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文化形象，中国历史上实际上是几经变迁的

@Margelatu:江南的文化形象，中国历史上实际上是几经变迁的。江南最早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还是在春秋末期，吴越争霸。那时候江南留给中原士大夫的印象是大禹之后，“断发纹身”“尚剑轻死”，专诸、要离、勾践是那个时代“江南”——当时还叫江东——形象的代表。这一文化形象一直保留到魏晋时代，司马炎就担心“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乎”，轻锐，除了勇武强悍的形象之外，似乎还加上了一些文采。那个时代提到江东，人们会想到的是陆机、陆云，以及“入山刺虎，赴水杀蛟”的周处。

江南文化形象第一次大的变迁，始于东晋末年，北方大族的南渡和少数民族政权的先后兴起，使得吴人的形象变成了“吴儿”，“吴儿不习战”“吴儿畏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形象的始作俑者并不是北方的少数民族，而是中国历史上南方政权武功第一的刘裕——刘裕亡后秦，是历史上中国南方政权唯一一次凭武功攻克长安，尽管很快被赫连勃勃赶走，但确实是南朝武功的巅峰——姚兴、崔浩和拓跋焘使用吴儿这个词似乎都晚于刘裕。

江南文化形象第二次大变迁，源于隋朝的统一。陈亡于隋，隋亡于唐，统一中国的唐王朝自居为北魏、北齐/北周的政治继承人，对江南的文化很有些看不起——特别是隋朝的亡国之君隋炀帝又是个南朝文化的积极倡导者——过去的江东在唐朝诗人的笔下成了温柔旖旎的“江南”，“吴儿”连性别都模糊起来，成为唐朝诗人意淫的对象，李白的“吴儿多白皙，好为荡舟剧”，格调就很不高。杜甫这样的老实人也爱凑热闹， 什么“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其实他写这时候岁数很不小，人家白不白跟他没啥关系了。唐朝的诗人动不动就喜欢跑去金陵怀古，什么“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什么“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合戍楼空”，说白了还是征服者的优越感。

江南文化形象的第三次变迁，实际上是在清朝。宋、元、明三代，江南“文”的形象并没有太多改变，但因为经济地位的上升，使得“文”作为江南地区的文化形象，从被嘲笑的对象变成了一种骄傲。明朝虽然定都北京，但江南文化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便南京不再是首都，也依然保留一套完整的六部，北方的文人不到南京朝朝圣，基本上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江南读书人的搞基，化妆和对时装的品味影响了整个中国。中国人在明之前，衣服的色调是很单一的，老百姓和有钱人衣服的质地颜色不一样，但基本上变化很少。明代南京的读书人最早开始改造时装，在面料，颜色上花了很大的工夫，而且在样式上也注重修身，展示身材。由于文化的优势，这一风潮很快在全国蔓延开来，以至于当时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和商人，以为中国人人都搞同性恋。

但到了清朝，这一形象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明亡于清，而江南文化又是明朝的主导文化，所以在清朝，对江南的赞美和膜拜，成了汉族读书人怀念故国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江南突破了地域限制，成为了所有读书人的一种理想化的浪漫生活方式的代表。最典型的就是《儒林外史》，吴敬梓的一个身份，就是当时地下反清组织的骨干，他的笔记中曾经详细记录过康熙南巡的路线，而且非常认真地研究过康熙的性格和心理，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他试图联合反清地下组织暗杀康熙的证据。在他的小说里，明代的江南是一个繁荣、活跃、富足而和平的天堂，他借老百姓的口怀念“洪武爷的好日子”，通过“本朝若不是永乐振作一番，早成个齐梁世界了”来委婉地表达对永乐皇帝的支持。书中的几位纯儒、大儒都出于江南，而小丑式的人物多来自江南以外，比如周进是山东人，范是广东人，吝啬鬼严监生也是广东人，景兰江和匡超人都是温州人（温州在明代不属于江南）。作者给笔下人物安排的理想生活都在江南，庄绍光隐居在玄武湖，杜少卿住在南京的“河房”，和妻子带着金杯在清凉山饮酒