”的名号。他对此很受用，据说还爱读一首名为《给咱弄个大王来吧》的诗[11]。

出于国人朴素的安家情结，郑元忠发家致富后，先花七万块钱盖一幢三层洋楼，按照后来《人民日报》的说法，郑家院子足足停得下12辆小轿车[12]。

只是他不知道，当“大王”和盖洋楼这样威风的事，会在不久后变成一场漫长的噩梦。

刘大源比郑元忠还要狂上三分。他是镇上第一个买摩托车、装私人电话的人，有时政府办公室的人来借电话，能否用上全凭他的喜怒[6]。地方官员被他称为土八路，数十年不改口[12]。

大王们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如履薄冰。“姓社姓资”的镰刀依旧高悬，看看那时的人们都在争论什么问题：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四只就是资本主义；雇七个人是社会主义，雇八个就资本主义——为此，《人民日报》还特开专栏讨论了整整三个月。

当风暴真的来临时，他们不出意外地成了重点打击对象。

骤寒

1981年9月，16号台风“嘉丽”在广东沿海登陆。它是距离温州最远、但影响最为严重的一场台风，造成当地数十人伤亡，近千间房屋倒塌。

第二年开春，一群陌生人站在“线圈大王”郑祥青家门外，对这幢鹤立鸡群的三层洋楼指指点点：“此人不搞资本主义，能有钱盖这样的楼吗[13]？”

那是来自省里的调查工作组，伴随他们的到来，镇上沉寂了几年的大喇叭又开始整日喊口号，街上挂起了“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行为”的横幅[6]。柳市人多少有些山雨欲来的不安，他们不知道的是，一场风暴早已在遥远的北方酝酿成型，并将如那场台风一般摧毁他们的生活。

改开进入第四年，巨大的矛盾笼罩在国民经济上空。

一边是疯狂生长的民营经济萌芽。在刚刚建立的深圳特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高挂蛇口港；在天津大邱庄、江苏华西村等地，涌现出禹作敏、吴仁宝等一批地方官员，悄悄带动村民办厂创收。

如八大王这样的经济能人不断涌现。在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注册了“傻子瓜子”商标，不顾妻子劝阻，鸟枪换炮地办起工厂——早在1976年，他就挣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万[14]。

但在另一边，是过热的国民经济和无解的意识形态之争。国企改革艰难推进、“倒爷”横行，势头正猛的民营经济成了背锅侠；在中央收到的文件中，乐清县俨然是个典型的反面教材：反革命活动猖狂、走私贩卖活动猖獗、投机诈骗成风[15]……

一场风暴终于在1982年到来。1月和4月，国务院两次下发紧急文件，要求打击经济犯罪，严惩投机倒把。在这次经济整肃运动中，浙江的重点是温州，温州的重点是乐清，乐清的重点是柳市，柳市的重点自然是大王们。

“投机倒把”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殊产物，界定极其模糊。因此在工作组入驻之初，柳市所属的乐清县委就与其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时任乐清县委副书记的连正德还记得，工作组和县委班子一吵就是好几个月。开会时双方分坐两边、针锋相对，你骂我资本主义，我就骂你教条主义。

在乐清县委看来，柳市的家庭工业做的都是国企不想搞、利润不高的小生意。但来自上面的工作组却坚持认为：“你们是不是方向错了，社会主义哪有那么多暴发户[16]？”

一夜之间，乐清县委集体倒台，连正德也被调离。随后，大王们被以投机倒把的罪名批准逮捕。

需要说明的是，“八大王事件”实际要抓捕11人，其中8个大王来自通用电器厂。郑元忠等3个“野生”大王，是工作组顺便一起抓的[9]。至于抓人的标准，连正德说，其实就是谁最风光，最赚钱，就抓谁[8]。

“五金大王”胡金林的反应最快。他先扛去六万元现钞补缴了17个月的税，然后带着新婚妻子外出旅游避风头。两周后，他回到柳市，却发现风波愈演愈烈，大王们被挨个叫去工作组，进去就没再出来[6]。

胡金林，1987年

很快轮到胡金林了。在招待所里，一个很有资历的官员质问他[17]：“老子两万五千里长征过来，也才381块钱一个月。你一年赚几十万，不是投机倒把是什么？”

胡金林百口莫辩。

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关注报纸上的新闻，有一次在《人民日报》读到河南一汽车大王倒卖几百辆车，每辆才赚几十块就被枪毙了（实为无期徒刑）。自己一年赚几十万，哪还有活路？

回家后，胡金林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东西——那是一个格子条纹的人造革包，内有五套工作证和对应介绍信，200斤全国两票，2000块人民币和冬夏衣物[17]。

就这样，26岁的胡金林成了一名全国通缉犯。

郑元忠的日子也不好过，他被柳市工商所喊去写检查，一写就是28天。第29天，他终于忍不住砸了审讯室的墨水瓶。离开工商所时，他听见对方说“走着瞧”，于是回家见过妻儿，拿钱就跑[18]——在逃亡路线上，他和胡金林都默契地选了水路。

叶建华被抓时，不少生意人都苦恼：没有他的产品目录，以后要怎么跑业务呢[06]？这个老实人其实只赚了两三万[12]，被判三年有期、缓刑三年[6]。他永远忘不掉宣判时的场景：在母校柳市小学，自己被五花大绑，台下人潮涌动[8]。

“旧货大王”王迈仟的量刑最重，他被判处七年徒刑，审判过程就是八大王事件的一道缩影。

当时，有关文件列出的12种投机倒把行为，都与八大王的情况不符，主审法官也认为王迈仟无罪。但投机倒把是上头定下来的罪名，法院院长打电话向县委领导请示，被斥责是“无知之辈[1]”，得到一个“判七年”的指示。

于是，法院在案件判词和卷宗里留下了尽显官场智慧的两句话[9]：

1. 王迈仟的罪行在于国务院文件中第12种表现最后的“等”字中。

2. 根据县委领导×××指⽰，对王迈仟要判七年徒刑。

这场经济大整肃中，八大王的故事在全国各地反复上演。湖北武汉有个名叫韩庆生的工程师，在国企工作之余，为一家濒临倒闭的乡镇企业设计了两套设备图纸，结果因此锒铛入狱，罪名也很清新脱俗——技术投机倒把。韩庆生的设计酬劳是600元，一审判决入狱300天，算下来，每赚两块钱就得坐一天牢[19]。

论坐牢，“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多少有些经验，文革期间，他曾因投机倒把、牛鬼蛇神等罪名两度入狱。前一年，他还是《芜湖日报》上的家乡品牌代表，转眼就因为雇工人数过百而背上资本家骂名，一路被状告至北京。

截至1982年底，全国经济犯罪立案数量高达16.4万件，判刑近3万人，合计追缴款3.2亿余元[19]。一时间人人自危，八大王的惨景更是让柳市人噤若寒蝉，关店的关店，逃跑的逃跑，柳市的工业产值一年内暴跌57%[3]。

经济这种东西，有的时候是一架无比复杂的精密机器，有的时候也是一个线性因果的简单函数——给什么样的输入，就会得到什么样的输出。

伸冤

关于“八大王”的沉浮故事，其实都离不开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

袁芳烈是山东人，“上海干部进中央，山东干部守四方”，袁芳烈在浙江分管农业，是当时省里最年轻的副省长。1981年8月赴任温州时，他既听不懂温州话，也看不上温州小商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仿佛一脚陷入“敌占区”[20]。

袁芳烈（中戴眼镜者）在苍南金乡考察，1982年

对于民营经济，袁芳烈是有偏见的——这也不能苛责他，毕竟当时绝大多数干部也有这种偏见。袁芳烈曾经自称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高手”，这次又是带着省里的军令状而来，要在一年内整肃以乱著称的温州，解决所有制问题[6]。

那时候，对民营经济怀有敌意、视商品经济为洪水猛兽的人不在少数。“姓社姓资”的争论汹涌，特区深圳被推上风口浪尖，1982年3月某报刊发文章《旧中国租界由来》，直指深圳是新时代租界，“除了五星红旗是红的，剩下都是资本主义[21]。”

个体户、工商业主们也承受着从观念到制度的全方位冷遇。《长沙晚报》的报道称“个体户也有活雷锋”，好像良民在个体户里是个稀有物种；地方执法部门动辄踢摊、收证、罚款一条龙，在山东秦皇岛，个体户不按时开会也要交罚款[6]。

如此氛围下，袁芳烈的偏见便不难理解。可当准备大干一场振兴经济时，却被现实狠狠打脸——1980年温州市工业增速曾高达31.5%，但到1982年竟骤降至-1.7%[3]。地方经济是当时中央考核的重要指标，这对一个官员来说几乎是致命打击。

1982年底举办“两户大会”时，人们的抵触更让他意识到：八大王事件过后，温州人的信心被摧毁了。

于是一夜之间，街上的大喇叭和横幅又换了一副面孔，开始高喊“热烈欢迎两户代表”。领导干部更是亲自上门，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总算动员了1200多位两户代表参会[2]。会有有的人被戴上大红花，有的人还被邀请到主席台上就座[1]。

两户代表们也学聪明了：他们要求人手一份袁芳烈的讲话稿，还说以后出了事就说是袁书记让干的[1]。

为了进一步给群众做思想松绑，袁芳烈做了一个当时看起来“”的决定：邀请一个雇佣了50人的林业大户上台发言，并让《温州日报》配合报道[6]。要知道，按照当时的“七上八下”理论，敢雇50人那可是板上钉钉的资本主义剥削。

牢狱里的八大王也没有就此被遗忘。率先站出来喊冤的，是《温州日报》副总编辑丁春霖。

在1982年柳市镇公开打击八大王期间，有关部门曾致电《温州日报》，要求报社配合打击行动做采访报道。当时，丁春霖和编委会认为打击政策界限不清，不利于改革开放，不仅不派记者前往报道，而且将来稿悉数扣压不发[22]。

丁春霖，1984年 图片来源：[22]

随后，丁春霖又亲自带人到柳市镇做调查。在乐清县工商局，他要求调阅八大王的卷宗，可对方找了半天，每个大王都只有薄薄的一张纸，上面除了简单记录个人信息，没有任何称得上“犯罪”的内容[9]。

1983年2月11日，丁春霖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份千字内参，提出对“翻砂大王”吴师濂的打击有误、应予以平反，借此为八大王一案喊冤[9]。

同样为申冤奔走的还有八大王的家属和同僚，其中就包括原通用电器厂厂长石锦宽。

作为大王的“靠山”，石锦宽也遭到拘禁审查。幸好国家财政部带各地取经团来柳市学习经验，石锦宽才被暂时“借”了出来。在柳市大会堂，他当众表演了一出蒙眼查账的本事——取经团随机抽选的每一笔账目，他都能闭着眼睛找到对应凭证[23]。

石锦宽因此侥幸得到特赦，可通用电器厂还是被迫关停了。他开始拼命写申诉状，一封接一封地发往省城和北京，洋洋洒洒有130万字之多，但基本都石沉大海；他三次上北京，八次进杭州，每隔几天还得往温州市里跑一趟，前后不下百次往返，只为讨回公道[25]。

第三次进京时，石锦宽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可谓胆大包天的事——给胡耀邦总书记写血书。这份1500字的申诉书，工整地写在一张长1米、宽1.2米的白色的确良布上，由石锦宽和11位大王的家属盖上血手印，几经辗转送到了胡耀邦手中。

终于，石锦宽得到了胡耀邦“立足帮助、打击不妥”的八个字批示[25]。

1983年元旦，石锦宽从广播里听到中央新发布的一号文件。这份以农村经济改革为主题的文件提到：“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更大胆一点；放手发展合作商业，适当发展个体商业……” 石锦宽听了之后隐约感觉到，风向有变，机会来了。

于是在当天下午，石锦宽就赶到温州市委，点名要找市委书记袁芳烈。让他意外的是，听说有人要为“八大王”申冤，正在开会的袁书记竟当即出面接待[9]。不仅如此，袁书记还允许他出席这一天的县委书记会议，并作申诉发言。

石锦宽的发言持续了11分钟。讲到“目录大王”叶建华时，石锦宽鼓足勇气问道：“产品目录是在上海人民印刷厂印的，介绍信是我开的，叶建华有什么罪？为什么要抓他？如果有罪的话，我首先有罪[9]。”每一句话，都在发出泣血的叩问。

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当时主政者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虽然空气里的风向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但当时中央的政策不明朗，官员们也生怕一不小心就“犯大错误”。于是袁芳烈做了一个保守的决定：低调复查，逐一改判。

1983年春节过后，袁芳烈先去柳市镇“重新”了解了“八大王”事件的经过，随后牵头地方法院重新调查审理，最终结论是除有轻微漏税之外，“八大王”的情况“基本符合中央精神”。袁芳烈也终于开口承认[1]：“我们抓错了，我们认错。”

这一年，大王们陆续被改判无罪，查清一个放一个。然而一方面，针对郑元忠等外逃大王的追捕仍在继续；另一方面，法律上的低调改判，只为少数人所知晓，当时无数风声鹤唳、如履薄冰的民营企业家，依然在等待一场公开的「平反」。

为什么有人常说“矫枉必须过正”？因为不“过正”，就很难恢复被破坏的信心。

平反

1983年9月20日凌晨两点半，“电器大王”郑元忠前脚刚到柳市镇，后脚就被抓进了看守所[18]。

在外潜逃的一年多里，每一寸风吹草动都挑动着郑元忠的神经。他听说北京开大会，第一次把个体经济写入宪法；听说胡耀邦总书记称赞个体经济是光彩的，个体户们聚在一起朗读这篇讲话，边读边放声大哭[26]；还听说柳市风向大变，被抓的大王们都已被陆续释放。

可命运似乎不想就此结束与他的玩笑。郑元忠“自投罗网”时，正赶上全国严打刑事犯罪，看守所里的犯人多到塞不下，他被和强奸、盗窃等重大嫌疑犯关在一起，站着熬过了第一夜[18]。

郑元忠被关押了整整186天。在狱中，他用报纸裹着圆珠笔芯写了几十封申诉信，但无一寄出。比起悔恨，他的心底更多的是不解和委屈。这个曾在十几岁时身无分文地北上京城、只为在天安门远望教员背影的青年，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如果有关部门早指出正确方向或错误的存在，我谅必自己早已悬崖勒马，决不会到今天的地步。到如今讲这是投机倒把行为，那么有关部门要负一定的责任……[27]”

就在他近乎绝望之际，转机出现了——1984年3月27日，他被无罪释放。

郑元忠的绝处逢生与外面世界的变化密切相关。起初，“八大王”案虽已改判，但既未公开平反，外逃大王的通缉令又没有撤销，继郑元忠后，胡金林也在回家不久后被抓捕归案。

“八大王”案之外，尽管市级领导已经开始“转向”，但基层部门匪夷所思的打击行动还在继续。1983年，温州有家街道企业因为搞计件工资，工人月收入超过国企职工，被罚款5万元。这一年，当地财政局竟以此收缴了高达280万元罚款[2]。

第二年开春，又有渔民从当地收购虾米后运往外地销售，被有关部门以涉嫌“投机倒把”为由抓捕[1]。

直到1984年初，中央再次下发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商品生产和流通，并强调：不可把政策允许的经济活动同不正风混同起来，不可把农民一般性偏离经济政策的行为同经济犯罪混同起来。

风向彻底转变，“八大王”也终于等来公开平反的机会。很快，温州市委召开一场全市干部会议，公开宣布给这八个普通的个体户平反，袁芳烈还在会上以“吸取八大王事件教训”为主题作讲话[2]。

在中央意志的干预下，那些闻名一时的“投机倒把”冤案也被逐一平反和正名。

“两块钱坐一天牢”的武汉工程师韩庆生，在狱中蹲了整整十个月，于1982年7月被释放。入狱期间，他的家人和辩护律师四处奔走上诉，地方法院一度改判无罪释放，但遭到检察院的有罪抗诉，最后，法院只能判处韩庆生有罪免刑。

虽然重获自由，但韩庆生依然背负着投机倒把的罪名。为了给自己讨公道，他买了张单程票直奔北京，跑遍各个相关部门，决心不平反就不回家。

幸运的是，韩庆生也得到了媒体的帮助。这一年深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三家媒体的记者找到韩庆生时，他正穿着一件破棉袄在地下室伏案画设计稿，以换取在北京的生活费。

他的遭遇最终惊动了中央。一支代表团被派往武汉重新调查，短短三天，没有开庭，湖北省高院就宣布改判韩庆生无罪。事后，韩庆生偷瞄了一眼那张改变他命运的中央文件，隐约看到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以及更高级别领导人的名字[27]。

洗清冤屈的韩庆生终于可以回家了。紧接着，他就遇到滑稽的一幕——领导干部排着队给他道歉。第一天是武汉市委副书记带着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等人，第二天登门的人变成了湖北省检察院检察长。

但最幸运的莫过于“傻子瓜子”年广久。一来，虽遭到举报，但他并未因严打而入狱；二来，被状告至中央后，他反而得到邓小平的首肯。

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听过“傻子瓜子”的事迹，面对姓社姓资的争论，他提议放一放、看一看。1984年10月，他又在一次会议上提到了年广久：“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社会主义了吗？[28]”

这不是年广久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被最高领导人点名保护。几年后，他将再度因为经济问题被捕，被判流氓罪入狱，而邓小平也将在南巡中第三次点名救下他。

当然，历史从来只会记住幸运的少数人。那一年被判刑的3万人里，有多少人是有家人奔走、媒体喊冤的？有多少人能遇上坚守改革意志的地方官员？又有多少人能一次又一次地为国家领导人所直接拯救？

值得欣慰的是，人们总算在八大王和韩庆生、年广久们身上重拾希望。

在温州，八大王彻底平反的消息伴随春风吹遍每个角落。1984年夏天，柳市迎来了久违的办厂热潮，整个柳市镇的低压电器企业达到五、六千家之多，工商局平均每天要给74家低压电器企业办注册业务。

人人都说：“十个纸上的文件，也抵不过‘八个大王’的王者归来[3]。”

一个叫南存辉的年轻人也和朋友合伙开起“求精开关厂”。几年前，他还在“目录大王”叶建华的照相馆门口摆摊补鞋[5]。后来，南存辉与朋友分道扬镳，各自缔造了中国低压电器龙头企业“正泰”和“德力西”。

南存辉在许多年后才吐露出当时的心声：“‘八大王’平反后，我才敢正式申办求精电器开关厂，否则我是不敢办厂的[2]。”

温州也由此开启黄金三年。1984年至1986年间，温州主城鹿城区工业产值连年翻番；1985年，《解放日报》头条第一次出现“温州模式”；到1986年，温州有470多个专业市场，14万多户家庭工业企业，10万购销员，120万工商业从业者[3]。

90年代初的乐清县街头

至于轰动一时的八大王事件，《人民日报》在事后称其为“历史上的大玩笑”，《中国农民报》则称之为“法律上的大玩笑”[25]。只是时代的一个玩笑，落在普通人的身上，就得用尽一生去消解。

昔日最狂的刘大源是唯一没有坐牢的大王，他坚持逃亡到最后，等公开平反了才回到柳市。直到2018年，他家还有个随时逃亡用的行囊[8]。如今他已不做任何生意，膝下子女无一经商[12]。

叶建华又开了一间照相馆，他已经没有胆子再去搞产品目录了。有时他走在市场旁、马路边，看到那些拉着蔬果摆摊、见了城管就拼命逃跑的、不听话的农民老伯，就仿佛看见昨日的自己[12]。

判刑最重的王迈仟死于1995年，肝癌，享年50岁。

郑元忠是为数不多仍有斗志的大王。他后来转型做服饰，创办的庄吉集团进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虽然以破产收场，但也留下一句“不跑路，不自杀，有债慢慢还”的名言，堪称罗永浩的榜样。

郑元忠，1997年

他当然也有脆弱的时刻。1997年，邓小平追悼会那一天，他带着庄吉集团的400多个员工在饭堂看电视转播。在众人面前，郑元忠痛哭出声：“没有邓小平同志和中央一号文件，我的骨头都烂了。他是我的救命恩人[30]。”

尾声

在中国，1984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份。

邓小平在之前的一年讲道：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未来这句话还将被无数次提及。这一年，党的决议里第一次出现“商品经济”。经济领域“拨乱反正”的结果，是国民经济在1984年迎来快速反弹，中国的商业周期到达改开后的第一个巅峰[31]。

1984年也被称为“企业家元年”。王石、张瑞敏、柳传志等人投身第一次下海经商浪潮，万科、海尔、联想的前身接连成立，史玉柱、段永平等人即将前往珠三角创业，任正非也在这一年离开了部队，复员转业南下深圳这片热土。

但庞大的中国经济，从来不是由100个任正非或者100个马云组成的，而是由千千万万个“八大王”式的小人物构建出了坚强的底座。时代的钟摆在他们身上划出了无数道伤痕，但每一次在底部，企业家精神又总能重新破土发芽，葱郁茁壮。

从1983年到2023年，四十年里每一次曲折，总能看到推波助澜、见风使陀的投机者，也总能看到无脑跟风、摇旗鼓噪的无知者，但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已经成为无数中国人骨子里的共识，它们无法被撼动，正如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一样。

在2023年3月1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籍贯温州瑞安的李强总理指出：“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大”，“下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过程当中，我们还必须吃改革饭，走开放路。”

坚定地“吃改革饭”，坚定地“走开放路”，中国经济就一定会乘风破浪，穿越一切阻力，驶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前方。

来源：饭统戴老板 微信号：worldofb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