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北漂的“最后一代”，没赶上红利，只剩下迷茫

这个冬天，越来越多30岁左右的年轻人，选择彻底离开互联网，离开北京。他们大多在2018年到2020年间，被“互联网红利”所吸引，只身来到北京，成为“互联网北漂”，寻找赚钱的机会。但是，当了三五年“大头兵”，他们想要在互联网更进一步的时候，财富的风口停下了。

这些听着上市、股票、期权、财富自由的故事进入互联网行业的人，大多处在一种尴尬的状态，时代的丰厚奖励已经被更早入行的前辈们尽数瓜分，在新的形势下，对他们来说，保住工作都变成了一种奢望。

站在30岁的当口，他们开始重新审视工作和生活。互联网不再让他们遐想，北京也不再让他们留恋，这些为红利而来的人，终究选择离开，成为互联网北漂的“最后一代”。

文 |饶桐语

编辑 |赵磊

运营 |虎鲸

赶在30岁之前，离开北京

离开北京，比想象中匆忙。

在这个城市读书、工作10年，李尹峰设想过很多种离开的情境，比如留出一个月的空余时间，把北京的大小景点全看个遍，再和朋友们一一吃饭、道别。那个时候的他，应该“已经月薪三万”，回老家的状态，是轻松的、自如的。

但在今年10月，他只花了两天时间，就结束了这一切。

308.5公斤行李，从北京寄往杭州，只需要花费700块。“我的青春，重达308.5kg。再见了，北京；再见了，青春。”在社交平台上留下这句话后，他连夜坐高铁离开，火速住进刚刚找好的一个出租屋里，“几乎是匆忙逃窜”。

离开本不需要如此紧迫。李尹峰今年30岁，在北京做了5年程序员。去年底，他被裁员了，换了一个工作，没干多久，到今年4月，又一次被裁了。原本，他心态还不错，打算一边看机会，一边搞搞副业，身边有靠投资股市赚钱的人，他也学着去炒股。三个月过去，他在股市里被套牢了，等他从暴富的幻想里醒来时，找工作的难度又提升了不少。

投资失败、在家待业，李尹峰的压力越来越大。他的生活好像突然叠加了好几重困境：互联网行业寒冬依旧，自己还gap了半年，找工作的希望愈发渺茫；年龄迈入30岁的关头，没房没车，很难在北京立足，炒股又赔了一些钱。

“再也不能浪费一点时间了。”恐慌感笼罩着李尹峰，就像“随时会有蝙蝠来吸我的血”。离老家最近的杭州，成为他的避难选择。

陆远也是在这种紧迫感的驱使下，在这个冬天离开北京。他是一位30岁的程序员，奋斗5年，没有卷进大厂，没有当上管理层，也没有外界眼中互联网成功人士标配的年薪百万。他的第一份工作月薪8000元，几番跳槽，终于涨到了18000元，但最近一份工作又降了一些。

等到了今年，陆远和很多互联网人一样，在降本增效的大潮中失去了工作，在听到裁员通知那一刻，他先是有些错愕，但很快，他竟然感觉到放松——在北京继续奋斗，职业的天花板近在眼前，或许被裁是一个契机，可以离开北京，换一种生活。

陆远的老家在山东一个小县城，没有互联网的工作，回去就意味着彻底转行，从零开始。因此，他不再犹豫，决定“必须赶在30岁之前离开北京”，不能真的等到“35岁门槛”才考虑出路，那就太晚了。

这些听着上市、股票、期权、财富自由的故事进入互联网行业的人，大多处在一种尴尬的状态，时代的丰厚奖励已经被更早入行的前辈们尽数瓜分，与自己隔着一两层的小领导可能就是那些故事的当事人。在新的形势下，对他们来说，保住工作都变成了一种奢望。

30岁的产品经理陈可为，还不知道离开北京后要去往哪里。从2020年到现在，他一共换了三次工作，被裁员一次，部门解散一次，公司倒闭一次。在这些经历里，他学会了预判谁最危险。有一个不怎么加班的同事，“领导找她两次，她都不在，估计快了”；另一个默默干活的女孩，虽然勤奋，“但不是领导的嫡系，努力也没有用”；还有自己，所在项目的数据不好，也没有什么人脉。通知裁员的时刻，三个人都上了名单，准确地验证了他的预判。

陈可为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参照系。他来自内蒙古满归，一个靠近中国最北端漠河的小县城，如果跟老家的人比收入，“好像也不差了”，但“拉通了看”，家乡的同龄人们吃喝玩乐，自己却还没有成家，没有稳定工作，没有一个确定的未来，这让他感到焦虑。“都说三十而立，但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才叫‘立’。”

寒冬中，资产越多、积累越足，御寒能力才越强。但这些年轻的互联网人，几乎没攒下什么家底，买不起房、没有人脉、难以升职，如今又频繁地失去工作。权衡之下，这群带着梦想来闯荡的“互联网北漂”们，开始抓紧时间离开，寻找出路，也想要在30岁的当口，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和生活。

互联网不再让他们遐想，北京也不再让他们留恋，这些为红利而来的人，终究选择离开，成为互联网北漂的“最后一代”。

▲图 / 视觉中国

在北京，追互联网的风

2017年，李尹峰只有23岁，还是个刚出社会的年轻人。他从北京一所211高校毕业后，找了一份月薪5000元的工作，没干多久就辞职了。他发现，一位学计算机的朋友，刚毕业就拿了35万的年薪，这让他既震惊，又后悔，“当时我为什么没去学IT”。

李尹峰打算半路出家，自学代码。他搬进了北京房山，租住在一个小房间里，每当在LeetCode（编程平台）上刷题到深夜时，他感到信心满满，整个人都很兴奋。李尹峰说，虽然还没有找到工作，但那时，他觉得有大把的好机会在等着自己。形势好的时候，令人忧惧的“不确定性”，反而会被当做一种“可能性”，后来回想，那是他毕业后最快乐、最有盼头的一段时光。

程序员薪资待遇动辄过万的消息，也传到了陆远耳中。听到让人震惊的数字后，刚从山东一所二本学校毕业的陆远，没有丝毫犹豫，就跟父母借了7000元，报了一个编程培训班，连夜坐火车北上学写代码。

坐到教室里，陆远才发现，自己不是个例。位于一家物美超市二层的狭小教室里，坐满了对未来充满向往的年轻人，他们中的三分之二，都是转专业过来的，“每个人都想好好学，都想赚大钱”。从8点开始上课，到超市10点关门，都有人没离开，“一直学，直到保安来撵”。

赚大钱，就是此时“互联网红利”最直接的体现。每季培训课结束的时候，教室门口会贴上红色的喜报。陆远说，喜报和高考战报长得很像，不一样的是，一个是展示学生们的高考成绩，一个是展示学员们的offer和毕业薪资，看着它，所有人都感觉到“有奔头”。

2018年，互联网行业旧的战争刚刚过去，打车、外卖告一段落，但下半场才刚刚开始。那时的字节跳动还没有成为宇宙大厂，抖音还没有赶超快手；拼多多还在五环外默默成长，还没有被阿里和京东当成致命的对手；互联网双子星阿里和腾讯如日中天。巨头们的触角不断向本地生活、影视传媒、健康、旅游等各领域延伸，资本支持下，大大小小的战事不断，创造出无数岗位。

▲字节跳动北京总部大楼。图 / 视觉中国

中国互联网迎来第三次上市潮，在香港排队敲钟的公司有近百家都来自新经济企业，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百万富翁。年轻的创业者们也想借着资本的力量一跃而上，成为新的弄潮儿，他们四处招人，烧钱扩张，壮大业务，梦想早日上市或卖给巨头。

从编程培训班毕业之后，陆远很快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进了一家起步不久的创业公司。他几乎没有感觉到招聘的门槛，即便自己毫无经验，还是获得了每月8000元的薪资。陆远也成为培训班喜报上的一员。

入职之后，陆远发现，这家做线上教育的新公司，创始人很年轻，从清华毕业后就开始创业，公司只有几十个人，老板会对外说，“我们现在已经融资了几千万”。

陈可为也被掘金者们的大手笔震撼过，一家看上去规模并不大的公司，在年会上宣布：“我们有几十亿的现金，明年要开5个项目。”

在一个追求创新的行业里，有更多的试错机会，对新人也更友好、更包容。

来自四川的冯佳，是一所985高校生物能源专业的研究生，2017年曾在一家互联网企业实习。她交付第一项需求的时候，内心满是忐忑，带她的Leader却笑着鼓励她：“你不用做这么快，可以慢慢来，跟上节奏就好。”

此前，冯佳从没有了解过互联网的工作，但她觉得，选择一个行业，就要去看行业里的前辈们是一种什么状态。没什么比在这里的真实体验，更像互联网行业的宣传广告——工作氛围很好，随时有正反馈，Leader不过三十出头的年纪，自信、从容，看不到一点疲惫。

原本，冯佳的职业规划是继续做科研，但对比之下，实验室里的导师们有着非升即走的焦虑，早上5点半，就要坐第一班校车抵达学校，然后做一天实验。巨大的落差改变了冯佳的职业规划，找工作的时候，她果断放弃本专业，留在北京，转行进入互联网，做了数据分析的工作。

不管是薪资、前辈的状态，亦或是实打实的工作机会，都让这群刚刚入行的年轻人们感觉到前途无限——即便自己还年轻，但更大的红利，一定会在未来如期而至，这是他们甘愿留在北京的原因。

陆远形容那种确定感：“今年拿1万的薪资，明年就能拿2万，三年之后一定能拿3万。”连带着他的父母，都隔三差五地劝他在北京买房：“我们咬咬牙，把老家的房子卖了，给你攒出一个首付，再靠你自己的工资，慢慢还贷款就好。”

在父母的想象里，身在互联网的儿子，工资会一直涨，北京的房价也永远不会跌。

▲北京天际线夜景。图 / 视觉中国

赶上末班车了吗？

很快，冯佳就感觉到，自己赶上的，是“互联网行业的末班车”。

经过几份实习后，2019年，冯佳正式毕业，进入互联网，开始了她的第一份工作。冯佳错过了烧钱百亿的百团大战，错过了共享单车带来的共享经济潮，这一回，她不想错过这个高歌猛进的风口——在线教育。

像冯佳所旁观过的那样，最初的时候，互联网愿意为所有的机会买单。冯佳记得，当时一个付费学员的客单价大概在8000元左右，但获客成本远超这个数字。从引流到注册，公司在每个用户身上就得花300元到500元，到付费转化这一步，即便是一位最普通的销售人员，一个月也能赚5万块。对此，公司高层并不在意，甚至在分享战略时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获取用户”。

2021年初，冯佳跳槽到字节跳动，这是唯一一家大力投入在线教育，甚至前几年不打算盈利的大厂。在这里，公司的投入更是让冯佳咋舌。一条创新业务线，要打磨一款新产品，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用户访谈部门，针对学生们做付费调研——在当时，这款产品的客户只有2000人。用现在的眼光来看，“ROI低到不可思议”。

几乎是同一时间，陈可为也进入到快手一个做美颜特效的部门。跳槽前，陈可为的朋友告诉他：“公司内部是一种向上的状态，同事们都希望团队好、自己的产品好，福利待遇也不错。”很快，快手在香港上市，成了“短视频第一股”。这是陈可为第一次进入大厂，他很庆幸，觉得自己终于抓住了机会。

站在2020年末的节点看，在疫情宅家红利的刺激下，互联网行业迎来了第二春，在线教育、生鲜电商、社区团购、直播带货，都迎来爆发式的增长，在开城拓地的战争中，更多的新人从疫情中受挫的各行各业涌入互联网，他们从全国各地汇聚到北京，成为新的“互联网北漂”。

陆远在工作三年、辗转三家公司之后，如愿成为了一家装修App创业公司的团队负责人，这是他努力的回报，也是他赶上“末班车”的证明。但2020年底，陆远还在跟组员们开会，钉钉群里突然弹出一条消息，“公司因为疫情，资金链断裂，直接解散”，各个小群里的信息疯狂刷屏，陆远瞬间懵了。他不敢相信，去递交仲裁申请，希望能够获得一些赔偿，折腾了两个月，最后只赔了1万元，除掉律师费，只剩3000块。他突然开始怀疑，自己真的上车了吗？

▲图 / 视觉中国

越来越多的迹象开始预示这个行业的巨大变化。

陈可为进了快手后发现，同事们都很谨慎，他们所在的美颜特效部门并不是核心业务，为了保证数据不下滑，自己的KPI不受影响，他们在设计滤镜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样各种风格都去尝试，慢慢培养用户的喜好，反而被用户带着走，“他们喜欢甜美，我们就疯狂做甜美的特效”。但后来他才明白更本质的原因——站里都是喜欢甜美的老用户，鲜少有新用户进来，所以不需要探索新风格了。最后，这个部门也因高层变动被裁撤掉。

冯佳也意识到，“要不惜一切代价获取用户”的背后，是获客难度的大幅增加。来自甘肃的产品经理于威曾经是58同城的管培生，他刚毕业的时候，师哥师姐们还忙着进创业公司，做基础架构设计。那个时候的地推大军，只用送鸡蛋、送小礼物就能收获一个新客户。但到自己找工作时，最火的求职关键词变成了“用户增长”，又过了两年，懂得“深度运营”的人，才更好找工作。于威说：“以前遍地是机会，后来局部有增长，如今，只能做好运营了。”

疫情红利终究没能阻挡增长停滞的到来，监管的态度转变，也让巨头们开始收缩战线，好像一夜之间，互联网行业就入冬了，“降本增效”四个字，成了全行业的共识。

离开快手之后，陈可为去了另一家创业公司做游戏，“报销的流程变得很长”，团建从公费变成AA制。有一回，他们想买个百度网盘的会员，方便大家传阅资料，结果老板说，“买一年会员也太久了吧，买7天的就够了”，听得陈可为瞠目结舌。

ROI也变得越来越重要。陈可为的游戏项目，一直没有上线，预计要做两三年，但老板失去耐心，要求他们不要再细化，“没有时间给你们这么做”。林菲在一家电商品牌做运营，前几年的大促，他们还要“疯狂冲销量”，后来目标改成了“保利润”，于是，砍掉大半营销成本，“就是不增长了，付出100分的努力也没用”。

增长能掩盖一切问题，但是增长停滞后，所有问题都开始暴露出来。

这工作有什么意义？

来北京之后，李尹峰很少和父母联系，高强度的互联网工作里，没有什么人际往来，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他所有的生活都和工作相关。

离开北京时，他卖掉了一辆滑板车，是他在第一次被裁的那家公司上班时买的，公司降本增效，因此紧抓考勤，为了不迟到，他买了这辆车代步。陆远则是卖掉了他的自行车，那是他闲暇时为数不多的爱好，即便加班到很晚，他也会骑30分钟车，从西二旗返回天通苑，从一个满是程序员的区域，到另一个满是程序员的区域。

为了保住工作，大多数人不得不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里，陷入无效的内卷。

在大厂的最后一段时间，冯佳的精神变得很差。她说自己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不需要外界提醒，也可以足够努力。但难熬的是，努力没有价值，“很多业务做无可做的时候，就会为了绩效，强行去挖掘一些价值”。

很多工作，单纯是为了排解焦虑。有一次，公司有个新业务，要求看某个数据指标，冯佳的团队加班加点做了一个月，最后，业务人员看了一眼说，“知道了”，这个数据就再也没有作用，也没有人再提起。

冯佳曾经羡慕的前辈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自信、从容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年人的卑微”。一位新挖来的高层，常常小心翼翼地征求她的意见。另一个35岁的前辈，此前的职业曲线一路上升，能直接向管理层汇报，但突然之间就转了岗，手下没有团队了。

对于冯佳而言，价值感、获得感，乃至对于未来的向往，都是她前进的燃料。“当它们存在时，即便压力再大，也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但当它们消失，我就会选择后撤，寻求一个更加平衡、舒缓的生活。”

▲图 / 视觉中国

重新审视生活的不止她一人。

这几年，陆远时常会想起一个陌生男孩，他也是程序员，住在陆远楼上。一天夜里，男孩加班到很晚，没带钥匙，为了节省100块的开锁费，男孩选择从窗户爬过去，后来失足摔下。等第二天上午被发现时，男孩的身体已被冻僵。

每次想到这件事，陆远会感到痛苦，也为这个男孩不值，“如果能早点被发现，说不定他还有救”。陆远代入了自己，“如果我去世了，第一个发现我的应该是公司，因为没有及时去上班”。

他也为自己的变化而难过。有一回下班之后，陆远看到小区门口的公园里，有一群小孩跑来跑去，是充满朝气的样子，他第一个反应是疑惑：“这些小孩在干什么呀？光是跑来跑去，有什么意义？”

这个念头浮现出来的时候，陆远觉得不可思议。很早之前，“做没有意义的事情”，是外人对他的评价。高中时，他偷跑去学校里的大湖里游泳，游过来，又游过去，只是因为好奇那种感觉；读大学的时候，他自诩为“文艺青年”，骑着自行车去了西藏，只是因为“想去看看”。

在互联网的世界，陆远是最普通、最容易被忽视的那种人。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加入这个行业创造的伟大奇迹，但没想到，更多是目睹包括自己在内的人，一步步成为耗材。

在北京的几年里，陆远没有太多朋友，只和当年同一个编程培训班出来的同学有一些往来。如今，他跟其中关系最好的几位，租住在一个三居室里。陆远是其中最小的，在他们身上，陆远好像看见了自己留在北京的将来。

有一位朋友一直单身，相亲了好几年，今年终于结婚，怀孕的妻子留在老家，朋友独自留在北京工作，过着周末夫妻的生活。另一个朋友，快35岁了，还没有成家，晚上下班后，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刷一晚上短视频。

路远说，他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幸福，但知道，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下班后独自在家刷手机的人。图 / 视觉中国

站在斜坡上

失业的大半年时间里，李尹峰经常觉得后悔。他甚至回想起填报志愿的时候，“从这一步就开始错了”，错在没有直接学计算机，这样毕业后就能直接进入互联网行业；后来，他又后悔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为了求稳，选择了薪资更低的那份，但那时互联网的行情好，起点本来可以更高；回想起2022年遭遇的第一次裁员，他又后悔，没有早点对互联网死心，放弃留在北京的奢望，又白白消耗了一年时间。

这些90后互联网北漂，都是为了追逐红利、半路出家。最开始的时候，互联网对学历、年龄、背景，卡得还没有那么严格，他们能够很快找到工作，身边不乏90后的高管，或能力欠缺但入行足够早的领导。

陆远花了5年时间，在各个创业公司辗转，但直到今天，他依旧是互联网里最普通的一名码农。反观同一个培训班里，有从985、211高校毕业，学习能力强的学员，一毕业就直接进了大厂，也有运气比较好的，比如一个进了创业公司的同学，没多久，这家公司就被大厂收购，“他的年薪能开到接近50万”。

目睹过前人的胜利，没人不想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李尹峰总觉得，明明就差一点点，一切就会不一样了。

没工作的那几个月，李尹峰把大量积蓄投入了股市，最开始的两个月，的确很顺利，“一天就能赚一万”。这让他感觉到兴奋，他停止了找工作，起得比996的时候还早，在吃早饭的时候看市场新闻，然后在9点钟时，准时坐到电脑前等待开盘，到了晚上，就在雪球上复盘，写下的心得获得了几百万的浏览。

这种充满希冀的生活，和5年前在房山出租屋刷题的时候如出一辙。在互联网的几年，他错过了很多时机，这一回，他再一次觉得，“自己还有机会”，能成为那个幸运儿，最终如愿在北京买房、留下。他也没有感觉到自己在追逐一个幻影，“我身边是有炒股成功的例子的”。

但就在连续盈利两个月后，第三个月，李尹峰被套牢了。工作几年攒下来的钱都打了水漂，他忍不住自嘲，“我这几年，总是很拼命地跑，跑完一抬头，才发现这条路不太行”。

陈可为也挣扎过。有一段时间，他觉得产品经理容易被裁掉，也去学了一个月编程，但“不是那块料”，他学不会。在几家公司周转的间歇，他还去了一次泰国找机会，结果疫情中的东南亚更加萧条，他亏掉所有存款，血本无归。如今，陈可为评价自己，“干什么都很难成功”。

李尹峰有一种感觉，“站在斜坡上”。他形容和自己相似的这群90后，“可以往上爬，但更容易回到原点。我们是基础薄弱，在大环境下行的过程中，又重新停滞不前，或者滑下来的一群人”。陈可为也遗憾：“哪怕用了很多年的努力，一步步爬到半山腰，但还是晚了。”

陈可为的父母在内蒙古满归，做普通的林业工人，一个月工资2000元，没有办法帮助他买房。为了增加留在北京的可能性，他想过很多办法。他尤其能攒钱，来北京8年，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借过钱（倒是被骗走过十几万），一个月2万元的薪水，他只在公司吃饭，不点外卖、不网购，除了交房租的钱，其余的几乎能全部存下来。但这样的时间长了，他会问自己：“我要这样工作到什么时候才行？”

对于家庭，他们没办法选择。失业之后，李尹峰从没想过把这件事告诉家里人，“即便是说了，也不会得到帮助”。父母只是普通工人，从小到大，家里都是“各管各的”。在北京多年，李尹峰习惯了自己去解决问题，“没有后方，只能自己去攀登”。

但总有攀登到一半，再怎么努力，也上不去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