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刚从大学毕业的我进入市劳动能力鉴定中心做起了专员。当时，这家鉴定中心还隶属于市人社局工伤处，承载着全市企业的工伤伤残鉴定工作。只要是受了工伤的职工都要来此做伤残级别鉴定，拿到结果之后，社保局和企业才能按照伤情等级给他们发放相应的医疗金、赔付款以及调整工作岗位。
我刚入职，领导就派我跟着“认定办公室”的科长熟悉业务——他同时兼管“认定”和“鉴定”两项工作。作为一个小专员，我的工作内容十分繁杂，包括但不限于：宣讲政策、接收鉴定资料、联系医生，协调医院、在固定时段筹办大型鉴定会议、组织专家外出鉴定、与企业沟通、做终审资料、配合行政复议，仲裁……总之，除了不干医生的工作，啥都干。
那段时间正赶上全国“老工伤纳入社保体系”，那些早年因工致伤的“老工伤”职工要由企业管理转交社会管理，这样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改善受伤职工的康复条件。当时中心不仅要鉴定市内近期发生的工伤，还要对各企业申报的“老工伤”进行复检定级，各家企业还源源不断地送来申报材料，我们的办公室一时间伤情档案铺天盖地，工作量暴增。初入职场的我很震惊：一个城市里，怎么每天都有几十、上百号人受伤呢？
我经手的第一件工亡案，至今想起来，还感觉触目惊心。
张师傅是一家制造企业的普通工人，在碎石产线上负责石料切割。传送带上等待切割的石料有大有小，偶有石块卡住机器，工人们就要做相应的处理，好让生产顺利进行。那天，一块石料又将机器卡停了，张师傅站在已经停了的设备回转面去取石头，谁知这时运输带突然又运转起来，容不得人反应，张师傅被惯性带倒，随着石块一起跌进了切石机……
后来，这家企业的经办人送来厚厚的一沓材料，我只看了两张照片，胃里就开始翻腾。事发现场惨不忍睹，张师傅被卷进碎石机后，连个囫囵的身体都没有留下，那些血肉模糊的人体碎片把石块都染成了红黑色。二十岁出头的我很没胆的怂了，我开始害怕意外，总觉在这世上，人就如同草芥一般脆弱。
张师傅的案子很快得到认定，工亡抚恤金也迅速申报了下来，后续的赔付工作由医保中心和企业共同办理，各项抚恤金会由医保中心打到政策规定的银行卡中。案件结了，张师傅的妻子跟着企业经办人来了鉴定中心一趟，其实她是不用出面的，但经办人说她想来谢谢我们将她老公的事顺利办结。
那天，张师傅的妻子抱着三四岁的女儿，表情木讷地站在楼道里，她穿着一件看起来很廉价夹克，但打理得很干净。小丫头大概还不能明白“爸爸没有了”的意思，或许是太过压抑的环境让孩子有些难受，她时不时地哭。张师傅的妻子面无表情地哄好怀里的孩子，之后无声地向我们鞠了一个躬，一直到走，都没有流一滴泪。
看着这对母女离去的背影，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跟人命比，钱实在太廉价了。科长对我说：“听说（张师傅）挺实诚一人，工作踏踏实实。这石头大一点儿小一点儿，都不至于这么寸。你待久了就知道了，老话说的没错，‘人争不过命’。一通意外，人生就天翻地覆了。”
李鹤是在一个寒冬爬进我们办公室的。
那年冬天特别冷，我上下班路上穿着厚厚的棉服都冻得发颤。一大早，我裹着衣服走进黝黑的办公楼，突然就发现地上趴着一个人影。我吓了一跳，赶紧打开廊灯，结果吓得喊了出来：“你谁呀？”
那是一个光头男人，脸特别圆，很胖，但仔细看他那惨白发灰的脸色，就明白那不是胖，是浮肿。他趴在地上，一只脚不自觉地晃动着，动一下就喘一口粗气。他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上只剩袜子，鞋什么时候弄丢的，他也不知道。
见我贴在墙角，他赶紧说：“别怕，我叫李鹤，工伤职工，来找科长。”
李鹤说他家里的老人生病住院了，孩子上学了，家里没人，他实在着急见我们科长，就自己爬了出来。好心的邻居帮他叫了出租车，司机把他放在我们楼前就走了。他说话的时候一直用力撑着脖子，但头还是一下一下的点着地，明显颈椎无力。后来，周围的人想把他从地上拉起来坐着，但他拒绝了，说自己身上脏。
爬进我们办公室，见到科长后，李鹤的第一句话是：“毛兰是不是来了？”
科长一头雾水，摇头：“没见，她没来。”
“可我听说她又来闹了。”李鹤担心地说，“她闹到企业去了，非逼人家撤销我的工伤认定，经办人不理她，结果她跑人家家里闹，连厂长家都去了。”
科长从前年的资料里调出李鹤的档案递给我——他是一家老厂的车间工人，工作时从高塔上摔下来，导致高位截瘫，胸部以下失去知觉，四肢活动受限。这是明显的工伤，从认定到鉴定都非常快，他的伤情合并属于二级伤残，除了能拿到一笔赔偿金，每个月社保基金和企业还会一起给他发放生活费，后续的生存和康复治疗都不成问题。
但最大的问题，却出在他爱人毛兰那儿。科长告诉我，他去调案子时见过毛兰，那女人和其他心情沉闷的家属不一样，表现得活跃善谈。当时她反复追问赔偿金的事，科长也没多想，毕竟她丈夫受重伤，一家人要面对高额的医疗费，多问问也是正常的。谁知几项赔付金一下来，毛兰竟卷款消失了，没有离婚，也没带走儿子。
李鹤的医疗支出有社保报销，企业每月还依法给他发放工资，他的父母有退休金和储蓄，虽然因为毛兰损失了一大笔钱，但一家人的生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只是，苦了孩子——家里接二连三发生变故，让李鹤刚上初中的儿子变得畏畏缩缩。
可没想到，大概过了半年，毛兰又回来了，她先给公婆道歉，又想办法让儿子原谅了她。在孩子的哀求之下，婆家人再次接纳了毛兰，但是没想到这是放虎归山——很早以前，李鹤曾跟风买了一份商业保险，毛兰不知从哪儿听说这份商业险一次性赔付更多，而且一旦社保赔了，保险公司或是不赔，或是只赔个差价。于是她就不干了，她想让我们撤李鹤的工伤认定，不走社保，换商业险赔付。
“你们一定不敢让她撤认定啊。”李鹤趴在地上，恳求着。
我也不清楚那份商业险的条款是如何写的，但我实在担心毛兰是被人骗了，更怕她坑了李鹤——因为无论商业保险怎么赔，毛兰的意图都很明显，她就是想卷走更大的一笔钱。
我们安慰了李鹤一番，说不会那么轻易地撤掉伤残认定的，之后科长还亲自送李鹤回了家。
几天后的一大早，鉴定中心的接待室外围了一群人，接待室的门似乎从里面锁上了，一个穿着灰白短外套的女人死死地顶在栅栏门上，向里面高喊：“凭什么能认定不能撤销？能认不能撤，国家机关强买强卖！”
科长说，这个女人就是毛兰。她大概四十多岁，瘦，绑着个低马尾，面相挺刻薄。
怕她这样闹会影响大家工作，科长就出面解释：“你以为局里能随便认定案件？能认定是因为李鹤就是工伤，如果上级复议我们认定错了，那是我们工作失误。但事实就是事实，认了，与事实相符，才是对李鹤负责。”
我们的处长也清楚李鹤的事，他反问毛兰：“你有没有良心？工伤保险一次性赔付是按工资标准来的没错，可是每个月李鹤还有伤残津贴和社保，到退休年龄还可以正常退休，等于现在有企业和社会养着他，他每个月至少旱涝保收。你要是通过商业险一次性结清赔偿金，那钱花完了他靠什么活？坐吃山空？等死？你儿子怎么办？”
“我儿子不用你管，你就给我撤了认定，前面钱我退了，和你们工伤处啥关系都没有！”毛兰还在喊，“我和李鹤又没离婚，我还是她法定妻子，我现在就是他监护人！”
一旁的科长听了实在生气，忍不住说：“你丈夫伤了，你拿了钱跑了；听说还可能有更多钱，你又回来。你欺负病人，对老人破口大骂，你还是不是人？你连孩子都不管，你还是不是个当妈的？”
毛兰答不出来，直接躺地上撒泼：“当官不作为！贪官！腐败！”
认定书已经下了，哪怕毛兰跑去省里重新复议，最后得到的结果还是一样的，她想要的不可能得到。我再见李鹤，是他父母带他一起来工伤处表示感谢。他们说毛兰又带着一笔钱跑了，这回还是没离婚，依旧没带孩子。
虽然我在工作中见过一些夫妻因伴侣伤残而分手的例子，但毛兰出格的言行还是让我感到很窒息。那时我正在恋爱，忽然就对亲密关系产生了怀疑，我不知道我和男友那看似正常、甜蜜的爱情，如果遇到大难，会发生什么变化。
那天，我忍不住在办公室里感慨：“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在咱这儿体现得太极致了吧？”
科长却说：“你不懂，飞和不飞都好不到哪儿去。感情好的夫妻情侣分手很痛苦，可不分手的，其实也很痛苦。这事儿怕是当事人自己都想不明白，你又怎么分对错？”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一例需要外出鉴定的案子，就带着医疗专家出发了。
伤者名叫陈英洲，一级伤残，全瘫，脖子以下丧失知觉。他是“老工伤”，因为所属的单位效益不错，他过去的生存、医疗问题都被安排得比较妥善。资料显示，陈英洲年轻时是一名货车司机，在为单位运货的途中遭遇了交通意外，虽然被救回一条命，但从此失去一切活动能力。受伤时他只有二十七岁，刚结婚半年，那时他的妻子赵敏怀有两个月的身孕。
我们到达时候，陈英州的妻子、已经五十多岁的赵敏，已经等在院门口了。他们家住在一楼，是个带小院的老房子。一进门，我和医疗专家不由得对视了一眼——和大多数伤者家的凌乱不同，陈英洲家的小院很干净，还种了不同品种的花，天顶是黄瓜架子搭的，屋内更是一尘不染，到处都擦得亮亮的。
“你们家都是你一个人打理的？”专家好奇地问。
“儿子也一起帮着拾掇。”赵敏答。
陈英洲的房间简洁干净，他侧躺在床上，阳光正好照在他身上，看上去暖暖的。专家撩开了被子，他瘫软的身体早已变形，全身的皮肤失去了活力，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雪白色。虽然卧床多年，但他身上居然没有褥疮的痕迹，连见多识广的专家都不禁赞叹起来。
“右胳膊能抬起来。”陈英洲摇摆着他那海草一般、随时会落下来的胳膊给我们展示，“这些年就能抬起来这些，没劲儿。”
话没说完，他的右臂就不受控地坠了下去，专家试了试他的握力，摇了摇头。
做完全身检查，确定和资料相符，按照往常的惯例，我们就该走了。可这一次，向来很少跟家属聊闲天的专家，竟然破天荒的和赵敏聊了起来：“陈师傅几乎没有生过褥疮，你照顾得很好。”
“一开始不会弄，也破过皮，时间长会照看了，反正就是多翻身、多按摩。”
“那你这么多年没睡过整觉？他这样的状态，翻身的频率很高。”
“年轻的时候能熬，现在熬不动了，幸亏孩子大了，我俩能轮着来。”赵敏打开了话匣子就收不住了，“他出事儿那会儿我刚怀上孩子，我当时连一家人一起死的心都有了，可是看他怪可怜的，他对我又好，就舍不得了。我们单位好，给他把津贴按时发着，还安排儿子进厂上班，邻居人好，都愿意给我家帮忙。”
听见赵敏一直夸着这个好、那个好，专家由衷地说：“我很佩服你，你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啥热不热爱，人活一天就得让他活得像个人样。”赵敏指着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他也去不了哪儿，能扶他坐起来，就让他看看这些。我们都想开了。”
回去的路上，专家一直感叹，说赵敏是个难得的好女人，能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住一个家，“二十八年，不是两年八年，你看他们家，比普通人家都干净。”
可我却觉着赵阿姨可怜，一个女人最好的二十八年就这么过去了，她相当于一辈子守活寡。人人都夸她好，夸她人品难能可贵，但我并不敢深想这样的夸赞到底是好还是坏。我再次想起科长的话，同林鸟在大难来时各自飞，或不飞，都好不到哪里去。
专家叹息：“人好是一种习惯，吃苦也是一种习惯。你以后见得多了就知道，她这样的人不多，是真不多！”
没多久，专家的鉴定结果出来了，陈英洲依旧被评为“一级伤残”，顺利地纳入了社保统筹中，赵敏还专门打来电话感谢我们。但更多的“老工伤”却没有他这么幸运了，这些人所在的企业要么在改革的大潮中破产解散，要么就是效益不好，这让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
那天，一个名叫陆颖的老太太进了我的办公室，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无助的气息。我知道，她肯定也是某个企业的“老工伤”，最近才新纳入社保。进屋后，她递来更换辅助器具（比如义肢、义眼）的申请，我就问她想要更换什么。
“这个，上颚。”老太太突然张开嘴，上手转动两下，直接从口中抠出了一个千疮百孔的上颚假体。那个假体的薄片上满是小洞，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
我赶紧看工伤档案，上面写着，陆颖在70年代被企业调往新成立的项目部工作，还参与了一个大坝的修建工程，被分配到了板车组，负责用架子车在工地上运送石块。一天她在步道上拉车，路侧的重锤车正在砸山石，就在她路过时，不知何故，重锤车的方向突然偏了，用来砸石头的巨大重锤直接向步道摆来，正中她的面门，人当即被砸翻，整张脸血肉模糊。
时隔多年，初次诊疗的病历上，医生描述病情的字迹已经模糊，我只能从密密麻麻的两张纸中看出个大概：伤者面部粉碎性骨折，脑脊液渗出，全身多发性骨折……
陆老太太凑近我，指着那些和皱纹混在一起的坑洼和缝针留下的永久性疤痕说：“我的脸当时就毁了，听他们说，我脸上的骨头有的都碎成了渣，嘴里，这上面，碎完了，整个成空的了。我一直昏迷，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上海的医院了。”
她沉浸在过往的回忆里，脸上浮现的神情有些复杂，悲哀中似乎又掺杂着些许骄傲：“手术都是在上海做的，他们把我脸上没骨头的地方给撑了起来。当时单位对我的事情很重视，一说咱本地医疗不行，当时就联系了上海的医院，后来几次手术都是单位送我去上海做的。”
说完，陆老太太从档案袋里掏出一堆零星的碎片，有些东西都已经稀碎了，但有一个巴掌大的红本被她单独包在一个塑料袋里。我打开一看，那个红本子皮上写着三个烫金大字：劳模证。
做鉴定工作以来，我见过不少证书，很多受工伤的老职工都是兢兢业业工作的人，他们获得的证书各个不同，有大有小，有单位发的，也有政府颁的，不过像陆老太太这种小小的劳模证，我还是第一次见。
陆老太太像递宝贝似地把那个证递给我，一改刚进门时的颓废样子，眉飞色舞地说：“我是劳模。我在单位时就当过先进，受伤以后，区上给我评了劳模，我的大红花还是区长亲自给我戴的。我回来以后，一年半都没上班，好多企业邀请我去演讲……”
我一时没缓过来，看着那堆乱七八糟的资料问她：“厂里经办人呢？”
“厂子早都没了，哪还来专门的人经办？”陆老太太叹气，指着自己的嘴巴说，“这个已经七年没换了。”
辅助器材有使用期限，像她用的这种上腭假体，一般要两三年更换一次，她这个实在是超时过长了。
我问她单位是啥时候没的，陆老太太说挺早的：“一开始还有人资的人管我们，后来也不知道又换成谁，反正换了好些，也没人联系过我。直到去年底，有人通知我们去指定医院做鉴定，说是把我们给纳入社会统筹了，以后看病、换器具自己跑就行。”
我听明白了，这是一家不愿意管“老工伤”的企业。其实，很多企业就算破产倒闭了，也会请专人负责管理、服务那些因公伤残的老工人。但有些经办人不想管，就找新工作走了，也有的经办人嫌工资低、事儿又麻烦，就让那些还有自理能力的“老工伤”自己去跑手续。我心想，真是谁也靠不住。
我又问道：“你们也没个‘劳模待遇’？”
“要啥待遇？劳模还能硬要待遇吗？那还有脸当劳模？”
“好歹有人管一下啊！”
陆老太太赶紧帮单位解释，说单位效益不好，没钱：“现在能归社会管我就满足了，人资管不管都没关系，只要能更换就是大好事。”
我无话可说，把她的表格和资料都收拾好，陆老太太好像突然被鉴定袋给拉回了现实，又变成了一脸苦相。她再次把破了的假上颚取出来给我看：“原来单位给我做的都是最好的，但那时候技术不行，都是硬的，吃东西硌得疼。后来技术好了，胶做的，软乎，和正常嘴一样，软的硬的都能吃，可软的口水会腐蚀啊，单位又没钱给换，唉！”
我看着那个薄如蝉翼的假体，它早已失去了支撑力。幸好“老工伤”被社保纳入了，不然多年连正常工资都没有的人，怎么能付得起后续的医疗费呢？
陆老太太把小小的劳模证单独放进塑封袋里保存，宝贝似地装进档案袋，准备离开了，临走时还在念叨：“真不想麻烦大家，但是这个坏完了，疼不说，就怕它彻底撕破了。我都吃了几个月的稀饭了，连软馍都嚼不了。”
送走她，我问科长：“陆老太太这样的人是不是挺多的？他们恨吗？后悔过吗？”
科长说，这样的老人还有很多，即便企业破产、效益不好导致他们生存困顿，他们依旧对企业保持忠诚，哪怕明知自己已经被企业抛弃了，可提起自己过去获得的荣誉，也还是高兴：“那个年代的人，事业心不是我们能比的，也不是你我能理解的。”
我的确不理解，比起荣誉，我更希望自己健康，毕竟人仅靠精神支撑生活太难了。后来我鉴定过形形色色的“老工伤”，也见过很多企业的经办人，其中一个五十多岁的经办人用一种看透世事的态度对我说：“我干了咱这业务，见了太多可怜人。咱是看明白了，人生不过一句话：安全第一，好好活着。我儿子学工科的，他毕业进厂实习，我就天天叮嘱他别太把工作当回事儿：‘厂离了你照样转，你要是拼出个毛病来，人生就毁了。社会发展得这么快，企业都风水轮转，谁能真管得了你一辈子？’现在他在培训学校当老师，我放心多了。”
2011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个拄着双拐的中年男人，他走路缓慢但还算平衡，看样子不是受伤初期，恢复了有一段时间了。他的身后还跟着两个女人，分别是他的母亲和妻子，三人穿着打扮比较考究，明显不是工薪阶层。
男人递上两年前的工伤认定书，上面写着，他叫汪国淇，是“志宏建筑”的总经理，伤情为股骨颈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因为内固定术后一直没有恢复，他的伤情鉴定拖了许久。从两年前拍的CT片看，他当时的骨折程度很深，而最近的病历报告则写明，他的股骨头坏死了。
“你是企业高管？为什么你会亲自来？”我很诧异，因为只要参加了社保的单位，一般都有负责这项业务的经办人，不会让高管亲自跑手续。
说起这个，汪国淇一脸怒容：“别提了，我在工地巡视的时候，建筑材料直接从四楼砸下来，要不是戴着安全帽，当场我就得死。可我出事后，老板只去医院看过我一次，放下五万块钱就再没出现过。我为了工作受伤，他们医药费不出，后续事不管，我找到公司，他们居然赶我走！”
工伤赔付金一部分由社保出，另一部分由企业出，数额参照伤者的平均工资标准。汪国淇是拿年薪的高管，按照他的工资标准来算，“志宏建筑”要赔不少钱。
汪国淇一脸愤恨地告诉我，他在“志宏建筑”做总经理之前，已经在另一家地产公司做了十年的中层领导。那是一家家族企业，所以即便他能力再强，手握资源再多，也没有上升空间了，因此一直想跳槽。四年前，“志宏建筑”的老板从外地来本市抢占市场时，公司规模小，手上又没有资源，就痛快给出高薪让猎头去本地的地产公司挖高管。谈上升空间和薪资时，老板几乎没怎么考虑就答应了汪国淇的全部要求。入职四年，汪国淇动用自己的资源，为新老板签下了几个大项目，年底分红、月薪和奖金也拿了不少。
出事后，往日跟汪国淇称兄道弟的老板突然就翻脸无情了，一开始他去公司找，行政还对他好言安慰，后来再去，公司的人看见他干脆闭门谢客。按照工伤保险规定，工伤职工休养期间，单位不能私自解除雇佣关系，公司明面儿上并没解雇汪国淇，但工资的发放标准却完全不一样了。汪国淇的妻子是家庭主妇，从没工作过，他母亲的那点儿退休金也完全不够支撑一家人已经习惯了的高品质生活。很快，他们就开始动用过去积攒的老本儿了。
“物质啥样我都不在乎，可是人争一口气，我任劳任怨，动用所有资源贡献给公司，为什么最后会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汪国淇不服气，他拖着伤腿，一趟趟吵上门去要老板给个说法，但对方避而不见。可能是没注意休息，外伤没恢复好，他的伤情最终发生了病理变化，“等疼得不行再去检查，结果股骨头坏死了。”
听说汪国淇因伤转病，公司直接连他的工资都停发了。财务在私底下跟汪国淇讲，老板已经算了笔账，如果按照标准，他这伤情能定到七至八级，一次性补偿金要赔十几个月的工资，再加上交通费、膳食费、护理费等等，不把分红算进去，公司都要白掏几十万。现在他又股骨头坏死，老板更不愿意负担他停工休养的费用和时间成本了。
“你的资源他不用了吗？”我好奇，“兔死狗烹也得留后路呀。”
汪国淇摇头，一脸悔恨：“老板觉得我的资源已经掌握在公司手里了，赔这些钱，他完全可以再高薪招一个总经理获取更多的资源，而不是把时间和钱浪费在一个不能再给他们创造价值的人身上。”
我看了看他的病历，突然有了一个疑问：“治疗股骨头坏死的手术挺成熟的了，你们先把关节置换手术做了不行吗？事情可以慢慢解决，健康不能耽误。”
汪国淇的妻子本来还好好的，一听这话，突然就开始抹眼泪了：“老汪不做，他说谁让他受伤谁就得负责，要是他好了，谁还能信他？他这腿就是证据。”
汪国淇没说话，他的脸上写满了执拗。
两个月转瞬即逝，汪国淇的鉴定报告出结果了，“志宏建筑”的律师来取结论书，我好奇地问了一嘴这事儿的进展，可律师只是讳莫如深地笑了笑，并没透露任何内情。
一周后，我接到省鉴定中心的复议通知，说“志宏建筑”不服鉴定结论，让汪国淇去省里重新做一次。我问省里的同事，这么明确的结果有啥可复议的？这种伤情不可能再变结果。同事说：“拖延战呗，企业常用的手段。”
在工伤赔付这条路上，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一套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最常见的逃避责任的方法就是“拖”和“磨”。对有财力的企业来讲，时间是谈判的利器，伤者通常没有能力长时间等待，他们盼着拿钱赶紧看病，治好了快点儿工作赚钱。可就算正常法律流程完结，也并不代表伤者能立刻拿到赔付金，有的企业会通过各种方式钻空子，继续拖延赔付事宜。部分伤者会将企业告上法庭，但这背后浪费的时间和造成的精神伤害会层层累加。在大多数人渐渐放弃抗衡时，企业聘请的律师便伺机而动，找伤者最疲惫的时刻来进行谈判，本来要赔十万的，可能就赔五万，本来要赔五万的，两万就可以拿下来。
个人与企业争斗，就像以卵击石。
在处理汪国淇工伤的这件事上，“志宏建筑”的老板早就打好了算盘，他认为花几万块的律师费打官司是以小博大，很划算。只是没想到汪国淇的固执程度超出了他的想象，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不手术、不工作，哪怕动用家里的老本儿过日子，也断然拒绝了律师的压价提议。他拄着双拐跑法院、等裁决、不接受调解，除了想要拿到自己应得的赔偿金，还坚决要求“志宏建筑”向他道歉。
我们知道他心里头有怨恨。在以往的工作中，我们见过太多结果不如人意的案子了，科长就劝他：“为了赢得更好的未来，退一步就退一步吧，别太纠结当下的一点儿利弊，没了健康吃的才是大亏。”
但汪国淇不这么认为，还是一门心思筹备打官司。他妻子告诉我们，现在双方闹得很僵，人家扬言要把汪国淇拖死，让他以后再也没办法在业内混饭吃。而他已经两年多没有收入了，加上看病、陪护，家庭经济状况日渐堪忧。
汪国淇打断了妻子的话：“不能退！人不能被这么欺负住，我要的是一个道理。钱我可以不要，以后下苦力都行，但我就是要一个态度，一个道歉。”
“你要是再这样下去，下苦力都轮不着你！”他妻子急吼吼地喊了出来，这次，汪国淇没出声。
在鉴定中心工作了两年，我看到了许多人因公致伤致残，因意外改变了人生。那些人那些事让我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这么简单，我开始常常对自己说：“胳膊拗不过大腿，别执着，能不硬碰硬的时候就不要一条道走到黑。除了安全和健康，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地球离了谁都转，唯独自己不能不在乎自己，自己能指望的也只有自己，其他的东西都不值得耗费心力。”
见汪国淇还是坚持，我也劝他：“汪总，面子和日子相比其实也没有多重要，适当认怂，放过自己吧。”
“不是面子，是尊严！”汪国淇依旧执拗，“就算继续零收入，这官司我也要跟他们打到底！”
不是所有人都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我很难像科长那样撂下工作就可以不想那些事，这份充斥着负能量的工作，让我逐渐对生活失去热情。我变得越来越胆小，不敢冒险，走路都怕墙突然倒了砸到我；我渴望成为做任何事都能身心投入的人，但现实是，我每做一件事都要思前想后，盘算到底值不值得；我非常想要一段好的感情，可还没开始，我就会怀疑和否定对方……
那时候我年轻而敏感，太害怕每天面对不正常的人和事，让自己也变得不正常。2012年年底，我从鉴定中心离职了，办的最后一件案子，伤者是一个年轻女孩，名叫穗穗。
因为单位不配合，穗穗的工伤认定程序走得很不顺——工伤案件分为“认定”和“鉴定”两个步骤，只有在认定伤害确属工伤范畴后才能进行伤情鉴定。我刚工作的时候，这两个程序都归“认定办公室”执行，之后几年才分开。
我很反感那种不给员工正规参保、出了事一看要单独承担大笔赔付金就死活不解决问题的单位，所以一直关注着穗穗。我对她的事略有耳闻：她在一家会务单位上班，在试用期期间，单位以“转正后补缴社保”的名义违规欠缴了她三个月的社保。结果就在那段时间，单位接到了一个“低碳骑行活动”的执行业务，也不知是谁出的馊主意，这次活动最后变成了“团建”，要求员工们利用周末骑车环湖。
我曾问过穗穗：“为啥是‘团建’呢？工作就直说呗。”
穗穗答：“要是周末工作，就涉及三倍工资或者调休，如果是团建，占用假期也算公费游玩，单位就不用发钱或者补休假了。”
活动当天，穗穗在活动现场领到了一辆插着旗帜的自行车，加入了骑行大军。一开始路面平稳，速度不快，她也没有捏过闸。后来骑到一段大陡坡的时候，车速越来越快，她捏闸想减速，才发现车子的后闸竟是坏的——车子只有前闸，突然捏闸，前轮立停，车子骤然竖起，让穗穗在陡坡上直接摔了个“倒栽葱”。她的头重重砸在地上，从前额到颅骨中间粉碎性骨折。
第一次和穗穗见面，她透出一股清冷的气质，我看着那张漂亮的脸，实在看不出她颅脑损伤，还有高级别并发后遗症。科长负责认定工作，已经和穗穗很熟了，就对她说：“我再检查一下你伤处，单子填完就直接找专家去吧。”
穗穗双手在头上扒拉了几下，摘下了假发。我这才看到假发下的头颅，震惊了——她的整个头是歪的。
“见鬼了？”穗穗自嘲了一句。
“不是。”我赶紧低头看她的认定书核对她的伤处，胆战心惊。
“这里不是骨头，是金属。”穗穗怕我看错，指着颅骨凹陷处靠后的位置说，“这里靠近大脑，用合金代替头骨撑起来了，整个面积太大，就先撑住最危险的位置，后面还要继续手术。”
那天穗穗的母亲也来了，她趁穗穗去厕所的时候对我们说：“我们还得鉴定后遗症关联，我女儿头坏了就算了，脑子也坏了，你们看她现在好好的，其实整天发疯，突然就怒了，半夜三更摔桌子、砸板凳，吓人得很！这孩子一辈子完了，她还不让我跟别人说，怕丢人。”
等母女俩走后，科长让我把后遗症鉴定的表格也放进档案袋里，然后讲起了题外话：“我们去医院调案子的时候她男朋友还在，走认定和仲裁程序的时候也是她男朋友车接车送，最近却再也没见过了。”
听说穗穗的男朋友在她受伤后一直陪在她身边，还当着众人的面表示自己会对她不离不弃，可是当穗穗频繁的出现精神问题时，两人还是分手了。科长说，颅脑损伤严重成穗穗这样的，以后大概率会产生癔症，也就是各种妄想症、精神病。穗穗现在只是摔杯子砸碗，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还可能出现更严重的暴力倾向。
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因为一次小小的意外，一辈子就这么完了。翻转的人生，悲惨的故事，我在这份工作中已经看够了。
后来，我拿着离职报告对科长说：“原来我以为无论什么工作干多了就能适应，但这个工作我是越干越觉着不适合了。我还年轻，可我已经开始讨厌现在这个谨小慎微、什么都不敢相信的自己了。”
尾声
离职后，我换了一个非常安静的工作，没有争吵，没有官司。
当周围的环境变得平和，我的心态也逐渐回归正常，但还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调整自己，才让梦里不再出现各种不忍目睹的残肢与伤痕。
爱人说，我是难得的情绪稳定的人。我说是的，生气只会伤害自己，不值得。除了生孩子，任何事都不值得我拼尽全力消耗自己了。
第一份工作教会我“要过好当下的每一天”，这成了我唯一坚持的目标。未来太远，转折很多，能及时行乐的已经是很好的人生了。好好爱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来源：人间theLivings 微信号：theliv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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